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化在現代化中占據核心地位，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近500年來的世界歷史從正反兩個方面都清晰地證明：經歷完整、充分的工業化，如英國、法國、美國、德國、日本等國，國家就會繁榮富強;在持續的工業化進程中落伍，如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家就會衰敗;工業化進程被中斷，如阿根廷等拉美諸國、泰國等東南亞諸國，就會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而被工業化遺忘的國家，如諸多非洲國家，近乎與現代文明、繁榮富強絕緣。中國的工業化遠沒有完成，如今在經濟自由主義的誤導下，中國開啟了城鎮化、信息化、金融化等這個化那個化的魔瓶，中國工業化進程面臨中斷危險。
西方反華勢力阻止、誤導中國工業化
近代以來，歐洲、西方列強為了取得“陽光下的地盤”——為工業化提供必需的資源與市場——而一直在相互爭斗與廝殺;在叢林法則的指導下，戰勝國對付戰敗國(普法戰爭后普魯士之于法國，一戰后法英之于德國，甲午戰爭后日本之于中國等)的殺手锏，就是毀掉其工業設施與工業基礎;此外，強權國家對弱勢敵手動輒叫囂“炸回到石器時代”，不只是一種歇斯底里的反應。所有這些都揭示：工業化是國家繁榮富強的秘密與關鍵。
印錢、投機遠比工業制造容易、輕松，以金融手段掠奪遠比軍事手段掠奪來得容易、輕松。西方列強在自己積極推進工業化的同時，還努力限制、遏制競爭對手、殖民地從事工業化。
今天，境內外自由主義者，為實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新殖民主義政策目標，讓中國牢牢綁定在西方主導的國際分工的戰車上，成為美帝國體系的附庸，為此他們竭盡全力以“華盛頓共識”來取代中國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與理論自信”，努力讓中國通過各種“去工業化”的方式——如貿易、金融、地產等——去制造財富，而不是提高中國工業化水平——如關鍵零部件與重要原材料等高端制造——提升制造財富的能力。“財富的生產力比之財富本身，不曉得要重要到多少倍;它不但可以使已有的和已經增加的財富獲得保障，而且可以使已經消失的財富獲得補償。”[①]為此不惜殺雞取卵，在混合所有制等各種名義下變賣國有企業，向外資轉讓民族企業的股份，使中國偏離工業化軌道，抑或讓中國工業化主導權掌握在國際壟斷資本手中。
部分學者專家鼓吹中國工業化已經完成
多年來，在“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思想指導下，從中央到地方，從沿海到不少內陸，首要選擇就是迅速把自己的GDP搞了上去。當然，不容否認，在“唯GDP主義”下，中國的工業化、經濟增長、社會發展取得了巨大成績。有機構分析，未來十年內，中國會超過美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一。這些成績值得肯定，但是不能陶醉，因為GDP很可能不能說明什么。在1840年之前很多年，中國的經濟總量遙遙領先世界，然而經過鴉片戰爭的檢驗，這個東方的龐然大物實際不堪一擊。
由于存在很多的重復建設，產品低端同質，惡性競爭，國內外市場需求很快就一個接一個趨于飽和，由此導致產能嚴重過剩。中國的基礎原材料、紡織服裝鞋帽、家用電器甚至所謂新興行業——光伏器材等等，無不處在產能過剩的痛苦境地。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中國一直以壯士斷腕的勁頭與姿態，致力于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但是由于缺乏各類相應的自主創新——長期不重視研發而偏執于引進的結果，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成效不彰。有鑒于此，一些學者專家為迎合利益集團的需要，采取“鴕鳥政策”，從產能大面積過剩得出結論，中國的工業化已經完成，未來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大力發展服務經濟。
實際上，就英美德日等西方工業化國家的歷史經驗來看，工業化與自由貿易不可得兼。工業化必須在適度保護中成長，高關稅以及各種非關稅壁壘為一國(后進國家)的工業化提供適宜的發展環境——壟斷市場、高額利潤積累(以便擴大投資與研發)等。自由貿易、自由經濟可以實現經濟繁榮，積累肥膘但無法強健筋骨。在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前提下，在外資的激烈競爭與跨國壟斷資本跑馬圈地的情勢下，中國經濟積累的主要不是工業化的鋼筋鐵骨，更多的是通過自由貿易而積累的財富肥膘。如此，變成了外匯儲備與對外貿易的世界第一大國，GDP的世界第二大國。相關人士與媒體常常為此十分陶醉，其中不乏幾分炫耀。然而，魯迅先生說得好，倘是個獅子，夸說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如果是一頭豬或一只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
進一步擴大對國際壟斷資本的開放
多年來，諸多中國知識精英基本認同，工業化、現代化的本質姓“西(方)”，姓“資(本主義)”，姓“基(督教)”，工業化、現代化實際就是西方化、資本主義化與基督教化，依照西方(所宣傳)的標準塑造中國的工業化——生產工業品。由此，中國工業化的邏輯必然是不斷、進一步擴大對外(西方)開放，參與、承接國際(西方)分工，持續引進國際(西方)資本，甚或讓國際(西方)壟斷資本主導中國工業化進程，使中國經濟成為西方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與秩序的一部分。與之相對照的是，“四大發明”是中國對世界的貢獻，深深地改變了世界，改變了人類發展進程。但是，沒有人說“四大發明”姓“中”姓“華”，德國教科書中還赫然寫著符騰堡發明印刷術，引致宗教改革。實際上，在推動工業革命的諸多重要技術創新中，很多來自東方或阿拉伯，或受到東方或阿拉伯技術的啟迪，如英國的系列紡織技術就來自印度，航海系列技術來自阿拉伯、印度甚至還有菲律賓。工業化怎么就姓“西”，姓“資”，姓“基”呢?本質上，工業化及其文明屬于全世界、全人類。
正是因為對工業化本質的錯誤理解，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工業化指導原則“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被逐漸放棄，近幾十年來的中國工業化，基本是依照西方的設計，運行在西方的軌道上，按照西方設定的目標前進——接受西方輸出的產能，填補西方的工業(低端)空白，由此形成所謂相互依賴、互利共贏。長期以來，中國與歐美日之間商貿出現一大怪相，中國一般是多出少進甚或只出不進，而歐美日則是多進少出甚或只進不出。許多“中國遠洋”貨輪從美國、日本返回中國時，負載的集裝箱基本都是空的，很多集裝箱干脆仍在美國，空船回來。但是，中國“贏得”了銀行上的賬面數字不斷增加，外匯儲備不斷增加。這種模式，耗費了中國的優質資源、人力與良好環境。由于各類補貼包括出口退稅，“中國制造”在美歐價格通常要遠低于中國，由此造成中國輸入性通貨膨脹，而且多年來中國的通貨膨脹遠高于進口“中國制造”美歐日等國。此外，房價飛漲、投機盛行、貧富分化等等，基本上都是中國選擇的發展模式的產物。很顯然，中國的情況，就像富蘭克林曾一度形容新澤西州的那句話一樣，“是一只被鄰居們四面八方都鑿了孔的酒桶，桶里的酒都被他們吸光了”。[②]
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者跟隨世界銀行的指揮棒拼命鼓噪在中國實行經濟自由化，包括全力以赴“走出去”，充分利用國際市場，卻把國內市場讓給跨國公司。然而，李斯特早就告誡：“一國的國外市場盡管極為繁榮，但是它的國內市場對它的重要性卻十倍于國外市場;向海外追求財富雖然重要，還有比這個更加重要十倍的是，對國內市場的培養與保衛，只有在國內工業上有了高度發展的國家，才能在國外貿易上有重大發展。”[③]
信息化，城鎮化，金融化——“這個化，那個化”紛紛推出
只有經歷工業文明的熏陶，城鎮才有新的生機。近代以來，城鎮化的進步很明顯是工業化的結果。除了極少數商貿、旅游城市之特例外，沒有工業化支撐，城鎮化多半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新加坡與香港為此作了正反兩方面最好的例證。然而，近些年來，由于沒有得到工業化的堅強支撐，中國諸多城鎮化蛻變為房地產化。炒地皮、炒房產成為“經濟繁榮”的主要渠道。這種飲鴆止渴、依靠泡沫維持的繁榮能持續多久?現如今，在工業化遭遇瓶頸之際，一些人士又重彈城鎮化的老調，這種無視不遠殷鑒、見了棺材也不落淚的“二桿子”政策主張，勢必將中國經濟進一步推向泡沫化。
只有歷經成功的工業化，信息化才有可靠的基礎與前提。今天，信息化的關鍵硬軟件都掌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壟斷資本)手中。“斯諾登事件”清晰地告訴世人，盲目信息化會將自己放在什么樣的危險境地。多年來，中國的銀行系統、民航調度系統、政府辦公系統、城市軌道管理系統等諸多的信息化，一直運行在西方信息技術公司構建的軌道上，只要西方有需要，中國的信息列車隨時都有“出軌”的可能。近些年來，在歪嘴和尚的指導下，中國大力推進信息化，諸多城市展開近乎瘋狂的“數字城市”競賽，然而為中國搭建“數字”平臺是IBM這樣的美國公司，核心與關鍵的硬軟件差不多都是由西方公司提供。很顯然，中國用大價錢從西方壟斷資本手中為自己購買了絞索，還美滋滋炫耀“我們走在信息化的大路上”。近來，諸多地區又一窩蜂地展開了“大數據建設”，可謂如火如荼，但是多半是以美日歐相關方為合作對象，同時無一例外地引進西方的技術設備。
以地產商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積極推動中國搞(新型)城鎮化;以國際信息技術公司為核心的利益集團，積極推動中國大力發展信息化;以華爾街為核心的金融利益集團，則鼓動中國積極推進金融化，走所謂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產業升級道路。
這世界，自古以來，一直就有一類不走人類文明的陽光大道，而偏偏選取以欺詐搶盜為生的團伙與人群，海盜即是其中之一。今天，不論如何涂抹，西方文明也掩飾不了其海盜基因，如今的所謂“現代性”政治架構、商業理念——如民主原則、契約精神等，也是源起于海盜組織以及打劫分贓的本質要求。不過，海盜本身也有一個發展過程，一開始是打家劫船，殺人越貨，而后通過占據海上交通要道，征收買路錢，再后來以實力為后盾，以秩序規則為依托，發展到包括收取保護費——保險在內的各種金融手段。所謂制海權，實質就是就是西方(主要英美勢力)霸海為王而確保保險費收入的政治花樣。
現代西方金融，尤其是資本市場，特別是英美金融資本主導的資本市場，本質就是海盜，只是由在海上明火執仗，改為金融交易所場內或場外交易。這種交易需要一種體系以及相應的一套規則與秩序。施壓發展中國家金融開放，就是要把這種體系與規則擴展延伸到新的金融處女地。而一些發展中國家有的也積極推動金融開放，則多半是英美金融海盜精心豢養的打手——有專業名稱喚作“經濟殺手”——在內部策應使然。近些年來，在積極推動國企私有化、土地私有化的基礎上，有關中國資本項目開放、股票證券市場國際化等經濟金融化、金融自由化的聲浪一浪高過一浪、一浪緊似一浪。全球化阻斷了全世界無產者的聯合，卻使全世界的金融資本空前地勾結起來，中國的金融利益集團當然不會置身事外。積極推動中國經濟金融化、金融國際化，成為中國的金融利益集團的重要的國際使命。
當然，若將所有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金融開放的專家學者都歸為“經濟殺手”未免過于武斷，也未免高看了中國經濟自由主義者為西方主子殺身成仁的氣節。應當承認，很多自由主義者并沒有得到西方金融資本丟給的骨頭，很多只是相信從西方經濟學中得到了真傳，而自覺主動心向西方。西方經濟學由于持續用數學裝飾門面而一直以科學自居，然而究其本質而言，西方經濟學裝神弄鬼的巫術成分多于科學。今天，流行的西方經濟學理論，連西方自己200年來的工業化都沒有說清楚明白，連不斷爆發的經濟金融危機都沒有搞明白，就在指手畫腳教導發展中國家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有道是，以己昏昏，豈可使人昭昭?然而，可悲的是，中國諸多知識精英，尤其是那些所謂西方經濟學家，振振有詞“半部論語治天下”，更何況我等飽學西經，指點中國經濟還有什么問題?
【注釋】：
[①]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33頁。
[②]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362頁。
[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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