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初期 ，一窮二白 ，百廢待興 ， 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打破常規 ，舉  全黨全國之力 ，有步驟地大力推行農業合作化 ，而這一切最直接的地緣戰略考量， 就是反侵略戰爭與美帝國主義戰略包圍和形成戰略對峙的需要 。在毛澤東的戰略思  考中 ，農業合作化不僅是新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和動力 ，而且是反對美國戰略包圍的  關鍵之舉 ，這是與當時的地緣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的 。一九五〇年底 ，美國操縱當時  的聯合國安理會否決我“美國武裝侵略中國臺灣案 ”并通過“ 中國侵略朝鮮案 ”。 一九五一年七月 ，正值抗美援朝戰爭艱苦進行之中 ，毛澤東明確表示支持山西省  委試辦農業合作社 。 十二月，《中共中央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 （草  案） 》 頒布 ，它以毛澤東關于發展農業合作社的闡述為指導 ， 同時吸收了應重視  農民對個體經濟的積極性 、組織起來的工作應適合生產發展的需要等黨內意見， 明確提出了發展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基本方針 、政策和指導原則 。以此推動全國  各地互助組合并為農業合作社 ，掀起愛國增產熱潮 。通過發動廣大農民互助合作  及各行各業愛國增產做后盾 ， 中國人民挺住了抗美援朝的艱難時刻 ，成功地粉碎  敵對勢力的經濟封鎖。

　　一九五三年前后 ，毛澤東在經過多次深入調研后堅定地認為 ：在合作化問題 上 ，一定要本著積極 、穩妥 、典型引路的方法去辦 。合作化除了具有可能性外 ，更 關鍵的是具有現實必要性和緊迫性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 ，我國的工業基礎還很薄 弱 ，農業機械化水平還很低 ；可是工業化的發展客觀上又要求農業社會化要有相應 的發展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化 ，必須發展農業 ，并逐步完成農業社會化。”（《毛 澤東文集》 第 6卷 207 頁） 這是因為 ，個體的分散的小生產條件下 ，我國商品糧和 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滿足不了大規模工業化的需要 ； 同時農業上大規模機器的使 用 ，也“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 ，或 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毛澤東文集》 第 6卷 432 頁）。 因此 ，毛澤東一九五五年七

　　月三十一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 、市委 、 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強調指出 ：“社  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 ”，不解決合作化問題 ，“我  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 ，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  化 ”。（《毛澤東文集》 第 6卷 431 頁） 總之 ，在毛澤東看來 ，在廢除封建土地地主  所有制之后 ，搞合作化是實現農業社會化的必要步驟 ，是實現工業化的必要條件。 完成工業化當然不只是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一切必要的輕工業都應建設起來 。為了  完成國家工業化 ，必須發展農業 ，并逐步完成農業的社會化 。但首先重要并能帶動  輕工業和農業向前發展的是建設重工業和國防工業。

　　第一節  農業合作化：我國工業化建設的必然選擇

　　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 ， 中國共產黨走的就是一條“ 以農村包圍城市 、武裝奪取 政權 ”的新型革命道路 。對農民 、農村 、農業問題的深刻了解與認識 ，成為以毛澤 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能夠最終奪取全國勝利的思想基礎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 的農村土地改革 ，繼續完成著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 ，進一步摧毀了封建制度的基 礎 ， 同時它的未來走向也將是決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成敗的關鍵 。如何面對汪洋 大海般的小農經濟 ， 怎樣才能通過不斷改革使之與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相適應 ，成 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繞不過的難關 ，也是中國共產黨人不得不認真思考的重大課 題 。從以往的革命經驗來看 ，答案只有一個 ：積極推進實現農村集體所有制改革 這場偉大的革命。

　　“ 土地改革 ”雖然終結了封建剝削的土地制度 ，但中國農業卻面臨四大難題： 一是土改后單干的農民 ，少牛沒車的沒法種地 ；二是部分貧苦農民出賣土地 ，農村  產生兩極分化嚴重 ，如果重新大規模出現地主階級 ，共產黨奮斗二十八年的新民主  主義革命就將付諸東流 ；三是興建農村水利設施等 ，需要聯合起來才有力量 ； 四是  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 ，適應不了工業化的發展 。實現農業現代化最重要的三個要  素 ：土地規模化 ，農業機械化 ，生產技術科學化 ，這些小農經濟都解決不了 。正如  《關于建國以來的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指出 ，分得土地的個體農民 ，“特別是  在土地改革中新獲得土地而缺少其他生產資料的貧下中農 ，為了避免重新借高利貸

　　甚至典讓和出賣土地 ，產生兩極分化 ，為了發展生產 ，興修水利 ，抗御自然災害， 采用農業機械和其他新技術 ，確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 一方面對農產品的需要日益增大 ，一方面對農業技術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強 ，這也是  促進個體農業向合作化方向發展的一個動力。

　　眾所周知 ，農業現代化的前提就是集中土地 。要實現農業現代化 ，一個基本的 前提 ，就是讓土地集中起來使用 。中國幅員遼闊 ，經濟發展程度不一 ，土地分割零 碎 ，農村人均只有二畝地 ，怎么實現農業現代化？ 而要將土地集中起來使用只有兩 條路選擇 ：一是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 ，將土地集中在莊園主手中 ；一條就是走中國 式的集體化道路 。若走西方的道路對農民土地進行二次剝奪 ，無疑是對新民主主義 革命的反動 ，這是死路一條！ 因為中國革命的前途是社會主義 ， 中國的農業現代化 只能走中國式的集體化道路。

　　從新中國建立之初至一九五六年間 ， 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農民群眾不停頓地進 行了農村社會主義改造 ，實現了經濟形態逐步向社會主義經濟形態的轉變 ，大體經 歷了由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這樣一個過程。

　　首先 ，在土地改革完成后 ，為解決農民缺少生產資料和資金的情況 ，政府開始 提倡戰爭年代實行的農業互助合作組織 。一九五一年九月 ，全國第一次農業互助合 作會議召開 ，起草了 《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的決議（草案）》， 指出 ：農民在土 地改革基礎上具有兩種生產積極性 ， 即個體經濟的積極性和互助合作的積極性 。要 克服農民在分散經營中所發生的困難 ，就必須在保護農民個體積極性的同時 ，提倡 “組織起來 ”，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 ，發展農民互助合作的積極性 。我國農村的互 助合作運動經歷了互助組 、初級社和高級社三個階段 。互助組階段 ，可以分為“ 臨 時互助組 ”和“常年互助組 ”兩種形式 ，分配政策是以土地私有權為基礎的 ，農民 在交上國家規定的賦稅后 ，對自己土地上的收獲產品具有獨立收益權 。在一些農村 的常年互助組里 ，分配方式一般通過工分和工票形式計算入組農民的生產工具和勞 動力等生產資料應該獲得的勞動報酬 。 由此可見 ，互助組階段 ， 由于生產資料歸個 人所有 ，收入分配還不具有社會主義性質 ，農民的收益來源于自己的勞動所得 ，不 存在剝削性 ，也有利于調動個體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其次 ，在初級社階段 ，農村的分配政策有所改變 ，主要是按照土地和其他生產

　　資料作為股份 ，并按照勞動量多少提供報酬 。因此 ，初級社階段的分配收益 ，除了  公共提成（公積金 、公益金等） 留存外 ，初級社農民的收入分配形式可以分為土地  報酬和勞動報酬兩大部分 。其中 ，公共提成是維持合作社集體開支和運行的基礎。 土地報酬的實質是地租 ，是對家庭傳統經營的繼承 ，是土地所有者因土地和其他生  產資料占有而產生的收入分配形式 。一九五三年初土地改革完成后 ，根據每一戶農  民占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的不同 ，“ 占有土地多的社員 ，就會憑借土地所有權 ，獲得  要素收入 ”。勞動報酬是合作社對各種勞動成果做了扣除之后 ，根據每個勞動者提  供的勞動數量進行的分配形式 。初級社階段 ，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分配總額在百  分之二十左右 ，勞動分配占的份額較大 ，標準實行“工分制 ”，通過計算社員勞動  數量、強度等的多少折合成可比較的標準進行分配。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 ， 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三次農業互助合作 會議 。毛澤東在會前和會議期間同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負責人進行了兩次談話 。在 十月十五日的談話中 ，毛澤東著重談了如何因地制宜 ，根據各地農村與城市的不同 情況 ，積極慎重地創辦農業合作社 ，并逐步從根本上解決私有制與生產力之間的矛 盾問題 。老人家說 ，辦好農業生產合作社 ， 即可帶動互助組大發展 。在新區 ，無論 大 、中 、小縣 ，要在今冬明春 ，經過充分準備 ，辦好一個到兩個合作社 ，至少一 個 ，一般一個到兩個 ，至多三個 ，根據工作好壞而定 。責成地委 、縣委用大力去 搞 ，一定要搞好 。中央局 、省市委農村工作部就要抓緊這件事 ，工作重點要放在這 個問題上 。個別地方是少數民族區 ，又未完成土改 ，可以不搞 。個別縣 ，工作很壞 的縣 ， 比如說落后鄉占百分之三十至四十 ，縣委書記很弱 ，一搞就要出亂子 ，可以 暫缺 ，不派數字 ，但是省委 、地委要負責幫助整頓工作 ，準備條件 ， 明年秋收以 后 ，冬季要搞起來 。一般規律是經過互助組再到合作社 ，但是直接搞社 ，也可允許 試一試 。走直路 ，走得好 ，可以較快地搞起來 ，為什么不可以？ 可以的。

　　各級農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這件事看作極為重要的事 。個體農民 ，增產有 限 ，必須發展互助合作 。對于農村的陣地 ，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 ，資本主義就必 然會去占領 。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 主義道路 ，也可增產 ，但時間要長 ，而且是痛苦的道路 。我們不搞資本主義 ，這是 定了的 ，如果又不搞社會主義 ，那就要兩頭落空。

　　“確保私有財產 ”，“四大自由 ”，都是有利于富農和富裕中農的 。為什么法律上  又要寫呢？法律是說保護私有財產 ，無“確保 ”字樣 。現在農民賣地 ，這不好 。法  律不禁止 ，但我們要做工作 ，阻止農民賣地 。辦法就是合作社 。互助組還不能阻止  農民賣地 ，要合作社 ，要大合作社才行 。大合作社也可使得農民不必出租土地了， 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帶幾戶鰥寡孤獨 ， 問題就解決了 。小合作社是否也能帶一點， 應加研究 。互助組也要幫助鰥寡孤獨 。合作社不能搞大的 ，搞中的 ；不能搞中的， 搞小的 。但能搞中的就應當搞中的 ，能搞大的就應當搞大的 ，不要看見大的就不高  興 。一二百戶的社算大的了 ，甚至也可以是三四百戶 。在大社之下設幾個分社 ，這  也是一種創造 ，不一定去解散大社 。所謂辦好 ，也不是完全都好 。各種經驗 ，都要  吸取 ，不要用一個規格到處套。

　　老區應當多發展一些 。有些新區可能比有些老區發展得快 ，例如 ，關中可能比  陜北發展得快 ，成都壩子可能比阜平那些地方發展得快 。要打破新區一定慢的觀  念 。東北其實不是老區 ，南滿與關內的后解放的地方也差不多 。可能江蘇 、杭嘉湖  一帶趕過山東 、華北的山地老區 ，而且應當趕過 。新區慢慢來 ，一般可以這樣講， 但有些地方干部強 ，人口集中 ，地勢平坦 ，搞好了幾個典型 ，可能一下子較快地發  展起來。

　　發展合作社 ，也要做到數多 、質高 、成本低 。所謂成本低 ，就是不出廢品 ； 出 了廢品 ，浪費農民的精力 ，落個影響很壞 ，政治上蝕了本 ，少打了糧食 。最后的結 果是要多產糧食 、棉花 、甘蔗 、蔬菜等等 。不能多打糧食 ，是沒有出路的 ，于國于 民都不利。

　　在城市郊區 ，要多產蔬菜 ，不能多產蔬菜 ，也是沒有出路的 ，于國于民也都不  利 。城市郊區土地肥沃 ，土地平坦 ，又是公有的 ，可以首先搞大社 。當然要搞得細  致 ，種菜不像種糧 ，粗糙更不行 。要典型試辦 ，不能冒進 。城市蔬菜供應 ，依靠個  體農民進城賣菜來供應 ，這是不行的 ，生產上要想辦法 ，供銷合作社也要想辦法。 大城市蔬菜的供求 ，現在有極大的矛盾。

　　糧食 、棉花的供求也都有極大的矛盾 ， 肉類 、油脂不久也會出現極大的矛盾。 需求大大增加 ，供應不上。

　　從解決這種供求矛盾出發 ，就要解決所有制與生產力的矛盾問題 。是個體所有

　　制 ，還是集體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所有制 ，還是社會主義所有制？個體所有制的生 產關系與大量供應是完全沖突的 。個體所有制必須過渡到集體所有制 ，過渡到社會 主義 。合作社有低的 ，土地入股 ；有高的 ，土地歸公 ，歸合作社之公。

　　總路線也可以說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 。國有制擴大——國營企業的新建 、改 建 、擴建 。私人所有制有兩種 ，勞動人民的和資產階級的 ，改變為集體所有制和國 營（經過公私合營 ，統一于社會主義）， 這才能提高生產力 ，完成國家工業化 。生 產力發展了 ，才能解決供求的矛盾。（《毛澤東全集》第 33卷 357頁）

　　毛澤東在十一月四日的談話中 ，則進一步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 ”的觀點 ，按  照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要求 ，努力爭取早日實現生產關系的變革 。老人家說 ，做一切  工作 ，必須切合實際 ，不合實際就錯了 。切合實際就是要看需要與可能 ，可能就是  包括政治條件 、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 。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 ，現在是既需要 ，又可  能 ，潛在力很大 。如果不去發掘 ，那就是穩步而不前進 。腳本來是走路的 ，老是站  著不動那就錯了 。有條件成立的合作社 ，強迫解散 ，那就不對了 ，不管哪一年 ，都  是錯的 。“糾正急躁冒進 ”，總是一股風吧 ，吹下去了 ，也吹倒了一些不應當吹倒的  農業生產合作社 。倒錯了的 ，應當查出來講清楚 ，承認是錯誤 ，不然 ，那里的鄉干  部 、積極分子 ，就憋著一肚子氣了 。要搞社會主義 。“確保私有 ”是受了資產階級  的影響 。“群居終日 ，言不及義 ，好行小惠 ，難矣哉 ”。“言不及義 ”就是言不及社  會主義 ，不搞社會主義 。搞農貸 ，發救濟糧 ，依率計征 ，依法減免 ，興修小型水  利 ，打井開渠 ，深耕密植 ，合理施肥 ，推廣新式步犁 、水車 、噴霧器 、農藥 ，反對  “ 五多 ”等等 ，這些都是好事 。但是不靠社會主義 ， 只在小農經濟基礎上搞這一  套 ，那就是對農民行小惠 。這些好事跟總路線 、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那就不同了， 就不是小惠了 。必須搞社會主義 ，使這些好事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 。至于“確保私  有 ”“四大自由 ”，那更是小惠了 ，而且是惠及富農和富裕中農 。不靠社會主義 ，想  從小農經濟做文章 ，靠在個體經濟基礎上行小惠 ，而希望大增產糧食 ，解決糧食問  題 ，解決國計民生的大計 ，那真是“難矣哉 ”！

　　有句古語 ，“綱舉目張 ”。拿起綱 ， 目才能張 ，綱就是主題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 義的矛盾 ，并且逐步解決這個矛盾 ，這就是主題 ，就是綱 。提起了這個綱 ，克服 “五多 ”以及各項幫助農民的政治工作 、經濟工作 ，一切都有統屬了 。農業生產合

　　作社 ，社內社外都有矛盾 。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半社會主義的 ，社外的個體 農民是完全的私有制（個體農民在供銷社入了股 ，他這一部分股金的所有制也有了 變化 ，他也有一點社會主義）， 這兩者之間是有矛盾的 。互助組跟農業生產合作社 不同 ，互助組只是集體勞動 ，并沒有觸及到所有制 。現在的農業生產合作社還是建 立在私有制基礎之上的 ，個人所有的土地 、大牲口 、大農具入了股 ，在社內社會主 義因素和私有制也是有矛盾的 ，這個矛盾要逐步解決 。到將來 ， 由現在這種半公半 私進到集體所有制 ，這個矛盾就解決了 。我們所采取的步驟是穩的 ， 由社會主義萌 芽的互助組 ，進到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 ，再進到完全社會主義的合作社（將來也叫 農業生產合作社 ，不要叫集體農莊）。 一般講 ，互助組還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基礎。

　　有一個時候 ， 曾經有幾個文件沒有提到互助合作 ，我都加上發展互助合作或者    進行必要的和可行的政治工作 、經濟工作這樣一類的話 。有些人想從小農經濟做文    章 ， 因而就特別反對對農民干涉過多 。那個時候 ，也確是有些干涉過多 ，上面“五    多 ”，條條往下插 ，插得下面很亂 。“五多 ”哪一年也不行 ，不僅農村不行 ，工廠也    不行 ，軍隊也不行 。中央發了幾個文件 ，反對干涉過多 ，這有好處 。什么是干涉過    多呢？不顧需要和可能 、不切實際 、主觀主義的計劃 ，或者計劃倒合實際 ，但用命    令主義的方法去做 ，那就是干涉過多 。主觀主義 、命令主義 ，一萬年也是要不得    的 。不僅是對于分散的小農經濟要不得 ，就是對于合作社也是要不得的 。但是 ，不    能把需要做 、可能做的事 ，做法又不是命令主義的 ，也叫做干涉過多 。檢查工作 ，  應當用這個標準 。凡是主觀主義的 ，不合實際的 ，都是錯誤的 。凡是用命令主義去    辦事 ，都是錯誤的 。穩步不前 ，右了 ，超過實際可能辦到的程度勉強去辦 ，“左 ” 了 ，這都是主觀主義 。 冒進是錯誤的 ，可辦的不辦也是錯誤的 ，強迫解散更是錯誤    的 。“農村苦 ”“不大妙 ”“措施不適合于小農經濟 ”，黨內黨外都有這種議論 。農村    是有一些苦 ，但是要有恰當的分析 。其實 ，農村并不是那樣苦 ，也不過百分之十左    右的缺糧戶 ，其中有一半是很困難的 ，鰥寡孤獨 ，沒有勞動力 ，但是互助組 、合作    社可以給他們幫點忙 。他們的生活比起國民黨時代總是好得多了 ，總是分了田 。災    民是苦 ，但是也發了救濟糧 。一般農民的生活是好的 ， 向上的 ，所以有百分之八十    至九十的農民歡欣鼓舞 ，擁護政府 。農村人口中間 ，有百分之七左右的地主富農對    政府不滿 。說 “農村苦 ，不得了了 ”，我歷來就不是這樣看的 。有些人講到農村

　　苦 ，也講到農村散 ，就是小農經濟的分散性 ；但是他們講分散性的時候 ，沒有同時 講搞合作社 。對于個體經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 ，搞互助合作 ，辦合作社 ，這不僅是 個方向 ，而且是當前的任務。

　　總路線的問題 ，沒有七 、八月間的財經會議 ，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 。七 、八  月的財經會議 ，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 。總路線 ，概括的一句話就是 ：逐步實現國  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對農業 、手工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次實  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 ，對于社會主義也是很大的推動 。接著又開了這次互  助合作會議 ，又是一次很大的推動 。鑒于今年大半年互助合作運動縮了一下 ，所以  這次會議要積極一些 。但是 ，政策要交代清楚 。交代政策這件事很重要 。“積極領  導 ，穩步發展 ”，這句話很好 。這大半年 ，縮了一下 ，穩步而不前進 ，這不大妥當。 但是 ，也有好處 。 比如打仗 ，打了一仗 ，休整一下 ，再展開第二個戰役 。問題是有  些陣地退多了一些 ，有一些不是退多了 ，而是本來可以發展的沒有發展 ，不讓發  展 ，不批準 ，成了非法的 。世界上有許多新生的正確的東西 ，常常是非法的 。我們  過去就是“非法 ” 的呀 ， 國民黨是“合法 ” 的呀 。可是這些非法的社 ，堅持下來  了 ，辦好了 ，你還能不承認嗎?還得承認它是合法的 ，它還是勝利了。會上講了積極  領導 ，穩步發展 ，但是也要估計到還會有些亂子出來 。你說積極 、穩步 ，做起來也  會是不積極領導 ，或者不穩步發展 。積極 、穩步就是要有控制數字 ，派任務 ，爾后  再檢查完成沒有 。有可能完成而不去完成 ，那是不行的 ，那就是對社會主義不熱  心 。據檢查 ，現在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社減了產 ，辦得不大好 ，這就是沒有積  極領導的結果 。當然有少數社沒有辦好 ，減了產 ，也是難免的 。但是如果有百分之  二十甚至有更多的社減了產 ，那就是問題 。總路線就是逐步改變生產關系 。斯大林  說 ，生產關系的基礎就是所有制 。這一點同志們必須弄清楚 。現在 ，私有制和社會  主義公有制都是合法的 ，但是私有制要逐步變為不合法 。在三畝地上“確保私有 ”， 搞“ 四大自由 ”，結果就是發展少數富農 ，走資本主義的路。縣干部、區干部的工作  要逐步轉到農業生產互助合作這方面來 ，轉到搞社會主義這方面來 。縣委書記 、區  委書記要把辦社會主義之事當作大事看 。一定要書記負責 ，我就是中央的書記 ， 中  央局書記 、省委書記 、地委書記 、縣委書記 、區委書記 ，各級書記 ，都要負責 ，親  自動手 。中央現在百分之七八十的精力 ，都集中在辦農業社會主義改造之事上 。改

　　造資本主義工商業 ，也是辦社會主義 。各級農村工作部的同志 ，到會的人 ，要成為 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專家 ，要成為懂得理論 、懂得路線 、懂得政策 、懂得方法的專 家 。城市蔬菜的生產和供應 ，都要有計劃性 。大城市和新發展起來的城市 ，人口很 集中 ，沒有蔬菜吃 ， 哪能行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 。在城市郊區 ，蔬菜生產搞互助 組 ，供應不好解決 ，可以不經互助組 ，就搞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 ，甚至搞完全社會 主義的合作社 。這個問題 ，可以研究一下 。生產合作社的發展計劃提出來了 ，今冬 明春 ，到明年秋收前 ，發展三萬二千多個 ，一九五七年可以發展到七十萬個 。但是 要估計到有時候可能突然發展一下 ，可能發展到一百萬個 ，也許不止一百萬個 。總 之 ，既要辦多 ，又要辦好 ，積極領導 ，穩步發展。（《毛澤東全集》第33卷360頁）

　　在全國第三次互助合作會議召開后 ， 國家頒布了 《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 的決議》， 開始對分配政策進行調整 ， 明確要求 ：“必須隨著生產的增長 、勞動效 率的發揮和群眾的覺悟 ， 逐步而穩步地提高勞動報酬的比例 。”從一九五四年 起 ，許多地方開始調低土地報酬在分配中的比例 ，逐步提高勞動報酬在分配中的 比重 。如河北省委農村工作部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農業生產合作社總結報告中指 出 ：“農業生產合作社收益分配 ，有兩種形式 ， 即比例分紅制和死租制 。我省一 般以勞五地五 ，勞五五地四五 ，或者勞六地四分紅為多（但在土地多勞力少的地 區 ， 土地分配比例應適當低些 ， 山區土地少 ，亦可適當高些）， 比例分紅辦法群 眾容易接受 。有的地區 ，土地采用可死租制（這種方法必須規定出遭災后減租或 免稅辦法）， 無論哪種方法 ，在具體執行時必須根據不同情況和不同條件 ，有領 導的由民主討論決定不能機械套用 。在逐年提高產量的情況下 ，必須逐漸提高勞 力報酬 ， 同時適當降低土地報酬 。也有在定產以內比例分紅 ，超產部分完全歸勞 力所得的辦法。”

　　一九五五年夏 ， 由于對農業合作化形勢的看法不同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引發 了關于農業合作化發展速度問題的一場爭論 。毛澤東在相關的報告里 ，首先不點 名地批評了合作化過程中“小腳女人走路 ” 的做法 ，接著回顧了我國農業合作化 運動的歷史 ，對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基本經驗作了較全面的總結 ， 闡明了農業合作 化的基本道路 、基本方針 、基本政策 ，乃至與推動我國工業化建設的關系。

　　毛澤東在報告中尖銳地批評道 ，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 ，我

　　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 ， 過多的評頭品足 ， 不適當的埋怨 ，無窮的憂 慮 ，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 ，這是錯誤的方針 。要大膽指導運動 ，不要前怕龍 ，后 怕虎 。干部和農民在自己的斗爭經驗中將改造他們自己 。要讓他們做 ，在做的中 間得到教訓 ，增長才干 。這樣 ，大批的優秀人物就會產生 。前怕龍后怕虎的態度 不能造就干部 。必須由上面派出大批經過短期訓練的干部 ，到農村中去指導和幫 助合作化運動 ；但是由上面派下去的干部也要在運動中才能學會怎樣做工作 。光 是進了訓練班 ， 聽到教員講了幾十條 ，還不一定就會做工作 。總之 ，領導不應當 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頭 。而現在的情況 ，正是群眾運動走在領導的前頭 ，領導趕不 上運動 。這種情況必須改變。

　　毛澤東強調指出 ，為了證明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和我黨中央對于農業合作化的  方針的正確性 ，我們現在就來談一談我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歷史 ，也許不是無益  的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 ，在二十二年的革命戰爭中 ，我黨已經有了在土地  改革之后 ，領導農民 ，組織帶有社會主義萌芽的農業生產互助團體的經驗 。那時， 在江西是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 ，在陜北是變工隊 ，在華北 、華東和東北各地是互助  組 。那時 ，半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組織 ，也已經個別地產生。 例如 ，在抗日時期 ，在陜北的安塞縣 ，就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  社 。不過 ，這種合作社在當時還沒有推廣。

　　我黨領導農民更廣泛地組織農業生產互助組 ，并且在互助組的基礎上開始成批 地組織農業生產合作社 ，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 。到現在 ，又已經有了差不 多六年的歷史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我黨中央做出第一個先向地方黨組織 發布并且在各地試行的關于農業生產互助合作決議草案的時候（這個文件到一九五 三年三月 ，才在報紙上以正式決議的形式發表）， 已經有了三百多個農業生產合作 社 。過了兩年 ，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我黨中央發布關于農業生產合作社決議 的時候 ，農業生產合作社已經發展到一萬四千多個 ，兩年時間增加了四十六倍 。這 個決議指出 ，要在一九五三年冬季到一九五四年秋收的時候 ，農業生產合作社由一 萬四千多個 ，發展到三萬五千八百多個 ， 即只準備增加一倍半 ，而其結果 ，這一年 卻發展到了十萬個合作社 ，成為一萬四千多個合作社的七倍多。

　　一九五四年十月 ，我黨中央決定： 由十萬個合作社增加五倍 ，發展到六十萬個

　　合作社 ，結果完成了六十七萬個合作社 。到一九五五年六月為止 ，經過初步整理之 后 ，縮減了兩萬個社 ， 留下了六十五萬個社 ，較計劃數字超過了五萬個社 。入社農 戶共有一千六百九十萬戶 ，平均每社二十六戶 。這些合作社 ，大部分是在北方幾個 解放較早的省份 。在全國大多數解放較晚的省份中 ，每省都已經建立了一批農業生 產合作社 ，安徽 、浙江兩省建立的較多些 ，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數目還不很多 。這 些合作社 ，一般地是小型的 ；但是其中也有少數的大型社 ，每社有的七八十戶 ，有 的一百多戶 ，有的達到幾百戶 。這些合作社 ，一般地是半社會主義的 ；但是其中也 有少數發展成了社會主義的高級社。

　　同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化運動的發展同時 ，我國已經有了少數社會主義的國營 農場 。到一九五七年 ， 國營農場將達到三千零三十八個 ，耕地面積將達到一千六百 八十七萬畝 。其中 ，機械化農場將達到一百四十一個（包括一九五二年原有的和第 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增加的）， 耕地面積將達到七百五十八萬畝 ；非機耕的地方國 營農場二千八百九十七個 ，耕地面積將達到九百二十九萬畝 。國營農業在第二第三 兩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將有大規模的發展。

　　一九五五年春季 ，我黨中央決定 ：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一百萬個 。這個數目 字同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比較 ，只增加三十五萬個 ， 即只增加半倍多一點 。我覺得 似乎少了一點 ，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萬個社增加一倍左右 ， 即增加到一百三十 萬個左右的合作社 ，使全國二十幾萬個鄉 ，除了某些邊疆地區以外 ，每鄉都有一個 至幾個小型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 以作榜樣 。這些合作社 ，過一兩 年就有經驗了 ，就成了老社了 ，別人就會向它們學習了 。 由現在到一九五六年十月 秋收以前 ，還有十四個月 ，完成這樣一個建社計劃 ，應當是可能的。

　　當然 ，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要將大約一億一千 萬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 ，并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 ，確有很多的困 難 ；但是我們應當相信 ，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群眾克服這些困難的 。就農業合作化問 題來說，

　　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 ：貧農 、新中農中間的下中農和老中農中間的下中農 ， 因 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困難（貧農）， 或者他們的經濟地位雖然比較解放以前有所改 善 ，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農）， 因此 ，他們是有一種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的 ，他們是積極地響應黨的合作化號召的 ，特別是他們中間的覺悟較高的分子 ，這 種積極性更大。

　　我認為我們應當相信 ：黨是有能力領導全國人民進到社會主義社會的 。我們黨  已經勝利地領導了一個偉大的人民民主革命 ，建立了以工人階級為首的人民民主專  政 ，也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 ，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 ，基本上完成社會  主義工業化和對于農業 、手工業 、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在農業方面， 也同其他方面一樣 ，我們已經有了足以說服人的有力量的證據 。請看第一批三百個  合作社 ，第二批一萬三千七百個合作社 ，第三批八萬六千個合作社 ， 以上三批共有  十萬個合作社 ，都是一九五四年秋季以前建立起來的 ，都鞏固了 ，為什么一九五四  年至一九五五年的第四批合作社（五十五萬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第五  批合作社（暫定控制數字為三十五萬個 ， 尚待最后確定）就不能鞏固呢？ 我們應當  相信群眾 ，我們應當相信黨 ，這是兩條根本的原理 。如果懷疑這兩條原理 ，那就什  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澤東明確指出 ，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  性 ，而不應當去挫折它 。在勝利面前 ，我認為有兩種不好：（1）勝利沖昏了頭腦， 使自己的頭腦大大膨脹起來 ，犯出“左 ”的錯誤 ，這當然不好。（2）勝利嚇昏了頭  腦 ，來一個“堅決收縮 ”，犯出右的錯誤 ，這也不好 。現在的情況是屬于后一種， 有些同志被幾十萬個小型合作社嚇昏了。

　　有些同志不贊成我黨中央關于我國農業合作化的步驟應當和我國的社會主義工 業化的步驟相適應的方針 ，而這種方針 ， 曾經在蘇聯證明是正確的 。他們認為在工 業化的問題上可以采取現在規定的速度 ，而在農業合作化的問題上則不必同工業化 的步驟相適應 ，而應當采取特別遲緩的速度 。這就忽視了蘇聯的經驗 。這些同志不 知道社會主義工業化是不能離開農業合作化而孤立地去進行的。

　　首先 ， 大家知道 ， 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 ， 現在是很低的， 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地增大 ，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 。如果我  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的問題 ， 即農業由使  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 ，包括由國家組織的  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 ，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

　　畝）， 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 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 ，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 ，我 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 。這個問題 ，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是曾 經遇到了的 ，蘇聯是用有計劃地領導和發展農業合作化的方法解決了 ，我們也只有 用這個方法才能解決它。

　　其次 ，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 ， 即 ：社會主義工 業化的一個最重要的部門——重工業 ，它的拖拉機的生產 ，它的其他農業機器的生 產 ，它的化學肥料的生產 ，它的供農業使用的現代運輸工具的生產 ，它的供農業使 用的煤油和電力的生產等等 ，所有這些 ，只有在農業已經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規模經 營的基礎上才有使用的可能 ，或者才能大量地使用 。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 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 ，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由手工業生產到 大規模現代化機器生產的革命 ，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 。在農業方面 ，在我 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 則必須先有合作化 ，然后 才能使用大機器 。 由此可見 ，我們對于工業和農業 、社會主義的工業化和社會主義 的農業改造這樣兩件事 ，決不可以分割起來和互相孤立起來去看 ，決不可以只強調 一方面 ，減弱另一方面。

　　我們的一些同志也沒有把這樣兩件事聯系起來想一想 ， 即 ：為了完成國家工業  化和農業技術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資金 ，其中有一個相當大的部分是要從農業方面積  累起來的 。這除了直接的農業稅以外 ，就是發展為農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資料的輕  工業的生產 ，拿這些東西去同農民的商品糧食和輕工業原料相交換 ，既滿足了農民  和國家兩方面的物資需要 ，又為國家積累了資金 。而輕工業的大規模的發展不但需  要重工業的發展 ，也需要農業的發展 。因為大規模的輕工業的發展 ，不是在小農經  濟的基礎上所能實現的 ，它有待于大規模的農業 ，而在我國就是社會主義的合作化  的農業 。因為只有這種農業 ，才能夠使農民有比較現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購買力。 這種經驗 ，蘇聯也已經提供給我們了 ，我們的有些同志卻沒有注意 。他們老是站在  資產階級 、富農或者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  意 ，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通過的

　　《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 對勞動力和土地報酬分配政策又做了較大調整 ，規 定 ：“土地報酬一般地應該低于勞動報酬 ，過高是不對的 。但是同時應該照顧勞動 力少而土地多的社員 ，特別是那些老弱孤寡的社員 ，使他們也能夠得到適當的收 入。”這里不僅再次強調了勞動報酬 ，而且強調了照顧缺乏勞動力的社員收入 。到 一九五五年底 ，全國六十三萬個合作社中 ， 已經有七萬四千六百七十個初級社取消 了土地報酬 。全國的初級社中 ， 已經有百分之九點四的耕地面積不再獲得土地報 酬 ，其中 ，建立合作社時間較長的吉林省占三十三點五 ， 山西省占二十三點八 。相 比互助組階段 ，初級社階段的農民收入分配政策具有了半社會主義性質 。初級社階 段 ，雖然土地和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歸農民個人所有 ，但實行了所有權和經營權分 離 ， 由初級社統一經營社員的生產資料 ，社員分配政策以勞動收入為主 ，還包括 “土地分紅 ”和其他利息補償等。

　　同年底 ，毛澤東兩次編輯并親寫序言出版《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中、 下）一書 ，又為總計一百七十六篇材料中的一百零四篇加寫按語 ，這是新中國農村社  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一件大事 。特別是老人家為本書寫的按語 ，對農村的階級斗  爭、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集體化農村的政治、經濟、文化工作等方面都作了極為重  要的指示 ，直接推動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的到來。（《毛澤東年譜》第2卷502頁）

　　農業合作化一旦進入高級社就轉變成在黨的領導下建立的以生產資料集體所有 制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組織 。一九五六年六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 過的 《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范章程》 明確規定 ：“農業生產合作社是中國共產黨 和人民政府的領導和幫助下 ，在自愿和互利的基礎上組織起來的社會主義的集體經 濟組織 。農業生產合作社按照社會主義的原則 ，把社員私有的主要生產資料轉為合 作社集體所有 ，組織集體勞動 ，實行‘各盡所能 ，按勞分配 ’，不分男女老少 ， 同 工同酬。”高級社階段 ， 由于土地私有權及其收益被完全取消 ，生產資料歸集體所 有 ，生產資料不再作為股份制參與分配 ，農村合作社內部實行完全的工分制 。這種 形式的“按勞分配 ”既包括以家庭為單位的工分分配 ，也包括社員個人的基本口糧 收入 。這時的合作社分配政策是在做了各種必要扣除后 ，把剩余的產品分為“工分 糧 ”和“基本口糧 ”兩部分 。在這兩部分比例中 ，“基本口糧 ”處于優先地位 ， 因 為規定指出 ：“合作社在分配糧食的時候 ， 口糧部分要按照當地的口糧標準 ，按人

　　口多少分給社員 。除了口糧以外的部分 ，可以按照各個社員所做勞動日的多少進行 分配。”高級社階段的分配政策已經完全屬于社會主義性質 。高級社階段的生產資 料屬于集體所有 ，按勞分配成為社員間分配收益的普遍原則 。但由于分配方式中的 工分制和勞動日計算勞動報酬雖然簡單 ，然而計算難度很大 ，容易造成實際分配中 的平均化傾向。

　　新中國成立后至一九五六年底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 ， 中國實行的分配政策是以 按勞分配為主導 、其他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制度 ，這一分配政策的調整具有 重大歷史意義。

　　第一 ，這種分配制度是對舊中國原有分配政策的根本否定 。幾千年來 ，廣大人 民遭受剝削階級的盤剝之苦 ，辛苦的勞動卻不能換來溫飽的滿足和社會地位的提 高 。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政策的確立 ，滿足了人民群眾的基本要求 ，極大提高了 他們的生產積極性。

　　第二 ，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政策也是當時歷史條件下的 必然選擇 。新中國成立初期 ， 中國仍是一個人口眾多 、經濟落后的國家 ，為了滿足 人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 ，必須實行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制度。

　　第三 ， 以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政策消除了人們的“搭便車 ”現象 。社會中的 每一個人要想獲得勞動報酬必須參加勞動 。這種政策的實施激勵人們努力從事生產 活動。

　　第四 ， 以按勞分配為主導 、其他多種分配方式相結合的分配政策 ，在新中國成 立初期的惡劣環境中 ，極大調動了人們的生產積極性 ，為當時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 展 ，為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作出了重大貢獻。

　　第二節  合作化與統購統銷

　　始于一九五三年的糧食等主要農作物的統購統銷 ，是新中國經濟史中最值得關 注的事件之一 。統購統銷政策出臺的主要原因在于一九五三年前后出現的糧食危 機 ，這是導致政府推行統購統銷的一個重要因素 ；而工業化戰略的確立 ，則是造成 糧食需求量迅速上升的重要原因 。統購統銷的推行與工業化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

　　系 ，統購統銷不但是為了保障糧食和農產品供給 ，而且也是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價格 “剪刀差 ”，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積累的重要渠道 ，并因此形成一種獨特的農產品流通 體制 。統購統銷在保障供給 、支持建設方面的作用是明顯的 ，統購統銷加速了農業 合作化和集體化進程 ，對新中國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形成和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起 了關鍵作用。

　　一、工業化戰略將農業合作化提上議事日程

　　當我們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將“ 中國自鴉片戰爭以后為什么一直挨打 ”的問  題放在建國初期的背景下進行經濟分析 ，究其根本原因 ，就在于世界大都進入工業  時代 ，而中國還停留在農業時代 。對此 ，就連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也看到了， 所以才會有洋務運動 。在這一點上 ， 中國共產黨同資產階級政黨的看法也沒有分  歧 ，不同的只是 ，我們黨認為中國要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首先要扳倒擋在中國工  業化道路上的三只攔路虎——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而且不能再走  西方資本主義的老路 ，必須順應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 ，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  路 ，然后通過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國家工業化。

　　在革命的問題上 ，我們黨又提出同俄國共產黨不同的做法 ， 即分兩步走 ，先完  成新民主主義革命 ，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到了新中國成立的前夕和初期 ， 眼看新  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就要完成 ，毛澤東 、劉少奇等領導人又提出 ，新民主主義革命  勝利后還要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 ，然后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他們之所以這樣主  張 ， 主要是考慮那時中國的近代機器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僅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  十 ，不具備馬上發展重工業建設的條件 ，需要先重點發展農業 、輕工業 ， 以此積累  發展重工業的資金 ，到條件成熟時再重點發展重工業 。而輕工業當時主要掌握在民  族資本家手里 ，所以 ，先重點發展輕工業就要允許和鼓勵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  不是實行社會主義政策 。然而 ，一九五〇年爆發的朝鮮戰爭 ，使情況發生了重大變  化 。首先 ， 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國家把戰火燒到了鴨綠江邊 ，對中國安全構成了  直接威脅 ，使制造大炮 、飛機 、軍艦等現代軍事工業的問題被提上日程 ， 因而使發  展重工業的任務變得緊迫起來 ，也使優先發展重工業變成了當時正在制定的第一個  五年計劃的重點 。其次 ， 中國在蘇聯一時未能提供空中掩護的情況下 ，答應斯大林  的請求 ，毅然決定出兵朝鮮 ， 以血肉之軀把用鋼鐵武裝的美國軍隊擋在三八線上，

　　鞏固了中國的安全 ，也鞏固了蘇聯東部的安全 ，使斯大林由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將 信將疑變為完全的信任 ， 因而答應全面援助中國以重工業為重點的第一個五年計 劃 。這兩大變化是促使毛澤東改變關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義再搞社會主義的設想的 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從當時人們的認識看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國有化 、公有化和經濟運行與資源配  置的計劃化 ，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兩大基本特征 。而從實際出發 ，對于一個經濟基礎  落后的國家 ，要在短時間里實現工業化 ，也只能采取國有化 、公有化和計劃化這種  有利于資金 、人才 、資源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 ，就是說采取社會主義的內部積累的  辦法 。尤其是我們“一五 ”計劃建設的重點項目 ，都是建立在蘇聯對圖紙設計 、設  備制造 、專家幫助和人才培育等全面援助的前提之下的 ，而蘇聯采用的是國有化、 公有化 、計劃化的體制 ，更需要我們與之接軌 。毛澤東第一次提出現在就向社會主  義過渡 ，恰恰是在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討論“一五 ”計劃方針和聽取周恩來、 陳云匯報與斯大林會談有關蘇聯援助“一五 ”計劃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 。這說明， 得知蘇聯同意全面援助中國“一五 ”計劃建設 ， 中央最終確定“一五 ”計劃優先發  展重工業 ，毛澤東提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這三件事之間是有內在因果聯系的。 就是說 ， 由于蘇聯同意援助“一五 ”計劃建設 ，“一五 ”計劃的重點才確定為重工  業 ； 由于“一五 ”計劃的重點確定為重工業 ，毛澤東才提出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 如果當時蘇聯不同意對中國“一五 ”計劃建設給予全面援助 ，我們將仍然不具備把  重點發展農業 、輕工業改變為重點發展重工業的條件 ，那樣 ，毛澤東也不會把先搞  十幾年新民主主義再搞社會主義的設想改變為提前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 毛澤東的這個提議符合優先發展重工業的需要 ，而且與中央關于新民主主義向社會  主義轉變的設想只是在步驟方法上有所變化 ，本質上并沒有變化 。毛澤東決定提前  向社會主義過渡是為中華民族抓住了一次難得的歷史機遇 。如果不是當初的這個決  策 ，我們就不可能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  經濟體系。

　　二、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原因分析

　　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 ，原因在于當時中國國民經濟恢復的任務已 經提前完成 ， 國營經濟在工商業中的比重已經超過一半 ，農業合作化也已經普遍開

　　展 ，這幾個變化都是促使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重要原因或者說是必要條件 ，但還  不能說是主要原因或充足條件 。足以改變黨中央原定設想的重要因素是朝鮮戰爭的  爆發 ，使重點發展重工業變得十分緊迫 ，不是蘇聯答應對我國優先發展重工業的  “一五 ”計劃給予全面援助 ， 即使國內有了那些變化 ，我們又用什么來優先發展重  工業呢？ 因為 ， 即使國營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超過一半 ，但中國工業的基礎仍然是  十分落后的 ，仍然嚴重缺少發展重工業所需要的現代能源工業 、原材料工業 、大型  設備制造工業 。如果不是要優先發展重工業 ，我們又有什么必要急于搞計劃經濟， 急于搞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呢？ 因為 ，重點發展輕工業 ，還是需要依靠民族資本家  的老企業 。這是歷史的事實 ，只有這樣認識問題 ，才有助于人們如實看到當年作出  向社會主義提前過渡的決策 ，并不是因為急于向社會主義過渡 ，而是急于發展重工  業 ；并不是為了搞社會主義而搞社會主義 ，而是為了進行大規模工業化建設 。中國  共產黨本來就是要通過社會主義道路來實現工業化的 ，過去提出先搞一段新民主主  義 ，是因為搞工業化的物質條件不具備 。現在有了蘇聯的幫助 ，加上自己的努力， 使工業化建設可以提前進行 ，既然如此 ，為什么不可以提前向社會主義過渡呢？ 總  之 ，無論是打算過十幾年再向社會主義過渡 ，還是決定提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 目的都是為了適應中國工業化建設的實際情況 。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 、爭取早日  實現工業化和捍衛國家的領土完整與主權獨立 ，是決定新中國一系列重大決策 、重  大事件的根本原因。

　　三、基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合作化與統購統銷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 ，但相對來說也是一個農業弱國 。新中國成立時 ，全國糧食 平均畝產只有一百三十七斤 ，黃河以北甚至不到一百斤 。它是我們黨最初打算先重 點發展農業 、輕工業 ，然后再重點發展重工業的重要原因 。如果不是后來把經濟發 展戰略改為優先發展重工業 ，這種農業的低水平與需求之間的矛盾也許不會那么突 出 ，那么尖銳 。但是 ，第一個五年計劃把發展重點變為重工業 ，矛盾就大了 。優先 發展重工業就要增加工廠 ，增加基本建設 ，增加工人 ，而這就決定了要增加城市人 口 ，增加提供給工業的農業原料 ，增加農產品的出口 ，最終決定了要增加糧食的商 品率 。而中國農業生產力低下 ，提高糧食商品率恰恰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我國工 業化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業化不同 ，資本主義工業化是一個長期過程 ，一開始是搞

　　輕工業 ，而且可以掠奪殖民地 ，可以在盲目中靠自然調節達到按比例發展 ；而我們 是突擊 ，一開始就搞重工業 ，并且主要依靠自己 ，說是按比例發展 ，實際上很難做 到 。所以 ，在吃穿方面供不應求的實質在于工農業的矛盾 ，農業趕不上工業發展的 需要是個長期趨勢。

　　要抓住歷史機遇 ，優先發展重工業 ，那就只有兩個辦法 ：一是盡可能增加糧食 產量 ，二是盡可能穩定糧食市場 。關于增加糧食產量的辦法 ，一是開荒 ，實質上是 增加耕地面積 ；二是大規模興修水利 ，實質上是改善耕地質量 。但這兩種辦法都投 資大 ，時效慢 。 比較起來 ， 當時花錢少 、見效快的辦法還是搞合作化 。土改后 ，農 民雖然分得了土地 ，但一家一戶要改善生產條件 ，抵御自然災害 ，能力都受到限 制 。而組織起來搞合作化 ，根據測算 ，全國五年可以平均提高產量百分之十五到百 分之三十 。當時糧食年產在三千億斤左右 ，如果按百分之三十算 ，就可以增加一千 億斤 ，每年是二百億斤 。當時糧食商品率大約在百分之五左右 ，二百億斤就可增加 四十億斤商品糧 ，就可以緩解供需矛盾 。以后核定 ，增產沒有那么多 ，大約為百分 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那幾年糧食產量雖然沒有完成“一五 ”計劃增產百分之二十八 的指標 ，但糧食產量一九五二年為三千二百億斤 ，一九五七年接近四千億斤 ，五年 里增產近八百億斤 ，增產幅度是百分之二十五 ，平均每年增產近一百六十億斤 ，這 個增產速度是中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 。毛主席當年急于推進農業合作化 ， 固然有 擔心農民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和農村兩極分化的一面 ，但更主要的還是急于提高農 業生產力 ，急于使農業適應工業化高速發展的需要 ， 同時 ，也是為了使農民的組織 形式適應統購統銷的需要 。因為國家征購糧食如果同分散的一家一戶打交道是很困 難的 ，而同有組織的合作社或生產隊打交道就容易多了。

　　對糧食、棉花、油料作物等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 ，其根本目的是為了適應工  業化高速發展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初期 ，一年大概需要五百億斤到六百億斤商品糧， 主要用于滿足城市人口 ，以及災區農民和棉農、果農的口糧。另外要留一部分用于國  家儲備糧 ，還要有一部分用于出口糧 。當時蘇聯雖然向我們提供設備 ，但不是無償  的 ，要用物資換 ，其中主要是大豆。還要拿出一部分同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貿易 ， 比如  同錫蘭交換天然橡膠。當年斯大林答應對我們全面援助時只提了一個要求 ，就是希望  我們種橡膠 ， 因為在當時的社會主義陣營里 ，只有中國有熱帶 ，能種橡膠。而橡膠是

　　戰略物資 ，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禁運。為此 ，我們也確實在海南島、云南試 種了橡膠 ，但從種植到收獲總要有一個過程 ，所以先從錫蘭進口 。我們那時缺少外 匯 ，只能用糧食換，好在錫蘭政府對中國友好 ，否則用糧食也換不來。

　　總之 ，那些年我們對糧食的需求越來越多 。特別是到了一九五三年 ，“一五 ” 計劃開始實行 ，基本建設投資一下子增加一倍 ，城市人口一下子增加六百多萬人 ，  使商品糧的需求量大增 ，供需關系更加緊張 。在此之前 ，糧食在農村收購和城市銷    售兩方面都允許自由市場存在 。糧食一緊張 ，投機商就出來抬價收購 ，農民一看糧    食漲價就更不愿意出手 ，結果城市里的糧價就上漲 。糧價一漲 ，吃穿等生活必需品    都跟著漲價 。在這種情況下 ，職工工資勢必也要漲 ，財政預算就要突破 。而且 ，只    要農業生產力和糧食商品率不出現大的提高 ，這種局面就會越來越嚴重 ，造成惡性    循環 。如果市場長期動蕩不安 ，大規模工業化建設就無法進行 ，優先發展重工業的    戰略就會落空 ， 中華民族難得的發展機遇就會喪失。

　　面對這個情況 ，陳云等提出了多種方案 ，最后決定只能又征又配 ，就是在農村統  一征購 ，在城市統一配售。所謂征購 ，就是除了糧食稅以外 ， 國家按照一定價格 ，把  余糧從農民手里收上來。這個價格當然低于市場價 ，但與城市生活水平相比 ，并不是  低得很多 ，可以說是一個比較公道的價格。即使這樣 ，陳云也要求大家有思想準備， 就是說一些地方可能出亂子 ，可能發生農民“打扁擔” 的事。果然 ，在實行統購統銷  的第一年，農民由于對糧食征購心中無底 ，加上農業合作化運動搞得比較急 ，確實出  現了一些不滿。針對這個情況 ， 國家制定了糧食“定產、定購、定銷” 的“三定”政  策 ，使矛盾很快得到了緩解。其實 ，不贊成合作化和統購統銷的議論 ，當時在黨內黨  外就有 。例如 ，有人看到城里國營工廠工人的工資 、福利 、勞保比新中國成立前高  了 ，而農業稅重了，農民不能再把余糧拿到自由市場賣高價了 ，就說現在“工人在九  天之上，農民在九地之下”，“共產黨丟了農民”“忘掉了農村”，對農民“挖得太苦”， 要求對農民“施仁政 ”，確保農民的“ 四大自由 ”等等。對于這個問題 ，毛澤東解釋  說：所謂仁政有兩種 ，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 ，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 ，兩者應  該兼顧 ，但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 ，也就是要放在建設重工業上 。要建設 ，就要資  金 ，其中相當大的部分只能從農業方面的積累中來。周總理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也  說 ：重工業需要資金多 ，建設時間長，贏利比較慢 ，人民只能暫時忍受生活上的某些

　　困難和痛苦 ， 以換取長遠的繁榮幸福 。陳云更是多次強調： 中國是個農業國 ，工業 化的投資不能不從農業上打主意 。縮小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是我們的目標 ，但 不可能很快做到 ， 因為還要積累資金 ，擴大再生產 。可見 ，對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給 農業 、農民 、農村帶來的負面問題 ，我們黨的領導層在當時就看得很清楚 ，也向黨 內外開誠布公講清楚了 。世界上的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 只有利沒有弊的事是沒有 的 ，關鍵要看利大還是弊大。只要把中國工業化的基礎建設放在當年國際國內的大背 景下看，究竟合作化和統購統銷利大還是弊大，便一目了然了。

　　第三節  創新現代屯墾戍邊制度

　　為了大力發展糧食生產 ， 同時也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發展提供集體生產的示范， 黨中央借鑒并創新了我國歷史上的屯墾戍邊制度 。“屯墾興則西域興 ，屯墾廢則西  域亂 ”，歷史充分證實了屯墾戍邊事業在國家統一大局中的地位 、作用和使命 。中  國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期就募民墾耕北方邊郡 ，開始屯墾戍邊 。以后歷代相承， 特別是漢 、唐 、元 、明 、清各代 ，均把屯墾戍邊作為軍事 、政治 、經濟上的一項重  大戰略措施。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 ， 中央人民政府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出《關于一九五〇  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的指示》 強調指出 ，為醫治戰爭創傷 ，從事經濟 、文化和國防  的建設工作 ，人民解放軍除擔任保衛國防 、鞏固治安和加強訓練的任務以外 ，應負  擔一部分生產任務 ，使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 ，而且是一支生產軍 。一九五  〇年 ，新疆軍區率先發布命令 ，“全體軍人 ，一律參加勞動生產 ”。它標志著我們黨  開始把維護邊疆的政治經濟穩定 ，鞏固國家統一與民族團結作為開發邊疆的根本， 從這個原則出發 ，新疆的屯墾戍邊事業翻開了新的一頁。

　　一九五二年二月一日 ， 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發布關于部分部隊集體轉業的命  令 ：“我們人民解放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 ，從創建之日起 ，就具有高度的愛國  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 ，本著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英勇奮斗 ，艱苦奮斗 ”。 “將光榮的祖國建設任務賦予你們 。……你們過去曾經是久經鍛煉的有高度組織性  紀律性的戰斗隊 ，我相信你們在生產建設的戰線 ，成為有熟練技術的建設突擊隊。

　　你們將以英雄的榜樣 ，為全國人民的 ，也就是你們自己的未來的幸福生活 ，在新的  戰線上奮斗 ，并取得輝煌的勝利。”（《毛澤東年譜》 第 1卷 482 頁） 到一九五二年  四月十五日 ， 中國人民解放軍共有四十六萬五千人轉為各種工程部隊和屯墾部隊。一  九五三年五月 ，新疆軍區根據中央軍委和西北軍區命令 ，組織邊疆部隊連同民族軍、 起義軍共十九點三萬多人 ，集體就地轉業 ，組成了舉世無雙的農業生產大軍 ，擔負起  征服荒漠、開發建設新疆、保衛邊疆的歷史重任。他們在天山南北駐地開墾荒地 ，興  修水利 ，發展農業生產。當年即開墾土地八十五點二萬余畝 ，建立團場十六個 ，生產  糧食三十二點七萬噸。一九五四年十月七日 ，根據王震、王恩茂的建議并經毛澤東批  準 ，一個專門從事農業生產建設的兵團組織 ，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殊建制——新  疆軍區生產建設兵團成立了 。除原駐疆部隊轉業復員軍人外 ，兵團又接受了來自山  東、河南、四川、廣東、江蘇、湖南等地的支邊青年及知識分子 ，下轄十個農業建設  師 ，一個工程建筑師 ，兩個生產管理處。這是我國自漢、唐以來在邊疆民族地區實施  屯墾戍邊政策的繼承與發展 ，是我國現代屯墾戍邊制度的一個偉大創新。

　　接著 ，地處我國黑龍江省北部嫩江流域 、黑龍江谷地與三江平原廣大地區的  “北大荒 ”得到了有組織 、大規模的墾殖開發 。它緣起于一九五四年六月 ， 時任鐵  道兵司令員兼政委的王震乘火車離京前往黑龍江省湯原縣視察 ， 因為那里駐守著從  朝鮮戰場回國承擔森林鐵路修建任務的鐵道兵第五師部分官兵 。當時 ，他們一邊做  著工程掃尾工作 ，一邊等待辦理復員手續 。列車一進入黑龍江境內 ，便馳騁在廣袤  無垠的黑土地上 ，王震驚嘆萬分 ：“漠漠大荒 ，一望無邊 。這片未開墾的處女地， 真是搞農業機械化的好地方！”于是 ，作為北大荒開發建設重要奠基人的王震借鑒  抗戰時期帶領第三五九旅屯墾開荒 、搞大生產以及率領進軍新疆的指戰員就地屯  墾 、開發荒原的經驗 ，萌發了組織動員就地安置轉業復員官兵“ 開墾戍邊 ” 的想  法 。六月五日 ，王震向第五師指戰員做了開發北大荒的動員講話 ，九月初 ，該師復  員官兵五百四十人編成的墾荒先遣隊向虎林進發 ，并建立了農場 。當年開墾荒地十  四點四萬余畝 ，播種收獲了包括部分后續部隊在內的口糧 、種子和飼料 。王震聞訊  在發去親筆信表示祝賀的同時 ，要求他們做好第二年春天接收一點五萬名鐵道兵轉  業官兵的準備 ， 以完達山為中心 ，建立幾個機械化國營農場 。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四  日 ，王震向中共中央 、中央軍委呈上 《關于開發北大荒問題的報告》， 陳述了開發

　　北大荒的重要意義 ，“建議鐵道兵在密山 、虎林 、饒河三個縣境內舉辦一個綜合性  的半機械化的農牧業企業……這片大荒地開墾的主要工程是排水工程和必要的灌溉  工程 ，如果能將鐵道兵一九五五到一九五七年收入的工程費一億元用于投資 ，到一  九六〇年即可使一千萬畝地投入生產 ，年產糧食將達到三十億斤。”毛澤東非常重  視這個報告 ， 圈閱并批示相關中央領導同志閱示 。從此 ，一場波瀾壯闊的將“北大  荒 ”開發成“北大倉 ” 的屯墾戍邊運動就此展開 ，他們所創造的“北大荒精神 ”， 也早已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精神與英雄本色的生動寫照。

　　自五十年代開始 ，除各地駐軍開墾荒地 、興辦農場外 ，我國先后組織數十萬人  民解放軍轉業官兵和支援邊疆建設青年參加大規模的墾荒 ，經過多年的艱苦創業， 已在黑龍江 、內蒙古 、甘肅 、新疆 、西藏 、云南 、廣西 、海南等邊境省（自治區） 建立兼負屯墾戍邊任務的國營農場數百處 ，開墾荒地達數千萬畝 ，并在興修水利， 植樹造林 ，水土保持 ，改良土壤 ，修筑道路和橋梁 ，發展交通 、電信 ，修建廠房、 倉庫 ，建立新型的村鎮和居民點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 ，對于加強國防建設 ，開發  邊區資源 ，繁榮少數民族經濟 、文化 ， 以及向國家提供大量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  等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提供了示范性的“樣板工程 ”。

　　第四節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歷史認識價值

　　由毛澤東于一九五七年十月簽發的 《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全方位展示了立體  化的對農業及附屬行業的發展規劃 ， 內容涵蓋農業 、教育 、醫療 、養老 、氣象水文  水利 、文化教育 、交通 、電話電網 、郵政 、商業信貸以及農業和工業的相互配合、 支援等 。它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和保證我國順利實現工業化的偉大綱領 。實現  這個綱領 ，就將保證我國農業的巨大發展 ，也將促進我國工業的順利發展 ，確保我  國工農聯盟的進一步鞏固和全國人民生活的穩步普遍的改善 。如今仔細分析起來， 它在堅定全國人民改造中國信心的同時 ，又有著重要的歷史認識價值。

　　一、堅持實事求是發展農業的思想濫觴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間 ，毛澤東在杭州和天津分別同十四個省 、區黨委書記共同 商定了農業十七條 。 同年十二月 ，發給各省征詢意見 ，一九五六年一月形成題為

　　《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  條》）。經過兩年實踐 ，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做了第一次修改，并在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  日召開的八屆三中全會（擴大）基本通過。毛澤東說：“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比較適合  中國情況的 ，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 ，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一  九五八年作了第二次修改 ，經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  表大會第二次大會通過。《綱要》要求，從一九五六年起十二年內，糧食畝產量黃河以  北達到四百斤 ，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達到五百斤 ，淮河、秦嶺、白龍河以南達到八百  斤 ，棉花（皮棉）畝產量按各地情況分別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 并且要求各地農村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 、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技術 、農業勞動生產  率、交通運輸和商業及郵政、農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等各方面 ，在十二年得到一個大發  展。這一《綱要》正式通過之時正是大躍進發動初始。毛澤東親手制定 ，經過四年準  備 ，與十四個省區負責人商討 ，兩次中央會議討論適才形成的。

　　聯系到后來外國朋友問毛澤東 ，畝產萬斤糧的奇跡是怎樣創造出來的？ 他一  笑置之說 ：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 。特別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會議討論  人民公社問題時 ，農林口上報的各地匯總的糧產指標超過一萬億斤 。毛澤東說： 搞不了這么多 。經與農林口商議壓縮到了五千至六千億斤（相當平均畝產三百至  三百五十斤）， 農林口負責人譚震林說 ， 不能再壓了 ， 再壓就打擊群眾積極性  了 。此時此刻 ， 毛澤東仍不得不強調說 ，“我再一次唱個低調 ， 把腦筋壓縮一  下 ， 把空氣變成低調空氣 ， 先搞少一點 ， 如果行 ， 有余力 ，情況順利 ，再加一  點 。這有點潑冷水的味道 ，右傾機會主義了 。不要務虛名 ，而得實禍 ”。“要不要  搞那么多 ，你多了也可以 ， 以不死人為原則 。你們一定要搞 ，我也沒有辦法 ，但  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 。……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 ，我不僅要做機會  主義 ，我已經是機會主義 ，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 ，為此而奮斗 ”。（參見  《毛澤東年譜》 第 3卷 424 頁）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四日 ， 當毛澤東在湖北孝感地  區聽匯報說 ， 長風公社有人創造了畝產稻谷 “ 萬斤田 ” 時 ， 老人家說： 我不相  信 。當有人說這是經過農村工作部長親自驗收時 ，他說 ：靠不住 ，誰驗收也靠不  住 。 當聽說婦女和男人一樣干勁大 ，但是夜里干了活白天就沒有勁時 ， 毛澤東  說： 婦女和男人還是不能一個樣啊！ 要關心她們 ， 要執行 “ 三期照顧 ”（月經

　　期 、懷孕期 、哺乳期） 今年三月我在成都會議上講了有張有弛勞逸結合嘛 。群眾  積極性越大越要關心群眾 ， 不要搞夜戰 ， 人過分勞累要害病的。（《毛澤東年  譜》 第 3 卷 514 頁） 老人家對某些人的吹牛撒謊心知肚明 ， 當面指出不留情面， 對群眾特別是婦女的關懷卻溢于言表 。毛澤東冷靜與清醒清晰地表明了 ：在黨的  領導層中究竟哪些人是頭腦發熱的始作俑者？

　　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開端

　　新中國建立后 ， 隨著全國迅速掀起農業合作化高潮 ，農業社極度缺乏有文化    的年輕人 。及時解決這一緊迫問題 ，也是黨和國家領導人正在思考與解決的一個    重大現實問題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 《人民日報》 就曾發表社論 《組織高小畢業生    參加農業生產勞動》， 它成為日后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開端 。一九五五年 ，  毛澤東在親自編輯出版的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 一書中 ，就曾提出過這樣    的問題 ：“全國合作化 ，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 ， 到哪里去找呢？”毛澤東的答案    是 ：“其實人是有的 ，可以動員大批的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 （《毛澤東年譜》 第 2 卷 487 頁） 接著 ， 老人家于本書的 《在一個鄉里進行合作    化規劃的經驗》 一文 “按語 ” 中就明確指出 ：“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 ，在那里是    可以大有作為的 ”。（《毛澤東年譜》 第 2 卷 495 頁） 據此 ， 團中央當年就立即開    始組織知識青年支援邊疆建設 ，并于七月二十五日下發了 《關于響應黨的號召 ，  組織青年參加開墾荒地的幾項意見》。 團中央書記胡耀邦在一次報告中還列舉了    我國國土遼闊 ，但是可耕地面積有限 ，有一半還沒有開墾的情況 ，并情緒激昂地    號召青年人到邊疆去 ， 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 向困難進軍 。在黨中央的號召    下 ，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北京市青年率先響應 ，成立了第一支青年志愿墾荒隊 ，  決心開發北大荒 ，并發出倡議書 。八月十六日，《中國青年報》 在顯要位置刊登    了楊華 、龐淑英 、李連成 、李秉衡 、張生等五名發起人組織北京市青年墾荒隊的    倡議書 。僅十余天時間 ，報名的就有兩千多人 。經過綜合挑選 ，六十人被選為第    一批墾荒隊員 ，在黑龍江蘿北縣建立了全國第一個知青墾荒點 。首都青年向墾荒    隊伸出熱情援助的手 ，兩周時間就捐款七萬多元 。北京團市委向墾荒隊支援三十    五匹牲口 、十副新式農具 、兩輛大車 、三千畝耕地的種子 、路費 、一年的口糧 、  每人一件老羊皮 ，合計三萬一千五百元 。八月三十日上午 ， 團中央召開一千五百

　　人的大會 ，隆重歡送第一支青年志愿墾荒隊 。胡耀邦代表團中央把繡有“北京市青  年志愿墾荒隊 ”幾個金色大字的旗幟親自交到楊華手中 。九月十日 ，墾荒隊舉行開  荒儀式 ， 隊員們創造了青年開荒的最高紀錄 ，一副雙輪雙鏵犁日開荒九畝多 。后又  有第二批 、第三批北京青年墾荒隊奔赴北大荒 。隨后 ， 團中央先后在京 、津 、滬等  十多個省 、市組織了遠征墾荒隊 。從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五六年 ，奔赴北大荒蘿北地  區的除北京青年墾荒隊外 ，還有天津 、河北 、山東 、哈爾濱等省市總共十四批墾荒  隊員 ，共二千六百多人 。青年墾荒隊在茫茫荒原上建立了八個以自己城市命名的青  年集體農莊 ，號稱“蘿北八大莊 ”。此外 ， 山東 、青島 、萊陽等市縣組織的青年墾  荒隊八百人來到集賢荒原 ，建立了兩個青年集體農莊 。牡丹江市青年三百三十人到  達黑龍江畔的蓮花泡地區 ，建立了佳木斯青年集體農莊 。僅在一九五六年這一年， 全國就有近二十萬名青年參加志愿墾荒 。 由城市下鄉 、回鄉 ，參加農業生產的青年  更多 。一九五六年一月開始制訂 ，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正式發布的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 》 中指出 ：“城市的中 、小  學畢業的青年 ，除了能夠在城市升學 、就業的以外 ，應當積極響應國家的號召 ，下  鄉上山去參加農業生產 ，參加社會主義農業建設的偉大事業。”這里 ，下鄉上山作  為獨立條文納入了國家的發展綱要 。正是在毛澤東批示的指引與激勵下 ，全國上千  萬中小學畢業生響應黨和國家的召喚 ，滿懷豪情奔赴農村 、邊疆 ，投入轟轟烈烈的  農村社會主義建設 。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家居農村的回鄉知識青年 ，也有少數家居城  鎮的下鄉知識青年 。他們的激情與實踐 ，開啟了過去從未有過的文化人當農民的新  的歷史進程 。在這期間 ，黨和國家出臺的一系列有關中小學畢業生安排的方針政  策 ，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把中小學畢業生安排 ，與農村建設 、農業發展結合起  來 ，與勞動就業 、統籌兼顧結合起來 ，與墾荒擴耕 、邊疆建設結合起來 。從毛澤東  作出批示 、發出號召 ，到國家確定方針 、納入規劃 ，彰顯了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  對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民 、農業 、農村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積極探索 ，也預示著中  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基本思路與行動方案的初步形成。

　　三、推動計劃生育工作的發軔

　　根據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公布的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全國人口超過六億 ， 由于 這一次是新中國成立后首次人口普查結果 ，結合后來“社會主義工業化 ”建設中

　　出現的某些問題 ，在我國主張節制生育的觀點在國家決策層逐漸地占了上風 。其  實 ，早在一九五三年 ，政務院就指示衛生部對群眾的節育實行幫助和指導 ，并批  準了衛生部修訂的 《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 指出國家提倡避孕 ，但不許做大的  流產手術 ，做節育手術要經有關部門批準 。到了一九五七年 ，衛生部又取消了對  人工流產手術的限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根據中央指示和毛澤東講話精神制定  的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 第二十九條就已明文規定 ，“除  少數民族的地區以外 ，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 ，宣傳和推行節制生育 ，提倡有計  劃地生育子女 ，使家庭避免過重的生活負擔 ，使子女受到較好的教育 ，并且得到  充分就業的機會。”很顯然 ，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以官方文件確定計劃生育政策  的大方向 。大環境如此 ，從決策層到知識界 ， 自然形成了一股節制生育問題的討  論熱潮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 ，毛澤東在會見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時 ， 曾特別  談到計劃生育問題 。老人家說 ：過去有些人罵我們提倡節育 ，但是現在贊成的人  也多起來了 。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 ，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 。這種計劃  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 。 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一千二百萬到一千五  百萬 。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 ，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  劃的狀態中 。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 我想是可以  的。（《毛澤東全集》 第 37卷 83 頁） 在民主黨派中 ， 以邵力子為代表 ，在知識界  是以馬寅初為代表 ，均為最活躍的節制生育的提倡者 。一九五七年一月 ，毛澤東  在國家計委呈報的 《關于一九五七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報告》 上批示“人口非控制  不可 ”，當年底召開的八大三次會議 ， 毛澤東又強調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  劃 ”，并說 ：“要提倡節育 ，少生一點就好了 ，要有計劃生產…… ”這一時期的計  劃生育政策 ，重點在避孕 、節育措施的宣傳上 ，且主要是基于自愿 。史實證明， 無論是五十年代中期的計劃生育政策的確定 ，或是六十年代計劃生育體系的初步  構建 ，還是七十年代的全面拓展 ，都先后得到過毛澤東的支持與首肯 。所謂“錯  批一人 ，猛增三億 ”論 ，簡直荒謬之極。

　　四、全民愛國衛生運動的緣起

　　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國民經濟恢復期間 ，為了改變舊中國不衛生狀況 和傳染病嚴重流行的現實 ， 中央在全國普遍開展了群眾性衛生運動 。抗美援朝期

　　間 ，為粉碎美帝國主義的細菌戰陰謀 ，在中央防疫委員會的領導下 ，各地迅速掀  起了群眾性衛生運動的新高潮 ， 即 “ 除四害運動 ”。運動規模之大 ，參加人數之  多 ， 收效之顯著 ，都是空前的 。僅半年里 ，全國就清除垃圾一千五百多萬噸 ，疏  通渠道二十八萬公里 ，新建改建廁所四百九十萬個 ，改建水井一百三十萬眼 。 同  時 ，共撲鼠四千四百多萬只 ， 消滅蚊 、蠅 、蚤共二百多萬斤 ，還填平了一大批污  水坑塘 ，廣大城鄉的衛生面貌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此后 ， 當時的政務院發出繼  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指示 ，要求著重抓好城市廠礦 ，并把突擊活動與經常保潔  結合起來 。隨著工作的開展 ，不少廠礦建立了清潔隊 ，衛生掃除日等各種制度； 保持車間 、居室 、食堂 、廁所的內 、外環境清潔整齊 ，從而使職工患病率逐漸下  降 ，健康水平有所提高 ，促進了生產任務的發展 。一九五五年冬 ，毛澤東同志在  親自起草的一個通知說 ：把愛國衛生運動和“ 除四害 ”講衛生結合起來 ，對防治  人畜疾病 ，保障健康起到很好的作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  要》 則進一步明確把“ 除四害 ”講衛生列入其中的內容 。在黨中央及各級政府領  導下 ，動員廣大群眾積極參加 ， 同樣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許多城鄉清除了大量  的垃圾 、污物 ，“ 四害 ”大大減少 ， 面貌煥然一新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二日，《人  民日報》 發表了題為 《除四害》 的社論 ， 號召全國人民行動起來消滅老鼠 、麻  雀 、蒼蠅 、蚊子 。盡管當初將麻雀定為“ 害鳥 ”確有不妥 ，但“ 除四害 ”活動對  傳染病和流行病的防治 ，起到了積極有效的作用 。特別是在一九六〇年先后召開  的全國農村和城市衛生工作現場會議上 ，又重點介紹 、推廣了山西秸山縣 、廣東  佛山市兩個改造舊農村 、舊城市衛生面貌的先進典型經驗 ，使各地愛國衛生運動  有了新的發展。

　　五、注重對敵斗爭“給出路”政策的肇始

　　所謂政策 ，就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為實現一定歷史時期的革命任務而制定的行  動準則 、規范 ；所謂策略 ，則是根據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而制定的相應的行動方  針 、斗爭方式和手段 。早在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  于工商業政策的黨內指示中就明確指出 ：“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  點 ，并且表現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 。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 ，不是  實行正確的政策 ；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 ；不是自覺地 ，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

　　所謂經驗 ，就是實行政策的過程和歸宿 。政策必須在人民實踐中 ，也就是經驗中， 才能證明其正確與否 ，才能確定其正確和錯誤的程度 。但是 ，人們的實踐 ，特別是  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的實踐 ，沒有不同這種或那種政策相聯系的 。 因此 ，在每一  行動之前 ，必須向黨員和群眾說明我們按情況規定的政策 。否則 ，黨員和群眾就  會脫離我們政策的領導而盲目行動 ， 執行錯誤的政策 。”（《毛澤東年譜》 下卷  288 頁） 他們的子女或親友 。這就把后來某些人對毛澤東“誅九族 ” 的誣陷區別  開來 。毛澤東對 《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 》 曾作過多  次修改 ，在關于如何處理農村中的反革命分子一條中 ，就將其中的一段專門修改  為 ：“對于由合作社管制生產的反革命分子 ，合作社應當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則 ，給  他們以應有的勞動所得 。對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屬 ，只要他們沒有參與犯罪行為 ，應  當允許他們入社 ，并且應當同一般社員同等待遇 ，不要歧視他們。”（《毛澤東年  譜》 第 2卷 507 頁） 鐵的事實 ，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所確立的一貫的以德治國與共產  黨人施行“仁政 ”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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