孫錫良：中國須對“兩會及代表”依法進行重大變革　　

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即將要召開了，跟往年一樣，會議時間還是會拉得相當的長，采訪記者也會相當的多，最后，在大家的努力下，肯定能夠開成團結的大會和勝利的大會。不過，在我看來，“兩會”如果不開成火藥味很濃的大會，就很難算得上實質性成功，即便所有的報告和提案都順利通過和立案了，也只是算是程序性勝利，至于是否真正符合民意就很難裁量。

全國“兩會”想開成讓老百姓滿意的大會，我認為第一步就必須對“兩會代表”進行大變革，現在的很多“兩會代表”基本上只是流于“念念經、交交友、唱唱歌、舉舉手”。人民對“兩會”的總結是：沒有哪一次的報告不是“振奮人心的”，沒有哪一次的投票不是順利過關的，沒有哪一次的成績不是非常偉大的。聽多了，看多了，也就有些膩了，年復一年的老問題始終還在那里原地不動，主要矛盾始終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廣大老百姓對自己最為關心的問題長期得不到回應流露出絕望情緒，如果不對“兩會“和“兩會代表”進行重大變革，全國的“兩會”開與不開差別并不大，頂多也就刺激了局部消費而已。

對“兩會“和“兩會代表”進行重大變革，應當被視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新世紀中國民意政治變革運動中的一次非凡探索。為了保證變革平穩有序，我認為可以先從三個方面進行思考：一是要認清當前制度下“兩會代表”在議事上的重大缺陷；二是要充分看到某些代表身上的先天性疾?。蝗且剿鳌皟蓵怼奔啊皟蓵弊兏锏幕痉较?。

一、當前“兩會代表”在參政議政方面的嚴重缺陷　　

中國的“兩會代表”呈現出“三多現象”，即“官員多、明星多、木偶多”，參政議政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和套路，困擾社會的主要矛盾日積月累，爆發的風險也越來越大， “兩會代表”是要代表民意的，如果他們做不到這一點，老百姓有理由讓他們退下來，換換血液，讓能夠議政的民意代表真正代表人民說話議事。目前，“兩會代表”參政議政嚴重缺陷的主要表現有：

1、部分代表不想議政。在“兩會代表”當中，有很多都是省委書記、省長、市長等行政官員，還有董事長、廠長、銀行行長等財主大佬，他們是不想議政的一個大群體，議政是議什么？不就是議他們自己嗎？如果他們真是心里想著人民，很多問題和矛盾早就解決了，問題非常明顯地擺在那里，他們不是不知道，他們的本意就是希望議來議去總在原地打轉，要說他們想議什么，也是想為自己爭取權益，就算少數有良心的代表想議點什么實質性議題，那還得察顏觀色，如果沒有得到暗示，講錯了會出大問題，如此擔驚受怕之下，絕大部分人還是選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個別敢于“放炮”的代表自然就成了“兩會明星”，不過，這些“明星”多半長不了，不要多久，他們就會在下一屆代表中消失掉，或者在官位上退居二線。不想議政的代表太多，是全國“兩會”難出成果的最大原因之一。

2、部分代表不會議政。在“兩會代表”中，有很多明星和名人，他們的成名決不是因為懂政治，他們能當上“代表”也決不是老百姓正常票選的，他們就因為那個“名”而進入了人民大會堂。在他們那個群體中，有一部分也是想為人民做點事的，但是，他們壓根就沒那能力，他們一年到頭都忙著賺錢，一年到頭都忙著炒作自己的“名頭”，哪有時間關心老百姓疾苦??？每年到了要開“兩會”的時候，匆匆忙忙地找幾個同行一湊合，拼湊個什么“提案”，至于提案有沒有用，他們可管不上，在中央電視臺每年的“兩會專題報道”中，都可以看到：某某代表坐在火車上還忙著改提案，還忙著征求其他人的意見，某某代表團在開會期間還忙著到北京市市民當中征求意見．．．．．．這是什么代表？一年的時間，你們不調研，干什么去了？到了開會的時候作秀，臨時抱佛腳，這樣的“提案”能有多大含金量？能幫老百姓解決什么問題？有什么全局性可言？這些代表干脆請假不出席還好些，至少還能低碳一點。

3、部分代表不敢議政。我說代表有“三多”，其中有一部分人是“木偶代表”（此處也略去一些字），這部分人總體上講就是為了要滿足《代表法》中“兩會代表”的要求而人為設定的，他們基本上就是木偶，他們不但代表不了人民，連自己都代表不了，跟木偶沒有多大本質區別，他們身上根本就沒有議政的功能，只是在各代表團的討論中充當說套話、唱贊歌的陪襯，雖然說，“木偶代表”比例不大，但影響不好，是最需要被淘汰的一個代表群體。

二、當前“兩會代表”自身的先天性疾病　　

全國部分“兩會代表”為什么不想議政？為什么不能議政？為什么不會議政？原因除了中國的大環境以外，更主要的還是代表自身存在的先天性疾病所致，不妨對他們一一進行解剖：

1、“官員代表”身上有哪些先天性疾?。俊　?/p>

首先是廉政上的疾病。不能說所有當官的都不廉政，但是，在能夠被選到全國“兩會代表”的官員中，黨政一把手是很多的，其他高級別行政官員也是很多的，不廉政的官員比例肯定不會很低，社會上流行一句話：“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寶森”。雖然有點夸張，但也大體上反映了社會現實和老百姓的不信任。老百姓能期望這些官員們去北京提交“官員財產申報”和“取消三公消費”的提案嗎？不可能。這兩個問題，老百姓等待了快二十年，一直沒有在中央“兩會”上取得實質性成果，主要原因，我看還是出在“官員代表”的身上，他們無論如何都不會提出革掉自己性命的提案。

其次是官商勾結的疾病?！皟蓵怼背姓賳T多以外，企業高管也多，地產大老板也多，各大集團的領軍人物也多，這些人組成了改革開放后的既得利益集團組合體，他們的利益關系越來越牢固，越來越向縱深發展，越來越加速推進，近十年來的融合速度已經遠超前二十年的速度，最近還有些人想甩開膀子大干一番的架勢。因為他們之間的相互“體帖和默契”，所以，房地產調控年年調是年年空調。另外，由于各小集團之間的利益也是糾葛不清，教育改革和醫改也是步履蹣跚。因為部分人的貪得無厭，中國的各種亂收費仍然大行其道，絲毫沒有減緩跡象，年年改舊問題，年年出新問題，投機倒把的行為越來越有恃無恐。這兩個官商群體怎么會想讓房價降下來呢？去年，我批評某市的一個大官不想降房價，電話被打爛了，今年他們在地方“兩會”上還是玩老一套——官商命運共同體。

最后是官員的退休病。大家認真觀察一下“兩會代表”，你會發現，有很多代表都是“養老型代表”，都快到退休年紀了，不管之前他們是否腐敗過，也不管他們是否曾經想為老百姓辦事，但在中國，一個行將退休又還沒有退的官員是最不能為人民辦事的官員，他們中的部分人一方面想利用退休前撈一點，為自己退休留點財產，另一方面又害怕得罪現行官員，在自己退休后得不到善待，他們此時的心理是最為復雜的，很少有把老百姓放在心里的，因為他們知道老百姓不能給他們帶來利益，個別官員在退休后麻著膽子講幾句實話，那也是極少數的個案，99%的代表們是不會講真話的，他們只等著“兩會”結束時舉手按表決器?，F在很多老百姓大多數人不是反對“退休雙軌制”嗎？看看這些代表，他們愿意改革嗎？快到期了，你讓他們失去到手的利益，他們不投反對票嗎？

2、其它代們表的先天性疾病。

知識分子代表的先天性疾病是過度中庸。在整個“兩會代表”中，知識分子（包括教育、文化、科技等界別）的人數是很多的，但這個群體總是處在一個陪襯的角色，他們本應當成為最活躍、最有創新意識和最有斗爭精神的一個群體，但實事上，他們卻成了一個最為中庸甚至是奴性和最會講廢話的代表群體，在我的內心本不愿意承認“百無一用是書生”的提法，但如果單看那些精英代表的話，我感覺還是蠻有道理的，

明星代表的先天性疾病是知識水平低。這樣評價可能打擊了一部分很有水平的明星代表，但我只能說，大體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一大堆唱歌的代表，一大堆世界冠軍代表，一大堆主持人代表，不能說他們沒有為國家作貢獻，名人代表中，很多人的確沒有什么文化，的確不懂得什么叫“提案”，更不知道對一個國家未來有決定性影響的思路該如何定。一些大牌名星，稚氣還未脫就坐在了人民大會堂，他們手上拿著報告，心里想著時間如何打發，有些人甚至連把報告通看一遍的耐心都沒有，在分組討會上居然也大言不慚地說：這是一個很好的報告，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報告！好在哪里，哪里振奮人心了是愣不知情的。不能說沒有文化的人就當不了代表，陳永貴當年就當得很好，但是，沒有政治頭腦、沒有責任心的代表就一定當不了好代表，明星的知識缺陷不是罪過，罪過在于他們沒意識到應該代表誰，沒有意識到自己肩上的責任，有些代表意識到了卻又力不從心。

民主黨派代表的先天性疾病是看戲心理。如果單從個人文化素質來評價，民主黨派的代表素質無疑是最高的，但是，大家不要以為，文化素質高，就是一個合格的代表，他們整體上一點也不比其它代表強多少，在我看來，目前的民主黨派代表甚至缺少起碼的道德觀和民族責任感，很多民主黨派的代表們抱著“得過且過、看戲不語”的思想，他們認為，只要共產黨對自己的待遇不減，對自己的利益干涉不要太多，沒有人會愿意就“財產申報和三公消費”問題提任何提案，因為這兩個問題與民主黨派的官員們也是密切相聯系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民主黨派官員的某些問題與共產黨官員是有共性的，民主黨派實際上處于最沒有監督的狀態，他們的自由度在中國也許是無與倫比的。今天的民主黨派已經不是建國初期的民主黨派，民族責任感已經所剩無幾，他們只想站在共產黨周圍看戲，并沒有與共產黨肝膽相照，當然，更沒有跟人民群眾心連心，他們也只是“兩會”中的看客而已。

其他沒有點到的代表也許就是眾多全國“兩會代表”中的合格者，他們雖然不多，但為人民、為國家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值得贊美，他們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他們配得上“代表”二字，我希望他們能再接再勵，為全國人民作出更多、更大的貢獻?！　?/p>

三、全國“兩會”重大變革的若干思考　　

我一直在思考：中央為什么每年都要開“兩會”？不就是要讓人民的代表去北京商議國家大事嗎，不就是讓代表們去解決老百姓迫切要解決的問題嗎？不就是要為國家領導人獻計獻策嗎？這樣的“兩會”開了幾十年，有成績也有問題，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老百姓的不滿也越來越多了，是不是也到了要變革的時候呢？任何事物都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進行變革，國家的議事形式也不例外，我認為從目前的實際出發，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重大變革，一個方面是對“兩會代表”的產生進行重大調整；二是要對“兩會”程序及形式進行重大變革，變革的重點是引入新的“代表團制”和中國式“行政質詢制”。 　　

1、對“兩會代表”進行重大變革?！　?/p>

第一點：副處級以上行政官員、國有和民營企業高管絕不能成為“兩會代表”。代表去開會就是去議政的，議誰的政？不正是議官員的政嗎？你黨政高官都坐在那里，你叫誰能議你呀？企業高管為什么不能成為代表？因為他們本質上與官員是一樣的，企業的自私性太強，行業利益觀念太強，難以站在一般老百姓的立場考慮問題，企業要維護利益，也只能選擇他們的民意代表，由行業的民意代表去維護他們的利益，而不能直接讓高管去代表?！皟蓵怼钡娜蝿帐亲h政，而不是當官，代表們不會當官沒關系，只要他們能夠把自己所代表群體的民意落實好就夠了。

第二點：“兩會代表”不能成為政治待遇。為什么有那么多明星當代表？為什么有那么多冠軍當代表？為什么有那么多模范當代表？為什么有那么英雄當代表？歸根結底還是中國“兩會代表”的官本位化，各級政府把對這些人業績上的成就獎賞轉化為“代表”的身份，同時想借助他們的身份繼續為各地創造新的利益，絲毫不管他們是否真的有能力去議政，所以，在全國“兩會”期間，很多代表不是忙著開會，而是忙著派對，忙著交朋友，忙著拉關系，一次事關全民的重要“兩會”結果演成了電視連續劇，難以讓人民群眾滿意！

第三點：“兩會代表”必須相對平民化和半專職化。很多國家的議員都是職業化的，他們的工作就是為民議事，在中國，要做到完全職業化暫時比較困難，但是，要做到相對平民化還是可以的，要做到半專職化也是可行的。什么叫相對平民化？就是所有的全國“兩會代表”的身份都必須是各行各業的普通工作人員，最高行政任職職位必須在副處級以下，如果高官想當代表也可以，那么，你可以先辭職競選代表，代表期滿后，你再復職。雖然他們是以平民為主，但并不意味對代表的水平要求降低，代表的產生也必須是經過競選產生的，要讓選民直接選出自己的民意代表和專業代表，要保證他們“有能力議政、愿意議政、敢于議政”。什么叫半專職化？就是說，一旦某個人當選了“兩會代表”，那么，在一屆代表任期內，其工作單位可以不安排原來工作崗位上的工作任務，專職帶薪從事調查研究、收集民意、書寫議案的工作，并做好選民的政策推廣和議案的落實工作。如果代表任期屆滿，可以回復原來的工作，無須擔心會因得罪官方而失去工作，代表的工作保障要通過《人民代表法》加以確立。“官員家庭財產申報”為什么遲遲不能實施？不就是官員代表太多了嗎？讓平民來推動人大立法肯定就容易得多。

第四點：“兩會代表”的產生必須通過選舉。實事求是地講，現在有很多代表是如何進入“代表”隊伍，老百姓是不知道的，就連同一個單位的同事都感到毫不知情，有些人還是被強拉進代表行列的，有很多普通百姓都感覺到近二十多年沒摸過選票，摸過選票的人又有一另個感受：單位要送誰上去，就一定可以選上。這些現象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精神，必須回到《憲法》軌道。

選舉方式的變革到底是以“選區制”好還是以“界別制”好，也許各有各的說法，就我個人看來，以“選區制”比較方便操作，因為界別是分離的，而選區是集中的，另外，選區制也能大體上照顧到界別的不同，因為不同選區的人員分布本身就代表了不同的界別類型，所以，從總體上看不會相差很大，全國“兩會代表”在進行“全國兩會代表常委”選舉時再進行二次界別控制，有利于核心層代表的專業性、知識性和代表性。

2、全國“兩會”的程序和形式也要進行重大變革?！　?/p>

第一點：國務院的工作報告必須接受全國“人大代表常委”的質詢和答辯。目前的分組討論方式太過形式化，無法對報告的具體內容作正面的質詢，有些話講了基本也是白講，各個代表團的重心也不一樣，不管所提意見是否合理，都很難得到報告者的直接回應，而“常委代表”的專業水平相對較高，議政能力也相對較強，他們可以對報告中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看得更準確，也能夠對國務院的工作計劃是否符合民意看得更遠，質詢能夠直指問題本質。對首長進行質詢不能走形式，首長和常委代表必須是針對具體問題展開答辯，通過質詢，讓老百姓知道哪些事情為什么可以做？哪些事情為什么暫時做不了？責任在哪里？什么時候老百姓才能看到希望？不能年年用同一個理由拖下去。

第二點：各部委必須接受各界別代表團的質詢和辯論。我建議完全取消以省為單位的代表團討論方式，直接以界別組團討論，要求各部委最高官員直接跟代表對話辯論，這樣就可以“專業對專業、同行對同行”的直接碰撞，對解決實際問題有更為顯著的效果，部長不能當太平官，必須有勇氣跟代表講道理，必須敢于接受批評，沒能力的部長可以選擇下臺。“界別團”質詢比“省團”那種沒有重心的千篇一律的廢話要好很多，“省團”討論說白了就是消磨時間，質詢程序的設立是非?？尚械?，該變革的必要性是重中又重。　　

第三點：對各項報告的審核和投票要更加細化。在每年的全國“兩會”中要審查的報告也就那么幾項，其中最為重要、也是老百姓最為關心的就是財政部所作的預決算報告和國務院的政府工作報告，政府工作報告可以在接受質詢后整體性投票表決，但預決算報告應當細化表決，比如說教育預算、醫療預算、國防預算、社會公共服務預算、行政支出預算都要單列出來單項表決，象“行政支出預算”如果不合理就會被否決，這樣就可以大大削減“三公消費”的開支，既幫助了中央政府，又贏得了人民群眾，現在，中央都把一攬子問題集在自己身上，壓力又大，還被群眾批評，兩頭不討好。細化的工作可以慢慢推進，但方向是必須堅持的。

結束語：全國“兩會”年年開，人民呼聲年年喊，核心問題年年在，主要矛盾年年聚，這樣的“兩會”有何意義？黨和政府一定要與時俱進，緊緊帖住人民的心，趕快進行全國“兩會”的重大變革，用實際行動取信于民，用實際成果贏得人民的支持，用創新思維推進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我在期待著，雖然帶有些理想主義色彩，但是，一切事情不都是先有理想再慢慢接近理想的嗎？　　

中南大學孫錫良（轉載須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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