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高尚全先生指責我國學者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反對改革，反對鄧小平。需要指出的是，他所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鄧小平和黨中央堅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完全相悖。他錯解恩格斯和鄧小平的有關理論觀點，借以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他又宣揚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他將前者貶之為“國家社會主義”，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比擬;將后者贊之為“人民社會主義”。他主張改革就是由前者過渡到后者。本文對高先生的理論觀點進行系統評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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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尚全會長是官員型學者或學者型官員，曾任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現任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發表過很多論著，長期為我國的改革開放鼓與呼，還參與過多次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提出過多方面的改革意見。因此，高會長的理論觀點是有社會影響的。我們也長期關注高會長的理論觀點和傾向，其中有不少意見是可取的。但是，我們總感到高會長有關改革的深層次的理論觀點，存在與新自由主義劃不清界限的地方。我們愿以理論與學術討論的形式，提出我們的看法，就教于高尚全會長。我們盡量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避開批判性的語言，更不去扣大帽子，上綱上線。我們的副標題《敬請高尚全會長劃清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特意用“敬請”一詞，以示我們對高會長的高度尊重。

　　一、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否定和反對改革嗎?

　　多年來，高會長在發表的有關改革開放的論著中，不斷質疑我國學者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認為這種批判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反對鄧小平的改革理論，上綱上線很高。例如，2005年10月9日網上轉載《經濟觀察報》刊發的《高尚全：不能因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一文，是以與《經濟觀察報》問答形式刊出的，該文由《新華文摘》2005年第24期轉載，標題為《用歷史唯物主義評價中國改革》，文中批評社會上所謂對改革的干擾。“一個干擾就是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按新自由主義設計的……這樣一來就否定了我們改革的歷史，否定了中國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中國的改革是按鄧小平理論來實踐的，‘摸著石頭過河’難道是新自由主義嗎?”“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后果。”記得高尚全先生還發表過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有人批判新自由主義，但是什么是新自由主義，大家并不清楚，他問過一個外國學者，回答說不知道。這是用一個外國人的無知當作根據。

　　高先生尖銳批評所謂借批判新自由主義反對改革，反對改革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對改革進行干擾，很能吸引媒體和讀者的眼球。對一些不甚了解新自由主義的觀點和危害，也不甚了解我國關于改革理論的爭論實情的人們來說，肯定會傾向于高先生的這種“語驚四座”的高論。“反改革!”“反鄧小平!”這還了得!

　　然而，我們始終沒有看到，高先生指出究竟何人何處借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反對改革，反對鄧小平，又是怎樣反對的。藏頭藏尾，反招虛構煽惑之嫌。如真有反改革、反鄧小平其人其事，應公開揭示其具體言論，進行辯駁。恐怕高會長是揭不出來的!

　　應該肯定，鄧小平所設計的我國改革開放的道路和指導思想，與新自由主義無關。他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反自由化的觀點，是與新自由主義對立的。他提出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及中央歷屆文件和我國憲法，都是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是堅持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直至十八大報告依然強調“黨的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必須堅持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同四項基本原則、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強調“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基。”“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同時，要在這樣的前提下，毫不動搖地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指導思想，始終是與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緊密聯系的。所有這些，都是與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相對立的。難道會有誰將其批之為新自由主義嗎?據筆者所知，中央是不贊同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并支持對其進行批判。中央文件一再指出我國“決不搞私有化”，“不改旗易幟”，實際上就是指向新自由主義的。

　　現在需要弄清的問題是：我國有沒有新自由主義思潮?高會長高調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否由于自己的某些重要觀點與新自由主義沒有劃清界限?為了辨明是非，需要首先對什么是新自由主義有所了解，其次，我國學界批判新自由主義究竟是指向什么?再次，高會長的某些改革觀點有無偏離鄧小平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趨向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及其危害，國內外學者已講得很多，這里只從說明問題的角度簡明概括其主要觀點。新自由主義是區別于18世紀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新派別。18世紀中后期，亞當•斯密確立了自由主義的經濟理論，“經濟人”假設是其理論基礎。1929年-1933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自由主義分化為兩派：凱恩斯學派和哈耶克等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由于應對大危機需要，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學派占據了主導地位。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由于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滯漲”，凱恩斯主義失靈，新自由主義流行起來，廣泛流行于八九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擴展到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等領域。僅就經濟領域來說，它主張徹底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普遍自由化;它反對公有制;反對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調控。事實上，新自由主義是否定和反對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其代表人物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等。

　　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推行，造成了巨大的惡果。在拉美國家，新自由主義導致企業大量破產、資本外逃、債務深重、貧富嚴重分化，經濟增長緩慢。蘇聯實行新自由主義主導的改革，導致國破黨亡。資本主義國家也導致一場嚴重的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至今沒有完全走出危機的泥沼。

　　中國的改革，從性質上來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有國家宏觀調控的、與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中心環節是搞好搞活國有企業，改革與發展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制度和道路。正是由于我國實行了這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實現了改革30多年來年均9.8%的經濟增長率，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表現出與實行新自由主義國家造成災難性后果的巨大差距。

　　既然我國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正確的，為什么學術界還要批判新自由主義呢?有兩個原因：其一是西方政要與學者在向我國推銷新自由主義，如弗里德曼就對中國鼓吹實行私有化。當前，全世界看到新自由主義的禍害，掀起批判新自由主義的浪潮，我國也要抵制新自由主義的侵蝕，開展批判;其二，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新自由主義的思潮一直干擾著我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經濟政治自由化的聲音經久不衰，且有愈演愈烈之勢。

　　我國私有化主張的表現之一，是高調宣揚“國退民進”、“國有企業從競爭領域退出”，即要求國有企業讓位于私有經濟。因為宣傳勢頭持久而強硬，人們誤以為是中央精神，其實中央是不贊同這種觀點的。《人民日報》和《經濟日報》為傳達中央的精神，曾發表過多篇否定這種觀點的文章，但收效甚微，至今還有人將“國退民進”宣傳為國有經濟改革的方向。

　　我國私有化主張的表現之二，是宣稱我國國有經濟是“國家社會主義”，謊稱其根源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而私有制經濟是“民辦社會主義”。這一觀點以曹思源為代表，他在香港《前哨》1999年11月9號發表《中國經濟改革走向》一文，并刊登了他1999年在北京大學講演的照片。文章的內容與在北大講演以及1999年5月在美國一所大學的講演相同。他在講演中發問：作為“國家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是誰發明的?回答“是希特勒”!還特別聲明：“我在北大也講了”，“翻遍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們從來都不是國家崇拜論者，不是國家社會主義者，國家社會主義的祖宗是希特勒，而民辦社會主義是老百姓辦起來的。”國家社會主義“在一天天爛下去”，而“我們的民辦社會主義在一天天好起來”。“中國的私有制經濟發展了，我們作為中國人，應當感到高興和光榮”。他提出的改革走向是國有經濟私有化。他說：國有經濟“像冰棍，在滴水了，一天天滴下來，最后只剩下一根棍子了”。他斷言：“中國共產黨將要改名為中國社會黨。”

　　斷言國有經濟的理論與實踐的來源不是馬克思，而是希特勒，純屬編造。第一，希特勒難道在德國實行過國有經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主義嗎?沒有!第二，馬克思恩格斯從《共產黨宣言》起，在一系列著作中明確指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要消滅私有制，首先將生產資料掌握在由勞動人民掌權的國家手中。他們始終主張公有制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私有化主張的表現之三，是錯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私有化張目。恩格斯批判過將俾斯麥的國有化看作社會主義的“冒牌社會主義”。有人將其移植和泛化到我國社會主義中來，斷言我國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是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會主義”。反之，又錯解鄧小平三條“是否有利于”的標準，將其作為區分“姓資”“姓社”的標準，據此，斷言私有制經濟“姓社”，是社會主義經濟。高會長支持的何偉先生就長期持這種理論觀點。他把牟其中的私營企業--南德集團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典范(實行按勞分配，共同富裕，優越于國有企業)，對其進行高度吹捧。有的學者斷言，把非公有制經濟看作非社會主義經濟，認為公有制經濟才是社會主義，這是“應當摒棄的傳統社會主義觀點”。斷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肯定了非公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樣一來，不但私營個體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連本是外國資本主義性質的外資企業，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了。按照這種邏輯，既然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現有一切私有制都是社會主義，那么，只要大力發展私有制經濟，以私有制經濟取代國有和一切公有經濟，就是完全的社會主義了。然而，這種為私有化提供的理論依據，是打著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旗號，曲解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和鄧小平理論的，是背離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私有化主張的表現之四，是從各個方面給國有企業潑污水，否定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當然，國有經濟還有很多的問題和缺點，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治理以獲得健康發展。但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士硬要從根本制度上否定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和作用，否定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甚至還有大私營企業主公開出面詛咒國有經濟，要求國有經濟退位。鄧小平原來提出公有制為主體，非公有制經濟為補充。非公經濟發展起來了，認為作“補充”只是當配角，要求平起平坐;于是放棄了“補充”一詞，改為“共同發展”，又提出兩個“毫不動搖”;私有制經濟進一步發展了，又對“共同發展”和兩個“毫不動搖”也不滿足了，要求國有經濟從壟斷行業也退出來，公開提出反對國家和國企控制國民經濟命脈。當非公經濟已經發展到占國內生產總值的60%以上，國有經濟在工業經濟中只占20%了，又提出種種非難國有經濟的“理由”，說國有經濟“與民爭利”，阻礙非公有經濟發展。陳清泰先生也親自出馬，在《人民日報》等報刊一再發表文章，要求摘掉“所有制”標簽，消除“姓國”、“姓民”的鴻溝，以消除生產力發展的桎梏，讓私有制經濟更快發展。總之，其最后目標是以私有制完全取代公有制。

　　十八屆三中全會后，宣傳私有化的聲浪再次掀起。有人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似乎以為《決定》為他們打開了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與自由化之門。

　　2014年頭幾個月，由媒體操作的兩種觀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市場決定資源配置同國有經濟對立起來，宣稱二者是相互沖突的。一位經濟學家提出：“既要發揮市場的決定作用，又要堅持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這是一種語言腐敗，還是一種思維混亂?”“保持國有經濟的主導地位，民企無法成長”。另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長認為：中國13萬多家國有中小型企業“應該徹底民營化”。其余幾個大型和特大型國企可搞混合所有制經濟，然后“整體上市，逐步釋放國有股”。國有股可以降到20%以下，甚至零。其二是用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作用來削弱和排除政府作用。或是只強調市場的決定作用，避而不提“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或是將市場決定作用與政府宏觀調控對立起來，著力于批評“強勢政府”，否定黨和政府在改革與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以上所梳理的這些觀點，很顯然是宣揚徹底私有化、全面市場化和普遍自由化的新自由主義觀點。高尚全會長不會沒有看到這些媒體宣揚的觀點。可是，作為擔負經濟體制改革重要職責的高先生，沒有站出來講一個不字，反而對為堅持和維護鄧小平開創的改革理論與實踐，為維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道路和制度，也為維護我國憲法的規定，起而批判新自由主義的學者，橫加指責，加罪于其“反改革”、“反鄧小平”之名。人們想知道這里究竟藏著什么玄機。

　　事實上，新自由主義觀點對我國的改革實踐也帶來了負面效應。眾所周知，我國在國企改革轉制中，存在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現象。在改革以來放權的寬松環境下，企業高管具有了自主權，但有效的監督機制還未建立，在“國退民進”、“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MBA大行其道的喧囂中，名賣實送，半賣半送，自賣自買等化公為私的盜竊國有資產的行為，時興了一陣。朱镕基曾斥責“一賣了之”的所謂“改革”，但也未見起什么作用。可見，新自由主義可以逆黨政領導之志而任意前行，也可看出這種思潮并不停留在理論層面的宣傳上，而是會轉化為實踐。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與馬克思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對立的思潮，如任其泛濫，讓其得逞，會給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災難性后果，西方和平演變的圖謀將會實現。從西方政要們和平演變中國的策略中，可以得到一些警示。尼克松在其《透視世界》一書中講，“在經濟方面，中國朝自由市場制度前進的過程已經走了一半，現在它的兩種經濟--一種私有，一種公有--正在進行殊死的競爭”，而且“戰斗遠沒有結束”。只要美國“繼續介入中國的經濟，就能在幫助私營經濟，逐步銷蝕國營經濟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美國駐華大使館新聞處2000年9月的《背景材料》中提及克林頓的講話：要在中國推行美國的“價值觀念”，使中國“加速大型國有企業的衰亡”，“私營企業取而代之”，可以“為人權和法制而奮斗的人們增添力量”。可見，西方政要和平演變我國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支持以私有制經濟“銷蝕”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經濟，新自由主義在我國會起什么作用和起了什么作用，與國外勢力的期待和慫恿聯系起來看，就看得更清楚了。

　　硬說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否定和反對改革，也對!不過否定和反對的是全盤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而不是社會主義自我完善、自我發展的改革!

　　二、高尚全會長的一些重要的深層次觀點沒有劃清與新自由主義的界限

　　1.高尚全會長變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

　　我國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需要首先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是什么?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斷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當然，也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這一理論指導貫穿于改革開放以來有關的中央文件中。

　　然而，高會長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另外模式和特點。他與曹思源一樣，也把我國社會主義區分為兩類：一類是“國家社會主義”，即由政府控制和配置資源的經濟，是指計劃經濟，特指國有經濟;另一類是“人民社會主義”，即民營經濟(非公有經濟)。2006年11月13日《學習時報》刊發了他在一個論壇的發言，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簡而言之也可以說是人民社會主義。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而不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恩格斯早就批判過那種把國有化直接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觀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人民社會主義有五個特征，即以民為本、市場經濟、共同富裕、民主政治和中華文化。……人民社會主義區別于國家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是以民為本、以社會為本。”高先生的這一觀點，反復地在許多報刊和研討會中提及。他把人民社會主義又稱之為“民本經濟”。“什么是民本經濟呢?就是以民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民本經濟是相對于官本經濟而言的。民本經濟的四個重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他用“民本經濟”否定“官本經濟”即由國家投資的國有經濟。

　　讓我們分析一下高會長的這個重要觀點。

　　第一，事實上全盤否定了我國改革前新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他撇開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這一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核心理論，來評價和判斷社會主義，事實上把我國改革前的社會主義否定了，也把改革以來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否定了，顛倒了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姓社”、“姓資”的關系。他把“三個有利于”作為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是錯解了鄧小平的三個“是否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這個問題且留后面討論。按高先生的邏輯，改革開放前，公有制一統天下，搞“國家社會主義”即恩格斯批判的“冒牌社會主義”，不符合“三個有利于”，因此，不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發展非公經濟，符合“三個有利于”，才有了“民本經濟”，即“人民社會主義”，只是還存在非社會主義性質的國有經濟，即“官本經濟”。因此，“下一步改革的突破點在于民本經濟”。“經濟體制轉軌的過程，本質上也就是由原來的官本經濟轉向民本經濟的過程”。顯然，這與“國退民進”的改革方案是一回事，只是換了個說法而已。在高先生看來，改革開放前，我國沒有“人民社會主義”，只有“國家社會主義”，即恩格斯否認的“冒牌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以來，非公經濟即“人民社會主義”在發展，但還有“官本經濟”即國有經濟存在。以“民本經濟”取代“官本經濟”，即由“人民社會主義”取代“國家社會主義”，就是改革的“突破點”。

　　高尚全會長的理論觀點，完全顛倒了不同經濟成分的社會性質，在我國，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私營、外資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個體經濟沒有獨特的社會經濟性質，可存在和依附于多個社會經濟制度中。盡管改革前我國由于“左”風的干擾，對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損害，但不能否認，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開放前，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保證了我國經濟以年均6%到7%的速度發展，遠遠超過了私有制的舊中國的發展，也遠遠超過了許多私有制的資本主義國家。我國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各方面的建設都獲得了巨大成就，為改革開放奠定了理論、物質、經濟、社會制度等基礎。十八大報告對此予以充分肯定：“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成功實現了中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探索過程中，雖然經歷了嚴重曲折，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為新的歷史時期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寶貴經驗、理論準備、物質基礎。”從經濟建設的角度講，離開當時的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什么成就都談不上。

　　第二，高尚全會長設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難以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分析一下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即“人民社會主義”的五個特征，其中排除了我國憲法規定的國有經濟為主導、公有制為基礎或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第一個特征是“以民為本”。這里所講的“民”不是“全民所有制”的“民”，而主要是指“民營經濟”，即私營經濟，或泛指私有制經濟。其第二個特征是“市場經濟”，顯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發展比我國更久遠，更成熟。市場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特點。其第三個特征是“共同富裕”。問題在于私有制的市場經濟必然產生兩極分化，不可能真正實現共同富裕，發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現實已證明這一點。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的99%與1%的對抗是明顯事例。其第四個特征是“民主政治”。眾所周知，西方國家大講“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資本主義政治優越于封建制度的特點，社會主義也應有“民主政治”，但抽象的“民主政治”不是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特征。其第五個特征是“中華文化”。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年的燦爛文化，歷經多種社會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要繼承和發掦中華文化，但它構不成社會主義內涵。

　　總之，高會長另起爐灶，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與鄧小平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及黨中央所論述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不同的。其實，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化等，黨的十五大報告已有系統論述。其中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首要特征“就是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高會長偏離這些明確的指導思想，另搞一套，顯然是有自己的特定目的的。通過前面分析可以看出，高會長所主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全盤私有化的“社會主義”，是難以與資本主義區別開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再看高會長所主張的“民本經濟”的具體內容。“什么是民本經濟呢?就是以民為本，立足于民，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其主要特點就是：社會投資以民間投資為主，經濟形式以民營為主，社會事業以民辦為主，政府管理以創造環境為主。”高會長筆下的“民”，不是勞動人民的“民”，而是“民營經濟”，即私人資本經濟的“民”。這就是說，我國的經濟形式、社會投資、社會事業，都要以私有、私營為主。國有經濟、集體經濟都被排除在外了。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為發展私有制經濟創造環境!徹底私有化的主張躍然紙上!

　　“民有、民營、民享”，這個口號式的提法似曾相識，人們不難想起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于1863年11月19日在葛底斯堡發表的著名演說。其中的重要一句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將永世長存”。高先生曾就讀于圣約翰大學，對此是耳熟能詳的，他只將其中的“民治”換成“民營”，構成“新三民”，但高先生的“三民”與林肯的“三民”難以區別。其本義可表述為：民營經濟自有、民有經濟自營、民有民營經濟自享。這依然是主張全盤私有化，建設以私企為統治的“人民社會主義”。

　　排除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實行民營經濟即私有經濟一統天下的“民本經濟”即“人民社會主義”，這就是高會長不斷提倡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究竟是社會主義還是別的什么“主義”，讀者自會辨別清楚!

　　2.錯解鄧小平三個“是否有利于”的判斷標準，顛倒“資”與“社”的經濟性質

　　高會長在許多論著中一再提到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例如，在《學習時報》2006年11月13日刊登的他的講話中說：“判斷社會主義的標準是‘三個有利于’，而并不是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北京日報》2008年12月29日的理論周刊上發表了高會長的《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營造社會共識》一文，其中講：“鄧小平同志提出，判斷改革開放‘姓社’、‘姓資’，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應是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引者)，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高會長沒有準確把握鄧小平的“三個是否有利于”的判斷標準，將其錯解為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在高會長看來，凡有利于我國生產力發展的事物統統“姓社”，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反之，統統“姓資”，是資本主義。于是，私營、外資、個體經濟，都有利于發展我國生產力，便都是社會主義經濟。這正是高會長將我國私有制經濟定位為“人民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根據。而且高會長還要求人們與他一樣如此理解，以便“最大限度地營造社會共識”!如此“營造共識”，會損害社會主義事業。然而，錯解鄧小平三個“是否有利于”判斷標準的，大有人在。這個理論是非應當辨別清楚。有必要說明，鄧小平南方談話提出判斷的主要標準，是三個“是否有利于”的觀點，并沒有及時獲得正確解讀。1992年3月9日-1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我國改革和發展的若干重大問題的公報中，曾提出“判斷姓‘社’姓‘資’，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實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人們很快認識到這種解讀存在問題。在相隔10天的3月20日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三個“是否有利于”的標準定位為判斷“改革開放得失成敗”的標準。在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又將其作為“判斷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在1993年11月《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也提出：要始終堅持以三個“是否有利于”作為決定各項改革措施取舍和檢驗其得失的根本標準。以后的有關中央文件中也是將其作為判斷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標準。2002年，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黨章《總綱》中，也將三個“有利于”作為檢驗“各項工作”的“總的出發點和檢驗標準”。高尚全會長不會看不到一系列中央文件中這些正確的說明，卻依然堅持將三個“是否有利于”作為判斷姓“資”姓“社”的標準。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據此將私有制經濟斷定為社會主義--“人民社會主義”。

　　只引證中央文件難以說服高會長，他可以認為自己的解讀更正確，還需要通過理論分析來判斷是非。

　　為什么不能將三個“是否有利于”作為判斷“社”與“資”的標準呢?第一，有一些事物不管它是否符合三個“有利于”，其自身并不具有姓“社”姓“資”的性質。我國由傳統計劃經濟轉軌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符合三個“有利于”，但不能由此判斷市場經濟姓“社”，計劃經濟姓“資”。過去把市場經濟看作資本主義，把計劃經濟看作社會主義。鄧小平否定了這種傳統看法，不能反過來說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資本主義。再如，利用先進科學技術、現代管理制度，實現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符合三個“有利于”，但不能由此判斷他們自身具有社會主義屬性，所有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比我們實現得更早，只有賦予其社會主義內容，才會具有社會主義特點。

　　第二，不能認為凡姓“資”的東西都不符合三個“有利于”。我國引進外資，就是讓外國資本家來我國開辦企業。外資企業是資本主義經濟，鄧小平也明確提及。但為了發展社會主義，可以利用外國資本主義。也可以利用本國資本主義經濟--私營經濟。要弄清一個邏輯關系：不是根據三個“有利于”標準判斷私企、外企姓“社”，而是根據發展私企、外企符合三個“有利于”標準，所以要在公有制為主體條件下，利用中外資本主義經濟。不能顛倒判斷的標準!

　　第三，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是不斷推進和深化的過程。改革無止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要求生產關系適時與其相適應。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分配制度的實現形式，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方式，會不斷創新。不能認為，凡符合三個“有利于”的新的形式姓“社”，不斷被取代的舊形式姓“資”。如國有企業的兩權分離取代了國有國營的兩權統一，股份制取代了承包制，不能說被取代的姓“資”，取代的姓“社”。

　　針對高尚全會長發表于《北京日報》2008年12月29日的《改革需要最大限度地營造社會共識》一文中對鄧小平判斷標準的誤解、錯解，衛興華于2009年2月18日在《北京日報》發表《對“三個有利于”標準怎樣理解更準確些》一文，進行爭鳴，提出五點論證，說明高會長的解讀不符合鄧小平原意，其理論觀點不能成立。我們注意到，此后在高先生發表的文章中，沒有再講三個“是否有利于”是判斷姓“社”姓“資”的標準的觀點。由此推斷，高先生還是能聽取不同意見的，這是我們的一個主觀設想，也是又寫此文與高會長進一步進行討論的動因之一。

　　3.借錯解恩格斯批評“冒牌社會主義”來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

　　長期以來，高尚全會長在多篇文章中不斷引證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作為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根據。在前引《學習時報》刊發的高先生的發言中，也講“恩格斯早就批評過那種把國有化直接等同于社會主義的觀點”。在《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刊載的《搞清楚社會主義究竟是什么--首屆全國社會主義論壇追述》一文中，又摘發了高會長的這段講話。《人民論壇》2010年第1期刊發了高會長的《“國進民退”的問題不在進退》一文。其中提出：有人認為“國有的是社會主義的，這種意識形態現在還存在。國有經濟是不是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基礎，是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對于這個問題我有三點質疑：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它強大的國有經濟沒有支撐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也沒有支持蘇聯社會主義制度，這是為什么?第二，1972年，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例都比較高，有的達到30%甚至35%，但沒有人說這些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第三，過去國內沿海投資比較少，所以國有經濟比重比較低，主要靠民營經濟，但是你不能就此說沿海地區不是搞社會主義。我過去的文章里多次引用恩格斯曾經講過的一句話，‘自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社會主義’，我認為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不是國有經濟比重的高低，而是三個‘民’(民生、民心、民營)，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三個‘民’就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基礎”。直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召開，高會長繼續堅持借恩格斯的話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2012年12月6日《深圳特區報》，在解讀十八大報告的專欄中刊發了高先生的《改革攻堅，必須堅持“三個不動搖”》，其中第二個“不動搖”是“堅持國有經濟的定位不動搖”。本來，馬、恩、列、毛的理論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以及中國憲法，對勞動人民掌握政權條件下的國有經濟早有明確的定位，那就是：國有經濟是歸全民所有的社會主義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而高先生競否定這一定位。他的“定位不動搖”是反其道而行之，否定我國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他說“不能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國有經濟如何定位，目前爭議較大。有些人認為，國有經濟是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從歷史的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高先生否定了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當然也就會否定它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高先生竟然以解讀十八大精神的名義，與十八大唱對臺戲。十八大系統論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其中強調“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的基礎性作用;并且提出：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要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還特別論述了改革與發展國有企業的問題：“要毫不動搖地發展公有制經濟，推行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完善各類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推動國有資本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性領域，不斷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對比一下十八大關于公有制和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的論述同高會長的解讀，可以明確判斷高會長的觀點是對是錯。

　　高先生否定我國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有他的“理論根據”和“事實根據”。其理論根據就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的一段話，高先生在《深圳特區報》作了大段引證：“自從俾斯麥致力于國有化以來，出現了一種冒牌的社會主義，它有時甚至墮落為某些奴才氣，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顯然，如果煙草公司是社會主義的，那么拿破侖和梅特涅也應該算入社會主義創始人之列了。”“俾斯麥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而是為了使鐵路能夠更好地適用于戰時，只是為了把鐵路官員訓練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為了取得一種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新的收入來源，而把普魯士的鐵路干線收歸國有，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的步驟，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間接的，既不是自覺的，也不是不自覺的。否則，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

　　高會長引證這一大段話后接著說：“但時至今日，仍有人認為，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簡單地把國有化和社會主義等同起來。”“國內外的實踐經驗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民心是核心問題，‘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今中外都說明這個問題：為了得民心……就要尊重民意，使老百姓有話語權，有參與權，有監督權，有尊嚴。”

　　高會長的上述言論，涉及重要理論是非和事實真相，需要進行一些評析。

　　第一，用恩格斯批評將俾斯麥的國有化看作社會主義來否定我國的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張冠李戴、文不對題之論。為什么恩格斯要將其斥之為“冒牌的社會主義”呢?首先，奧地利的“鐵血宰相”俾斯麥搞某些國有化措施，“并非考慮經濟上的必要性”，并不是要將生產資料私有制度變為社會所有制，他把鐵路國有化，是為了“適用于戰時”的需要，是為了獲得“不依賴于議會決定的收入來源”，這與社會主義無關。在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基礎上搞“煙草國營”，也與社會主義所要求的生產資料社會所有制無關。

　　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以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下，實行某些國有化措施，是從資產階級的整體利益考慮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已經明確地回答了為什么要批評“冒牌的社會主義”的道理。他指出，在資本主義國家，“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

　　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與私有化交替出現的現象，超出馬克思恩格斯所見到的情況。不過，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無論占比重多大，依然不是社會主義經濟，學術界稱之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但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的性質。

　　第三，馬克思恩格斯反復說明，建立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把生產資料掌握在代表勞動人民的國家手中，在勞動人民掌權的條件下，國有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共產黨宣言》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將把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掌握在國家手中。馬克思在《論土地國有化》一文中也指出：“生產資料的全國性集中將成為自由平等的生產者的各聯合體所構成的社會的全國性的基礎。”這表明，馬克思把生產資料國有化視作社會主義“聯合體”的“全國性的基礎”。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同樣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這兩句話所用黑體字都是原文標明的。

　　馬克思恩格斯這些明確的論述，駁斥了所謂國有經濟是來源于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的胡說。其實，科學社會主義運動，始終是把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首先是國有化作為運動的中心任務的。

　　第四，在馬克思恩格斯以后，從列寧、毛澤東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都強調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政治中的基礎作用。

　　列寧指出：無產階級當政現時的基本任務是“把一切工廠、鐵路、銀行、船隊以及其他生產資料和流通手段轉歸蘇維埃共和國所有”。無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或社會主義時期，我國始終把國有(或國營)經濟定位為社會主義經濟。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指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也在《論聯合政府》中又提出：“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因素。”新中國建立前夕的全國政協《共同綱領》中也強調說明：“國營經濟為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凡屬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足以操縱國民生計的事業，均應由國家統一經營。”

　　憲法是國人必須遵守的根本大法，其中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

　　黨章黨綱是黨員必須堅守的言行準則。黨的十六大通過的黨章的“總綱”規定：“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的黨。我國的改革與發展，必須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推進。黨員更要遵守黨的準則。高尚全會長是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竟漠視和排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地位和作用的明確定位，從錯搬恩格斯的一段話中得出否定國有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的結論，否定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將其貶之為“國家社會主義”，主張由非公經濟即所謂“人民社會主義”取而代之，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相對立，甚至與曹思源一樣，將我國社會主義的國有經濟與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相掛鉤。他說：“希特勒也搞過國家社會主義，把德意志工人黨改名為德國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即納粹黨，把國家社會主義作為執政綱領，并通過國家的力量把企業和托拉斯國有化。”高先生時而將我國的國有經濟與俾斯麥的國有化相比擬，時而與希特勒的國有化相比擬，用以貶損我國國有經濟，否定其社會主義性質，為全力發展私有制經濟、全面推行私有化制造輿論。僅從學術標準來看，也是與科學社會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理論失真和邏輯失范1

　　4.否定社會主義國有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

　　高尚全會長一再否定將社會主義國有經濟視作黨的執政基礎的觀點。他在前述《人民論壇》和《深圳特區報》發表的文章中說：國內外的實踐證明，黨的執政基礎不在于國有經濟的比重高低，而根本的是三個“民”：“民心、民生、民意”，“得民心者得天下”。這是什么意思呢?這表明，高尚全會長認為，我國國有經濟與“民心、民生、民意”相悖，是不得民心的。只有“人民社會主義”即非公有制經濟才符合“三民”要求，才是得民心的。然而，這與事實不符。前幾年，吉林省的“通鋼事件”，表明國有鋼廠的職工不愿轉制為私企，乃至群情激憤，禍及私企主管。媒體報道說，這是職工具有“國有經濟情緒”所致!近些年來，分配不公、工資惡意拖欠，勞資矛盾凸顯，群體事件頻發，也多與私營、外資企業有關。假冒偽劣、坑蒙拐騙、非法傳銷、非法行醫、非法集資等，又多來自私人。前些年媒體不斷揭露私營企業嚴重侵犯職工權益的事實，有些報道觸目驚心。這符合什么“三民”?符合什么“民心”?據統計，國有企業職工的年薪遠高于私企職工，國企職工的工作和生活比私企更有保證。固然，國企還存在不少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加強管理改進，但對于保證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來說，國企勝于私企、外企。國內發生強烈地震等自然災害、國外發生動亂需祖國援助僑民時，是國有企業及時發揮作用。如果“民心、民生、民意”，是指民營企業之“民”，指“人民社會主義”之“民”，那么，由私有經濟取代國有經濟，由所謂“國家社會主義”改制為“人民社會主義”，那確實是得“民”心的，是得私人資本之心，而非得勞動人民之心。

　　否定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也是為了削弱和否定國有經濟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共產黨宣言》和“共產黨”的名稱就表明，共產黨是致力于共產主義事業的，是要求“共”生產資料之“產”的。搞公有制的本意，是為了更好地發展生產力，消除兩極分化，走共同富裕道路。搞私有制必然產生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國有經濟和整個公有制經濟的興衰成敗，標志著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共產黨執政事業的興衰成敗。如果搞全面私有化，用不著共產黨，也與共產黨的名稱和職責相悖。以國有經濟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如果這個基礎垮了，已建立的社會主義也隨之垮了，就標志著共產黨從事和執政的事業失敗了。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共產黨執政的基礎和共產黨的命運是緊密相關的，蘇聯解體和亡黨的歷史教訓應當記取。

　　在這個問題上，黨中央和歷屆中央領導同志是認識清醒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我們要增強國家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就必須不斷促進國有經濟的發展壯大。包括國有經濟在內的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江澤民同志在《鞏固和加強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的講話中明確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不斷發展壯大的國有經濟，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重要基礎。我國國有經濟的發展，不僅對保證國民經濟穩定發展、增強綜合國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意義，而且對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加強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保證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具有重大意義。沒有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就沒有我們共產黨執政以及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和強大物質手段。這一點，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必須有清醒的深刻的認識。”重視搞好國有企業，“就是要不斷鞏固和加強我們黨執政和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因此，“搞好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不僅是一個重大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江澤民在這段擲地有聲的講話中連續論述了國有經濟的四個“基礎”作用：是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是“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他特別提醒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對此要有“清醒和深刻的認識”。高尚全會長作為高級干部，否定國有經濟是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要求以非公有經濟取而代之，這與中央的理論認識和指導思想完全相對立。是不是應該“清醒”一點了呢?!

　　高尚全會長還提出否定國有經濟是黨的執政基礎的四點“實踐”根據，同樣站不住腳。他在前引《深圳特區報》中說：“從歷史實踐來看，這種‘基礎論’也是站不住腳的。”“第一，蘇聯垮臺的時候，一統天下的國有經濟為什么沒有支持蘇聯共產黨繼續執政。”這個“實踐”論據不符事實。首先，蘇聯解體、國破黨亡，正是在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案，搞全面私有化的進程中同步出現的;其次，肯定以國有經濟為核心的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并不等于說黨的執政地位單由國有經濟保證。如果黨犯了自我毀滅的錯誤，自然會失去其執政權力。高會長說：“第二，20世紀70年代初，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比重都是比較高的，英國為29%，法國為33%……但，那個時代，沒有哪一個人說它們是搞社會主義。”應當了解，資本主義國家搞國有經濟，是服從于資產階級整體利益需要的，時而國有化，時而私有化，都不會改變其資本主義性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俾斯麥的國有化的評論，對資本主義國有經濟總的評論，我們在前面的論述中已經引證過，不能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不是社會主義，來證明我國的國有經濟也不是社會主義，這本是恩格斯已講清楚了的問題。關鍵在于要看是資產階級手中的國有經濟，還是勞動人民手中的國有經濟。

　　高先生又說：“第三，從我們浙江的現象看，浙江地處沿海，國家投資少，當然國有經濟比重低了。……但經濟發展很快，與國有經濟相比，老百姓富裕程度很高”。高先生是要證明，私有制經濟與國有經濟相比“發展更快，老百姓富裕程度很高”。這樣的論斷未免簡單了點。需弄清幾點：第一，改革開放前，沿海經濟發展就快于內地，發展程度也高。1956年毛澤東發表的《論十大關系》中，專設一節講“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當時，如毛澤東所述，“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三大改造后，都為國有經濟。改革開放前的浙江省的工業比內地發達，顯然，國有經濟比內地要強。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省的國有經濟所剩無多，非公有經濟發展很快，占更大比重。高先生沒有提供數字說明，改革前原有的國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是如何變化的，是否在“國退民進”的改制中付出了有利于非公經濟發展的巨大成本?第二，舊中國是多種私有制經濟存在的社會，經濟長期停滯不前，新中國建立后，在改革前的近30年中，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遠遠超過新中國成立前，國有經濟的利稅率1957年達34.7%，1965年達29.8%。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講，輕工業中的國有企業，“全部投產后，四年之內，除了收回本廠的投資以外，還可以賺回三個廠、兩個廠、一個廠、至少半個廠”。后來，國有經濟盡管受“左”的干擾，也還顯示出其比私有制經濟的優越性。第三，蘇聯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幾十年中，雖經過戰爭破壞，但迅速縮短了沙俄時代與美國經濟的巨大差距，成為可與美國抗衡的超級大國。蘇聯解體、實行私有化后，經濟十多年停滯不前。其經濟規模原來遠遠大于我國，而現在雄風不再，遠遠落在我國后面了。

　　高會長又說：“第四，越南的國有經濟比重比我們低得多，但沒有人說它不是社會主義國家。”這個論據不真實，論者沒有提供越南國有經濟比重究竟是多少，說“比我們低得多”，毫無根據。我國商務部網站2012年曾根據匯豐銀行宣布的有關越南的資料，說越南國有經濟占全國GDP的40%，遠高于我國。另外，越南也沒有說它已經是建成了的社會主義國家，而稱作是社會主義走向的社會，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2001年，越共九大提出“社會主義走向的市場經濟”。

　　總之，高會長提出四條“歷史實踐”理由，用以否定國有經濟的重要地位和性質及其馬克思主義的“定位”，都是沒有根據的。高會長提三個“民”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就是指“民有、民營、民享”的私有制經濟是共產黨的執政基礎。這個建議的實質是什么?將會導致什么結果，無須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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