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題記:根據整理毛主席遺物的同志介紹,老人家自己的藏書就接近十萬冊,這還不包括他借閱的書籍。即使按照十萬冊算,能夠讀書讀到這個數量的人,其實是不多的。不信咱們算一算,如果平均三天多讀一本書,一年讀書100本,100年才能讀到1萬本。如果要讀書讀到10萬本,得下多大功夫?假如你讀書的數量連10萬冊都不到,暫且不談讀書的質量——你領悟書之道的程度,你能對一個用心、精心閱讀過10萬冊以上書籍的人評頭論足嗎?最起碼他讀的書籍里,至少有一部分是你從來就沒有讀過,甚至就沒有聽說過的,你憑什么說人家“不懂這個,不懂那個”?到底是你不懂,還是他不懂?你是不是該謙虛一點做點認真的調查研究再來發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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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片《毛澤東》第五集書山有路 拍攝者的創作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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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時代毛主席在長沙定王臺湖南省立圖書館就讀了很多書,包括西方十八至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著作。主要有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赫胥黎的《天演論》。對嚴復翻譯的《天演論》諸書,毛主席認為立論新穎,譯文暢達,更是反復閱讀,不忍釋手。通過學習研究這些西方名著,毛主席集中地系統地梳理了西方資產階級啟蒙思想理論,這為以后接觸并接受馬克思主義經典理論,是不可缺少的道器變通之基。
有些人讀了點西方經濟學,就覺得自己了不起,就開始對老人家,對老一代革命家開創新中國建設事業評頭論足,甚至雞蛋里挑骨頭,顯得十分幼稚可笑。實際上這樣的人對西方資本主義的了解是極其膚淺的,起碼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如果對西方資產階級的啟蒙思想不能深悟其道,就談不上對西方世界的基本了解,更談不上整體上理解什么是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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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章龍早年是和毛主席一起讀書學習過,并且是“新民學會”的主要成員之一,他的回憶是比較有權威性的。
01
新發現:1967年毛主席直接在英文雜志上讀到尼克松的文章
《越南戰爭之后的亞洲》
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雜志發表了一篇題為《越戰之后的亞洲》的文章。
在文中,尼克松彈了老調。他依舊按照美國的邏輯,強調了中國的“威脅性”,力促美國人意識到“來自共產黨中國的當前以及將來的危險”,并提出美國從越南撤軍后,亞洲須建立包括“日本、韓國、臺灣、泰國”等在內的“地區軍事集團”應對中國這一“亞洲迫在眉睫的威脅”。
毛主席對于尼克松“彈的老調”不怎么在意,倒是對于尼克松在文中的新的說法給予了足夠關注。
尼克松說:“ 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來助長它的狂熱,增進它的仇恨,威脅它的鄰國。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
隨即,毛主席叮囑周總理閱讀這篇文章,并且告訴總理“一定要注意美國的動向”。
這里有幾個詞語,我們不妨特別關注:
叮囑、一定、注意。
1967年下半年,中國怎樣,世界怎樣?
毛主席為何這么做?
后來結果怎樣?
難道不值得思考嗎?
現在的紀錄片拍的有進步,這是國家記憶《一九七一基辛格訪華 中美試探》里的片段。
看得出來,這是毛主席發現的信息,應該是讀英文期刊時的發現。
根據毛主席的英文秘書林克同志介紹,1956年毛主席就和林克一起讀英文版的《共產黨宣言》。
1963年毛主席過生日的時候,就請章士釗的女兒章含之來當自己的英文老師。
到了1967年毛主席的英文閱讀能力肯定是可以閱讀原版英文期刊的。
不妨作出這樣的推論:從1950年代開始,毛主席就開始在身邊的英語老師協助下,直接通過原版的英文書籍來觀察、認識、分析國際局勢了,這當然就包括對資本主義世界的判斷了。
要不然毛主席領導下的新聞輿論工作為何能夠那么及時準確發現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情況呢?
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從成立之日起,就在國際上有話語權的,到了1964年我們成功爆炸了原子彈以后,新中國在國際輿論上就有了話語主導權了。
1971年新中國是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權益,這是什么意思?
無疑是我們在1971年這個時候,讓聯合國切實感受到再不能等了——否則把這個具有國際華語主導權的新中國放在聯合國之外就太不合理了!
這正好證明了四年前美國前副總統尼克松的分析判斷是正確的。
而尼克松的分析判斷,恰恰是被我們的毛主席牢牢抓住的。
這里面的奧妙是不是十分精彩呢?
02
對毛主席兩個極其可笑的誤判
一個是認為毛主席不懂經濟。一個是說毛主席沒有讀所謂的“經濟管理”類的書籍。
前一個誤判依據是,毛主席不“開放”,不“與國際接軌”,所以沒有讓中國經濟像某些人內心需要的那樣發展。這恰恰說明,毛主席的確沒有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那么幸虧毛主席沒有像他們那樣“懂經濟”,否則,還真麻煩了。
后一個誤判來自一位老同志,據說還在主席身邊工作過,不知道他是怎得出這樣的結論的?
這里舉一個例子來反駁,恩格斯的父親是曼徹斯特工廠的資本家,恩格斯有段時間曾經經營過那里的工廠,這里面的動機包括為了賺錢資助窮困潦倒的馬克思。
恩格斯應該算是了解“經濟管理”,并且屬于經濟管理的高手吧?
那么馬克思恩格斯寫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能否不算經濟管理的書呢?
至少那些經典著作里,有一部分,至少有一些章節可以算經濟管理書吧?
那毛主席讀過馬克思恩格斯政治經濟學的著作,就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毛主席至少是讀過經濟管理類書的。事實上,毛主席研究經濟管理的廣度、深度、高度,那也是到了登峰造極地步的。
在我們自己的國家里,的的確確有一批學者采取了極不負責任的態度,來評價毛主席以及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他們的那些言論,終究會成為歷史的笑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國內外這些年出現了一批研究毛主席的真學者,他們實事求是的態度,一絲不茍的科學精神,令人肅然起敬。其中,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就其中一位。
毛主席領導的新中國經濟發展究竟怎樣呢?
如果毛主席不懂經濟,不懂經濟管理,能領導搞出連西方世界經濟管理學界都驚嘆的“鞍鋼憲法”嗎?
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沙健孫,在《 光明日報 》( 2014年01月22日 14 版)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毛澤東與新中國的經濟建設》,末尾指出:
【從經濟發展的速度來看:從1952年到1978年,工農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8.2%,其中工業總產值平均年增長率為11.4%。從我國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居世界的位次來看:1957年和1978年,谷物3→2,棉花2→3,豬牛羊肉2→3,化學纖維26→7,布3→1,煤5→3,原油23→8,發電量13→7,鋼9→5,水泥8→4,硫酸14→3,化肥33→3。除了少數農副產品產量的位次保持不變或稍有后退外,谷物和主要工業產品產量的位次都明顯提前了。
人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得到逐步提高。全國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農民從1952年的62元增加到1976年的125元,城市居民同期從148元增加到340元。全國人民節衣縮食支援國家工業化基礎建設的情況下,盡管人民群眾生活逐年改善的幅度不大,但初步滿足了占世界1/4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這在當時被世界公認是一個奇跡。教育事業得到長足發展,學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0%以上。勞動者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沙健孫引述的話出自莫里斯·邁斯納所著《鄧小平時代:1978-1994,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考察》一書第八章“毛澤東時代的經濟遺產以及毛澤東身后改革家們”的第一部分。
這里把書中的內容拿出來一起分享,一般標題為《美國學者旁觀毛澤東時代》:
對于毛澤東時代取得的物質成就閉口不談,也許是對早些年從北京傳播出的言過其實(而且經常賦予虛假成分)的宣傳的一種自然反應,然而這些宣傳卻常常被外國的評論家們所重復,許多外國人一度曾熱切地相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取得了最大的經濟成就,現在卻傾向于對它作出最糟的評價,似乎以此來彌補他們早先的輕信。這種傾向與現時中國和西方國家的政治方向是一致的,目前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家,人們都普遍對市場的魔力贊不絕口,而對中央規劃的效能持很大的懷疑態度。
然而,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 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后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史以一個小小的工業生產基地為發端,這個工業生產基地甚至比比利時的還要小一些,當時,中國工業的人均產量不及比利時的工業產量的1/15。然而,是在物質資源最貧乏的基礎上,在充滿敵意的國際環境中和極少外援的情況下,中國在1/4世紀的時間內把自己變成了一個主要的工業大國。
當然,工業化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勞動力以及社會結構的構成。盡管大多數的中國人民依然是緊緊依附于土地的農民,到20世紀70年代為止,城市無產階級的人數卻已從1952年的30 0萬上升到了1800萬。此外,毛澤東的農村工業化運動——“大躍進”中碩果僅存的幾個成功之一——把2800萬農民(當時農村總勞動力約達三億)變成了農村工廠的工人,盡管許多工廠的工作技術水平簡單而原始。
無論人們將毛澤東時代另作何種評價,正是這個中國現代工業革命時期為中國現代經濟發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礎,使中國從一個完全的農業國家變成了一個以工業為主的國家。1952 年,工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農業產值占64%;而到1975年,這個比率顛倒過來了,工業占國家經濟生產的72%,農業則僅占28%了。
在毛澤東身后的時代里,對毛澤東時代的歷史記錄的污點和罪過吹毛求疵,而緘口不提當時的成就已然成了一種風尚——常恐提及后者便會被視為對前者的辯護。然而,對一個基本事實的承認,即毛澤東時代在促進中國現代工業改造——而且是在極為不利的國際國內條件下做的過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是為歷史作非分的辯護。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發生的工業革命,與80年代一同出名的經濟改革家們將找不到他們要改革的對象。
盡管毛澤東思想強調農業,稱頌農民的創造性,但在毛澤東的時代農業發展卻遠非如工業成就那么可觀。1957年以后,食品生產僅與人口增長同步,當時人口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增長,使得毛澤東時代,中國人口幾乎翻了一番。1975年人均糧食總產量幾乎與1957年農業集體化之初時一樣。在毛澤東時代的20年里,農村生活水平實際上處于停滯不前的狀態,每年平均增長不到1%,而且是在一個低得可憐的基礎之上增長的。1952年至1975年間,在工業生產總值增長十倍的同時,農業生產僅僅增長了兩倍,甚至那也是通過大量地擴大農村勞動力規模而取得的。此外,盡管毛澤東不斷提倡縮小城鄉差別,城市和農村的收入差異還是加大了。
然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農業也絕非如今被描繪的那樣慘不可言。維克多·李皮特曾指出,毛澤東時代中國農業的發展大大快于1868后至1912年日本明治年間備受稱贊的成功的近代工業化時期。從1952年至70年代中期,中國農業凈產量增長為平均每年2.5%,而1868年至1912年間日本工業化最強階段的數字也只有1.7%。正如馬克塞爾頓曾指出的:“1977年中國人均占有耕地比印度少14%,而人均糧食生產卻比印度高30%到40%,而且是把糧食以公平得多的方式分配到了比印度多出50%的人口手中。”
經濟統計資料并非告訴我們全部事情。經常有人指出,對于收入與消費的常規性測度并不能充分表明實際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還必須考慮到教育、保健、衛生以及老人與貧困者的福利措施等這樣一些基本的而必要的方面的公共消費,但是這些東西是難以用標準的經濟測度來數量化的。
最近這幾年人們格外喜歡談論獨立的工業體系,那是國家安全的必要條件,也是必要保障。
在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方面,中國同蘇聯有過爭論,蘇聯及東歐一些國家曾要求中國不要搞完整的工業體系,而是通過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際分工解決問題。毛主席不可能同意這種受制于人的主張。面對中國這樣的大國經濟,他認為,革命和建設都要靠自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38頁)。
毛主席將工業體系的建立作為工業化的標準之一。他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談話說:沒有完備的工業體系怎么能說有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鞏固基礎呢?
根據毛主席的思想,新中國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勇敢地走上了建立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的道路。
到1975年初四屆人大作報告時,周總理明確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曾經
提出,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
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
八○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
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
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
界的前列。】
周總理在1975年宣布我們已經建成了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社會主義國家,這難道還有假嗎?
李克勤后記:煩請那些思想僵化,只會片面看問題的人,多讀一點書,多一點悟道,少一點自以為是。免得再繼續鬧笑話了。
毛主席有自己獨特的讀書之道。
從我小時候的感覺看,毛主席對中國傳統文化里讀書人,那種迂腐的風格可謂深惡痛絕。
后來,在讀MBA的時候,有一天一位老師提出MBA不太講究標準答案,我一下子頓悟。
難怪毛主席對于中國式的考試,十分厭惡。
從小學到初中,我們有很多考試是按照開門辦學的方式進行的。
我記得28中的教導主任多次在考試前強調考試的方式要靈活,開卷與閉卷相結合。
再到后來高考、考研,我都經歷過。
我感覺考試只是一種手段而已,而且考試的方式也是多樣化的。
如果考試能夠解決讀書的問題,那現在就不會有那么多令人難以忍受的讀書人故事發生了。
因此,還是要回到讀書上來,回到自覺讀書,自覺思考——真正意義上的的讀書破萬卷上。
書,畢竟是器,關鍵是讀書人的想法說法做法,要過得硬,要首先讓自己想得通說得通行得通,這是個人層面的道器變通。
至于集體層面,社會層面的道器變通,這里不多說,還是多去感悟毛主席讀書之道吧!
最后再說一句,毛主席是大哲學家,在道器層面的哲學方法論上,那是什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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