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產到戶的改革之初，農業生產獲得了較快發展，糧食產量大幅提高，到1984年，糧食產量歷史性地突破8000萬斤，比1978年高出2000萬斤，也就是這一年，中國政府向世界正式宣布，中國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與此同時，農林牧副漁等產業也有了較大發展，告別了農產品的短缺，農民收入也獲得了較快增長。支持包產到戶改革的決策者們把農業的發展完全歸功于承包制度，以至于有“一包就靈”的說法。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正是包產到戶的改革，讓中國農村走出了貧窮，用占世界7%的土地養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包產到戶被認為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新中國經濟理論和實踐的最重要創新，樹立了不可動搖的地位。在杜潤生等人看來，包干到戶的改革在土地公有的基礎上實現了私有經營，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從而帶來農業大發展，這逐步成為官方的共識。后來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又借用西方制度經濟學的一些概念，主要是產權理論，對包產到戶從理論上進行了進一步的論證。美國著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舒爾茨在考察了農村的改革后評價說，“包產到戶是農村社會進步的第一推動力”?？偠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把改革前的農業問題完全歸罪于集體化，把改革之后的成績完全歸功于非集體化和市場化。對于改革后農村出現的所有問題，主流經濟學家們認為這是市場化不夠造成的，他們進一步倡導徹底的土地私有化(黨國英，2002，2006;周其仁，1995)。

　　市場化改革與小農經濟的困境

　　主流經濟學家們將1978年到1984年農業的發展完全歸功于包產到戶的制度變革。然而事實上，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僅僅用“一包就靈”來解釋改革之初農業所取得的成就過于簡單化了。黃宗智(2008)指出，中國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農業長期處于過密化狀態，而并非勞動力投入不足，所以并不是實行包產到戶、調動農民積極性就能大幅提高農業產出。老田(2007)等人也用大量事實批駁了杜潤生和林毅夫用“農民積極性——有效勞動增減”這一假設來解釋農業快速發展的做法，指出改革之初農業發展的主要原因是國家加大了農業投入，而非主流經濟學家所宣揚的是市場化的結果。他們指出，這一階段農業高速發展和農村重大變化的原因有多方面，首先是國家加大農業投入力度，大幅度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其次是大量使用化肥，集體化時期引進的化肥生產線投產，同時又從國外進口大量化肥，化肥使用量(折純)從1978年的884萬噸提高到1984年的1740萬噸，使得農業產量有了大幅度提高。再就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積推廣雜交水稻與雜交玉米品種。

　　事實證明，這種依靠外部短時間內密集的投入所能帶來的增長是難以維持的。短短幾年時間，國家政策性投入給農村帶來的收益就消耗殆盡。1984年糧食豐收之后，中國出現了賣糧難的問題，糧食價格長期徘徊，政府開始向農民打白條，農民種糧積極性受到極大打擊，使當年的糧食產量下降7%，棉花產量下降30%，隨即出現了糧食生產的徘徊。農民收入增長幅度大大下降，1989—1991年連續三年年均增長只有 1.7%，其中1990年為負0.7%，跌入低谷。與此相應，城鄉居民收入差別不斷擴大，1978年為2.5:1，1984年為1.7:1，2007年達到3.3:1，三農問題逐漸成為整個中國最為嚴峻的社會問題。

　　作為“中國改革第一村”的安徽鳳陽縣小崗村，是這一問題的極好注腳。1979年一年，小崗村農民人均純收入比上年絕對增長370多元，增加了17倍;而1980年到1992年，13年只凈增100元;1998年人均純收入僅1800元，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小崗村被人們形象地稱作“一夜越過溫飽線，二十年沒跨過富?？?。”

　　更為關鍵的是，包產到戶的改革實質是不過是在中國農村重新制造出小農經濟的生產模式，它雖然通過煥發小生產者的積極性解決了集體體制下管理不善、激勵不足等積弊，在短時期內快速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但隨著資本主導的市場經濟格局的成型，小農經濟的脆弱和無力馬上就凸顯出來。就此而言，正是包產到戶的改革造成了日后中國農村長期不發展的困局。

　　首先，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生產規模小，經營分散，農業生產效率很低。中國農村的現實情況是地少人多，目前中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5畝，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43%，和美國等國家相差更遠。包產到戶以后，土地被進一步分割成小塊兒，每戶占有的土地數量有限，難以進行規模經營。以堯村為例，該村位于華北平原腹地，土地平坦開闊，非常適合大型機械化生產，但包產到戶后，每個農戶承包少則數塊、多則十多塊的零散土地，導致大型農業機械難以操作，也不利于農業新技術的推廣和農產品質量控制。個體農戶承包的土地面積非常有限，但為了經營這些有限的土地，每家每戶都得準備農用機械和其它生產設備，造成投入上的巨大浪費，而那些沒有能力購買農機具的農戶，在基本的農業生產上都遇到很大障礙。這些因素都導致農產品的生產成本居高不下。

　　取消人民公社后，國家政權從農村全面撤出，一方面農民有了更多自由空間，但另一方面也導致農村基層政權渙散，軟弱無力。聯產承包責任制在設計上具有“統分結合”的安排，但在實際操作中，只有“分”沒有“統”，分散的農民缺少組織性，難以開展合作，沒有辦法進行大規模的農田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生產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較大，需要配套完善的基礎設施，比如灌溉用的水渠、水庫等，這些基礎設施的建設都不是一家一戶所能都承擔的，往往需要依靠集體的力量進行建設和維護。農業集體化時期，國家集中人力物力興建了大批農田水利設施，在農業的抗災減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包產到戶之后，這些水利設施沒有辦法得到及時的維護，年久失修，基本上被荒廢了，農業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急劇下降。

　　其次，個體小農經濟難以應對外部市場的風險。包產到戶給了農戶經營的自主性，理論上，農民可以根據市場的需要自主決定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獲得最大的收益。但是，在面對波動劇烈的市場時，小農往往要付出巨大的代價。當生產的產品供過于求，造成價格下降、農民利益受損的情況下，生產者才有可能調整生產，因而市場調節總是具有滯后性。和工業產品的生產不同，農業生產具有季節性強、周期長等特點，而市場又是瞬息萬變的，這又進一步強化了農產品市場調節的滯后性。包產到戶制造出的小農經濟在迎接市場沖擊、抵御市場風險方面具有難以克服的局限性，類似“多收了三五斗”一樣的悲慘故事在80年代之后一再上演并非偶然。集體經濟被取消之后，農民獲得了自主種植的自由，但這種自由并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好處，只能被市場吞沒。

　　第三，包產到戶后，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本陷于癱瘓狀態，單家獨戶的小農生產造成農業產業化水平低，農民只能向城市提供附加值低的初級農村品。中國農產品的加工程度低，相應的附加值也低，農民從中獲得的收益有限。農業的產業化經營需要資金、土地、技術等生產資料，一家一戶的生產經營模式難以積累出足夠的資本進行產業化生產，沒有集體經濟作為依托，農業的產業化經營難以實現。對此，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給出的良方就是實行公司加農戶的經營模式，政府放開管制，為中外資本進入農業大開綠燈(周其仁，1995;黨國英，2005)。事實上，目前中國的農產品收購、儲藏、加工、銷售等環節基本上被城鎮的龍頭企業所控制。這種公司加農戶的產業化模式在本質上是外部資本對農村的控制，而不是農戶在合作經營基礎上形成的內生產業化，它只會導致農民依附于農業資本、淪為農業雇傭勞動者的結局。

　　在堯村，人們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到頭來連成本都彌補不了。農業的收入已經遠遠不能滿足農村家庭的消費需求。家住堯村的竇師傅給我們算過這樣一筆賬：

　　種一畝小麥，最基本的投入包括澆水五次花費150元，化肥一袋花費150元。即使撇開人工方面的勞動投入不計，每畝地每年最少也要花費300元。按每畝的產量1000斤左右，每斤6角錢計算，收成是六百元。這樣，每畝地的凈收入只有300元。外出打工，一年干三季，每季按60天算，每天掙50元，一年收入就是9000元左右。

　　過去農民借以安身立命的土地早已經失去其作為生產資料的地位，從“生產田”轉變成了“福利田”。更極端的情況是，因為種地收益減少，土地連“福利田”的功能也逐漸減弱，堯村的土地大量被拋荒。

　　總之，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本質上是自給自足的經濟，只能解決溫飽問題，不可能走向富裕之路，而今天中國農村的發展已經遠遠超出了溫飽的范疇。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推進，農村深深地卷入到市場化大潮之中，農民的生活嚴重地依賴市場與貨幣收入。1990年代以來，從大宗耐用消費品到柴米油鹽這些關系到老百姓生計的日用消費品都已經徹底市場化了。人們對貨幣的依賴越來越強，沒有錢連基本的生活都無法保障。在失去了集體經濟這一基礎之后，原先由集體興辦的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沒有辦法維持下去。孩子上學要花錢，老人看病也要花錢，負擔驟然加重。剛剛從饑餓中解放出來的農民，又因為對金錢的需求而被牢牢束縛住。堯村的老李如此講述自己的處境：

　　“城市里不可能沒有我們，城市把我們套住。家里沒錢，小孩兒要上學，不出來怎么辦?村子里從學生一畢業到50歲的人都出來啦，全家人都出來啦，和封建社會一樣，給人家做小啦，我們養活人家，自己得養活自己。”

　　老李是個小包工頭，他有四個孩子，兩個上大學，兩個上高中，四個孩子上學讓老李肩上的負擔異常沉重。一個大學生一年學費加生活費要一萬多，普通農村家庭光靠種地那點收入根本承擔不起。

　　一方面是小農經濟的農業生產模式產出水平低，僅僅能夠維持溫飽水平，另一方面是市場化改革導致消費需求猛增，小農經濟難以維持，結果農民不得不離開土地，走進城市去另尋出路—–這就是民工潮興起的根本原因。在我們訪談的堯村，青壯年勞動力大都外出打工，6000人口的村莊，就有1500人常年在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平日里村莊了無生機。“希望的田野”、“月亮灣的笑聲”，這些描述改革之初村莊生活的美麗圖景曇花一現便不復存在。新自由主義抨擊計劃經濟對農民的束縛，鼓吹自由，但新自由主義方案帶給農民的自由最終被放任的市場所粉碎。面對強大的市場，個體農戶根本無力對抗。從集體中“解放”出來的農民，還來不及細細享用那短暫的自由，便為了在市場時代生存，不得不走上外出打工的道路，“自由”地奔向城市，成為“自由的”雇傭勞動者。

　　比較優勢論

　　農村改革的決策者們并非沒有看到包產到戶的小農經濟的弊端。包產到戶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杜潤生自己也承認，中國地少人多，一家一戶為單位的經營方式導致土地被細碎地分割，不利于機械化和農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杜潤生，[2005]2007：154-6)。他指出農戶經營規模小是中國農村面臨的現實問題，解決的根本出路在于農村人口轉移到非農業領域。后來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一致認為，中國農業和農村的唯一出路是城市化。

　　在一些經濟學家看來，龐大的人口規模也可以是中國最重要的資源。農村人口的年齡結構低，勞動力正處在青壯年時期，家庭撫養負擔小，這就是人口經濟學家津津樂道的人口紅利(蔡昉，2004，2009)。他們認為，中國的勞動力豐富，勞動力成本低廉，所以中國必須改變過去的以重工業為主導的工業化道路，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產業，這樣才能吸納大量勞動力，發揮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林毅夫，2002)。簡言之，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農村勞動力，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主流經濟學家所提出的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出路，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方向。

　　林毅夫等人非常推崇東亞國家的發展模式。東亞四小龍大力發展出口導向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取得了階段性的經濟起飛成就。他們認為，這種發展模式充分發揮了東亞國家人口規模龐大的優勢，是一條成功的道路，中國的發展也要借鑒這種發展模式。中國的勞動力充足，價格便宜，應該發揮這一比較優勢，以勞動力來替代昂貴的機器設備，降低成本，增加收益(林毅夫，任若恩，2007)。

　　改革開放年代，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的主導下，中國的發展道路進行了重新調整，開啟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將中國變成世界工廠。世界工廠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勞動力，外向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對勞動力的需求，與小農經濟對勞動力的排斥，構成一對相互配合的推力和拉力，將一批又一批農村青壯年勞動力送上進城打工的不歸路。

　　主流經濟學家們毫不諱言中國最自由的勞動力市場是中國經濟奇跡的最主要原因。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20089)在評價改革時指出，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增長這么快，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巨大的、便宜的勞動力供給，讓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也同時制造了一個放任的勞動力市場。

　　然而，放任的勞動力市場在帶給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造成中國的勞資關系出現嚴重的不平衡，過去二十年中，勞資沖突已經成為威脅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政府于1995年頒布執行《勞動法》，試圖用法律手段平衡已經過度傾斜的勞資關系，但勞資沖突并沒有緩解的跡象，進入本世紀反而日趨激烈。2008年《勞動合同法》頒布實施，針對違法的具體懲罰性措施，招致資本的強烈反應。一些企業家批評《勞動合同法》侵犯了企業利益，引起社會廣泛關注。一批著名的經濟學家也批評新的《勞動合同法》過度保護工人，因勞動力成本提高，企業負擔加重，會造成一些企業垮臺，外資也會流失，到頭來倒霉的還是工人。他們再次拿出比較優勢理論，論證說新的勞動合同法使勞動力成本大大增加，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核心競爭優勢，對中國經濟將產生根本性的沖擊。他們甚至引用美國的例子聲稱，中國的工人不需要簽訂勞動合同，老板為了留住工人自然會討好工人(陳志武，2009;張維迎，2009)。

　　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在國內制造出一個廉價的無產階級隊伍，也打造出一個資本家階級，他們靠著血汗工廠，利用殘酷的手段積累原始資本,迅速膨脹壯大起來。同時國家也在高速的經濟增長中獲取了巨額財富，2008年中國財政收入達到5萬億，占到GDP總量的五分之一。但這種發展模式的代價卻是勞動者的利益長期被忽視，國家和企業積累了大量的財富，而工人卻難以擺脫貧窮。根據經濟學家姚洋的計算，勞動者收入(工資和自營收入之和)占GDP的比重由1990年代的60%下降到現在的48%左右。

　　多達兩億的農民工并不是我們所說的“剩余”勞動力，他們大多是青壯年，是農村賴以發展的主力。在很多農村，平時已經很少能夠看到年輕人，只剩下老人、孩子和婦女，維持農業生產，人們戲稱為“三八六一九九部隊”。在一些地方，農業生產也受到嚴重影響，土地拋荒現象非常嚴重。革命戰爭年代，農村作為大后方，為前線輸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如今在改革開放年代，農村再一次扮演為城市輸送大量的廉價勞動力的角色。

　　在掏空了農村的勞動力之后，農村變得更加沒有發展，城鄉之間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不斷擴大。中國社科院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2008)》指出，從1978年到2007年，中國城鄉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絕對額差距增加了近12倍。而中國農村問題專家陳錫文則指出，2008年中國城鄉收入差距首次突破一萬元。如果說計劃經濟時期的重工業發展模式制造了城鄉差距，今天主流經濟學家所推崇的外向型勞動密集型發展模式卻造成了更大的城鄉差距，并且這種差距還在不斷擴大。

　　經濟學家認為唯有如此才能給龐大規模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才能把人口向城市轉移，而事實上，當前這種發展模式并沒有實現真正的城市化，一方面，農村的青壯勞動力被掏空，另一方面，農民依然被擋在城市的大門之外，當資本獲得越來越多的積累，城市更加繁榮的時候，城鄉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拉大，農民距離真正的城市化更加遙遠。

　　發展的必然代價？

　　過去三十年中，中國創造了一個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但在這種發展背后，卻是沉重的代價。面對今天中國日益嚴重的三農問題和城鄉差距的現實，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不但沒有去反思經濟發展模式，反而將問題歸結為市場化改革不夠徹底。在他們看來，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法則能夠產生最大的激勵機制，貧富分化是市場經濟必然的產物。公平和效率是一對矛盾，難以調和。只有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才能達到共同富裕。只有拉大經濟差距，才能產生激勵機制。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在以經濟學家為代表的主流社會精英看來，當前的困境是發展的必然代價，是每個經濟起飛的國家都必然要經歷的階段。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發展之初也經歷了一個資本原始積累階段，資本的原罪是任何現代化的國家都無法避免的。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的崛起更需要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為此付出代價。經濟學家張維迎主張窮人不能總是從自身的角度看問題，而是要從國家和民族的立場出發，如果政府提高工人的工資，勞動力成本增大，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就會跑到國外，中國就喪失了發展的機遇。改革必須有人付出代價，今天的改革是為了明天更好的生活。如果過早地討論內部的貧富分化等問題，就可能導致經濟的停滯甚至倒退(張維迎，2006)。

　　事實上，面對日益嚴重的發展危機，西方國家已經開始反思新自由主義的惡果，進行了政策上的調整。按照波蘭尼的“雙向運動”模式，市場的擴張自然會遇到社會的自我保護，然后推動鐘擺向另一個方向運動。而在中國，我們看到市場在我們的生活中迅速擴張，卻看不到波蘭尼所說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在一些學者看來(孫立平，2009)，當前中國社會的發展困境需要重建社會，而重建社會就需要采取福利國家的政策。但是，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本身就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內在矛盾，沒有能夠解決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有制之間的根本矛盾，也就難以根除資本主義本身的危機根源。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本身就是為了解決福利國家的危機而出現的產物。無論是左派凱恩斯主義的政府干預，還是右派自由放任政策，都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進行局部調整，沒有辦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就是新自由主義危機的爆發。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其實只是少數人的奇跡，大多數人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在主流經濟學家看來，只有做大蛋糕，才能讓更多的人從中受益。經濟起飛之后，這種差距自然會縮小。然而，這種似是而非的代價論，這種亦真亦幻的發展光環，阻礙了人們對資本肆虐所造成的極端不公正的關注。在本書所重點關注的建筑工地上，建筑工人面對的已經不是工資高低的問題，而是能不能拿到工資的問題。面對這一比西方原始資本主義階段更加殘忍的現象，我們不禁要問：“誰在付出代價?為了誰的發展?”。

　　(本文節選自《大工地——建筑工人的生存與抗爭》，原載于進步青年網)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