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是自由?有人說，自由就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人說，不對，自由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

　　人們最不想干又不能不干的是什么呢?恐怕就是勞動，是上班了。那么自由的最淺白的意義就是可以不用上班。怎么樣才可以不用上班?得有錢，得有能生出足夠多的讓你不用勞動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的錢的錢。人們羞答答地管這樣的自由叫“財務自由”。

　　錢生錢，需要經過生產過程這一中介，即作為要素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希望靠錢生錢獲得“財務自由”的人，其實就是可以無償占有那些不自由的人的勞動的食利者。人們可能不愿意承認這樣的真相，但都想成為這樣的人。

　　全社會都患上了“財務自由”燥熱癥。

　　從《不見不散》到《非誠勿擾》

　　先把時間回溯到2008年，除了北京奧運和汶川地震，這一年也是一度讓全球陷入絕望的金融危機之年。

　　在那年歲末上映的馮式賀歲喜劇《非誠勿擾》，通常被視作是1999年影片《不見不散》的續集。導演馮小剛將前作中由葛優扮演、客居美國的理想主義小人物劉元傳送回了10年后的北京，脫胎為回國定居急著找老婆的單身中年秦奮：

　　“自我介紹一下，我歲數已經不小了，留學生身份出去的，在國外生活過十幾年，沒正經上過學，蹉跎中練就一身生存技能，現在學無所成海外歸來，實話實說，應該定性為一只沒有公司、沒有股票、沒有學位三無偽海歸。”

　　《非誠勿擾》的有趣之處在于，在電影開篇這段接地氣的征婚啟事之前，“三無偽海歸”秦奮在一段夢幻般的荒誕故事中，將毫無科技含量的“分歧終端機”忽悠給了范偉飾演的土大款，套得300萬英鎊專利轉讓費。自此，“三無偽海歸”一下子實現了“財務自由”，秦奮先生不再需要勤奮，于是才能呈現出這樣一副形象：一個不用上班的“歐巴”，打著飛的自由穿梭在海南三亞、杭州西溪濕地、日本北海道等高大上的場景中，任性地追逐自己所向往的純粹羅曼司。

　　可以說，相比《不見不散》中劉元和李清之間因生計和價值觀的碰撞而展開的情感糾葛，10年后《非誠勿擾》中秦奮和空姐梁笑笑的愛情肥皂劇則完全是建立在“不差錢”的基礎之上。

　　“不差錢”的孤獨中年秦奮才有資格追逐失落的愛情和友誼，在北海道鄔桑的小臥車中，秦奮卻老淚縱橫地說，“錢不重要，就是缺朋友”。然而，在影片的造夢空間中被導演刻意營造出的“財務自由”之身，又恰恰證明了錢很重要。

　　在愛情喜劇外殼之下，《非誠勿擾》的內里是一個“不差錢”的烏托邦，它如“一記溫柔的麻藥”，注入了后金融危機時期國人焦慮的神經中樞。所以，片尾全線飄紅的股市似乎比正片更明確地傳遞了觀眾所需的“溫情”。

　　從《不見不散》到《非誠勿擾》，電影中隱秘的財務故事是沒錢娶不起媳婦的屌絲劉元化身為實現了“財務自由”的優質大叔秦奮。影片暗藏對“財務自由”的焦慮和向往，投射出時代變遷中中國人的生計與財富文化的精神史。

　　從按勞分配到按錢分配

　　“財務自由”在中國的命名是一種非常晚近的社會存在。在社會主義曾經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架構中，勞動具有神圣的核心地位，工作不僅是獲得生計來源的唯一手段，更是解放了的人民群眾的精神需要。勞動是建造更平等美好社會的集體工程，而不是實現個人物質幸福的私有中介。因此，不光通過食利不勞而獲是專屬于資產階級和地主的反動思想，將個人勞動轉化為在市場中可以售賣的商品，也是必須警惕的意識形態禁忌。電影《芙蓉鎮》中，豆腐西施胡玉音兩口子起早貪黑賣米豆腐掙了錢，成了他們身上的“原罪”。但是，影片所暗示的“勞動致富光榮”恰恰構成了改革開放的基礎，正是勞動致富的精神，釋放了被壓抑的社會生產力。

　　1980年代流行的說法“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表面上反映了改革初期“腦體倒掛”的困惑，實際上體現的是領死工資的公有制鐵飯碗和隨市場供求關系浮動的自由勞動力之間的價格差異，因為以賣茶葉蛋為代表的小商業和服務業，是改革中城市最早實現市場化和個體化經營的行業，他們同農村“包產到戶”個體戶一起，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在改革初期，“按勞分配、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原則成為了獲得廣泛共識的財富倫理，勞動價值論沒有被顛覆，反而是被市場化了的真金白銀進一步確認的真理。

　　然而，事情很快就起了變化。1985年以后，隨著所有制改革、開放貿易和價格雙軌制這些轉型經濟體獨有的制度安排，一些新的營生出現了，勞動不再是唯一的致富手段。通過“對縫兒”、倒賣批文、走私等商業投機行為而致富者，其財富積累的速度迅速超越了改革初期那些所謂勤勞致富的萬元戶。另一方面，國企股份制改造的步伐伴隨著證券市場的開放，被砸碎了鐵飯碗的下崗工人將買斷幾十年工齡換來的幾萬塊補償金，投入初生的股市這個大賭場，工人一夜之間成為了股民。

　　表面上看，不僅僅勞動力價值被從計劃經濟的束縛中釋放出來，追求個人財富的積累和增值也變得光明正大。可在工人與股民的身份轉換背后，是過去的就業保障、住房保障、醫療保障等等紛紛進入市場。因此，勞動者對致富的焦慮和向往，并不是天賦人性使然，而是一種被動的逐利求存行為。這解釋了為何最早的一代股民和下海商人，大都為國企下崗和停薪留職的工人。

　　在這個過程中，勞動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邊緣化，勞動致富的信仰迅速被資本的神話所淹沒。有“中國第一股民”之稱的上海人楊懷定，被選為改革開放20周年的風云人物，頻頻登上頂級大學的講臺，講授證券投資和生財之道。食利者成為了社會偶像和文化英雄，理財成為最重要的生存技能，財務文化在隱而不見之間進入了1990年代大眾文化的歷史地形圖。

　　《富爸爸、窮爸爸》一類的財富心靈雞湯火爆流行，理財和投資類節目占領了各個電視頻道，“你不理財財不理你”成了新口號。在博客最火爆的那幾年，新浪博客點擊量排名前10位清一色都是炒股和投資理財的賬號，許多中下層網民第一次接入互聯網的動因就是炒股。

　　在這樣的財富流行文化中，工作、儲蓄、不負債這些工業時代的樸素倫理和價值準則，成了一種愚蠢、迂腐的“窮爸爸”思路;而“富爸爸”的做法是盡早放棄靠穩定工作積累財富的生活、將儲蓄投入資本市場、能貸款和分期的消費絕不全款支付……

　　由此被顛覆的不光是勞動價值，還有代代相傳的古老生計觀。套用時下的流行語：人窮窮觀念，人富錢生錢。

　　新窮人和財務自由夢之困境

　　毫無疑問，資本對勞動的全面勝出，并不是專屬于中國改革的獨特現象，而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全球經濟新自由主義化的普遍后果。新自由主義的放任經濟政策打開了金融業創新的潘多拉盒子，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非生產性投機金融產品從無到有，規模超過實體經濟數倍到數十倍，股市、房地產、期貨產品的價格，與供求關系之間毫無相關性地暴漲暴跌，極大地擾亂了物質生產部門的原有經營方式，從政府部門、工業企業到個人，都不得不把理財和資本運作的重要性放在生產性活動之前。用時下正火的《21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蒂的經濟史術語來說，20世紀末以來，全球的資本收益率高于勞動回報率以及平均的實際經濟增長率。簡而言之，我們已經生活在了一個食利者碾壓勞動者的時代。

　　且不說這已經讓傳統產業工人和中下層藍領勞動者的生存狀況陷入困境，就連以往人們觀念中收入優越生活光鮮的白領們也陷入彷徨。上班掙工資日益變成一項某種意義上“虧本的生意”，按照現在的行情，職場新人想要在北京取得一份年薪10萬以上的offer，門檻至少是一個名校碩士畢業生的學歷，但這需要將近20年的寒窗苦讀和父母的持續經濟供養，在教育、住房和醫療服務高度市場化的當下，普通白領的工資增長速度幾乎無法跟上城市的生活消費和繁育后代成本的增長。

　　這樣的現實催生了一種畸形的財富故事：標準的理財成功人士，應該在2008年房價暴漲前在一二線城市買入三四套房子，之后將房屋出租，以獲得幾倍于其工資的租金收益，或將房屋套現后的資本再投入金融市場，輕松獲得10%以上的年回報率。而你的資產量越大，意味著你越容易尋找到資本高速升值的通道，比如一些早教行業的毛利已經達到50%以上。故事的最后會絕望地告知，若非如此，你無法成為像秦奮那樣實現“財務自由”的成功人士，對于白領來說，更有可能的結果是在愈加不穩定的全球危機周期中隨時失掉工作。

　　這對中產階層實際上是一種打擊，因為能成為上層食利者的畢竟是少數人。承受高強度工作壓力和社會地位下行危機的白領們體會到的是一種勞動異化感。若工作既不能實現自身價值又不能獲得體面生活，為什么不將自己的人生目標設定為直接獲取貨幣，即取得“財務自由”后再來實現自己的職業和人生理想呢?于是他們把自己僅有的一點財富孤注一擲地投入了各式錢生錢的殘酷游戲。

　　傳銷是非法的，但作為一種食利游戲可謂極致。筆者曾經親身體驗過一個傳銷課程，他們不售賣任何產品，而專靠收取高額人頭費發展下線，并承諾最快在一兩年內出局時，獲得千萬元以上的一次性資金回報。

　　在一周的課程中，我見到了社會各階層形形色色的淘金者，從社會底層的農民工、小保姆，到身家百萬的小老板，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名校建筑系在讀的研究生，她忽閃著一雙大眼睛向我娓娓道來自己在建筑設計上的諸多構想后，幽幽地說：“你看，沒有一間自己的建筑事務所，我這輩子都無法實現這些想法，而只有組織能讓我獲得這筆財富，你知道嗎，加入組織的每一個人都是像我一樣的理想主義者……”

　　在這些夢想實現“財務自由”的人眼中，金錢獲得了一種宗教般的純潔性，成為了救贖理想和人性的唯一法門。因為，有錢了，才能任性。問題是，拋棄了勞動創造世界的真理，我們如何拽著自己的頭發離開地球呢?

　　對于普通勞動者而言，錢生錢的事業不過是一場莊家通吃的輪盤賭，賭局的背面是潛藏的殘酷和苦澀，就像《非誠勿擾》的片尾，尚雯婕如夢囈般的演唱：喝了交杯，幻覺好美，甜蜜方糖，跳進苦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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