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曾常駐巴黎超過20年的記者，我對國內外華文媒體圍繞著《查理周刊》恐怖事件所做的報道，當然有自己的看法。我暫列幾條，也許對有心向上并上下求索真相、真理的年輕記者會有一點啟發。

　　1、 文明沖突論：

　　說這是一場“文明的沖突”，我認為是不妥的，至少是掉進了別有用心者精心設下的圈套。從本質上來說，這次恐怖襲擊是部分極端伊斯蘭原教旨分子借用廣大穆斯林的名義而發動的一場針對西方猶太—基督教陣營的一次宣戰。但如果將此形容為“文明的沖突”，那就是將所有穆斯林全部卷入其中，這就是掉進了恐怖分子和挑動這場沖突的別有用心者精心構筑的圈套。事實上，涉及穆斯林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關系，法國總統奧朗德本人也在日前巴黎阿拉伯學院的演講中明確宣示，兩者是可以兼容共存的。美國社會也有穆斯林，但美國社會更嚴重的對峙，緣于膚色，存在于黑人族群與白人之間。在其他穆斯林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尼、印度等國，穆斯林也并未與非主流族群之間爆發“文明的沖突”。確實，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人”希望產生這樣一種沖突，希望穆斯林在全球被置于被告席上。鼓吹“文明的沖突”，實質上就是為“有人”在做嫁衣裳。君不見，在上周日四百萬人上街游行時，法國幾大穆斯林組織代表都在其中么?他們反對恐怖主義的立場還不夠明確么?

　　2、“言論自由”與“雙重標準”：

　　同樣，討論言論自由是否有界限，我也認為沒有擊中靶心。關鍵問題在于雙重標準。《查理周刊》慘案發生后，如果說世界輿論在反對恐怖暴力問題上是絕對主流的話，在《查理周刊》是否應該挑釁穆斯林問題上，全球輿論明顯分裂成兩大陣營。包括西方內部。但我認為，更為關鍵的問題則是《查理周刊》是否對所有宗教、所有權威一視同仁!是否存在著雙重標準的問題!這就涉及到2008年發生的錫內事件[1]。錫內當時諷刺了總統薩科齊的公子讓·薩科齊，被當時周刊總編菲利浦·瓦爾以“反猶”名義開除。這一明顯違背言論自由的事件，在法國知識界和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法國當時也分裂成兩大陣營。事實上，錫內將《查理周刊》告上法庭，法庭認定錫內沒有“反猶”違法，相反是《查理周刊》違背了言論自由的原則。當時還有一批漫畫家因此和勝訴的錫內一起離開了《查理周刊》。這種雙重標準如何能夠說服全世界穆斯林，刊登某些漫畫就是自由、刊登而另一些(并不違法)漫畫就不是、其作者就要丟飯碗呢?

　　在《查理周刊》慘案發生之后，立即發生了喜劇演員蒂約多內·姆巴拉姆巴拉因在“推特(臉書)”上發表“我是查理·古力巴利”的言論而被拘捕一事(他自己解釋是“我是查理、但我卻老被當成是古力巴利”)。美國著名脫口秀Jon Stewart對此說了下面這番評論：“這個家伙的言論是令人討厭的。但在我們剛剛參加了支持言論自由的大游行之后僅僅幾天，就因為這個人說了這句話而把他抓起來，這是有點奇怪……”這可是美國人說的，不是我說的。這是不是另外一種雙重標準呢?

　　順便說一句，人人都要對“我是查理”做一個表態，開始時令人激動，因為這是一種反對恐怖暴力的呼聲;但如果人人都必須表態時，那就成為另一種“文革”式的高壓了。這也同樣令人脊骨發寒……

　　3、歷史是如何被篡改的：

　　我們對西方歷史的了解和理解很容易掉進他人掌控的話語權的設局之中。這次《查理周刊》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國內媒體幾乎沒有人了解“錫內事件”。錫內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是該周刊漫畫家，名聲與這次遇害的幾位漫畫家更大。不知錫內事件，就斷言這份周刊“蔑視一切權威”，實在是與事實不符。法國媒體不是無知而是心知肚明：提及錫內事件有損失周刊的“自由名聲”，在目前這種局勢下顯然是政治不正確的。于是便出現對錫內事件的“集體沉默”……而我們則真的是無知，居然敢于在無知的情況下就對一件事做道德審判!此事對于我們的教訓是，當法國和外國媒體只字不提錫內事件(也就是蓄意隱瞞)時，我國以西方媒體作為主要信息來源的媒體，也就對此一無所知。我們就是這樣隨著他人一起來赤裸裸地篡改歷史的!

　　什么時候我們才能真正自己去信息源頭去尋找真正的新聞呢?恐怕只有到了那一天，我們所謂的“話語權之爭”才能夠出現真正的轉機。

　　4、“法蘭西斯坦”？

　　將法國描述成伊斯蘭威脅迫在眉睫、甚至使用極為荒謬的“法蘭西斯坦”的名稱來暗示法國的“伊斯蘭化”，這更是掉進了法國目前瑪麗娜·勒龐領導的極右翼(即成功轉型后不同于乃父讓—瑪麗·勒龐的極右翼)的陷阱。極右翼就是這樣來恐嚇法國白人，試圖拉他們一起來反穆斯林的。法國穆斯林人數再多，也只占法國總人口的10%。說再過幾年穆斯林人數就會超過法國白人，那根本就是癡人說夢!事實上，法國極右翼保守勢力和思想的回潮遠比穆斯林更為強勁。不了解這一點，人云亦云地說法國正在“伊斯蘭化”，是在對法國社會的分裂推波助瀾。

　　說到這里當然要提及埃利克·齊姆爾的《法國自戕》和米歇爾·烏勒貝克的小說《屈從》。前者暢銷幾十萬冊，迄今高居亞馬遜暢銷書前三名。這證明法國保守思潮的回歸之勢頭是多么迅猛。齊姆爾幾乎就是“反伊斯蘭”、“反穆斯林移民”的同名詞。他在法國大受歡迎是非常說明問題的。而烏勒貝克的小說所描述的2022年法國出現穆斯林總統候選人和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對峙的局面，在小說中是穆斯林當上了總統，而在現實上絕對是極右翼當選的機率要大得多得多!如果我來寫一部《反抗》的小說、描述同樣的場景的話，那就是極右翼上臺后法國迅速走向反穆斯林的“法西斯化”，就如同當年的反猶化一般……當然，這也只是一種沒有來由的亂想而已。真正的法國社會應該能夠理性地找到一條融合之路、和平之路。

　　5、受害不等于圣潔化

　　還有一種傾向也是荒唐的，即因《查理周刊》是受害者而將其神圣化，甚至說這是惟一一家支持中國的法國媒體。就在2008年3月19日《查理周刊》第822期發表了這次遇難的夏爾伯的一幅漫畫，題目是“中國不再侵犯人權”，畫面是警察槍決一個囚犯：意即“中國不違反人權了，因為中國干脆把人殺了”。第824期還有一個涉及北京奧運的系列漫畫，主題是“中國抵制人權”。在當時法國輿論對是否要抵制北京奧運時刊登這幅畫，其含意還不明確嗎?還有“中國自1949年以來……”的系列漫畫，其中有一幅畫題為“中國運動員訓練”，畫上一個將軍向中國運動員們說，“那些像環法自行車賽那樣被愚蠢地被當場抓住的人……”明確暗示中國運動員都使用興奮劑。這算是支持中國嗎?至少是隨大流政治正確地攻擊一下中國!不了解這些，就妄談其政治傾向，甚至認為它支持中國，是不夠嚴肅的。

　　2008年《查理周刊》發表的反華漫畫

　　畫上一個將軍向中國運動員們說，“那些像環法自行車賽那樣被愚蠢地被當場抓住的人……”明確暗示中國運動員都使用興奮劑

　　事實上，《查理周刊》從來不像真正支持中國的法國左翼參議員讓—呂克·梅朗松那么旗幟鮮明過……梅朗松在2008年4月8日的一篇博客文章“我不贊同抵制北京奧運和反中國宣傳”中，非常明確地訴說了他反對達賴、反對將西藏說成是一個獨立國家、反對抵制北京奧運的理由和立場。整篇文章酣暢淋漓、鋒芒畢露!文章在法國社會引起強烈反響。僅跟帖就多達2700多，轉載不計其數。梅朗松因此也遭到當時主流媒體的瘋狂圍攻。《查理周刊》有做過這樣的事嗎?

　　《查理周刊》這次遇害的漫畫家中有一位叫Cabu，2000年時他在法國索依出版社(Seuil)當今歷史叢書出版過一本漫畫冊：《卡布在中國》。我手頭正好有一本。說句老實話，卡布對中國的觀察確實細致入微。中國社會處于急劇變化中的方方面面，他都看到了。在社會領域，他的諷刺筆調是充滿善意的。但一旦轉入政治領域，他立即就“政治正確”起來，孜孜不倦地重復那些有關中國的陳辭濫調。無非是人權、獨裁……之類的。可見，我們不要將我們同情受害者之心，輕易地就轉化為神圣化受害者的行為。這是極其愚蠢的……

　　6、你是查理嗎？

　　任何理由都不是殺戮平民的借口。這是我們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的原則。所以我們旗幟鮮明地反對庫阿希兄弟和古力巴利的血腥行為。

　　但是否這樣我們就都是“查理”了呢?在這次恐怖分子庫巴希和古力巴利眼里，還真不是“人人查理”。他們的槍還真不是指向所有想做查理的平民。我在“《查理周刊》留給我們的六個問號”一文中所分析的這次恐怖襲擊是一次“目標明確的宣戰”、傳遞的是“復仇、反猶、不濫殺平民和反對法國國家的象征——警察”四大信息，顯然是世界主流分析的共識。所以法國才積極“應戰”、宣布進入反恐戰爭，宣布人質事件是一起“反猶事件”，宣布要捍衛《查理周刊》的存在。看不到這次恐怖襲擊與倫敦地鐵案、與西班牙火車案等其他以濫殺平民為目的的恐怖行為的區別，作為普通百姓，是沒有問題的。但作為學者，作為國際政治學學者，還是請先把政治立場放到一邊，看一看事實以后再發言。在今天，急于表達政治訴求的人太多，而客觀認識現實、真相和真理的人，則太少太少……

　　[1] 錫內事件：可參閱維基自由百科全書有關條文。錫內是《查理周刊》的老資格員工。他因諷刺讓·薩科齊被開除是事實。他起訴《查理周刊》并勝訴、最終上訴法庭也判他勝訴，這也是事實。這是不是《查理周刊》壓制言論自由的一個事例，讀者可以見智見仁。但作為一個熱衷于評論《查理周刊》事件的學者、記者，卻不知道這件事，這是絕對不應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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