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針對沃爾夫等和張夏準之間這場爭論的三個核心問題，本文的評論進行了進一步的討論。首先，反對貿易保護的沃爾夫等雖然贊同張夏準和賴納特對工業化重要性的強調，但他們可能無法理解后者仍沒有進行深入研究的目前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工業化困惑”問題及其政策含義。其次，把外向型經濟等同于自由貿易并把貿易保護等同于沒有競爭是錯誤的，英國、美國和韓國的歷史經驗說明，出口導向（或外向型經濟）、幼稚工業保護與國內激烈競爭相結合是落后國家經濟追趕成功的基本條件。最后，中國的成功不僅不是通過激進的自由化所獲得的，而且，由于中國“必須接受并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規則的限制（沃爾夫語）” 已經使中國目前的發展面臨諸多嚴重困境。本文探討了發展模式、“三農”問題以及服務業落后與比較優勢發展戰略和經濟全球化之間的內在聯系，并指出中國在長期內仍存在著“拉美化”的危險。

關鍵詞：貿易保護  自由貿易  外向型經濟  發展模式  經濟全球化

自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以來，反對新自由主義的聲音就一直處于弱勢地位。據我們所知，在沃爾夫等為一方，而以張夏準和賴納特為另一方，在他們之間所發生的這場爭論是論戰雙方第一次針鋒相對的交鋒。我們認為，在經濟發展史上，存在著一種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國家干預）的周期性交替，自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以來，其發展勢頭在步入新世紀之時已經出現衰減的跡象，自那時開始，周期性交替的鐘擺在發展中國家開始了擺向國家干預和保護民族工業的方向，這是我們為什么在2005年就開始把張夏準（2005）和賴納特（2005）的論著介紹給國內讀者的原因。隨著世界經濟的動蕩，特別是我國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嚴峻挑戰：珠江三角洲大量勞動密集企業倒閉和外遷、通貨膨脹、資源漲價、相當大范圍的產業面臨著被跨國公司所控制、生態危機和外匯儲備高居不下等所面臨的巨大風險等，我們感覺到，張夏準和賴納特的替代性教規發展理論越來越值得我們研究，而反對他們的觀點同樣值得關注。

綜觀這場爭論中各位作者的觀點，我們基本上同意沃爾夫對張夏準和賴納特的批評：兩位作者都沒有對現在的追趕型國家必須做怎么展開更深入的討論，但是，瑕不掩瑜，賴納特的理論很深刻，而張夏準對歷史事實的重申基本上是準確的。我們認為，在五位評論者當中，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埃德蒙·菲爾普斯基本上是支持賴納特和張夏準的，雖然他的論述比較膚淺，而且他也不知道賴納特一直在強調知識密集服務業的重要性，因而錯誤地批評賴納特忽視了服務業；而沃爾夫對賴納特和張夏準的贊成和批評則兼而有之；至于溫特思、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無疑是新自由主義的堅決捍衛者，他們無論是在理論還是在有關后發國家經濟發展史實的掌握上都存在很大問題。由于張夏準已經對相關問題提出反駁，因此，由于篇幅限制，我們在這里只提出以下三個問題，以便拋磚引玉，引起讀者的關注和更深入的討論。

一、怎樣理解工業化的重要性以及目前所面臨的挑戰？

賴納特和張夏準都強調了工業化的重要性，這種觀點得到沃爾夫和菲爾普斯的贊同。筆者之一2005年以前曾從事發展經濟學教學十五年，每年的課程都要給學生強調，對于經典發展經濟學來說，經濟發展的出路在于工業化（主要是通過制造業）是一種行之有效的發展準則。除了19世紀的美國和荷蘭等通過農業科研作為發展的輔助動力這種情況外，從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經濟史來看，這種觀點無疑基本上是正確的。正如賴納特所強調的，不同經濟活動在吸收技能和教育的能力上所存在的質的差別對發展理論來說是關鍵性的，在那時，工業或制造業是高質量經濟活動的基本載體，對強國富民至關重要。安妮·克魯格雖然是著名的發展經濟學家，但她是在西方主流經濟學對經典發展經濟學的批判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正如目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教學科研狀況所表明的，如果沒有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的知識，對她來說，確實無法理解為什么對落后國家而言，工業化是一種工具而非自由貿易的結果。

確實，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正如安妮·克魯格所指出的，工業化已經不再是強國富民的不二法門了，但為什么是這樣，我們猜想，安妮·克魯格、菲爾普斯甚至沃爾夫等都可能并不了解其原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于產業內貿易、全球產業價值鏈分解、產品核心功能集成化與整體功能模塊化等所導致的新國際分工的發展，使得制造業在核心部件與最終產品的生產上在國家層次上發生了分離：發達國家從事高創新率、高附加值和高進入壁壘的核心部件生產，而發展中國家則從事慣例化的、低附加值和幾乎沒有進入壁壘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賈根良、秦升，2008），由此產生了“工業化的困惑”：發展中國家出現了“制成品貿易條件惡化”和“高技術產業的技術不高”。

在由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發展中國家就無法再像歷史上從英國到韓國那樣，僅僅通過抓住制造業就能達到強國富民的目標，因為在那時，制造業的整個產業價值鏈都在一國之內，發展中國家抓住制造業不僅可以具有高增長率和高就業率，而且同時也獲得了高創新率、高附加值、高工資和系統協同效應，但如今，它就只可能具有高增長率，但高創新率、高利潤、高工資、高附加值和系統協同效應卻喪失了，而高就業率也只是一時的。因此，無怪乎跨國公司會沒有顧忌地說，把利潤拿走，給中國留下GNP。

在全球產業價值鏈分解的今天，知識密集型服務活動日益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新引擎，與制造業并列為經濟增長的兩大引擎。西方研究服務創新的經濟學家們提出了知識經濟兩大基礎設施的看法：第一種是由研究機構、技術組織和高等教育所組成的“公共知識基礎設施”，第二種則是具有私人性質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如果說知識經濟的第一種基礎設施主要是19世紀末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產物，那么，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則是信息革命的產物。因此，賴納特指出，“知識密集型服務可能要起到制造業在歷史上同樣的作用。然而，如果沒有來自以多樣化制造業為基礎的需求，這種服務部門不可能成長和繁榮起來”（Jomo K.S. and Erik S.Reinert，2005，Introduction）。賴納特的這種看法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和張夏準并沒有對這種新國際分工帶來的新挑戰展開研究，然而，他們的論著給我們現在更進一步的研究提供了基礎。

我們認為，張夏準新書的名字《好心辦壞事》用在溫特思、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甚至沃爾夫身上是很恰當的。因為他們并不了解，從15世紀的英國到19世紀的“美國制造體系”再到日本和韓國都是通過抓住制造業的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經濟政策發展起來的。而如今，當他們給發展中國家推薦按照比較優勢進行自由貿易的同時，他們也不了解，由于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分解，國家富裕的基礎就從“產業特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就改變為“活動特定的”和“產業特定的”相結合了，以制造業為核心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就自然演變為“以高附加值、高創新機會窗口和不完全競爭為核心”的國家政策了，如2000年歐盟的“里斯本戰略”和2004年的“創新美國”就是這種“新”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表現（賈根良，2008）。通過鼓吹所謂的自由貿易，美歐發達國家用高額補貼的農產品摧跨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生產，這是造成全球糧食危機的主要原因。一直以來，美歐發達國家在農業談判和高技術政策上就寸步不讓。這種種表現，哪里還有自由貿易的風格？而他們卻向發展中國家推薦與其歷史上曾實行的相反的政策，這豈只是好心辦壞事？

二、怎樣理解外向型經濟、自由貿易和貿易保護？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為什么要保護幼稚產業，經濟思想史上已經有比較好的論述，我們在這里就不再重復了。但是，針對沃爾夫、溫特思、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外向型經濟是否就等于自由貿易，而貿易保護是否就等于沒有競爭？怎樣解釋印度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發展低下和目前墨西哥的狀況？讓我們下面首先回顧一下經濟史。

張夏準和賴納特的研究告訴我們，英國是通過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發展起來的。我們在這里可以提供一個比張夏準和賴納特更詳細的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簡史：1485年，亨利七世即位，開始實施大力支持羊毛工業的貿易保護政策，史稱都鐸王朝時期（1485-1603）。伊麗莎白一世時代（1558-1603）和斯圖亞特王朝時期（1603-1649年，1660-1714年）是英國重商主義的兩個最重要時期，1587年完全禁止羊毛出口；1651年通過航海法案；1672年通過谷物法；1689年通過對谷物法的修訂；1699年通過“羊毛法案”禁止進口殖民地的羊毛制品；擠跨愛爾蘭具有競爭里的羊毛產業；1700年英國國會通過一項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令。1721年，沃波爾重商主義政策改革，以提升制造業為政策目標。1760年至1830是英國工業革命時期，雖然亞當·斯密1776年發表《國富論》，提倡自由貿易，但是1815年英國仍通過新的谷物法，提高了對農業的保護力度，直到1846年才取消《谷物法》。1849年廢除《航海法》，1860年取消所有貿易和關稅限制。

根據以上英國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簡史，我們可以得出以下三個結論。第一，如果沒有1700年英國國會通過的禁止銷售印度棉布的法令，英國棉紡織業作為英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早就被印度的棉布所擠跨，還談何工業革命？因為英國本地的紡織業以毛紡織業為主，根本無法與印度的手工棉紡織業競爭，直到1760年，英國棉紡織業使用的機器“幾乎與印度使用的機器一樣簡單”（羅斯托，1997，第103頁）。羅斯托承認，1700年和1720年禁止進口的立法導致了保護性的高額關稅，正是在這一法令保護下和猶如黑洞般的市場迫切需求刺激下，“英國的發明者和革新者終于解決了用棉線作經線的問題，從而以機器同印度人的靈巧的雙手展開了競爭”（羅斯托，1997，第106頁），從而使棉紡織工業一躍成為英國工業革命的主導產業。第二，英國是在工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之后才取消貿易保護等重商主義經濟政策的。第三，英國在那時無疑是世界上最具外向型發展的經濟了，但英國卻是把這種外向型經濟與貿易保護和國內激烈的自由競爭結合在一起的，這是她成功的重要原因。

我們認為，沃爾夫、溫特思、潘納加里亞和安妮·克魯格把外向型經濟等同于自由貿易并把貿易保護等同于沒有競爭是錯誤的，落后國家經濟追趕成功的歷史一再證明了這一點。讓我們下面先看一下美國經濟史。正如張夏準、賴納特和我們前面對爭論背景的介紹所指出的一樣，1897年至1901年擔任美國總統的威廉·麥金利當時就指出，“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農業國；我們成了世界第一大礦產國；我們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這一切都緣于我們堅持了幾十年的關稅保護制度（托馬斯·K·麥格勞，2000，第345頁）”。但美國為什么會成功呢？我們認為以下兩個方面是很重要的因素。首先，雖然我們很難說當時美國是現代意義上的外向型經濟，但她是把“出口導向”和通過貿易保護對民族工業的支持結合在一起的。以提出保護主義為核心的“美國制度”而著名的卓越政治家亨利·克萊1824年的這段著名言論就是很好的證明：“我們必須趕快讓真正的美國政策（保護主義是核心之一——引者注）付諸實施；在將目光盯住海外市場的同時，我們必須開拓國內市場，進一步擴大國貨在國內的占有量；我們必須與外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抗，將我們過去對外國工業的支持轉移到促進我國國內工業的發展上”（托馬斯·K·麥格勞，2000，第346頁）。亨利·克萊的這段話說的多好啊！他似乎也是針對目前的中國所說的。

我們認為，美國通過保護主義獲得成功的第二個因素是歷史促成的，它防止了類似于20世紀70年代以前印度內向型經濟所存在的弊端。通過考察美國關稅史，我們可以注意到，從19世紀2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美國的關稅率曾經發生比較大的波動，特別是在南北戰爭以前更是如此。例如，在南北戰爭前，由于提倡貿易保護的北方工業集團與南方支持自由貿易的奴隸主集團之間的斗爭，關稅率在一段時間內提高，而在另一段時間則下降。當關稅率降低導致美國許多工廠破產和工人失業時，貿易保護的呼聲日益高漲，從而促成了關稅率的不斷提高，從而給民族工業以喘息之機，美國企業不得不珍惜這種機會，為將來在關稅率再次降低時能夠勝出做好準備。然而，關稅率的不斷提高導致南方奴隸主集團的激烈反對，他們甚至以國家分裂為要挾，因此，政治妥協使得關稅率再次下降，民族工業不得不奮力掙扎，以圖生存。關稅率降低實際上就等同于引入了美國民族工業的“天敵”，這客觀上產生了一種“鯰魚效應”。但是，這種“天敵”不能數量太多和太猛烈，以至于如自由貿易那樣使民族工業遭受滅頂之災。因此，托馬斯·K·麥格勞寫到，“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美國國會中那些旨在保護美國新興產業、成長期工業以及弱小工業的政治勢力常常獲得勝利。因此美國經濟是在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的保護中步入成年期的（托馬斯·K·麥格勞，2000，第348頁）。

出口導向（或外向型經濟）、幼稚工業保護與國內激烈競爭相結合，這種歷史經驗在成功的經濟體中一再重復，例如，在東亞仍然是如此。“在今天，如果只考慮幼稚工業保護或出口導向，就會陷入簡單化。幼稚工業政策越來越需要出口導向來檢驗產業的國際競爭力。……韓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它也許是一個高度外向型經濟的例子，但它的對外導向是和保護（幼稚）工業齊頭并進的。在20世紀80年代初，韓國制造業的有效保護率仍高達49%”（福布斯、韋爾德，2005，第67-68頁）。如何使保護政策下的企業奮力競爭，以至于不陷入松懈狀態呢？由于沒有上面談到的美國特殊的政治周期對競爭壓力的影響，韓國政府實施了規定保護的時限、企業如果沒有完成政府規定的出口和技術創新等目標就不再給予支持等胡蘿卜加大棒的措施，這使得韓國許多企業為了達到政府規定的目標，奮力競爭的程度甚至達到了幾近瘋狂的狀態。

以上面的歷史經驗為觀照，難道我們就不能理解20世紀70年代以前的印度以及拉丁美洲的保護主義為什么會失敗嗎？由此可見，僅僅實施保護主義是不夠的，它需要出口導向（或外向型經濟）和國內激烈的“自由”競爭相配合。同樣，如果只有出口導向（或外向型經濟），而沒有通過幼稚工業保護和激烈的國內競爭所創造的新的比較優勢，那么，正如安妮·克魯格和阿爾溫德·潘納加里亞所承認的，“外向型的貿易政策本身不會導致令人滿意的增長”。但是，如果沒有相當一段時間的適當保護，正如安妮·克魯格等人那樣把自由貿易看做是外向型政策體制的基礎，那么，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美國與拉丁美洲經濟發展績效的歷史性差別再次說明了這一點。對于這種巨大的歷史性差別，諾斯認為是宗主國的制度和管理體制路徑依賴的結果。但我們卻認為，諾斯的這種解釋總是第二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美國在19世紀實施了創造比較優勢的保護主義，而拉丁美洲卻是遵循自由貿易的外向型經濟的結果。令馬丁·沃爾夫失望的現代巴西和墨西哥難道不是遵循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教條所導致的嗎？

三、怎樣理解中國經驗？

沃爾夫的文章說，中國是通過激進的自由化獲得巨大成功的，許多為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進行辯護的學者也把中國作為重要的案例來加以引證。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與前蘇東國家的激進轉軌方式不同，中國的漸進式轉軌在對外開放上也是逐步進行的。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較，許多研究說明，中國模式具有類似于日韓的技術民族主義特點，強調技術學習和戰略產業的發展（Barry Naughton，Adam Segal，2001）；這種模式通過強國家來保持高儲蓄率、促進產業政策，利用計劃經濟的遺產，在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同時積極發展資本密集型產業的進口替代，類似于韋德在描述東亞四小龍時候“治理市場”的發展型國家角色（Seung-Wook Beak，2005）；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重走東亞的道路，也就是通過高強度投資來發展動態效率的工業（盧荻，2001）。就外貿體制而言，哈佛大學羅德里克提供的數據說明（參看下表），在加入WTO之前，中國的改革并沒有采取激進的貿易自由化措施，盡管取消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上的對國際貿易的壟斷做法，但卻代之以一種類似于東亞鄰國和地區的限入勵出的政策，在進口方面，建立起了一套復雜的、更具限制性的措施，包括關稅、非關稅壁壘、貿易許可等，并且維持一個很高的關稅壁壘來保護民族工業。我們認為，正是這種與新自由主義存在很大差別的經濟政策成為“中國奇跡”的重要基礎之一。

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進口關稅（%）

時間

(未加權)平均

加權平均

離差

最大值

1982

55.6

--

--

--

1985

43.3

--

--

--

1988

43.7

--

--

--

1992

42.9

40.6

-

220

1993

39.9

38.4

29.9

220

1996

23.6

22.6

17.4

121.6

1998

17.5

15.7

13

121.6

2000

16.4

--

--

--

2002

12.3

6.4

9.1

70

數據來源：羅德里克(2006)。

我們認為，中國的成功不僅不是通過激進的自由化所獲得的，而且，由于中國 “必須接受并受到（新自由主義）全球規則的限制（沃爾夫語）”，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中國為加入WTO已經付出了不小的代價，目前我國所存在的許多困境可能都與此有很大關系。當然，中國加入WTO也許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沃爾夫教授所承認的，WTO等由發達國家所控制的國際組織“某些影響發展中國家的政策具有危害性，首當其沖的可能是對便利地獲得知識產權的限制”，斯蒂格利茨教授在其新著《國際間的權衡交易》一書中對當前世界貿易體系中所存在的諸多不公平之處進行了研究，特別指出發達國家對農業的補貼導致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市場競爭力已經大為削弱。張夏準和許多學者的研究都說明，由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已經使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目前進行經濟追趕的國際環境比歷史上已經大為惡化。在本文中，針對中國經驗及其所面臨的挑戰，我們初步提出以下三個問題與大家共同討論。

首先，目前我國的經濟增長對國際產業鏈低端產品、外資和國外技術嚴重依賴的發展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續性？它是否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具有直接聯系？雖然我國經濟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直維持著年均9%以上的快速增長，出口擴張得到迅速擴張。然而，盡管我國通過生產的擴張形成了強大的生產能力，但是這些生產活動仍主要地集中于國際產業鏈中加工和組裝的低端層次，而目前我國近90%的高科技出口是由外資企業所控制的。而且，我國制成品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條件一直處于不斷惡化的狀態，中國的廉價產品不僅為發達國家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也在服裝等許多產業上事實上已經成為發展中國家低端競爭（Race to Bottom）標準的制定者。

按照熊彼特的理論，我們可以區分兩種不同形態的競爭：一種是通過創新帶來的不完全競爭以實現創新者豐厚租金從而保證財富動態積累的高端競爭；另一種則是集中在價格上以鄰為壑的競爭。在目前的國際產業鏈中，我們可以看到這兩種不同的競爭形態在不同環節中存在著：在低端，依靠生產、加工和組裝來獲得“正常利潤”；而在高端，則表現為產品創新、核心技術的專利獲取以及強大的品牌效應所帶來的不斷增加的豐厚租金。前者的競爭形態表現為“低端競爭”，也就是通過依靠剝奪本國勞動階層的各種勞動保障，人為壓低他們的工資，放任對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和對國內自然環境的掠奪性開發為代價，從而不斷地沖擊產品價格的底線。中國以及廣大發展中國家目前所陷入的這種低端競爭狀態的形成與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具有直接聯系，但如果只是通過制定最低工資法、制定與生產相關的勞工標準（或環保標準）、依靠工會組織力量和促進企業（跨國公司）社會責任的提高等措施（肖光恩，2007）而沒有發展模式的根本性革新，這種低端競爭問題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嗎？我們認為是不可能的。按照賴納特的理論，發展中國家在低端產業或產品上即使是最有效率的生產者也不能免于貧困，專業化于現有比較優勢就是專業化于貧困，而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就必須反對自由貿易，對民族工業進行保護，這是一國從根本上解決低端競爭的必由之路。

其次，我國長期得不到解決的“三農”問題以及服務業的落后是否與比較優勢發展戰略以及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全球化過程具有直接聯系？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三農”問題日益得到社會的高度關注；同時，我國服務業在“十五”期間的總產值占GDP比重呈下降趨勢，由2002年的41.7%降為2005年的39.5%；這一比重不僅低于發達國家70%左右的平均水平和世界60%左右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大部分發展中國家48%的平均水平，特別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發展嚴重滯后，有統計數字表明：自1995年以來，我國服務貿易連年出現很大比例的貿易逆差，主要表現為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方面的服務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至今這種逆差的趨勢也沒有扭轉的跡象；此外，近年來我國資源型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卻出現上升的趨勢。這些現象是孤立的嗎？單就農業或服務業自身能夠解決其問題嗎？

在歷史上，我們可以觀察到，成功的農業僅存在于工業也取得成功的地區。為什么是這樣呢？這是因為產業之間的系統協同效應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所謂系統協同效應是指存在著整個社會經濟系統的公共福利，從整體上加以考慮的制度和政策措施有利于改善社會各階層或各產業的福利水平。按照賴納特的理論，系統協同效應由四個基本命題所構成。首先，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創新機會窗口和福利效應是不同的；其次，創新機會窗口大的經濟活動在系統協同效應中處于核心地位，它在國家范圍內產生并擴散了其創新租金：凡在工業發達的地方，農民也比工業不發達的其他地方的人更富裕；再次，由報酬遞增規律所產生的循環累積因果機制所產生的“良性循環”是全體國民共同富裕的基礎：發達國家理發師的實際工資要5倍于生產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的同行”；最后，國家創新體系在企業家、工農和政府“共謀式”地分配創新租金的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它導致了全體國民的共同富裕。

按照上述系統協同效應理論，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我國農業和服務業發展落后。雖然工業發展要依賴于農業和服務業的創新及其對工業品的需求，但農業和服務業的發展對工業發展的依賴程度要遠大于工業發展對其依賴程度。我們知道，工業與農業和服務業之間在諸多方面存在系統協同效應，但由于篇幅所限，我們下面只從作為核心要素的工業部門的創新租金與需求因素之間的關系談起。

如果工業部門沒有豐厚的創新租金，那么，它無法通過提高工人工資使其分享生產率增益的好處，而工人工資增長速度如果長期滯后于工業生產率增長速度，那么他們就不能擴大對優質農產品和服務業需求的增長，而如果沒有這種需求，農業和服務業的分工就無法擴大，農業和服務業的停滯不前就勢所難免，其從業人員的收入也不會得到提高，而工業、農業和服務業工資收入者的工資水平如果長期不能與勞動生產率同步增長（以及社會保障和教育體制的改革使工資收入者不敢消費），那么，導致工業擴張的內需就無法啟動，外貿就成了工業擴張的主要動力，但如果外貿擴張以低工資成本為優勢，那么，當大量剩余勞動力為國際市場進行生產時，由于我們前面談到的惡性低端競爭，工業部門工人工資上漲的到來就會大大推遲，農業和服務業落后的狀況就會進一步加劇，內需就更無法啟動，這些因素的累積因果就會使經濟發展積累許多困境。而要從根本上解決我國“三農”問題、服務業落后、社會和諧、環境友好、通貨膨脹和高外匯儲備的巨大風險等諸多困境，就必須進行路徑創造，通過創造新的比較優勢為經濟發展開辟新的道路。這就是我們從理論上對我國自1995年以來經濟發展過程的基本解釋。

最后，如果要創造新的比較優勢，在沒有對民族工業的適度保護（包括貿易保護）的情況下，這個目標能否達到？我們認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歷史上還沒有這樣的先例，而目前的經濟全球化并沒有改變民族利益作為國家競爭核心的性質。現在，我們已經把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今后20年奮斗的目標，但創新型國家這個概念明顯地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概念，這是國家創新體系的要義之所在。因此，發端于重商主義并經由李斯特國民經濟學一直到現在以賴納特等為代表的替代性發展理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借鑒價值非常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就中國問題而言，我們提出以下幾個需要探討的問題作為文章的結束語，以求教于經濟學界。第一，在知識經濟時代，廉價勞動力是否就象自然資源一樣是一種“自然”的稟賦，正如歷史上出口初級產品永遠不可能致富一樣，單純利用廉價勞動力這種所謂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中國是否永遠不可能崛起？第二，我們是否開放過度而對民族產業保護不夠？ “我們的關稅總水平現在是9.9%，而全球的關稅總水平是39%。我們的非農產品關稅水平是9%，而全球是29%。我們的農產品關稅水平是15%，而全球平均現在是60%。在這幾個方面，應該說中國都做得很出色了。在服務貿易領域，本來發達國家是最占優勢的，但是WTO規則所定的160個可以開放的服務門類里面，中國已經開放了100個，發展中成員一般是54個。美國也就比我們多一個，開放了101個”（薄熙來，2007）。中國至多按照中等發達程度來開放自己的市場，關稅過低會導致民族產業無法抵擋跨國公司壟斷性的競爭，特別是對于我國落后的服務業來說，這種開放確實讓人感到非常憂慮。第三，對于發展中大國來說，能否主要依靠外資實現經濟發展？最近幾年來，外資獨資比重迅速增加,兼并我國龍頭和骨干企業的數量也在不斷增加，控制中國產業的意圖已經昭然若揭。如果任其長期發展下去，中國被“拉美化”的危險就會與日俱增。第四，國內市場是否比國外市場更重要？特別是當一國在占領國外低端產品市場的同時，國內高端產品市場卻日益在喪失，這是否具有某種“丟了西瓜撿了芝麻”之嫌，從而存在某種嚴重的危險嗎？第五，對于發展中大國來說，由于存在廣闊的國內市場，因此，美國在19世紀崛起的模式是否可以為我們提供某些借鑒？第六，經濟全球化進程是否有可能出現非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模式？我們是否應該努力實現這種模式而不是任新自由主義主導中國經濟？更進一步，經濟全球化進程在將來是否存在停滯不前甚至逆轉的可能？如果經濟全球化進程出現逆轉，我們怎么辦？我們是否需要盡早研究相關對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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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the ‘Deb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rade Protectionism or Liberalism

Comments on the ‘Debate’: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uld Follow Trade Protectionism or Liberalism

Gen-liang Jia    Yang-hua Huang

Abstract: This paper gives further comments on the three questions of the debate between Ha-Joon Chang and Martin Wolf. Firstly, although Wolf and his proponents agree to the importance of industrialization emphasized by Ha-Joon Chang and Erik Reinert, they fail to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industrialization puzzle”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facing nowadays, even Chang and Reinert haven’t gone deep into this issue yet. Secondly, it’s questionable to see the outward-looking economy as free trade and, equivalently, view trade protectionism as no competition presents,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Britain,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Korea shows that the ‘mixture’ of export promotion (or outward-looking economy), protection of infant industries and fierce domestic competition is fundamental condition for successful catch-up of late development countries. Lastly, the success of Chinese economy is not gained through radical liberalization, furthermore, China is exposed to a lot of development problems caused by the so called “must participate in and be bound by global rules” (Martin Wolf). This paper deals with the inner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elopment models, “three dimensional rural issues”, the laggard development of servic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n rises several qu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as a conclusion.

Key Word: trade protection; free trade; outward-looking economy; development model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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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賈根良（1962-），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主要從事經濟思想史、演化與創新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等研究；黃陽華（1984-），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經濟思想史專業在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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