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流放地：西伯利亞Shushenskoye（1897-1900）

　　托洛茨基，流放地：西伯利亞Verkholensk（1898-1902）

　　切格瓦拉，避難地：墨西哥城（1954-1956）

　　葛蘭西，監(jiān)禁地：圖里（1929-1935）

　　毛澤東，解除指揮權(quán)后被隔離地：沙洲壩（1932-1934）

　　休伊·牛頓，監(jiān)禁地：奧克蘭（1967-1970，1977-1978）

　　貝爾納·斯蒂格勒，監(jiān)禁地：Muret（1978-1983）

　　（本文初稿報告于2020年第五屆華宇藝術(shù)論壇）

　　1.

　　列寧，流放地：西伯利亞舒申斯科耶Shushenskoye（1897-1900）

　　1895年12月，列寧因革命活動在圣彼得堡被捕。在監(jiān)禁14月后，1897年2月，列寧被判流放西伯利亞，為期3年。此時，他的名字還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

　　在過去，漫長的鐵路旅行通常使他筋疲力盡，而當火車從莫斯科出發(fā)時，列寧發(fā)現(xiàn)前往東方的旅程令人振奮。在途中，他給家人的信洋溢著柔和的感情，他每晚都睡得很香，欣賞過往的風景，并且不再受制于寫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死屋手記》中描述了他在西伯利亞的長期監(jiān)禁，他說，盡管他受到了嚴厲的對待，但他將永遠感激那些年。那段時間，他與俄羅斯人民朝夕相處，恢復了精神健康。列寧后來會說自己的流亡時期也是如此。至少，他沒有遭受任何嚴重的不公正待遇。流亡的三年在一個宜人的西伯利亞村莊中寧靜地度過，他可以擁有一所自己的房子，接收郵件，寫書，在周圍的城鎮(zhèn)中旅行以及打獵，自由地處理自己的事務。流放生涯，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幾年。

　　在到達之前，他所讀或聽到的有關(guān)舒申斯科耶（Shushenskoye）的一切，都使它顯得迷人而令人向往。這個村莊在葉尼塞河的支流上，距森林一兩英里，薩彥嶺就在地平線上。這里是很好的獵場，在針葉林中有熊、馴鹿、野山羊、松鼠和黑貂。生活的另一個好處是便宜，在這里，一個人每月可以很輕松地靠8、9盧布生活。　　

　　列寧在舒申斯科耶

　　列寧與一個名叫阿波隆·齊里亞諾夫（Apollon Zyrianov）的中度富裕的農(nóng)民呆在一起，后者有一個帶五個窗戶俯瞰街道的大木屋。列寧每月支付8盧布，由于他的月收入達150盧布，他可能是村里最富有的人。列寧帶來大量的書，更多的還在不斷寄過來。齊里亞諾夫為這些書打了書架，書架很快就到達了天花板。屋里有一張木床、一張桌子、四把椅子、一張西伯利亞地毯，除此之外到處都是書。

　　列寧一開始想讓自己養(yǎng)成孤獨的生活習慣，專注于沉思和寫作。每封寄來的郵件都附有書籍，但書的數(shù)量還是遠遠不夠。盡管他計劃了廣泛的寫作計劃，但他的狀態(tài)仍然處于強制性休假的咒語中。有時整整幾天都要放棄讀書和寫作，齊里亞諾夫會和他一起去狩獵。他們會在河岸上徘徊五天，在林中據(jù)點芬芳的干草上度過漫長的夜晚。除了打獵和釣魚，列寧還樂于與農(nóng)民們交談，他建立一個非正式的律師事務所，幾里外的村民在都來向他咨詢。同時，列寧與妻子還利用業(yè)余時間將英文的社會主義文學作品翻譯成俄語。

　　流放看似是平靜，如夢似幻般滿足的日子。不過，休假只是為更重要的工作積蓄力量，他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供浪費，等待列寧的是艱巨的寫作和聯(lián)絡任務。隔離反而為用筆去聯(lián)通革命的網(wǎng)絡創(chuàng)造了條件。列寧用更頻繁的書信來維護和指導留在圣彼得堡堅持斗爭的政黨網(wǎng)絡，同時與身在國外的普列漢諾夫和阿克塞爾羅德等人保持聯(lián)系，并且組織資源繼續(xù)印刷和散布革命出版物。

　　隨著列寧的監(jiān)禁，馬克思主義正在被愛德華·伯恩斯坦的溫和理論所削弱，革命青年們認為，與革命相比，通過工會提高經(jīng)濟利益將使勞工運動獲得更多收益。為了反駁這些變化，列寧于1897年開始起草一部書稿以回應沙俄民粹派的錯誤理論，他曾打算將此書探尋的問題等同于馬克思的《資本論》。1899年，列寧完成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以筆名“弗拉基米爾·伊林”出版發(fā)行。

　　1900年2月，列寧結(jié)束流放，很快前往德國，籌辦《火星報》，并在1901年底開始了以“列寧”作為筆名寫作。1901年5月，列寧在《火星報》上發(fā)表了《從何著手？》，同年12月的《火星報》12期，發(fā)表了《同經(jīng)濟主義的擁護者商榷》。隨后列寧將這些工作進一步深化，于1902年2月出版《怎么辦——我們運動中的迫切問題》——文中全面駁斥了“經(jīng)濟派”，提出了先鋒黨領(lǐng)導無產(chǎn)階級的理論，影響了俄國革命的進程。

　　2.

　　托洛茨基，流放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Verkhoyansk（1898-1902）

　　1898年，青年列夫·達維多維奇·布隆施泰因（Lev Davidovich Bronstein）因在烏克蘭從事顛覆活動而被捕，被關(guān)押在尼古拉耶夫、赫爾松和敖德薩的監(jiān)獄里，后被轉(zhuǎn)移到莫斯科的政治犯監(jiān)獄。在莫斯科的監(jiān)獄中，托洛茨基得以與其他革命者接觸。在那里，他第一次聽說了弗拉基米爾·伊林（列寧），并閱讀了這位流放者的新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fā)展》。　　

　　托洛茨基

　　1900年，托洛茨基被判流放到西伯利亞伊爾庫茨克的Verkholensk。在這期間，他結(jié)婚生子，并積極地完成自我教育，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jīng)典著作。在流放期間，未來的蘇聯(lián)人民委員的寫作涉及文學研究、社會學以及關(guān)于西伯利亞農(nóng)民生活主題的文章。他以化名“ Antid Oto”在報紙《東方評論》（ Vostochnoye obozreniye）上發(fā)表了三篇文章，以此結(jié)識了遠東的革命者朋友。托洛茨基在流放地附近的村莊之間旅行，與許多以前和將來的革命者接觸，包括摩西·烏里茨基Moisei Uritsky和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

　　歷史學家認為，留在西伯利亞并與當?shù)馗锩呓佑|對于塑造“十月革命”未來領(lǐng)導人的政治觀點（對于“政治自決”）至關(guān)重要。

　　1902年春，在流放地閱讀了一份用復寫紙印的《火星報》和列寧的《怎么辦？》后，托洛茨基深受啟發(fā)，決定逃出流放地去參加“火星派”的革命活動。同年秋的一個晚上，托洛茨基使用了一位來自敖德薩獄友的護照逃離流放地，來到薩馬拉，當時護照署名托洛茨基。在他生命中的這一點之前，托洛茨基一直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列夫（Lev）或萊昂·布朗斯坦（Leon Bronstein），就是在這個時候，他將自己的名字改成了“Leon Trotsky”，此后的一生中他都使用這個名字。

　　3.

　　切格瓦拉，避難地：墨西哥城（1954-1956）

　　1953年底，青年埃內(nèi)斯托·格瓦拉抵達危地馬拉，開始了他的第二次拉美之旅，參與到保衛(wèi)危地馬拉阿本斯政權(quán)的斗爭。他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積極為阿本斯民主政府服務，與危地馬拉勞動黨的成員們結(jié)成朋友，并獲得了那個知名的綽號“切”（Che）。

　　然而阿本斯政府很快被顛覆，格瓦拉也上了美國中情局黑名單。在危地馬拉的革命經(jīng)歷使格瓦拉認識到：要用專業(yè)去造福人類，必須首先發(fā)動一場革命，推翻反動獨裁統(tǒng)治。

　　被通緝后，格瓦拉被迫潛入革命者的避難圣地——墨西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墨西哥接待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政治難民，包括在此度過流亡余生的托洛茨基。

　　格瓦拉于1954年9月21日到達墨西哥城。為了糊口，青年切在墨西哥城市區(qū)的旅游區(qū)找了一份攝影師的工作，隨后被聘為拉美通訊社的通訊員。后來，他在綜合醫(yī)院找到了一份助理工作，在那里他擔任過敏研究人員。他作為研究人員的工作使他得以與人聯(lián)系，從而成為了聯(lián)合國大學醫(yī)學系的助理教授。在那兒，他花了一些時間來聆聽赫爾佐格（Jesus Silva Herzog）的經(jīng)濟學課程。在這段時間里，他努力擺脫糟糕的經(jīng)濟狀況，結(jié)婚并育有一女。

　　1954年底，他在墨西哥的學術(shù)工作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成功接到了在該學院教授生理學課程的提議。本來，切·格瓦拉可能將決定在墨西哥的大學里長期的生活，但他與古巴流亡者Ñico López的相遇將使他改變計劃。

　　1955年，勞爾·卡斯特羅（Raúl Castro）前往墨西哥，Ñico將他介紹給切。當時，勞爾正在為準備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到達墨西哥做準備，旨在東山再起，制定反攻哈瓦那政府的戰(zhàn)略。　　

　　左為卡斯特羅，右為切格瓦拉

　　1955年7月，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和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墨西哥城的塔巴卡萊拉（Tabacalera）社區(qū)相遇。兩人的第一次會面，切便被菲德爾的魅力所征服。在與菲德爾進行的徹夜長談中，格瓦拉得出結(jié)論，古巴人的事業(yè)就是他一直在尋找的事業(yè)，在破曉之前，他已決定加入了古巴人的革命行動，代號“7月26日”。

　　此后的一年時間，格瓦拉參加了正在組建中的古巴遠征軍，成為這支遠征軍中最早的成員之一。古巴遠征軍在墨西哥的軍事訓練，將切從一名醫(yī)生轉(zhuǎn)變成為一名戰(zhàn)士。

　　1956年11月25日凌晨2時，82名古巴遠征軍成員在墨西哥灣的圖斯潘港悄悄登上了破舊的“格拉瑪”號游艇，緩緩地向古巴出發(fā)。

　　4.

　　葛蘭西，監(jiān)禁地：圖里（1929-1935）　　

　　年輕時的葛蘭西

　　1926年11月9日，法西斯政府頒布了新一輪的緊急法，以涉嫌威脅墨索里尼的生命為借口，逮捕了安東尼奧·葛蘭西，并將他投入羅馬監(jiān)獄里賈納·科利（Regina Coeli）。葛蘭西的檢察官在受審時說：“二十年來，我們必須阻止這顆大腦運轉(zhuǎn)”。隨后，他在烏斯蒂卡島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第二年又在巴里附近的圖里被判處20年徒刑。

　　面對未來的漫長監(jiān)禁，在San Vittore監(jiān)獄中，葛蘭西開始堅強起來，他采納了新的生存法則：“如果要保持堅強并保持完整的抵抗力，則必須服從政權(quán)，并堅決地遵守。” 葛蘭西從整理牢房中獲取力量，將這個狹小的空間變成自己的“家”。他從事園藝、苗圃、飼養(yǎng)麻雀等動物，并細心觀察它們的習性。

　　同時，他利用監(jiān)獄的圖書館，并從內(nèi)部經(jīng)銷商處購買報紙和雜志。盡管他已淪落到邊緣，但他計劃持續(xù)地了解外部世界，閱讀書籍和思考國家革命問題。

　　一開始，除了每周的兩封信件時間，葛蘭西沒有得到在牢房中使用紙和筆的許可。葛蘭西訴諸創(chuàng)造性的策略來解決這個問題。他在每周的兩封私人信件中插入簡短的書評、筆記、甚至歷史和哲學分析。塔蒂亞娜（Tatiana）是這些信件的唯一接收者。而這些信件即成為了后來《獄中筆記》（Quaderni del carcere）的預演。

　　在一封信中，囚犯記下了自己平日的一天，并對監(jiān)獄的時間表作了如下記錄：除了強制性的早晨散步和進餐外，他的時間還花在閱讀、學習和冥想上。尤其是晚上七時三十分時被迫上床后，這是安東尼奧開始思考的時刻——他回想自己的一天，在監(jiān)獄中度過的日子，他的未來前景，他的妻子朱利亞和他的孩子，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局勢。葛蘭西寫道：

　　我對此念念不忘：我應該為自己做些什么。簡而言之，根據(jù)預先制定的計劃，我想集中而系統(tǒng)地聚焦于一些可以吸引我的精神并為其提供動力的主題。到目前為止，我已經(jīng)想到了四個主題，它們是：（1）對上個世紀意大利在公共精神形成方面的研究。（2）比較語言學研究！沒什么，但是還有什么比這更“無私”和虛假的呢？[...]（3）對皮蘭德洛劇院和皮蘭德洛所代表并幫助形成的意大利戲劇品味的轉(zhuǎn)變進行研究。[...]（4）關(guān)于連載小說和文學中的大眾品味的文章。

　　從1929年2月開始，葛蘭西有將近6年時間在圖里（Turi）監(jiān)獄度過。在他死前的這段時間里（從1929年春季到1935年春季），葛蘭西保持了6年的強大理論創(chuàng)造力，這時候他開始被允許每天在自己的牢房里寫幾個小時，且允許保留有限數(shù)量的必要材料（筆記本和書籍）。

　　盡管草稿寫作呈現(xiàn)碎片化的結(jié)構(gòu)，《獄中筆記》的基本意圖還是政治上的：對黨的失敗，黨所屬的國際運動以及個人失敗的反思——無論是作為領(lǐng)導者還是武裝分子。此外，“了解失敗的原因是他繼續(xù)革命工作的唯一途徑”。不僅因為他在監(jiān)獄里什么也做不了，還因為“他從馬克思那里得知，這是革命者唯一不屈服于監(jiān)禁的態(tài)度”。

　　軍人必須成為理論家，而又不能失去其戰(zhàn)斗精神或放棄最終目標：解放被壓迫的階級。在《獄中筆記》里，“失敗”一詞出現(xiàn)了44次，分別指向歷史情況、政治因素、社會事件和個人際遇。正如他多次說過的那樣，他為可能發(fā)生的事情做好了準備：“由于必須始終設想在斗爭中可能遭受失敗，因此，為自己的繼任者做準備與為勝利做準備一樣重要。”

　　葛蘭西的理論挑戰(zhàn)了共產(chǎn)國際，并顛覆了共產(chǎn)主義即將到來的解釋——即資本主義注定的、一觸即發(fā)的崩潰。這并不是要放棄社會主義目標或放棄進行徹底變革的努力——葛蘭西試圖告訴繼任者，在西方，革命不再符合布爾什維克模式：對沙皇宮殿的正面攻擊。

　　革命不僅是推翻政權(quán)，而且還必須完成以無產(chǎn)階級來取代資產(chǎn)階級的霸權(quán)（領(lǐng)導權(quán)）和統(tǒng)治的過程。這需要工人階級、被剝削者和被壓迫人群的“有機”知識分子，只有能夠取得霸權(quán)的階級才能成為統(tǒng)治者。因此，擁有自己的知識分子非常重要，知識分子的任務正是幫助工人階級獲得領(lǐng)導權(quán)。

　　葛蘭西的提示，已經(jīng)成為今天所有的革命者不能繞行的命題。

　　死亡于1937年4月27日到來，使葛蘭西擺脫了這一切。

　　5.

　　毛澤東，解除指揮權(quán)后被隔離地：沙洲壩（1932-1934）

　　1932年10月3日-8日，中央政治局在寧都召開全體會議。在寧都會議后的兩年時間，毛逐漸遠離了權(quán)力中心。10月6日，博古和洛甫從上海電告蘇區(qū)中央，希望毛不再擔任任何軍事領(lǐng)導工作。博古甚至意圖將毛澤東開除黨籍。毛得知后勃然大怒，病倒，經(jīng)診斷，得了瘧疾、肺結(jié)核并伴有精神抑郁。

　　毛在福建汀州的療養(yǎng)院內(nèi)休養(yǎng)4個月，之后回到瑞金后方，被解除了軍事指揮權(quán)，僅保留蘇維埃臨時政府國家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1933年6月，毛再次出席寧都中共中央局會議，對自己受到的不公正對待提出申訴，但沒有得到博古的支持。同年夏初，毛離開了葉坪的主要領(lǐng)導人住所，轉(zhuǎn)移到16公里以西的沙洲壩，實際上被故意隔離了。這段時間，毛形成半退休狀態(tài)，做起了歷史學家的工作。　　

　　瑞金沙洲壩革命舊址——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人民委員會舊址、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舊址

　　他開始廣泛閱讀，和陳毅朱德談論唐詩，建議在馬克思主義者中推行閱讀曹雪芹的古典名著《紅樓夢》。1934年1月后，瞿秋白到達瑞金，他經(jīng)常與毛在圖書館會面，兩人一同沉浸在典籍閱讀中。1934年初，馮雪峰在沙洲壩見到了毛澤東，在這期間他們經(jīng)常交談。馮雪峰向毛澤東匯報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藝陣營的活動，特別是魯迅的情況。毛與馮徹夜長談魯迅的文章。馮雪峰告訴毛澤東，有一個日本人說，全中國只有兩個半人懂得中國：一個是蔣介石，一個是魯迅，半個是毛澤東。毛澤東聽了哈哈大笑，在經(jīng)過一番沉思之后，他說：“這個日本人不簡單，他認為魯迅懂得中國，這是對的。”

　　1932年4月，紅軍打下漳州的一個重大收獲，是搜集到大批書報。毛從這些書報里找到了不少馬列主義經(jīng)典著作。這些書運到蘇區(qū)后，毛如饑似渴地閱讀。他不但自己讀，還推薦給其他領(lǐng)導人。據(jù)吳冷西回憶，這時他看了《孫子兵法》，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等書。

　　1934年7月末，為了躲避國民黨轟炸，毛撤出沙洲壩，與賀子珍住到瑞金以西19公里處的云石山的云山寺中。9月，毛前往于都，再次病倒。1934年10月10日，8萬紅軍開始撤出瑞金。10月15日于都會議，毛剛病愈，向留下來的士兵發(fā)表講話，指出紅軍的撤離并不意味著革命的失敗。

　　在長征中，毛重新掌握了1932年丟失的軍事指揮權(quán)。1934年10月-1935年10月紅軍完成了長征。長征締造了新中國。

　　6.

　　休伊·牛頓，監(jiān)禁地：奧克蘭（1967-1970，1977-1978）

　　1967年10月28日，黑豹黨還是一個相對較小的組織，黨員休伊·P·牛頓（Huey P. Newton）被奧克蘭警察追捕，展開槍戰(zhàn)。牛頓和警官赫伯特·海恩斯（Herbert Heanes）受了重傷，約翰·弗雷（John Frey）被殺。牛頓被控謀殺，綁架，毆打和謀殺未遂，于1968年9月28日被阿拉米達縣陪審團裁定為過失殺人罪。　　

　　休伊·牛頓

　　他的入獄導致了“自由休伊”運動，動員了全球成千上萬的支持者。黑豹黨員全力投入演講和集會為他的法律辯護籌集資金，由此，牛頓成為了全國性的反對種族主義和反對國家鎮(zhèn)壓的標志，以及一個黑人的“民間英雄”。

　　“自由休伊”動員引發(fā)了黑豹黨黨員人數(shù)的急劇增長。到1970年8月5日推翻他的判決時，黑豹黨已在美國大多數(shù)城市地區(qū)設有分會，并設有國際支持委員會。然而，牛頓于1977年再次入獄，同年黑豹黨解散。牛頓的兩次入獄幾乎標定了黑豹黨的興起和失敗。

　　1969年，在獄中的牛頓寫作了Prison, Where Is The Victory? ，來專門討論“監(jiān)禁的失敗”：

　　在幾何學研究中，一個人學到的第一定律是“整體不多于其各個部分的和”。這簡單地意味著，把一個一個幾何圖形，例如圓形或正方形，分解成較小的部分時，它所包含的面積不會變多。因此，如果所有較小的部分相加等于一定數(shù)量，則整個圖形就不會更大。監(jiān)獄無法戰(zhàn)勝囚犯，因為監(jiān)獄負責人采取了相同的算法，并假設他們的牢房中容納了囚犯的所有東西。但是囚犯不是幾何圖形，在數(shù)學上成功的方法在與人打交道時是完全不成的。

　　就人類而言，我們不僅在與一個人打交道，而且還在處理激勵他并維持他的思想和信念，即使他的身體是有限的。就人類而言，整體遠大于其各個部分，因為整體包括可測量和可約束的身體以及無法度量或約束的思想。

　　監(jiān)獄的運作理念是，因為它擁有一個人的身體，所以它擁有了他的全部，因為整體不能大于部分之和。他們將身體放在牢房中，似乎從這一事實中獲得了某種放松和安全感。監(jiān)獄獲勝的想法是，當監(jiān)獄中的人開始行動，思考并同意監(jiān)獄想讓他成為的狀態(tài)，監(jiān)獄便贏得了這場戰(zhàn)斗，然后使該人“康復”。但是，情況并非如此，因為經(jīng)營監(jiān)獄的人未能徹底檢查自己的信仰，也無法理解他們試圖控制的人的類型。因此，即使監(jiān)獄以為自己贏了，也沒有勝利。

　　監(jiān)獄中有兩種類型的囚犯。人數(shù)最多的是那些接受社會基礎假設合法性的人。他們希望實現(xiàn)與其他所有人相同的目標：金錢，權(quán)力和炫耀性消費。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采用了社會定義為非法的技術(shù)和方法。一旦發(fā)現(xiàn)這一點，這些人就會被判入獄。他們之所以被稱為“非法的資本家”，是因為其目的是獲得資本主義社會定義為合法的一切。

　　第二類囚犯是拒絕社會所依據(jù)的假設合法性的囚犯。他認為，社會底層的人的利益被頂層的人剝奪了。因此，被壓迫者會一直存在，并且將始終被用來維持剝削者的特權(quán)地位。缺少了神圣性（sacredness），剝削或被剝削都沒有尊嚴。盡管該系統(tǒng)可以使社會以較高的技術(shù)效率發(fā)揮作用，但它是非法的系統(tǒng)，因為它建立在讓一部分人受苦的基礎上，而這些受苦者本應該與其他人一樣有價值和尊嚴。因此，第二種類型的囚犯說，社會是腐敗和非法的，必須被推翻。第二種類型的囚犯是“政治犯”。他們不接受社會的合法性，也不能參與社會的腐敗和剝削，無論是在監(jiān)獄還是在街上。

　　不管監(jiān)獄如何努力，監(jiān)獄都無法戰(zhàn)勝任何一種囚犯。“非法資本家”認識到，如果他玩監(jiān)獄希望他玩的游戲，他將減少刑期并被釋放以繼續(xù)其活動。因此，他愿意履行監(jiān)獄計劃，并說出監(jiān)獄當局想聽到的話。監(jiān)獄認為他已經(jīng)“康復”并為回歸社會做好了準備。但監(jiān)獄沒有勝利，他假裝接受監(jiān)獄的想法，作為他一直在玩的游戲的一部分。

　　監(jiān)獄更無法贏得對政治犯的勝利，因為他沒有什么可康復的。他拒絕接受該系統(tǒng)的合法性，并拒絕參與。參與就是承認社會由于對被壓迫者的剝削而是合法的。這是被囚禁的政治犯不接受的想法，這就是他無法與該系統(tǒng)合作的原因。實際上，政治犯將與“不法之徒”一樣服役。然而，激勵和維持政治囚犯的思想仍然保存在人民中，監(jiān)獄所擁有的只是身體。

　　1970年，牛頓從監(jiān)獄中獲釋后，收到了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邀請。在了解了尼克松將于1972年訪問中國的計劃后，牛頓決定在他之前進行訪問。牛頓在1971年9月下旬與黑豹黨伙伴，伊萊恩·布朗（Elaine Brown）和羅伯特·貝（Robert Bay）一起旅行，在中國停留了10天。在他登陸的每個中國機場，成千上萬的人向牛頓致意，他們揮舞著“小紅書”，并打出標語——“我們支持黑豹黨”，或“我們支持美國人民，但必須推翻尼克松帝國主義政權(quán)”。在旅途中，他與朝鮮大使，坦桑尼亞大使以及北越和南越臨時革命政府的代表團見面并共進晚餐。牛頓將中國描述為“有社會主義政府的自由領(lǐng)土”。

　　繼牛頓的亞洲之旅，黑豹黨開始將朝鮮主體思想融入黨的思想，并發(fā)展出了自己的革命社群主義綱領(lǐng)（Revoutionary Intercommunalism）。在與藥物成癮作斗爭的同時，牛頓還是在1980年獲得了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克魯斯分校意識史系的博士學位。1989年8月22日，牛頓被泰勒·羅賓遜（Tyrone Robinson）槍殺。

　　7.

　　貝爾納·斯蒂格勒，監(jiān)禁地：Muret（1978-1983）　　

　　貝爾納爾·斯蒂格勒

　　1972年，在自營酒館被警察無故查封后，青年貝爾納爾·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開始持械搶劫銀行，他得手多次后，在搶劫第四家銀行時被捕，由此開始了五年（1978~1983 年）的監(jiān)獄歲月。

　　斯蒂格勒在這段時間通過函授完成了圖盧茲二大的哲學教育，在出獄后開始了自己的哲學家生涯。2020年4月19日，斯蒂格勒在《世界報》（Le Monde）上撰文《將隔離變?yōu)槿ンw驗的自由》：

　　隔離是一種社會病態(tài)，而一旦有機可趁，我們就要奮力將其轉(zhuǎn)變?yōu)閯?chuàng)造一種體驗的自由——也就是發(fā)明新的活法。

　　對于多數(shù)犯人，監(jiān)獄的隔離是個災難，使他們更加難逃劫數(shù)。然而這個體驗如果能創(chuàng)造一種自由，而非懲罰，就可以提供無與倫比的豐富性。應該把當下的隔離當成機會，來面對改變我們生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出一個高屋建瓴的反思。這就需要我所說的人的閑暇（otium）。

　　隔離應該是一個機會，來重估沉默，來自己定一個節(jié)奏、而非屈從于一個節(jié)奏，來對媒體和一切從外部來分散人對人的注意力的東西采取節(jié)制、理性的實踐。

　　但和疾病一樣，這種體驗會破壞、毀滅，甚至致死：這種可能，正是要付出的代價（the price of admission）。

　　參考文獻：

　　[1]魯林（Alain Roux），毛澤東傳（穆蕾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

　　[2]吳冷西，毛澤東談文史，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254465.html

　　[3]陳瓊芝，在兩位未謀一面的歷史偉人之間———記馮雪峰關(guān)于魯迅與毛澤東關(guān)系的一次談話，《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叢刊》，1980年第3期

　　[4]Bernard Stiegler, Acting Ou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Bernard Stiegler, 把隔離變成去體驗的自由, 《世界報》（Le Monde）2020年4月19日，https://www.douban.com/note/761858351/

　　[6]李丹，獨家專訪德里達弟子斯蒂格勒：被大數(shù)據(jù)裹挾的人類沒有未來，澎湃新聞·思想市場2015年3月11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9683

　　[7]Leon Trotsky, My Life: An Attempt at an Autobiography, Courier Corporation, 2007.

　　[8]Joy James ed. Imprisoned intellectuals: America's political prisoners write on life, liberation, and rebelli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

　　[9]Davide Cadeddu ed, A Companion to Antonio Gramsci: Essays on History and Theories of History, Politics and Historiography, Brill, 2020.

　　[10]Che Gueva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e_Guevara

　　[11]Leon Trotsk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Leon_Trotsky

　　[12]Huey P. Newton，https://en.wikipedia.org/wiki/Huey_P._Newton

　　[13]Alan Nafzger, Lenin at Shushenskoye, https://leninsbody.wordpress.com/2016/02/17/lenin-at-shushenskoye/

　　[14]Alexandria S. Williams, From W.E.B. Du Bois to the Panthers: A History of Black Americans in China, https://radiichina.com/from-w-e-b-du-bois-to-huey-newton-a-history-of-black-americans-in-the-early-prc/

　　[15]The Life and Work of V.I. Lenin 1898,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lifework/worklife/1898.htm

　　[16]The passage of Che Guevara through Mexico, https://www.mexicanist.com/l/the-passage-of-che-guevara-through-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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