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歇爾計劃的目的無非是美國在二戰結束后為其生產創造足夠的全世界有效需求的解決方案，基礎是美國生產，全球消費。但是一旦這一基礎從對外貿易轉變為對外投資，那么它的效果和影 響是截然不同的，而這也就產生了對馬歇爾計劃的誤讀。投資海外無可厚非，一具有重要地緣經濟與政治戰略意義，二可以為過剩資本尋找海外利潤空間，同時可以減緩和疏導國內過剩資本 的壓力。但是，對外投資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短期內對于資本來講可以獲取更大的利潤，另一方面，對外投資可能說明國內投資環境與政策的惡化，對外投資由此將導致國內投資的不足， 經濟增長的減速以及停滯，并由此進一步導致就業率的下降，政府財稅的減少，等等，與此同時對外投資可能縮小自身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差距，導致工業和經濟活動重心的轉移。

　　從歷史上看，發達國家最終走向衰退無不與投資轉向有著直接關系，比如英國，還有美國以及日本等等。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各國貨幣工資收入上的差異已成為重要的比較優勢，哪里單位勞 動力成本低，企業家就會到哪里投資，現代大規模生產過程能夠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實現，那么資本投資將永遠尋求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國家，因為那樣才能達到成本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 化。19世紀是歐洲的世紀，更是大英帝國的世紀，以產業效率為中心，英國創造了一個貿易的而非領土的帝國，但是，在1870年以后英國開始走向由盛而衰，其原因在于資本的流出與對外投 資的加速發展，1870年至1913年間，英國的對外投資增長了近250%，1913年達到了40億英鎊，相當于近一半的英國儲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除了土地之外，英國資產的一半多在海外 。

　　無疑，對外投資從短期和對資本來講比國內投資盈利更高，但是，長期來看對英國和世界經濟結構都是一種深遠的變化。美國的崛起與繁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19世紀后半期的經濟全球化與資 本和技術的轉移，20世紀成為美國的世紀，但是上世紀70年代美國開始走上由盛而衰的軌跡，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對外投資的加速與國內產業的轉移，因為國內市場的飽和，利潤空間的稀薄 ，導致美國公司將加工和制造遷移到低工資的發展中國家，最初是日本，亞洲四小龍，然后是中國，美國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進行生產加工，然后再將產品返銷到國內和世界其它地方，這樣 顯然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制造業的轉移導致美國大片工廠的倒閉和萎縮，許多美國公司在本土只保存總部和研發中心，而產業空洞化又自然導致失業率的劇增。進口大于出口，美國成 為純粹的消費型大國，美國自己生產的東西越來越少，除了農產品和別國無法加工生產的高科技產品，美國的消費越來越依賴于進口，其影響是貿易赤字急劇上升，美國2010年貿易赤字總額 達到49789億美元，其中對中國貿易赤字擴大到207億美元，中國事實上成了美國的工廠，為美國打工。

　　長期以來許多經濟學家認為，美國低端產業的轉移和外包對美國經濟有利，他們相信新的和更高技術水平的工作將神奇般地在美國出現，但是事實上這一幕并未發生，相反隨著低端產業的轉 移和外包，跟隨其后的是中高端產業的轉移和外包，因為相對成本而言，公司寧愿用廉價的外國勞動力而不去設法提高國內的生產效率，在無國界的經濟全球化時代，轉移外包比尋求生產過 程中的技術進步以降低國內單位生產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業管理者已經沒有多少動力去投資研究改進技術以提高國內勞動生產力。另外即使有創新，事實上美國從來就不缺乏創新和技術 ，但是美國創新和美國技術并不能推動美國產業的升級和工作的神奇出現，因為大多美國公司依然會選擇將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比如美國蘋果公司擁有不斷創新的技術， 但是蘋果手機和電腦的制造大多在中國和亞洲國家完成，然后運往美國和世界各地銷售，因為這樣公司可以達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潤的最大化。

　　那么，美國是否必然重蹈英國的覆轍呢?同時，對于正在成為世界投資大國的中國來講，又應該如何面對投資轉向的利弊呢?對此，首先要反思的是對外投資是否是一種錯誤的國家發展戰略 ?發達國家投資取向之所以從國內轉向國外，原因在于成本與利潤的比較，一般來講經濟發展必然導致成本上升與利潤的下降，由此到國外投資要比在國內投資和出口更有利可圖，但是，這 勢必導致產業轉移，國內產業空洞化，就業與政府財稅的流失，即對外直接投資的收益是私人的，但是成本是公共的，對外投資讓資本所有者受益，但是對其他群體以及整個經濟是不利的， 這正是目前美國社會貧富不均的主要原因。為此有學者建議發達國家應該采取鼓勵國內投資以及貿易出口而不是對外投資的發展戰略，而要做到此必須改革產業結構，資本市場和稅收制度， 以此降低成本，提升投資利潤空間，唯有如此，美國和發達國家才能走出困境，經濟才能得以復興。其次，必須反思國家利益與私人資本利益的關系，顯然兩者的利益與追求的政策是不同的 ，所謂公司利益與國家利益一致已是過去的事，也許作為替代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不錯的選擇，因為由此可以避免資本與技術轉移以及產業，就業，政府財稅的流失，否則賦稅國家將不可避 免地面臨破產，另外由國家主導對外投資，可以讓投資收益惠及整個社會群體，避免貧富分化的加劇。最后，應該反思移民政策，移民可以解決發達國家廉價勞動力短缺的問題，由此可以減 緩國內產業的轉移，而高技術人才的引進有助于技術創新與發展，當然由此可能導致加劇國內就業市場的競爭，工資的下降，引發社會矛盾，但是，從長期來看引進移民至少比產業轉移對發 達國家的損失要小得多。顯然，經濟全球化已經改變了原有的規則，我們不應該認為20世紀經濟的規則依然適用于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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