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警醒了中國一批有識之士。自那時起，中國就有了工業化的嘗試——洋務運動。然而，甲午戰爭，讓中國的工業化強國夢灰飛煙滅。辛亥革命后的舊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 經濟，戰亂頻仍，列強當道，買辦橫行。實際控制中國的英美資本不允許中國搞真正的工業化，而依托江浙滬地主買辦的國民黨政權，熱衷倒賣資源、充當國際資本代理，對中國的工業化沒 有一絲興趣。中華民國的財政部長宋子文公開說：外國進口的盤尼西林(青霉素)用都用不完，中國何必要自己生產。農業國及農業文明與工業國及工業文明的差異，是人多地廣的中國在軍 事上不是人少地狹的日本對手的主要原因。中國的工業化真正起始于新中國。新中國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可謂一窮二白。“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 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①]。

　　中國的工業化成就有量乏質

　　歷史上，成功經歷工業革命的國家，都能達到當時技術要求所能達到的制造巔峰。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使用蒸汽機動力為主要標志的，到19世紀中后期，當時最復雜的工業產品應當是鐵甲艦 。一條鐵甲艦有幾十萬個零部件，能制造鐵甲艦的國家，就是那個時代的工業化國家。而能制造最好的鐵甲艦，意味著經歷了最成功的工業革命，英國顯然當之無愧。

　　第二次工業革命是以使用內燃機與電動機動力為主要標志的，能夠制造汽車而后是飛機的國家，就是成功工業化國家。經由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洗禮，德國能夠制造出世界最好的汽車，美國能 夠制造出世界最好的飛機，德國、美國擁有世界最發達的制造業，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翹楚，成為世界經濟的領頭羊。

　　以電子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出現后，大型客機成為當今最復雜的工業產品，其設計制造需要百萬以上的零部件，當今世界，有且只有被輿論炒作“去工業化”的美歐，能夠制造“ 波音”與“空中客車”。德法則是匯全歐洲制造之精華方可與美國相匹敵，日本等工業化強國難以望其項背，這表明美德法依然是當今世界最強的工業化國家，代表著當今世界最高的工業水 準。

　　然而，作為新興“世界工廠”的中國，迄今為止，飛翔在中國領空，抑或涂上“中國xx航空公司”名稱的大飛機，都不是中國自己制造的。連作為第二次工業革命重要標志的汽車，中國是當 今世界生產、消費汽車最多的國家，但迄今也不能制造出世界最好的汽車，甚至高檔一點的汽車的發動機與關鍵零部件都要進口。作為新的“世界工廠”[②]，中國的人均工業產值不到美國 的1/10，世界對“中國制造”毀譽參半，中國對自己的“世界工廠”地位也褒貶不一，更沒有取得過去英美日在科技、管理上取得的標志性成就。在國際金融危機沖擊下，世界經濟低迷，全 球保護主義甚囂塵上，貿易摩擦紛至沓來，“中國制造”終結了無止境的擴張，企業產能嚴重過剩，“世界工廠”正面臨由毛蟲到蝴蝶的痛苦蛻變。很顯然，今日中國雖有“世界工廠”之名 ，卻無昔日“世界工廠”之實，中國的工業化道路依然漫漫修遠。

　　中國工業化的高昂成本

　　西方國家的工業化基本上都是在廉價資源、能源忽略不計的環境成本、零負擔的企業社會道德責任的基礎上實現的，殖民地與海外市場廣闊，國際競爭對手有限，占盡了天時、地利與“人和 ”。當中國在改革開放后啟動新一輪工業化進程時，調整了工業化方向，由獨立自主的重化制造，調整為承接國際分工的加工制造，這種“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不斷增加中國對國際資源 、國際市場的依賴。然而，國際資源、國際市場的話語權與定價權牢牢掌握在西方壟斷資本手中，“中國的剛需”則使得能源、資源價格被炒到了天價。多年來，“買什么，什么就昂貴;賣 什么，什么就便宜”成為中國參與國際經濟的生動寫照。進口鐵礦石——典型普通資源——付出戰略資源價，而地道的戰略資源——稀土——卻長期賣出糞土價，普通資源都談不上。過去十 年，中國為鐵礦石、石油等資源能源多支付萬億美元。正是由于國際壟斷的寄生與敲詐，中國工業化的負荷極為沉重。

　　在采購成本高企、銷售利潤微薄的情勢下，中國企業的成本控制只能更多地向外部溢出，于是環境污染日趨嚴重，工人工資長期停滯，大眾權利不斷被突破底線紅線。西方工業化早期殘酷的 原始積累，使資本主義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新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工業化過程中，國有(營)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國家出資，管理者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工人當家主做，當之無愧成為企業的主人，社會主義工業化及其積累過程干凈、清澈、透明。然而，在多種所有制齊頭并進后，私營企業、外資企業在越來越多的行業領域取代國有企業，如 此“血和骯臟的東西”與財富積累一道，成為中國工業化的底色，富士康的軍營式管理與“十幾跳”為中國工業化的高昂成本作了最好的注腳。

　　多年來，由于不恰當開放，利益集團作祟，金融主權旁落，外匯占款成為人民幣發行的主渠道，所謂總量平衡控制，明顯有利于外資而不利于中資，中國的廉價儲蓄被外資、金融資本占有， 并以之侵占、剝奪中國企業的利潤，工業企業的發展生存環境不斷惡化。很難想象，作為世界最勤勞節儉、有著最高儲蓄率的國家，中國的實際融資成本長期處于世界最高行列，由此導致諸 多有發展潛力的企業紛紛赴海外融資或投靠外資變成附庸，沒有“海外關系”或當不了洋買辦、洋代理的企業，則紛紛棄實務虛，轉向金融地產投機，如此國民經濟面臨去工業化、泡沫化的 危險境地。

　　中國的工業化是嫁接的、引進的、脆弱的

　　蘇聯是中國工業化的母體。20世紀50年代，蘇聯給中國20億美元的低息貸款，其中價值4億美元的武器用于朝鮮戰爭、鞏固國防，其余資金則用于包括156個工廠的生產設施、技術與服務。以 此為基礎，中國做了大量艱辛的努力——包括“三線”工廠建設，由此建立起獨立的工業體系。倘若這個工業體系能夠持續完善、精心培育，未嘗不能成長為完整強健的工業體系，使中國成 為新型工業化國家。然而，陰差陽錯，這個工業體系最終沒有經過關鍵的技術自主創新、產業自我升級換代的中國化，因而也就沒有內生于中國經濟與社會，如此中國在高精尖上與先進工業 國始終存在較大差距。

　　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工業化發展歷程有新的大的調整，即把輕工業放在工業化的首位，而且主要是通過資金、技術與管理的引進--引進--再引進(而不是類似日韓的引進--消化吸收--創新) 的方式，建立起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生產(加工組裝)輕工業體系，在服裝鞋帽等越來越多的低附加值產品上贏得了“第一生產大國”的頭銜，“世界工廠”的名聲日益響亮。改革開放30 年間，中國的工業產能占世界總量的比例由7%，上升到20%，如今接近40%。然而，與英國、美國、德國、日本等昔日“世界工廠”不同的是，中國的工廠集中在低技術、低附加值及高消耗、 高污染的工業制造。諸多高端制造、重要制造越來越牢靠地掌握在西方壟斷資本手中。例如，中國花費巨資在“世界屋脊”上建造了世界最高的鐵路——青藏鐵路，但是青藏鐵路上客運列車 卻是用美國進口的NJ-2型車頭牽引。1000個低端制造可以實現1個高端制造的利潤，但是1000個低端制造絕不會等同1個高端制造。

　　通過引進--引進--再引進，中國工業化的結果出現了“兩頭重大”(基礎性如水泥鋼鐵，加工業如服裝鞋帽)、“中間薄弱”(關鍵零部件、重要原材料)的狀況，即“頭重腳重腰板軟”。 近年來，由于金融危機的沖擊，國內產生升級，外需急劇萎縮，以基礎工業、加工業為主導的實體經濟出現了停止乃至萎縮態勢;與此同時，以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為代表的虛擬經濟 欣欣向榮，國民經濟“虛熱實冷”日趨明顯。“兩頭在外”的發展戰略面臨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大，因為資源與市場的定價權不在我們手里，由此國際壟斷資本肆意敲我們的竹杠、盤剝我們。 此外，貨品尤其是能源的海上運輸要道，處在美軍基地的掌控之下。未來倘若相關地區出現急劇動蕩，抑或中國與美國或其盟國交惡，中國的商業通道面臨中斷的危險。如此，中國的一半工 業會陷入停頓——一半原油依賴進口。由此可見，中國的工業化所取得的進展相當脆弱。

　　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嫁接蘇聯工業化，蘇聯是真心的、舍得的，156個項目的工業化水準與蘇聯是同步的。改革開放后，中國工業化進程與美國“去工業化”進程總體是一致的，即中國“引進 來”與美國“走出去”是相輔相成的。但是，我們引進的設備是美國等西方的過剩產能，引進的生產技術是美國技術生命周期的衰退階段，引進的加工制造是美國國際產業布局(國際分工) 的一個環節，引進搭建的整個輕工業體系是美帝國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工業化負責日用品生產，并為美國的資金需要提供積累。深入細致分析發現，這種安排，很多是通過“智能帝 國主義”手段、國際分工的舊秩序而實現的。所謂帝國體系，就是掌控金融與海權，迫使他國(殖民地)為自己提供物資的制度安排。在這個過程中，帝國起先積極發展工業奪取霸權，然后 放棄工業，依靠剝削他國享受好日子。西班牙、英國、美國，都在取得帝國霸權之后經歷了“去工業化”過程。至于美國，雖沒有帝國之名，卻擁有帝國之實。

　　中國參與美國主導的國際分工體系，實際則是嚴重依附美帝國體系。以龐大的日用品制造能力、主導權多半掌控在國際壟斷資本手中為特征的中國工業化，支撐了美元，為美元隨意、肆意印 制發行提供擔保，中國(工業)制造——美國(金融)消費，美元霸權的最有力支撐是“中國制造”，這才是“中美國”的關鍵所在，是所謂“新型大國關系”的關鍵所在，也是所謂中美“ 夫妻關系”的關鍵所在。因此，某種意義上，人民幣是在持續美元化，成為美元兌換券，所謂“人民幣國際化”是虛假的、虛偽的，是相關利益集團掩人耳目、混淆視聽而已。美元是美帝國 體系的核心，美元霸權是美帝國的核心利益，人民幣真正走向國際化必然會否定美元的核心，侵蝕美帝國的核心利益，而且能為中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提供屏障，因此美國不允許中國推動人 民幣真正走向國際化，與華爾街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中國金融利益集團也不可能推動人民幣真正走向國際化。

　　“時間”標準顯示：中國的工業化仍在路上

　　工業化國家、工業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尺度，就是時間概念、效率概念。“工業國比農業國總是更懂得愛惜時間，…，要衡量一個國家的文化程度和勞動力的價值，可以從它對時間重視的程 度來看，再也沒有比這個更準確的標準了。一個蠻族中的野蠻人，會整天躺在茅屋里虛度光陰。一個放羊的，整天只是靠了一支笛子，靠了睡覺，來勉強度過他的生活，時間在他簡直是一個 負擔，叫他又怎樣懂得光陰可貴呢?一個奴隸、農奴或小農，他的勞動是在強迫下執行的，對他來說，勞動是懲罰，偷懶是收益，這又叫他怎樣能懂得珍惜時間呢?國家只有通過工業才能認 識到時間的寶貴。”[③]

　　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嫁接蘇聯的工業化，由于多種條件限制，僅集中于少數“發達”地區以及少數“中心”城市。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承接國際(西方)分工，引進的工業化集中于中國沿海 地區。中國的工業化由于主客觀原因，指導方針有失偏頗，時間延續不夠長，開展的地域不夠廣，行業推進不夠深入，定價權與關鍵技術掌握在國際資本手中。有失偏頗的工業化，導致東部 與中西部、城市與鄉村、社會精英與弱勢群體之間的發展嚴重失衡，形成諸多被工業化遺忘的大片土地、被傳統封塵的大片人群，其重要特征就是，時間觀念淡薄，工作效率低下，敷衍塞責 ，慵懶散慢。因此，依照“時間”所指示的標準：中國的工業化仍在路上。

　　【注釋】：

　　[①]《毛澤東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頁。

　　[②] 2001年，在日本通產省發表的白皮書中，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被第一次提及。

　　[③]【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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