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應該“少談些價值 多談些模式”

五四時代，胡適提出“少談點主義，多解決些問題”，這一主張直到現在仍然被很多溫和理性的中間派人士廣泛引用，但在當代中國更加虛飄的“價值”取代了傾向性極強的“主義”，又開始卷土重來，因為我們極有必要提倡“少談些價值，多談些模式”。

自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特別是戰后，或是二十一世紀，其實人類信奉的那些共同價值并沒有變化，也沒有人提出先賢遺漏的、沒提過的價值，而這些價值也早已經寫入了中國的憲法和學校教科書，成為包括左派、右派各界思想人士共同信奉的綱領。

但既然如此，那為什么宣揚這些價值的知識分子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同呢，其實就是他們可以混淆了價值和模式的區別，企圖以價值代模式，當代中國部分知識分子所提倡的所謂價值其實是某種模式的概括而已。

同一價值有不同的實現模式

因此，我們必須將價值和模式進行正確的區分，同樣的價值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實現模式，比如同樣主張市場經濟，則存在著英美的自由市場經濟、日韓的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和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四種，而且在這四種模式的競爭中，英美模式并沒有明顯的優勢可言，反而北歐的福利國家模式和德國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優勢更明顯。

同樣，在民主的實現模式上，也有美國的總統制模式，法國的半總統制模式， 有英國的議會模式，有瑞士的委員會模式，而在這些模式上還可以分為北歐的一黨獨大模式、英美的兩黨模式、德國的溫和多黨制模式和意大利、日本等國的極端多黨制模式等，而極端多黨制模式似乎最民主，但是目前債務最嚴重，導致國家破產都是這類國家，而德國的溫和多黨制模式反而不錯。

價值只是理想，當前中國并不存在價值之爭，而是模式之爭，大家應該盡量減少在價值爭論上進行無謂的浪費，多在模式上想辦法才是正確的。

《人權宣言》已經問世了兩百多年，但這些年中，人權進步并不明顯，西方國家的人權改善，其實都是二戰之后的事情，如果這些宣言真的能夠落實，怎么還可能出現暴力的工人革命，其實在推動《人權宣言》的落實中，工人的暴力反抗，比那一紙文書作用更大。

國家發展模式是動態變化的

落實到同一國家，其模式也是在不斷變化的，以美國為例，美國模式到底是什么？如果將現在的自由市場模式作為美國模式，那就大錯特錯了，當前美國的這種模式其實是華盛頓共識模式，其提出不過20年左右的時間，而之前還有羅斯福模式，當前美國這一模式在小布什任內達到高峰，也在小布什任內暴露出了大問題。

一個模式，如果要以國家來命名，那應該是使這個國家走向成功、強大的模式，美國率先走出上世紀的經濟大蕭條，并且領導世界取得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并成為世界頭號強國，這都是羅斯福模式的成功，只不過強大后的美國開始窮兵黷武，大搞軍事凱恩斯主義，經濟才出現了問題。

后來美國選擇了里根模式，也就是后來的新自由主義模式，但這中國知識界現在所說的美國模式其實也不是里根模式，而是小布什模式，小布什模式和里根模式的區別也是非常明顯的，比如里根鼓勵儲蓄和投資，而布什鼓勵信貸和消費，政府如果鼓勵儲蓄和投資，則國家發展后勁十足，而如果鼓勵信貸和消費，則遺患無窮，在貨幣政策上，布什實行低利率政策，而里根實行高利率政策，其結果就是一個人帶領美國重新開啟繁榮，一個人將美國引入深淵。

其實中國人無論是學習羅斯福模式，還是學習里根模式，都比學習小布什模式要好，可惜的是我們中國人偏偏認準了小布什模式。

新型發展模式往往產生于邊緣國家

其次價值的實現，可謂條條大路通羅馬，而且通往價值的模式之路也是不斷被創新的，而且這種創新往往是出現在邊緣國家，而非核心國家，我們完全可以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早期發展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德國是世界上最早通過立法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比如1883年，德國通過了《疾病保險法》，《工傷保險法》在次年通過。就連最激動人心、也是最難通過的《老年殘障保險法》在1889獲得批準。工人福利狀況的改善，極大的促進了德國的經濟發展，德國也一躍從西歐落后的國家迅速成為與英法抗衡的強國。當時的德國首相俾斯麥一直將德國的“工廠立法”當成自己最偉大的成就，并將其稱為“一切歷史上的社會改革之花”。 此后，歐洲其他國家才紛紛效仿。英國1905年制定了《失業工人法》，1909年制定了《退休法》和《勞工介紹法》，1911年通過了《國民保險法》。法國1894年頒布了《強制退休法》，1905年制定了《專業保險法》。自此世界上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開始了自己的“工廠立法”進程。

但我們要注意到，當時的德國的資本主義才剛剛起步，德國還處于半封建社會，而德國卻通過建立社會保障制度迅速崛起。這與我們所想象的后發國家應該變本加厲的剝削勞工才能迅速趕上發達國家的想法完全不同，而德國不是個案，北歐建設福利國家也是這樣的。

北歐的資本主義發展非常晚，歐洲的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上半葉就完成了城市化進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北歐還是個半農業社會，城市化才剛剛開始，到了上世紀60年代才進入高峰，而當時北歐大多是社會民主黨執政，他們極其重視勞動者的福利，當時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政府補貼建設住宅，為工人提高各種福利，這是這些措施讓落后的北歐在二戰之后迅速崛起，并成為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標桿性地區。

現在很多中國人可能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最自由的國家，其實事實并非如此，美國人均GDP連世界前十名都沒有進入，最新發布的2011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美國排第十五位，前面的基本上都是北歐國家，而且來自多方面的研究也證明北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區，可以說北歐的高福利政策真正的實現了人權、自由和效率的完美結合。 以上德國和北歐崛起的經驗表明，落后國家完全可以通過模式的創新，趕上和超越先進國家。

相反的例子也有，日本放棄自己的模式，盲目模仿美國，結果失敗了，拉美國家照搬美國模式也失敗了，我們中國采用“低人權、低福利”的發展模式，進行“資本主義補課”，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發展，但是代價是巨大的，而且崛起的速度遠遠低于當年的德國、北歐和亞洲四小龍的崛起速度。

當代中國沒必要重起爐灶，照抄照搬，這樣既成本太高，也不科學，我們要應該像德國和北歐一樣通過模式創新實現國家崛起和民眾的幸福。

高連奎 經濟學家 著作有《中國大形勢》《中國大趨勢4：中國經濟未來十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