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對民主社會主義產生了較大沖擊,民主社會主義陷入困境,學者和政治家對此表示了關注。一些政治家和學者對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陷入困境的表現、原因和發展趨勢進行了全面研究。本文的分析和研究建立在上述研究基礎之上,但角度又有所不同。本文擬對金融危機對民主社會主義帶來的機遇、機遇未能變成現實而陷入困境、困境的特點以及民主社會主義發展趨勢及其判斷依據進行分析。

　　一、金融危機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機遇

　　民主社會主義重視政府干預作用。歷史上,每當資本主義發展出現危機之時,便是民主社會主義大顯身手之時,二戰后民主社會主義進入發展的黃金時期便是明證。2008年金融危機使資本主義發展再次陷入危機和混亂之中。按照歷史經驗,民主社會主義應該迎來發展機遇。

　　(一)金融危機與新自由主義批判

　　金融危機是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新自由主義以市場背景下人的理性選擇為出發點,制定出私有化、自由化、市場化為主要內容特征的政策綱領,在推動經濟和財富增長方面可圈可點。但新自由主義高估了市場之中人之理性,導致盲目投資甚至是投機行為的蔓延。同時,新自由主義忽略了個體能力、起點和機會不平等這一基本事實,也忽略了社會共同體集體生存這一無法回避現實。這樣的理念和政策實踐必然導致社會財富分配不均和社會地位不平等等結果,導致社會矛盾激化并有可能對經濟和社會發展造成新的破壞。因此,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自由主義受到廣泛批判。哈貝馬斯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的一次訪談中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議程早已丑態百出”,希望“人們不要再對新自由主義信以為真,而是要讓新自由主義離開舞臺。那些在‘市場命令’下毫無限制地征服生活世界的全部計劃都必須經受審查”[1]。美國學者大衛•科茨指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與金融危機的關聯性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解除對金融的管制。第二,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可以說,這次金融危機是198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在全世界泛濫所導致的一個非常符合邏輯的結果[2]。

　　一些右翼政黨領袖,如法國前總統薩科齊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也批判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認為“這場金融危機是資本帝國的終結”,并大力宣揚體現社會民主主義價值理念的、以混合經濟和社會福利為主要特征的“社會市場經濟”發展模式[3]。新自由主義理論的忠實執行者、長期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也在國會聽證會上承認,自己的理論觀點有誤,現代風險管理的“整個理論系統”已經崩潰[4]。

　　二戰結束后,歐洲政壇總體上形成保守黨與社會民主黨輪流執政的局面。保守黨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社會民主黨的機遇。對此,社會民主黨人也抱有樂觀的看法。例如德國社民黨理論家托馬斯•邁爾指出,國際金融危機的出現及其對經濟的破壞,使人們對奉行新自由主義的中右翼政黨產生了不滿,從而為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提供了機會。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可以利用這一機會,重新確立左翼的路線,通過一系列能夠拯救現有經濟的理論原則和政策主張,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重新崛起[3]。

　　(二)金融危機與民主社會主義的機遇

　　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失敗之處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市場失敗和財富鴻溝。

　　(1)市場失敗

　　市場化是新自由主義的最基本主張。陸克文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處方源于“無監管的市場更優越”這一理論信仰[4]。大衛•科茨把“放松對經濟和金融的管制,允許自由市場的存在”歸納為新自由主義的主要特征[2]。以市場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在刺激投資、提高效率方面確實具有較好功效,但其帶來的經濟和社會負面問題也非常明顯,盲目投資、生產過剩、貧富分化加大等經濟和社會問題伴隨而來。金融危機暴露出的新自由主義市場失敗對于主張加強政府干預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一個大好的機遇。計劃經濟、公有制、政府干預等是民主社會主義傳統政策。這些政策綱領對于資本主義的價值在于,它能夠比較有效地矯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無序性。二戰結束后的20年里,民主社會主義就是以上述政策較好地矯正了資本主義世界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由于經濟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混亂,取得了以福利國家為主要內容特征的戰后繁榮。

　　(2)貧富分化

　　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國撒切爾夫人保守黨政府、美國里根共和黨政府、聯邦德國科爾政府高舉新自由主義大旗之后,社會財富鴻溝在發達國家不斷擴大。在美國,兩極分化與貧富差距日益擴大已成為最主要的社會危機和政治難題。美國新經濟聯盟2014年初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了全國40%的財富,而80%人口僅擁有大約7%的財富。美聯儲主席耶倫將貧富收入差距不斷增大的現象稱為“當前美國社會最令人煩惱的趨勢之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發布報告稱,占美國人口10%的最富裕階層控制了該國71%的財富[5]。在英國,根據非政府組織樂施會2014年3月發布的研究報告,英國五大最富有家族的財富多于占人口20%的社會底層全部民眾財產總和[6]。在德國,2008年,最富有的10%人口擁有德國凈資產的53%,這一比例比10年前增加了8%;最不富有的50%的家庭財產總和占德國私人凈資產比例僅為1%,比1998年下降了4%[7]。在法國,根據一份涉及2011年的調查報告,貧富差距是年繼續擴大。40%的最貧困者生活水平下降了0.2%到0.8%,40%的最富有者生活水平提高了0.1%到0.8%[8]。

　　財富分配不公導致權勢等社會資源的集中和壟斷。美國學者斯蒂格利茨稱現在的美國是“1%所有,1%所治,1%所享”[9]。統計資料顯示,美國有700多個家族每個至少向國會輸送了2名家族成員,有17%以上的國會議員來自議員世家。整個英國被2500個家族操縱,日本多位出自政治世家的首相走馬燈般執政,法國總統與大企業老板“稱兄道弟”,這種種情形在西方世界輪番上演,令西方民眾與新權貴世家這兩個階層間的“玻璃天花板”越來越厚[10]。

　　民主社會主義重視社會公正問題,公正與團結(互助)是社會黨的基本價值之一。在新自由主義暢行數十年、社會鴻溝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主張社會公正的社會黨面臨著潛在的歷史機遇。

　　二、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

　　金融危機暴露出來的新自由主義的市場失敗、貧富分化等缺陷,給予社會民主黨大好機遇。但是,民主社會主義發展仍處于困境之中。

　　(一)選舉和執政困境

　　金融危機以來,歐洲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屢屢失敗。2010年英國大選中,工黨輸給了保守黨,讓出了組閣權。在德國,2009年9月大選中,社民黨得票率下降至23.1%,是自1949年以來最糟糕的紀錄。在2013年9月的大選中,社民黨并無起色,只獲得25.7%的選票。在西班牙,2011年5月,執政的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在地方選舉中遭遇30年來最慘重的失敗。當年11月,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在選舉中失利。2011年6月,葡萄牙在野黨社會民主黨在議會選舉中擊敗執政的社會黨,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同時獲得下屆政府組閣權。2009年10月,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在選舉中擊敗執政的新民主黨,黨的領導人帕潘德里歐出任總理。2011年11月,帕潘德里歐辭職。2012年6月,新民主黨在選舉中成為第一大政黨并獲得組閣權,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在選舉中淪為第三大政黨。在法國,2012年5月法國大選,法國社會黨候選人弗朗索瓦•奧朗德在第二輪投票中以微弱優勢戰勝當任總統薩科齊,當選法國新一任總統。奧朗德的勝出與其說是法國社會黨的勝利,不如說是薩科齊的失敗。奧朗德上任后,在應對危機方面不比其前任高明多少,支持率不斷下降。

　　(二)經濟政策困境

　　面對金融危機的打擊,社會黨的經濟政策顯得無所適從。“第三條道路”被黨內外批評者扣上“向自由主義投降”的帽子,已無法延續。但是,回到傳統的政府干預政策更難以解決經濟疲軟、失業率高這些民眾高度關注的問題。

　　法國的做法最能說明當前歐洲社會黨的困境。2012年5月上臺的法國社會黨總統奧朗德試圖以左右政策相結合的方式解決危機,但這一做法未能奏效。從2013年第二季度起,歐元區轉向復蘇。但是法國的形勢卻不容樂觀。2013年,法國國債規模高達GDP總量的94%,失業率達10.9%。經濟學家克里斯•威廉姆森稱,法國可能已于2013年晚期重新滑入衰退,想要扭轉經濟形勢已非易事[11]。法國《新觀察家》周刊主編多米尼克•多拉說,奧朗德制定經濟政策時態度左右搖擺——既想堅持左派傳統主張,促進社會公平,對富人征收重稅,規范金融市場;又想采納右派意見,實施改革,給企業松綁減負,提高競爭力。結果是出臺的政策方向不明確,兩邊都不討好[12]。

　　(三)社會政策困境

　　“第三條道路”失敗后,社會黨并未放棄福利國家的政策。他們依然主張教育、健康、福利等公共品的利益相對于市場和利潤的優先權。在社會保障方面,他們提出“預防性福利國家政策”理念,認為“社會福利的要求是一項公民權利,它有助于公民應對在人生各個階段出現的變動和生活困境”[13]。然而,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背景下,對于福利政策的堅持顯得相當艱難。以目前執政的法國社會黨為例,在福利政策上,奧朗德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薩科齊好不容易退后的退休年齡提前到60歲。法國公共債務占GDP的比率已超過90%,經濟復蘇乏力,此舉無疑會給財政和經濟復蘇帶來更大壓力。

　　因此,社會黨在傳統社會政策上陷入困境。維持福利是“第三條道路”失敗后的改革方向,而這一做法則會成為經濟復蘇的沉重負擔。這一困境已經給社會黨帶來系列負面影響。其一,如前文所述,各國社會黨選民流失,在選舉中紛紛落敗。其二,社會黨黨員數量減少。如在德國,自從2005年大選失利后,社民黨黨員不斷流失,已經喪失了德國第一大黨的地位。一些右翼政黨人士稱社民黨已經不再是人民黨了[14]。此外,英國工黨、挪威工黨、荷蘭工黨等社會黨黨員人數也出現了急劇下降的情況。也有些黨基本維持了原來的黨員規模,但在過去10年中沒有一個黨出現黨員大幅增加的情況[15]。

　　(四)基本價值、身份特征困境

　　“自由、公正、團結互助”是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金融危機背景下,如若堅持基本價值、回歸傳統經濟社會政策,則難以解決經濟低迷、債務惡化之困境;如果采取措傾向于加大市場作用的措施以刺激投資、推動生產,其結果則可能是社會貧富差距繼續擴大,與社會黨追求的公正、團結互助等傳統價值越來越遠。從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各國社會黨的政策實踐來看,雖然社會黨普遍堅持對于基本價值的承諾,但實現中不得不采刺激經濟增長的綱領和政策。社會黨只能在理想與現實的沖突中掙扎,陷入言行不一的矛盾之中。

　　經濟政策忽左忽右,社會政策偏離傳統,這些做法讓選民感到困惑:社會黨還是不是左翼政黨?社會黨還是不是中下階層利益的政治代言人?金融危機背景下社會黨的無所適從,加劇了社會黨的身份特征困境,也使選民出現了對于社會黨的認同危機。

　　(五)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困境的特點

　　相比較于之前的困境,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具有以下特點。

　　(1)機遇中的困境。民主社會主義主張加強政府干預,主張對經濟社會進行管理,反對放任自流的自由主義政策。從理論上來說,歷經金融危機破壞之后,民主社會主義應該大有用武之地。但是,在金融危機狂虐資本主義世界的今天,民主社會主義不僅未能抓住機遇促進自身發展,反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對于這一點,社會黨人也很無奈。社會黨國際副主席、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認為,在全球經濟危機的背景下,歐洲左翼的這種狀況顯得十分矛盾:全球經濟危機使左翼的觀念再度流行,市場不可戰勝的神話破滅了,公眾的要求更符合社民黨的傳統主張,如市場需要政府的引導和管理,消除不平等現象,但此時歐洲左翼卻陷入了危機[16]。

　　(2)連續性困境。民主社會主義在經歷二戰后初期的輝煌之后,于上世紀70年代便陷入困境之中。80年代社會黨開始探索變革,并在90年代 “第三條道路”的推動下實現復興。但進入21世紀,“第三條道路”黯然失色,民主社會主義再次陷入困境之中。“第三條道路”之后的社會黨正在探索新的變革之路時,便遭遇到金融危機,陷入連續性困境。

　　(3)方向性困境。20世紀七八十年代,社會黨的困境主要表現為,福利國家政策負擔過重,刺激經濟增長無能為力。90年代,社會黨推出“第三條道路”,超越傳統的左與右,在重視傳統政府干預的同時也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幫助社會黨重返政壇。但是,“第三條道路”這一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因備受黨內外詬病而于21世紀初壽終正寢。如今,金融危機發生,再回到“第三條道路”恐怕不大可能。多數社會黨試圖重新左轉,重新拾起傳統政策,但這些政策難以解決金融危機、債務危機帶來的經濟復蘇乏力等現實問題。

　　因此,后金融危機時代民主社會主義最大的困境是方向性困境。“目前歐洲多數社會民主黨不僅沒有找到擺脫競選失利局面的出路,而且對自己的發展方向也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認識混亂,在指導思想上沒有形成一套能夠說服自己并能夠說服選民的、能夠對現實的國際國內問題作出較好回答的理論體系,因此有關政黨就難以相應地形成行動能力,制定和推行立竿見影、行之有效的具體政策”[17]。

　　三、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的變革與發展前景

　　“第三條道路”全面退場以后,歐洲社會黨即開始探討其替代方案。接踵而至的金融危機及其沖擊,加劇了社會黨變革、創新的緊迫性。

　　(一)金融危機以來民主社會主義的變革

　　金融危機爆發后社會黨人變革的總體思路是摒棄“第三條道路”,重新回歸左派傳統。2007年10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漢堡舉行黨代表大會通過的《漢堡綱領》、2009年4月德國社民黨副主席安德麗亞•納勒斯和英國工黨政治家喬恩•克魯達斯發表的《建設一個美好社會》等文件,都體現了社會黨政策發展的這一趨勢。

　　在重新左轉背景下,社會黨的一些傳統理念和政策重新得到重視。首先,對基本價值的堅持。《建設一個美好社會》呼吁,“我們的價值——自由、平等、互助、可持續發展——保證了一個遠離貧困、剝削和恐懼的美好社會”[13]。其次,對政府作用的肯定。陸克文指出,新自由主義的難堪之處,在于它們無法依賴非政府部門或非政府機制來控制風險、重塑信心、再造資產負債表和重啟全球資本流動。這一切只能通過國家機構完成[4]。第三,堅持具有左派特色的社會保障政策。《建設一個美好社會》指出,要為一個社會的歐洲而努力工作,在其中,人優先于利潤,社會利益置于市場利益之上。社會的歐洲為其公民提供一種穩定的社會保障,以抵御疾病、失業、貧困、傷殘,并在其退休后提供適當的養老金[13]。

　　社會黨人還強調加強國際合作和聯合,通過全球治理的方式解決金融危機帶來的問題,振興左翼。如陸克文認為:“鑒于當前我們所面臨的全球市場治理、合作和協作之復雜性,國際主義本身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4]達萊馬則指出,全球化使資本可以輕易逃逸,不用付稅,必須制定全球性的政策來管理金融資本稅收問題[16]。

　　(二)后金融危機時代民主社會主義發展前景

　　從現實的情況來看,金融危機發生后,社會黨的探索和改革在實踐中未能奏效,民主社會主義在后金融危機時代處于困境之中。結合民主社會主義在歐洲發展的歷史和目前的狀況來看,社會黨難以在短時期內找到破解困局的良方,未來一段時期內民主社會主義將在低潮中發展。

　　首先,目前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是世紀之初“第三條道路”失敗后困境的延續,可謂“屋漏偏逢連夜雨”。其次,右翼政黨的打壓和排擠。在戰后與社會黨對峙和交鋒的過程中,右翼政黨已經學到了社會黨的政府干預政策精神,社會黨政策綱領的施展空間大大減小。第三,歐債危機的打擊。金融危機發生后,歐洲債務危機接踵而至。長期以來的福利國家模式是歐債危機的重要原因,這一模式本是左右兩派合力推進的結果,但由于這一模式與社會黨的政策綱領更為接近,人們習慣于把這一模式歸于社會黨名下,社會黨因此背上罪名。

　　作為歐洲政治和社會中一支活躍的力量,社會黨人會不斷探索變革之道,還可能出現類似于上世紀90年代那樣“神奇回歸”的景觀。金融危機背景下,保守黨一樣面臨困難,如果保守黨對于金融危機應對不力,也會給社會黨帶來機會。

　　【參考文獻】:

　　[1]趙銳.哈貝馬斯談新自由主義破產后的世界秩序[J].國外理論動態,2009(3).

　　[2]大衛•科茨.美國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J].紅旗文稿,2008(13).

　　[3]呂薇洲.金融危機后西方思想理論界對社會民主主義的新認識[J].紅旗文稿,2011(1).

　　[4]陸克文.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與變革[J].中國金融,2009(6).

　　[5]廖政軍.兩極分化動搖美國人逐夢信心[N].人民日報,2014-06-17.

　　[6]侯濤.英國五大家族財富多于窮人財產總和[N].環球時報,2014-03-18.

　　[7]貧富差距拉大影響歐洲社會穩定[N].人民日報,2012-09-26.

　　[8]報告稱經濟危機以來法國貧富差距擴大 領薪雇員也“很窮”[N].歐洲時報,2014-07-03.

　　[9]Joseph E.Stiglitz.of the 1%,by the 1%,for the 1%[EB/OL].(2014-03-20)[2014-04-11]http://www.vanityfair.com/society/features/2011/05/top-one-percent-201105.

　　[10]新權貴世家令西方民眾失落 與富豪聯姻加劇社會不公 [N].環球時報,2010-08-09.

　　[11]李佳璇.法國總統開年有點郁悶[N].人民日報(海外版),2014-01-14.

　　[12]李明,鄭斌.奧朗德:從政路,不好走[N].浙江日報,2013-05-07.

　　[13]張文紅.德國社民黨和英國工黨超越“第三條道路”[J].國外理論動態,2009(6).

　　[14]張文紅.人民黨緣何失去其人民?———《漢堡綱領》之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4).

　　[15]夏慶宇.淺析當前西歐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危機[J].科學社會主義,2011(6).

　　[16]高靜宇.歐洲社會民主主義的危機和前景[J].國外理論動態,2010(10).

　　[17]夏慶宇.歐洲社會民主黨的困境及前景———德國《國際政治與社會》雜志2010年末專刊述評[J].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2011(3).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