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種意義上說,“文明沖突論”中蘊含著“西方中心論”的深意。我們只有通過改革發展的根本途徑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國或強國,即亨廷頓所謂的“核心國家”,才能有效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并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1996年,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出版了其《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以下簡稱《文明的沖突》)一書——一本教人如何認識冷戰結束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論著,其核心觀點就是“文明沖突論”。在這本享譽世界的名著中,亨廷頓先生的觀點是很明確的:“冷戰所造成的人類分裂已經結束,但種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類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產生著大量新的沖突。”但梳理近二十年來的國際政治格局變遷,我們卻不禁產生疑問:國際社會種種矛盾紛爭的背后,真的是“文明的沖突”嗎?當我們透過現象迷霧看本質的時候,或許會發現:從來就不是文明的沖突,而是不同發展模式的博弈——這才是沖突的本質。

　　如果真的存在“文化的沖突”,那像東盟這樣的共同體可能根本建立不起來

　　盡管文化和文明之間有著重大區別,但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是把它們交替使用的,所謂“文明的沖突”其實也是“文化的沖突”。

　　所謂發展模式,是人們在進行發展實踐時所選擇及實行的理念、途徑、原則與結果的統一體,或是人們對社會發展的道路、經驗和結果等的歸納總結所形成的學理抽象。發展模式是一個綜合、系統的概念。就構成要素而言,發展模式是由多種要素構成的,包括人的要素以及其他的要素,如經濟、政治、文化、宗教、歷史、地理要素等。其中,如果哪一種要素居于主導地位,起支配作用,那么,就會形成以該要素為核心或載體的發展模式,如經濟發展模式、文化發展模式;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中國發展模式、西方發展模式等。在“發展模式”中,既有一種表示外在的發展現象性的東西,如人們可以直接感知到的發展的成果和發展的問題等;也深藏有一種發展之所以取得成果及造成問題的內在根據性的東西,如人們需要通過理性分析才能把握到的關于發展的制度、道路、方式等的東西。

　　經濟無疑是發展模式中的重要因素。在文化與社會發展及其模式的關系中,文化和發展模式中的經濟因素及利益因素的關系更加密切。在某種意義上說,正是經濟活動或經濟利益直接決定著文化的屬性和功能。但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亨廷頓就顛倒了文化和經濟及其發展的關系。他認為,“文化樣式將對貿易樣式起決定性的影響”,“經濟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等等。其實,就文化和經濟及其發展而言,顯然是經濟發展決定文化及其發展。當今世界存在許多共同體,主要是經濟上的共同體,而這些經濟共同體包容著眾多不同的文化要素。以東盟為例,東盟就是包含著許多異質文化在內的具有共同體特性的組織。如果真的存在“文化的沖突”,那么,這種共同體可能根本建立不起來,即使建立起來了,也維持不了多久。類似于東盟這樣的共同體或跨區域、跨國家、跨文化組織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根本原因,就是發展的共性,具體說就是發展模式中的核心要素即利益上的共性,利益的共性可以容忍或包容文化上的差異性,因為相對于利益,文化畢竟是次要的或第二位的。利益決定著文化,文化反映著利益。如果不同的群體之間在根本利益上有矛盾,即使文化相同或屬于同一文化也會有沖突;而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共同性,即使分屬不同的文化也不會發生什么沖突。忽視了現實的發展利益,大搞文化至上,把復雜的國與國、民族與民族之間的現實關系,簡化為文化關系,是無法解釋普遍的事實的。

　　文明的強弱或有無“世界意義”,完全要通過發展模式這支杠桿來實現

　　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亨廷頓比較詳盡地闡述了權力與文明或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他指出:“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權力的分布。貿易可能會也可能不會跟著國旗走,但文化幾乎總是追隨著權力。”那么,亨廷頓所理解的“權力”是一個什么“東東”呢?他認為:“權力是一個人或群體改變另一個人或群體行為的能力。行為可以通過指導、強制或告誡加以改變,這需要行使權力者具有經濟、軍事、制度、人口、政治、技術、社會或其他方面的資源。”顯然,亨廷頓所說的“權力”其實是指“發展力”或“發展的能力”,他在上述所列舉的關于支撐“權力”的種種要素如經濟、軍事、制度、政治等其實都是構成一定的發展模式的重要因素?？梢?在某種意義上說,亨廷頓對所謂文明或文化的分析,也是以支撐文明的發展及其模式為最后著眼點的。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的第四章,還分析了西方權力在冷戰后所面臨的兩種現實情況:相對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權力呈現出兩幅畫面。第一幅是西方處于壓倒一切的、成功的、幾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第二幅是相對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領域的權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戰中獲勝帶來的不是勝利,而是衰竭。在亨廷頓看來,“西方現在占絕對優勢,并在進入21世紀時仍將在權力和影響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間的均勢也發生了一些逐步的、無情的、也是根本的變化。西方的權力相對于其他文明將繼續衰落……最重要的權力增長正在并將繼續發生在亞洲文明之中,中國正逐漸成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響方面向西方挑戰的國家。”

　　亨廷頓上述所謂“西方權力”的世界地位問題,其實就是關于西方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世界地位問題,因為他所涉及的一系列現象或要素如經濟增長、失業、赤字等基本上都屬于發展的范疇,都是發展模式的組成要素,可見,不是西方文明的支配或衰落,而是文明背后的發展模式的支配或衰落的問題。

　　總之,“物質的成功帶來了對文化的伸張;硬權力衍生出軟權力。”文明或文化是外在的、結果性的,而對文明或文化起著支配作用或決定作用的則是其背后的發展或發展模式。如果說,西方文明或文化是先進的強大的,那也只能是其背后的發展模式的先進或強大。換言之,文明的強弱或有無“世界意義”,完全要通過發展模式這支杠桿來實現。當某種發展模式陳舊、落后而沒有什么生命力的時候,那么附著于其上的所謂文明就只能是一種弱勢的文明或文化,甭說影響其他文明,甚至連自身的生存都成了問題;而當一種發展模式先進并具有強大生命力時,那么附著于其上的文明或文化就會大行其道,揚威于世。如果亨廷頓先生能活到今天,他也大可不必憂心西方文明的“衰落”。因為即使在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的情況下,西方強權世界依然在不遺余力甚至不擇手段地向世界推行著他們的價值觀即亨廷頓所謂的“文明的擴張”。但在這種擴張的背后,恰恰存在著一個“擴張的工具”,即一個軍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組織。亨廷頓就不無自豪地指出,當今世界,“也只有美國具備有效地轟炸世界任何地區的空中力量。這些是決定作為世界強國的美國的軍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決定西方作為世界主導文明的主要因素。”但無論是作為“軟權力”的價值觀,還是作為“硬權力”的軍事力量,其實都是發展的產物和發展模式的構成要素?？梢?在根本的意義上,所謂文明的沖突,其實就是發展模式的沖突,是強勢的發展模式對弱勢的發展模式的干擾和同化,是弱勢的發展模式對強勢的發展模式的反擊和對抗。

　　那么,強勢的發展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呢?發展模式總是與某一核心國家或某一大國緊密相關。那些強勢的發展模式或強勢的文明,總有某個核心國家的支撐和扶持。核心國家是什么樣的發展或堅持了什么樣的發展模式,那么,依附著核心國家的那些國家往往就會采取什么樣的發展及其模式。這實際上是核心國家對非核心國家“吸引性”的表現。那么,核心國家是如何“吸引”那些非核心國家的呢?其一,核心國家通過自身優良的發展及其模式來吸引那些非核心國家,使它們與自己堅持相同的發展模式;其二,核心國家通過制造共同的敵人來吸引那些非核心國家,有共同的敵人,就意味著有共同的利益;其三,核心國家通過威脅、軍事戰爭等極端手段即以暴力威逼的手段把那些非核心國家吸引到自己的發展軌跡中去。作為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正是這樣做的。

　　“文化認同”?“利益認同”!

　　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亨廷頓提到了“文化認同”問題。他直截了當地指出:“國家都傾向于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抵制與他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就核心國家而言,尤其是如此。他們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國家,并排斥文化上與它們不同的國家。”亨廷頓還說:“在正在顯現的世界中,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

　　亨廷頓的上述說法,至少是與事實不符的。因為當今之世,屬同宗同文或相同宗教信仰的民族、國家或地區之間,相互隔閡、疏遠甚至相互對立、沖突的例子并不少見。如朝鮮和韓國,雖然彼此同屬一個民族,也具有相同的歷史文化,但由于采取了不同的發展模式,因而至少在社會制度(社會制度也是發展模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方面是不相容甚至是格格不入的。至于亨廷頓所謂的“國家都傾向于追隨文化相似的國家,抵制與他們沒有文化共性的國家”,同樣是沒有普遍性根據的觀點。事實上,國家總是追隨對他們有利的國家,即要從發展模式的核心要素利益上來判斷國家間的結盟與否,而不能僅僅從文化上來判斷。至于亨廷頓所說的“屬于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的關系不僅不會是緊密的,反而常常會是對抗性的”,又是一個荒謬武斷的觀點。例如,在阿拉伯世界,美國和伊朗作對——這似乎是文明的沖突,但美國和沙特卻是盟友,這又做何解釋呢?而美國和沙特完全是兩個不同文明的國家,它們應當沖突才對。總之,亨廷頓的“文化認同”的觀點,明顯是把文化因素絕對化、至上化,犯了文化至上主義的錯誤。文化當然重要,但如果把文化絕對化使其脫離了現實發展并把文化當作了發展模式的唯一要素,就一定會陷入文化庸俗主義的泥淖。這既與大量的事實不符,在道理上也是講不通的。沖突也好,結盟也罷,不在于文化,根本的是在于利益。

　　在某種意義上說,“文明沖突論”中蘊含著“西方中心論”的深意,即它從文明或文化的角度為西方霸權包括文化霸權進行辯護性說理。事實上,《文明的沖突》涉及到了三個關鍵詞:利益、力量(權力)和道理,而這三者的關系恰恰是這樣的:利是力之源,力是利之器;有利應有力,力強則利大;人人都逐利,視力分高下;有力才有理,無力理是“氣”;理中含著利,理使力“合理”。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分明看到了力對利的重要性,因而在當今世界,它們把利和力發揮到了極致:超強的國力追逐著至上的國利并向世界推銷著它們自認為的“公理”。

　　在這樣一種國際情勢下,對于一個國家來說,要想維護自己的尊嚴和國格,要想獲得獨立自主的發展,就必須做兩件大事或面臨著雙重任務:其一,在國際上,要維護國家的統一、穩定和安全,抵御外部的不良影響;其二,在國內,要加強建設,通過又好又快的發展或穩健的改革來增強國力,即通過改革發展的根本途徑把自己變成一個大國或強國,即亨廷頓所謂的“核心國家”。因為只有強大的實力才能有效實現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并向世界發出自己的聲音。

　　(作者系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部教授)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