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結束之后，歐洲戰場需求突然停止，而美國依據戰爭需求建立起的龐大產能開始顯現出極度的過剩狀態。外需的驟然減低，當然會導致美國經濟面臨極大困難。尤其是農民，當時農業產出的大量肉食和糧食腐爛變質，農業生產快速萎縮，農民怨聲載道。而這樣的情況“二戰”后持續了兩年。

　　怎么辦?由美國國務院兩位重要官員威廉·克萊頓和喬治·凱南主導提出了所謂“歐洲經濟復興方案”。1947年6月5日，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喬治·馬歇爾在哈佛大學發表演說，首先提出了這個“援助歐洲”的經濟復興的方案，故名馬歇爾計劃。此次演講中，馬歇爾呼吁歐洲國家采取主動，共同制訂一項經濟復興計劃。1947年7月至9月，英、法 、意 、奧、比、荷、盧、瑞士 、丹、挪、瑞典、葡、希、土、愛爾蘭、冰島16國的代表在巴黎開會，決定接受馬歇爾計劃，建立了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所提出的要求是：美國在4年內提供援助和貸款224億美元。

　　現在大多數人都在贊美“馬歇爾計劃”，我當然認為，對歐美而言，這的確是個不錯的“雙贏”計劃——一方面解決了歐洲重建繼續的資源，一方面為美國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贏得了時間。但是我們必須清楚，這個計劃帶有兩個明確的特點：第一，馬歇爾計劃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它以苛刻的條件將“蘇東社會主義陣營”排斥在外;第二，為美元霸權的建立提供了巨大的幫助。

　　所以在國際上，對馬歇爾計劃的作用頗有爭議，比如到底是利美多還是利歐多?在援助的背后歐洲失去了什么?是不是受援國受到了某種程度的控制?等等。不管這樣的疑問有沒有道理，它畢竟是客觀存在。所以我認為，不易過度炒作“中國版馬歇爾計劃”。習總書記提出“兩路一帶”的建設，完全是不帶有任何政治訴求的，在經濟上互惠互利的事情，是中國重要外交戰略的組成部分。如果將其與“馬歇爾計劃”類比，勢必會給一件大好事添堵、打折扣，增加難度。

　　我看“馬歇爾計劃”的關鍵是貨幣。美國向各國提供的貸款，其中一個十分重要的條款就是用美元買美國商品。有史料記載這個比例達到80%。就是說，10美元貸款中有8美元用于美國本土采購。否則就談不上消化美國過剩產能。但我們必須意識到，當歐洲經濟恢復了，減少了對美商品采購，美國的產能依然過剩。實際上，整個過程中的矛盾和沖突非常多。

　　中國要“走出去”同樣面臨大量的問題。比如，現在就有人說，“中國版馬歇爾計劃”至少有兩大作用：第一，通過對外投資減少外匯儲備;第二，緩解國內產能過剩;第三，加速人民幣國際化。殊不知，這些目標彼此存在矛盾。

　　要減少外匯儲備，中國對外投資必須使用美元(或其他外匯);而要用這筆錢更多地購買國內商品，那這個外匯還會回到中國外匯儲備賬戶。也就是說，這樣的投資無法減少中國外匯儲備。除非有這樣的情況：中國對外投資，原材料不在國內采購，而投資收益或債務歸還回流中國的貨幣是人民幣。這樣的情況可能實現嗎?有可能，但需要非常細致而復雜的制度安排，否則這筆錢很容易“打水漂”。

　　我不是“潑冷水”，而是提示這方面的風險。畢竟中國不會像美國那樣，用軍艦去維護資產安全。那國際間的信用靠什么去維護?這是個大問題。其實，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無條件接受“援助”。比如鋼鐵到國內采購，以什么價格采購，這是非談不可問題，中國企業真能占到便宜?我想沒那么簡單。誰都擔心關聯交易的后果。

　　也正因如此，我也呼吁國內市場的投資者冷靜，不要預期過高。項目“走出去”必須一事一議，而不能簡單認為中國過剩的產能一定可以通過這種方式獲得轉移。實際上，馬歇爾計劃停止之后，美國還是經歷過強大的陣痛。因此，中國經濟必須指望內需，如何更好地拉動內需，才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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