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輿論場是否準確、完整地表達了中央政策原意？這是中國經濟能否順利達成高質量發展的關鍵要素。尤其是在國際風云變幻，一些惡意勢力每天都在想方設法搞垮中國經濟的特殊時期，中國經濟輿論場完整、準確傳達中央各項經濟政策，意義則更為重大。因為，經濟輿論決定經濟預期，經濟預期決定資本流向，資本流向決定市場走勢，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條基本規律。
經驗告訴我們，在經濟輿論場上，對國家經濟政策“斷章取義”，其破壞力相當大。尤其在經濟重大歷史性轉折時期，重大經濟政策頻出，而這時候，一些經濟言論有時會出現“怪味兒”。表面看，似乎是站在不同角度的一家之言，或者是為說著方便將完整政策表述簡化為一個詞，但其實呢？
比如，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確立了“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是中國經濟戰略的重大轉變，體現的是新時代、新理念之下的新發展格局，突出了“國內大循環”的主體地位，而兩句話合起來可以理解為：辦好自己的事，讓世界離不開中國，讓國際國內雙循環自然而然地相互促進。所以，將新發展格局簡單解釋為“雙循環”或許并不合適。正因如此，“新發展格局”就是新發展格局，已經足夠完整準確、足夠簡約、足夠凝練，根本無須、也不能直接簡化為“雙循環”。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也有不少 “斷章取義”的問題。比如，小平同志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指明的方向是：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鼓勵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帶動、幫助后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是個完整的表述，但曾幾何時，輿論場上有些人卻片面地強調“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避開“先富帶后富”，避開了“共同富裕”的最終目標。這樣久而久之，會不會讓我們忘掉社會主義的本質？
再比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其原意無非是“市場和政府必須各司其職，在資源配置過程中共同發揮作用”。但一些言論卻刻意強調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無視“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甚至還有言論說“‘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重點”。這樣久而久之，會不會妨礙政府作為社會公器之手發揮作用？會不會形成資本為所欲為的“自由市場”？
最近，面對越發復雜的經濟環境，中國經濟始終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但是，輿論如果片面放大“求穩”基調，會不會導致“進取”不足的社會氛圍？會不會讓“穩”變成不作為的借口？
再如，中國基本經濟制度明明是“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部分言論片面強調 “一個毫不動搖”，一會兒是“非公經濟退出論”，一會兒是“私有化合理論”，這樣的輿論很可能導致社會認知混亂，甚至讓民營資本不知所措。
所以，當下，重要的是如何引導中國經濟輿論場準確而完整地理解中央政策，爭取共識，從而形成社會公眾對國家經濟前景的良好預期。實際上，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旦預期與經濟現實形成惡性循環，那將是非常殘酷的“正反饋效應”，它對經濟的破壞力很大。歷史上發生在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均與此類“惡性循環正反饋”密切相關。
怎么辦？政府有關部門有必要強化社會預期管理，以時刻保持“經濟輿論與市場預期之間的良性循環”，各有關部門有機會要說，沒有機會創造機會也要說，哪怕是“車轱轆話”也要不厭其煩地“來回轉”，這實際是不斷矯正社會預期的過程，同時也是避免中央政策被干擾和扭曲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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