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寫于1997年，并于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在社會上廣泛流傳。文章的寫作背景為蘇聯解體后，我國推行的國企改革在“股份制改造”、“中外合資”的名目下進行。但是，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國有經濟比重逐年下降，非公有制經濟比重上升。一些人希望向中共中央發出呼聲，希望能扭轉私有化趨勢。否則，他們擔心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或將導致社會主義變質、孳生資產階級的淵藪。本文梳理了十三屆四中全會黨中央通過《關于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以來，我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展過程，并重點揭示了1992年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特點以及在意識形態領域對我國造成的嚴重危害。10多年過去了，我們對照當今中國的意識形態狀況，不能不折服于作者的深刻分析。如今，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僅沒有消停，而且仍在迅猛發展。這讓我們不得不深思和警醒！）

　　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不能僅停留在言論上，重要的是要行動，特別是不允許搞私有化。

　　鄧小平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1]“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整個過程中，至少在本世紀剩下的十幾年，再加上下個世紀的頭五十年，都存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2]江澤民同志最近也提出，面對敵對勢力對我國“西化”和“分化”的圖謀，“我們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整個過程中，要始終注意防止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3]這是深刻地總結歷史經驗所得出來的極為重要的結論。

　　八十年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曾經導致“八九風波”，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專政險些被顛覆，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才平息了這場風波。

　　自那以來，情況究竟怎么樣了呢?

　　一、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總狀況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情況大致可以分這樣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十三屆四中全會到1991年。這個時期，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認真地組織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結合“制亂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的勢頭，使他們在國內不得不偃旗息鼓，轉入地下，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所造成的深層次問題還沒有解決。

　　第二階段，從1992年開始。在發生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垮臺和資本主義制度復辟的國際背景下，以《歷史的潮流》、《防“左”備忘錄》的公開出版為標志，資產階級自由化向四項革本原則展開了猛烈的反撲。其中，在十四大以前，他們把攻擊矛頭直接指向江澤民同志，說“兩種改革開放觀”、“要使領導權掌握在忠于馬克思主義的人手里”等主張是“左傾逆流”。[4]說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為改革開放設置障礙”。[5]大搞反“和平演變”、“另設中心”。[6]領錯了整個“中國之船的航向”。[4]全面否定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三年來的工作，企圖一舉推翻中央現任主要領導同志。這陰謀被黨的十四大挫敗以后，便把戰役重心轉變為通過占領新聞、出版、學術、教育、文藝等地，把資產階級自由化向廣度和深度推進。而各級黨委此時卻停止了組織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得以自由發展。

　　第三階段從1995年秋開始。江澤民同志提出的“講政治”和“劃清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等幾個界限”，內在地具有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輿論宣傳部門響應不力，故沒有形成聲勢，資產階級自由化仍享有發表的自由。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決議雖然寫上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要貫徹社會主義現代化全過程”，但是由于缺乏具體措施和實際行動，因而也沒有遏制住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發展。一些輿論宣傳單位另搞一套，甚至與中央唱反調的情況仍時有發生。

　　二、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新特點

　　蘇聯東歐劇變以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谷。以世界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勢力為后盾，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加緊了向四項基本原則的進攻。在接受“八九民運”失敗教訓的基礎上，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雖然在目標上并沒有變化，但是在策略和手段等方面卻有所改變。在策略上，否定激進主義，改“沖門”為“擠門”。[7]改“立即砸開”為“一點一點撬開”。[8]在手段上，改從體制外推翻整個體制為主要從體制內借用“改革”的名義根本改變這個體制;在斗爭重點上，改政治、經濟、文化全面出擊為著重從經濟和文化上向縱深迂回進攻;在行為上，由言論宣傳變為實行私有化和占領思想陣地的實際行動;在話語上，由直接謾罵四項基本原則改為指鹿為馬，把資本主義性質的事物硬說成社會主義，把反馬克思主義硬說成馬克思主義，以根本剝奪馬克思主義者的旗幟和“話語權”(與此同時直接謾罵四項基本原則的言論也并沒有消失)。

　　三、1992年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部分的、主要的言論

　　1、否定社會主義，主張資本主義

　　近年來，有人說：“現在看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仍然是烏托邦”，[9]共產主義理想是“‘左’派神話和‘歷史’神話”，[10]是“整個20世紀中國以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革命神話、激進主義神話”。[8]“當列寧和毛澤東把它付諸革命實踐時，美麗的圖謀頓時成為真正烏有之鄉，支付大同社會夢的是億萬人的血汗、淚水與仇恨”。[11]共產主義的設想“最終證明是自欺其人的”。[12]共產主義是“導致政治專制的高調理想烏托邦”、“是錯誤的，行不通的”，因而“注定要破產”，“注定要落空”，公開號召“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做高調理想之敵”即做共產主義理想之敵。[13]

　　在實際行動上，他們主要通過私有化來否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在“八九風波”以前，一些學者力陳市場經濟與公有制并不抵觸，實行市場經濟絕不會危及公有制。而現在，他們當中的一些人又反過來鼓吹“在市場經濟中，公有制是難以兼容的”，[15]把主攻方向轉向了公有制，首先是國有制。

　　為此，他們提出了“所有制只是手段，不是目的”，[16]公有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私有制不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17]“廢除私有財產的理由不能成立”，[9]甚至“私營、個體的所有制也是社會主義所有制”，[18]“私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有機組成部分”。[19]“要大幅度地轉變觀念，將股份制也列入公有制的范圍”，認為體現資產者總體利益的資本主義國有制與體現勞動者總體利益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并沒有區別，承認有產者私人股權利益、實行按資分配的股份制與勞動者共同占有生產資料、實行按勞分配的集體所有制并沒有區別。經過這樣轉變觀念以后，就得出“連西方都在搞公有制”，“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人類社會都在逐步走一條公有化而非私有化的道路”，我國并不存在發生任何私有化問題的國際環境和危險，人們對之持不同態度的私有化問題其實并不存在的結論。[20]同時，宣稱我國原有經濟體制的弊病主要在于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國有制產權關系不明晰”，[21]“國家所有制是成功地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最大障礙”，[22]“全民所有制是一個虛幻的概念，是空想”，“‘全民所有’實際是全民皆無”。[23]“公有制好比一個患了老年癡呆癥，或者小兒麻痹癥。通過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國的改革，要搞實質性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所有制的改革”。[24]“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關鍵問題”是“產權問題”即“改革所有制關系和調整所有制結構”。[25]“民營[實即私營——引者注]經濟不能局限于拾遺補缺的角色”，[26]應該“不限制經濟發展”，[19]允許“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喧賓奪主’”;[27]“民營[實即私營——引者注]不但要占主體地位，而且要構成國民經濟的主要基礎”，[28]“私有經濟占主體的趨勢是難以人為遏制的”。[29]他們把攻下國有制亦即消滅國有制作為改革“攻堅”的主要內容，鼓吹取消全民所有制“有利于促成我國經濟與國際慣例接軌”，[23]即適應資本主義世界對我國的要求，他們提出“現代企業制度必須以個人所有制的投資者產權為基礎”即以私有制為基礎并且“把國有資產明確地劃分到全體國民個人頭上”，[22]“將產權落實到個人”。[30]為此，有人說：“國有企業晚賣不如早賣!賣掉國有資產是資產所有者的覺醒!”[24]有人提出了把國有企業“一租二賣三變”的方案，“在形態轉化中實現民營化”，[31]即私營化，用向社會主義國家贖買的辦法來實現私有化。有人提出“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第三者插足’，就是讓非國有企業經濟部門[包括外資]插足國有企業，通過兼并、合資、參股等形式達到改造國有企業的目的”。[32]在分配制度上，則提出“利潤不是剝削，而是對資本的回報”，[20]“按資分配能夠促進各種稀缺資源的有效配置，促進經濟效率”，[33]因此，“必須有新型的按資分配方式，這種分配方式是更為重要的”，[34]即比按勞分配方式更為重要，應該成為分配方式的主體。

　　在這種氣氛下，有人便說：“改革的不可逆性，最終將把中國社會引入自由資本制度的軌道”，“無論是政治生活還是經濟制度，深化改革的定義和初中強果都是使社會秩序更貼近世界通行的模式，即現代資本主義模式”，[35]公開提出了通過改革走向資本主義的主張。有人提出：“必須實現完整的‘美國夢’而非單一的經濟上的強盛”，“建立一個像美國那樣獨立、富強、自由、民主的中國”。[36]有人說東歐的改革是“激進改革”，它的好處是“一次性到位，成本相對來說比較低”，雖然“中國當前還不能走激進改革道路”，“漸進改革也許更符合中國國情”，但是“所謂中國漸進改革，只是一個策略性的短暫階段，未來的中國仍然面臨著激進改革的任務”，現在應該是借鑒激進改革，進行實質性突破改革的時候了”，[37]也就是步東歐后塵，加快步伐，跨入資本主義。這是“八九風波”以前所沒有的。

　　2、要求拋棄和“消解”馬克思主義

　　有人說，馬克思主義不能反映今天的實踐，“它并未接受實踐的檢驗”，[38]因而并不是經過實踐檢驗的真理;要批判和拋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另辟途徑”，“轉換范式”，以西方資產階級現代經濟學范式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范式。[39]“市場經濟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就是我們過去習慣上所說的西方經濟學”，“這就決定我們所用的經濟學應該是西方經濟學。不用多長時間，各級學校所學的經濟學原理就只能是西方經濟學這一套”。[40]有人說，馬克思主義是“統治者推行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專制獨裁體制的法寶”，[41]“是當代中華民族一切災難的最主要的內在的根源。[42]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他們那套左的禍國殃民的‘信念’”，[4]因而要消解即消滅和解構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7]要將馬克思主義“棄之如臭抹布”。[43]

　　3、攻擊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

　　有人說：“正確把握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政治概念的方法是，必須把它與形式上和事實上的徹底不公正聯結在一起”;中國共產黨后來所犯的錯誤，是變人民協商和人民民主為無產階級專政;“把共產黨幾十年的社會政治建構逐一拆除以后，社會剩下的只是完全型的封建體系”，是一種“黑暗的極權政治，”是“荒謬”[35]的;共產黨的領導所造成的是“一個沒有精神自由、探索自由、言論自由的大一統的政治與文化環境”。[8]“就其總體來說，共產黨是專制的黨，社會主義制度是專制的社會制度”，“毛澤東的接班人仍然堅持‘一個主義、一個黨、一個領袖’的宗旨，無論變換什么名目，實際上還是專制獨裁的體制”。[41]

　　那么用什么來代替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呢?他們提出，我國“必須有政治市場”，“政治資源[政治權力、權利、政治信息、政治利益等]是按照沖突、競合等不斷改變著的形式在不同主體間進行分配的”，[44]包括在不同政黨、不同階級間進行分配;主張通過“政治對政治資源的配置”來保障國家權力“和平轉移”，[45]包括在不同階級間的轉移。有人提出：“我國如果不開放黨禁，不放棄一黨專政，不開放報禁，那么，當前各種復雜的，問題只會愈趨嚴重”。[46]實行“軍隊國家化”，實質就是由共產黨絕對領導的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變成可以聽命于任何階級的所謂“國家軍隊”。

　　4、否定中國革命的歷史

　　有人提出：“如果我們到各種加過工的、代表主流的教科書中尋找中國近現代乃至解放后的歷史真相，能夠找到么?主流話語必然要遮蔽一些東西，這些被遮蔽的東西又絕非無關緊要”。[47]就是說，按照馬克思主義觀點編寫的歷史教科書不能揭示歷史真相，只有離開馬克思主義才能找到所謂的歷史“真相”。那么他們按照這條道路找到一些什么歷史的真相呢?有人說，我國1951年鎮壓反革命是毛澤東犯的錯誤，“一個人犯錯誤，幾億人跟在后面兜圈”，[18]說毛澤東“進行了一系列倒行逆施，把中國搞得民不聊生，怨聲載道”，[41]“把中國拖到了絕境”。[9]有人說：“黃世仁以適當的方式向楊白勞索取債務應當受到法律的保護”，“我們今天的改革證明，剝奪黃世仁財產的辦法不能真正解決問題”，[48]不但否定我國的土地改革，否定我國農民反搞地主剝削和壓迫的斗爭，而且否定了我國的整個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人說：“20世紀20年代以來，令歷史為之暗然淚下的悲劇中，以不同的節奏反復出現的旋律，便是左傾思潮的陰沉曲調”。[49]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誕生以后，歷史悲劇就不再有其他原因，而只有左傾思潮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爭取新民主主主義勝利和社會主義前途的思潮這一個原因，共產黨就是歷史悲劇之源。還有人專門著書，名為《中共七十年左禍》[為掩人耳目，出版時改稱《中國“左”禍》]，給人造成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左”禍不斷，并且只犯“左”傾錯誤的錯覺。既然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是歷史悲劇的根源，既然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沒有做過一件好事，那么，它執政和領導中國人民的理由自然就不存在了。有的論者不但否定新民主主義革命，而且連辛亥革命都否定掉，說“辛亥革命把君主政治破了，五四運動把孔家店破了個不亦樂乎，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革命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破了，這樣一路破下來，在思想文化上造成的負面效果不可低估”。[50]一些人鼓吹，如果沒有辛亥革命，由滿清政府來領導經濟建設，“中國很可能已成為當今世界頭號強國”。[51]近代帝國主義列強近使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長期角度看對中國的發展和現代化大有好處，[52]我國之所以還沒有現代化，就是因為鬧了革命，不愿意當殖民地，不肯給帝國主義國家當孫子。[53]他們在中國革命史和近代史的許多重大問題上都提出與過去截然相反的看法，翻革命的案，翻歷史的案，近幾年成了一種時髦，甚至三種熱潮。它的效果是，既然連孫中山、林則徐都否定了，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否定自然就更不在話下了。近年來對中國革命和中國歷史的否定，已經超過了“九風波”以前以《河殤》等為代表的那些言論。

　　5、在文學藝術上，有人針對毛澤東提出的無產階級文藝方針，提出了三句反動口號：“一、社會主義為文藝服務，文藝為人民服務。二、藝術標準第一，政治標準第二。三、源于生活，低于生活”。[54]有人號召“躲避崇高”但是“不躲避下流”。[55]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出現了一大批以虛無主義、混世主義等為特征的世俗文化或稱大眾文化，這種文化以寓教于樂、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廣大群眾的人生觀、價值觀，浸泡、腐蝕和瓦解著四項基本原則在社會意識和社會心理中的地基。他們認為，“以消遣娛樂為本位的大眾文化在客觀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與正統意識形態的功能”，“是對政治與文化的專制主義的一種有力的解構”，因而“人文精神論者[與精英文化同義--引者注]與世俗文化[與大眾文化同義--引者注]的擁護者應當握手言和”，以共同對付“正統意識形態”即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8]所謂“大眾化”和以現代派、后現代派等為形式的“精英文化”正在共同夾擊社會主義文化。同時，出現了《廢都》、《豐乳肥臀》落日》等一批丑化共產黨、丑化革命、否定中國革命史的作品，這些作品直接動搖著廣大群眾的歷史觀、價值觀，動搖著他們對四項基本原則的信念。

　　6、主張重新培育一個資產階級

　　有人著書嘔歌資本家，說“富人成為企業家一定是個有能力的人，是個更加誠實、可信、盡職和勤奮的人”，“沒有財產所有者就沒有企業家，因此中國應該進行所有制改革”，“建立選擇資本所有者經營企業的機制”。[32]有人提出：“在中國需要培養一個中產階級和中等收入階級”。[56]所謂中產階級，就是不同于中等收入階級的中等資產階級。有人提出，資產階級不應該是改造對象、團結對象，而應該是依靠對象。[27]有人認為“社會領導階層”只能由“有產階級”中“最有能力彌合社會基本沖突”階層擔任，也就是說有產階級實即資產階級不但應該是依靠對象，而且應該是全社會的領導者。[35]為此，“企業界要求‘社會容納第三等級’，明確產權和他們的法律地位”，“要求政治體制改革，以容納新的社會集團”即容納再生的資產者集團，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使再生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分享國家政權。[57]對經過這樣改革的政權來說，“使社會按照資本主義方式運行是一種合法的政府行為。對工人農民實行一定程度的剝奪，使社會生產資本得以合理積聚，是政權的本質職能”，而當“中國工人階層再度明確提出政權要求以及政權為了社會發展而不得不對工人階層攤牌時”，則應該“還這個階層以應有的社會位置”即被剝削被奴役的位置。此論者提出，應該打破虛偽和幻覺，“把建設資產階級國家為自己的任務，明白無誤地把政權性質的這個秘密告訴民眾，同時也告訴自己;其次，這意味著在實際上對多數人的專政”即對占人口大多數的勞動群眾的專政。[35]

　　以上介紹的只是我們個人了解的部分情況。要想掌握全部情況，需要黨委宣傳部門、教育委員會、社會科學管理機關、公安部門、國家安全部門等通力合作，共同完成。

　　四、當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影響：

　　1、對輿論陣地的影響程度

　　對黨政輿論機構的影響：“制亂平暴”后一度消聲匿跡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近幾年來逐步在北京電視臺、北京青年報、中國青年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人民日報等重新出頭露面，一些新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更被某些傳媒捧為新星。與此同時，一些反對過“民運”，批判過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作者則被這些輿論部門逐步排斥。

　　有些輿論陣地，如《讀書》雜志、《書摘》雜志、《中華讀書報》等基本上被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所把持。近幾年來，在國內外資產階級的資助下，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又創辦了一批所謂“民辦”刊物，如《東方》雜志、《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雜志、《中國書評》雜志、《今日先鋒》雜志等，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前哨陣地。這是“八九風波”以前所沒有的現象。

　　2、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占領了大學講壇，正在培養一茬又一茬的接班人。胡適、梁漱溟、熊十力、陣寅恪、梁實秋、周作人……等一大批老的資產階級學者紛紛被捧上大學神壇，學習這些人的思想和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碩士生、博士生中成為時髦，而馬克思主義學者，如郭沫若、范文瀾、魯迅……等的學說則被紛紛擠出講壇。有人說：“1957年反右最后還保留著一些英美教育底色的知識分子被一網打盡，百年積累，毀于一旦。以后盡管發生過這樣那樣的學術爭鳴，亦大多陷溺于每一階段話語禁忌范圍內的偽問題、假問題”。“五十年代以后的大陸學術與思想，稱不上一部真正的學術史與思想史”。“七十歲左右的那一輩老人，也許是目前大陸上尚能保存早年所受民主教育與人道底色的唯一一代人。四十歲左右的第三三代，要跨越吃蘇聯面包長大的上一代造成的間隔，達到與七十歲那一代對接的境界”。[58]這些話活生生地表現出對資產階級學術及學者的崇拜和對無產階級學術的仇視。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占領大學講壇，已經在相當多的青年知識分子中造成了鄙視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崇尚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氛圍。《歷史的潮流》主編袁紅冰被北京大學法律系選為優秀教師、以及《中國左禍》的作者被有些單位和機關捧為“杰出青年”在電視上頻頻亮相等就是這種情況的一個生動實例。接受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學畢業生、碩士、、博士進入新聞出版機構、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和黨政機關，必然要利用自己工作崗位的條件傳播和貫徹他們老師的思想，這種情況大大增強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后勁。

　　3、資產階級自由化已經滲透到部分黨政高級干部中

　　過去，資產階級自由化主要存在于學者、新聞工作者、文藝工作者、青年知識分子中，在黨政干部中的影響很小。而現在，則已經滲透到部分黨政機關和高級干部中。有的市委書記依據“就像我們將來要消滅國家，但現在還必須加強國家機器一樣的道理”，提出不但不能消滅剝削，而且必須鼓勵進一步加強剝削。[19]有的副省長提出要“大張旗鼓地為民營經濟大造輿論，理直氣壯地為民營經濟提供優惠政策”，“把民營經濟放在突出的地位”。[26]有的市委書記號召“各部門要開綠燈，刮順風，促進個體私營經濟超常規、跳躍式發展，希望本市能出現更多的百萬富翁、億萬富翁”。[59]有的高級干部要求根據他大力發展私有經濟和進一步加強剝削的新認識，“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加以推動”，并修改“黨的綱領和章程”中與這種目標不一致的內容。[19]近年來，有相當多個省、市政府把經濟發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私有經濟的發展上。在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中，私下認為“只有私有經濟才能救中國”，“只有資本家才能救中國”的已經大有人在。既然如此，那么資產階級自由化在他們心目中就不是壞事物，而是好事物。在他們管轄的范圍內，資產階級自由化必然不但得不到批評，而且還受到宣揚，變成實踐。這種情況是“八九風波”以前所沒有的。

　　4、我們黨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另一方面還存在著由黨中央領導的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而近幾年來，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求是》雜志和各省黨報黨刊上已經基本上絕跡。資產階級自由化處于不受抑制的狀態，正在自由生長和發展。

　　各級黨委現在沒有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進行批判的任何部署，甚至沒有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應該進行批判的意識，在一些干部的頭腦中好像黨的基本路線中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不但不需要長堅持不動搖，而且已經廢止。誰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能否發展起來的各種條件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以上這些情況表明，當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不但嚴重存在，而且還有進一步發展的可能。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以意識形態出現的資產階級利益和要求，是資產階級政治運動和經濟運動的思想表現，蘇聯和東歐演變的教訓還告訴我們，它是社會主義國家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先導。如果我們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及其發展缺乏清醒的認識，甚至視若無睹，那么，不但我們黨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權會逐步喪失，而且我國的整個思想陣地都會被資產階級完全占領。根據“八九風波”和蘇聯東歐演變的教訓，這將會導致什么樣的后果，是我們不能不認真思考的。(1997年1月9日修改)

　　【注釋】：

　　[1]《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9頁。

　　[2]同上，第211頁。

　　[3]江澤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

　　[4]《防“左”備忘錄》導言第1頁、2頁。

　　[5]《防“左”備忘錄》第16頁。

　　[6]同上第319頁、237頁。

　　[7]李澤厚、王德勝《關于文化現狀道德重建的對話(上)》、載《東方》1994年第5期。

　　[8]陶東風《九十年代文化論爭的回顧與反思》，載《學術月刊》1996年第4期。

　　[9]王若水《我的馬克思主義觀》。

　　[10]王岳川《知識分子的盲點與命運》，載《中國書評》1994年9月創刊號。

　　[11]李澤厚《哲學控尋錄》，載《原道》第2輯。

　　[12]王蒙《人文精神問題偶感》，載《東方》1994年第5期。

　　[13]劉軍寧《理想之敵，理想之友》，載《東方》1996年第2期。

　　[14]見1993年9月30日《經濟學消息報》。

　　[15]《關鍵在于改革國有企業的產權制度--訪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董輔〔礻乃〕》。載1993年11月27日《工人日報》;以及劉偉1992年在香港《明報》發表的文章：“國有經濟與市場經濟天然地不相容”。

　　[16]樊綱《發展市場經濟與完善所有制》，載1992年8月11日《經濟日報》

　　[17]于光遠《歷史上的與當前中國私有和公有》，載1993年8月5日《經濟日報》，及《中國社會主義經濟論文稿》。

　　[18]劉吉1996年6月在安徽省社會科學院的報告。

　　[19]厲有為《關于所有制若干問題的思考》，1996年在中共中央黨校發表。

　　[20]《與總書記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145、149、154、187頁。

　　[21]《狂風下的中國》，1993年1月出版。

　　[22]周昭《論國有企業改制中投資者產權的構造》，載《經濟研究》1995年第1期。

　　[23]胡德巧《中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現實性問題的理論思考》，載《當代經濟研究》1995年第5期。

　　[24]厲以寧1996年4月29日在鄭州越秀酒家的演講。

　　[25]厲以寧《論當前經濟工作中的熱點問題》，載《改革》1995年第1期;胡德巧《中國現階段“全民所有制”現實性問題的理論思考》;《中國漸進改革道路的思考--青年經濟學家張宇先生答本刊記者問》，載《當代學術信息》1995年第4期。

　　[26]彭致圭《從戰略高度優化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載《中國工商》1996年第5期。

　　[27]張厚義、許宏業《私營經濟理論要在社會實踐中發展》，載《江淮論壇》1996年第4期。

　　[28]劉迎秋《中國經濟“民營化”的必要性和現實性分析》，載《經濟研究》1994年第6期。

　　[29]劉新宜《公有制的本質與社會主義》，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1995年第3期。

　　[30]鐘朋榮《加快民營經濟發展的五個問題》。

　　[31]《經濟改革中應注意的幾個問題》，載1994年2月22日《經濟日報》。

　　[32]張維迎《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33]《法理學視野中的公平與效率》，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4期。

　　[34]見《改革》雜志1993年第6期，王玨語。

　　[35]王山《第四只眼睛看中國》第61、42-44、46、40、14、202、35、35、99、80-81頁。

　　[36]復旦大學中文系劉平清《百年美國夢--中國人的美國觀的檢討》、載日本《中國研究》1995年12月號。

　　[37]《中國漸進改革道路的思考--青年經濟學家張宇先生答本刊記者問》，載《當代學術信息》1995年第4期。

　　[38]見《一書面世波濤起論戰硝煙仍未熄》晏智杰語，載《經濟研究資料》1996年第6期。

　　[39]樊綱《“蘇聯范式”批判》，載《經濟研究》1995年第10期。

　　[40]梁小民《西方經濟學教程》自序，1995年12月版。

　　[41]《共產黨的墮落與衰亡--“新共產黨”正統派胡績偉八旬諍言諫黨》，載香港《前哨》月刊1995年12月號和1996年2月號。

　　[42]袁紅冰《以新世紀的名義》，載《防“左”備忘錄》第247頁;另見《中國“左”禍》封底《編者告親愛的讀者》。

　　[43]許明《難以承受的忍受》，載《原道》第1輯。

　　[44]張文顯《法學基本范疇研究》第301頁。

　　[45]張文顯《建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法律體系》，載《法學研究》1994年第5期。

　　[46]復旦發展研究院《1993年中國發展報告--重新認識中國》第74頁，浦興祖等執筆。

　　[47]王蒙、陶東風《多元與溝通--關于當代文化與知識分子問題的對話》，載《北京文藝》1996年8月號。

　　[48]遠江《故事新解》，載《讀書》1993年7月號。

　　[49]袁紅冰《讓歷史不再悲泣》載《歷史的潮流》第13頁。

　　[50]王蒙《道德烏托邦和價值標準》，載《讀書》1995年第8期。

　　[51]見《認識近代國情的幾個重大歷史是非》，載《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2]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53]李慎之《從全球化觀點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載《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1期。

　　[48]遠江《故事新解》，載《讀書》1993年7月號。

　　[49]袁紅冰《讓歷史不再悲泣》載《歷史的潮流》第13頁。

　　[50]王蒙《道德烏托邦和價值標準》，載《讀書》1995年第8期。

　　[51]見《認識近代國情的幾個重大歷史是非》，載《真理的追求》1995年第10期。

　　[52]見茅海建《天朝的崩潰》。

　　[53]李慎之《從全球化觀點看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載《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1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