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先前向中國借貸的500億美元無法償還，前段時間又向中國再次借貸200億美元。隨著國際經濟及金融斗爭的發展，像委內瑞拉這樣的資源型破產國家還會很多，我們的近鄰俄羅斯也有可能再次走到這一步。中國是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向中國借美元是這些國家的本能反應，但是，中國的美元儲備不能過多地外借，中國可以考慮提供人民幣貸款。

　　外匯儲備還是一塊寶

　　筆者不知道委內瑞拉是否實行外匯管制，或者至少實行資本項目管制。如果還是放任外匯自由匯兌，中國就算借1萬億美元也無濟于事。下一個很有可能獅子大開口向中國求助的國家是俄羅斯，俄羅斯這么一個大體量的國家，向中國借款如果不超過1000億美元，似乎都不好意思開口。

　　俄羅斯的金融理論及金融管理非常落后，在被搶劫的同時，仍然不懂得如何保護好自己的那點小家底。俄羅斯央行的行長早就應該下課了。俄羅斯在遇到外資大規模惡意出逃時，竟然沒有主動將資本管制的大門關上，而是放任積累十幾年的數千億美元一點點地消耗。估計到2015年底俄羅斯就會陷入到委內瑞拉債務違約的困局。

　　俄羅斯人盡管造出了世界上機動性最好的戰斗機，在金融方面似乎還沒有達到小學畢業的水平。在現行的金融秩序之下，對于俄羅斯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獲得美元與發行盧布的成本是不一樣的。俄羅斯需要出口石油、武器才能換回美元，而發行盧布只需在其央行電腦輸幾個數字就可以了。俄羅斯在美元大規模撤退的背景之下，適時地增發基礎貨幣，避免了央行資產負債表的過度收縮，也避免了經濟大衰退。但是，俄羅斯增發的盧布，將會被更多的俄羅斯企業與個人匯兌成美元。如果俄羅斯不珍惜其國家的外匯儲備，最后的惡果就是，俄羅斯盧布更大幅度貶值，經濟交易普遍采用美元與黃金。這樣的例子，在中國也曾經上演過。

　　國民黨政府“黃金、美元回籠法幣”的金融自由化鬧劇

　　1945年二戰結束，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自不量力地發動內戰。為了平衡支出，蔣介石只能以月均百分之幾十的增發速度發行法幣。國家發生內戰，通貨膨脹是無法避免的事實。畢業于哈佛、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博士、國民黨央行行長、行政院院長(相當于總理)宋子文先生卻不是這么想。他想出了一個“開放外匯、拋售黃金、回籠法幣”的妙招。結果不到一年的時間，國民黨政府戰前擁有的600萬兩黃金和9億美元就消失掉一大部分，換回的是無數的廢紙般的法幣。1947年三月份，宋子文不得不以辭職收場。后來，才有了《北平無戰事》中建豐同志的劇情，國民黨又不得不再搞一次“金圓券”回收黃金、美元的鬧劇。當時的中華民國與美國是同盟國關系，中華民國尚且如此悲慘收場，俄羅斯的金融自由化能好到哪里去呢。

　　中國外匯儲備不能輕易借給外國

　　中國的外匯管制制度如同中國的金融長城，讓中國避免了國際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實體經濟的沖擊。特別是中國擁有海量的外匯儲備，讓國際金融投機力量不敢輕易對中國圍剿、掠奪。

　　盡管中國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但是這些外匯并不是可以隨便花、隨便借給別國的。4萬億外匯儲備中，大約有一半以上是外商對中國的投資、和外資企業出口盈余積累下來的。如果中國的外商要像俄羅斯的外商那樣大規模撤出投資國，那么，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會快速消耗。中國的外匯儲備也會很快萎縮到1萬億美元左右，而中國企業還借有8000多億美元的外債。局時，人民幣也很有可能類似于現在的俄羅斯盧布那樣，大幅度貶值。為了避免出現外商投資者擠兌美元的最壞情形，中國保持巨額的外匯儲備是必要的。應付外商投資者的撤退，中國的外匯儲備或許可以應付。如果普通民眾也可以隨意不限量兌換美元等外匯，再多的外匯儲備也不夠，所以說，保持必要的外匯管制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最大化。那些鼓吹資本項目完全開放的人士，不能因為這些人講中國話，還誤以為這些人是中國人。

　　提供人民幣貸款可以緩解通貨緊縮

　　央行盛松成司長，對于央行2014年貨幣(M2)發行增速12.2%創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新低，辯解道：這是由于外匯占款增速放緩造成的。央行在控制通貨膨脹方面的創新有目共睹，開創的央票讓中國避免了惡性通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的西巴，就是因為大量外資涌入巴西形成的外匯占款讓巴西的貨幣發行速度失控，造成物價十倍甚至幾十倍地上漲。或許就是那個時期，巴西的發達國家之夢徹底破滅。央行能否治理通縮，至少1998年的通縮治理力度是不夠的。日本二十年都治不好，中國央行的行動力有待觀察。

　　央行經濟學家的理由，如果讓九泉之下的薛暮橋老先生聽到了，不知道會做如何評價。筆者只是設想，1942年日軍以及國民黨軍隊在山東解放區大量投放法幣，套取戰略物資，制造惡性通貨膨脹。如果薛暮橋也像央行的經濟學家那樣將問題推給別人，而不是收繳國民黨貨幣、偽幣，主動發行解放區自主貨幣，保持物價穩定，山東能否成為支持中國全面解放的大后方是要打一個大問號的。央行的貨幣增發既然已經不是以外匯占款為主，那么，央行為什么不提供足夠多的貨幣供經濟發展之需呢?如今民間高利貸還是那么嚴重，企業被短期流貸的過橋壓得喘不過氣，這與央行持續放緩貨幣增速，以及銀監會放松對商業銀行的管理不無關系。這樣的“新常態”使得企業獲得中、長期貸款越來越難，企業經營者不得不花很大精力去應付短期貸款。

　　本質上講，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順差是中國向美國交納鑄幣稅。當前順差并沒有減少，而外匯占款增速下降，表明部份外商已經在撤資。另一方面，美國國會對于美國負債已經制定了上限，美國也不能無限制地對中國征收鑄幣稅。外匯占款增速下降，甚至負增長表明國際金融舊形勢的結束，新常態的到來。但是這種新常態并不意味著中國不能保持高速度的經濟增長。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的鐵路密度還比不上印度，更是遠遠落后于德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中國央行還需要加大貨幣發行力度，提高貨幣發行增速，避免通縮，主動發行基礎貨幣，加快中國基礎設施建設，讓中國基礎設施首先進入發達國家水準。

　　如果央行一時轉不過彎，不能大手筆對國內發行基礎貨幣，那么，向那些需要求助的國家發行人民幣貨款是個雙贏的選擇。對于委內瑞拉來說，獲得人民幣貸款之后，可以在應有盡有的中國市場采購所需要的一切物資。對于中國來說，現在經濟低迷，來自委內瑞拉的人民幣訂單可以拉動實體經濟的發展，不用擔心這些錢又跑進股市。借人民幣也不會減少外匯儲備。委內瑞拉可以用石油、谷物和牛羊肉等產品償還中國的人民幣貸款。日本一直向東南亞等國輸出日元貸款，來拉動日本企業生產。中國發行人民幣貸款，美國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想法。

　　同樣的的做法也可以幫助俄羅斯等國家，任何一個愿意搭中國經濟發展順風車的國家，中國都可以提供人民幣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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