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驥按：我向大家推薦一篇文章，讀過后或對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有更深刻的認知，對中美經貿對話為什么中國總是讓步，國務院為什么要搞混合制，習近平為什么要反外資壟斷?都能從文章中找到答案。文章有點長，但耐著性子讀完，肯定有益。

　　岳健勇是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博士，對于全球政治和發展問題有著深入研究，他認為全球化的一整套規則就是排斥發展和阻礙發展中國家趕超的，中國的深度全球化戰略存在嚴重缺陷，目前國內產業發展遇到的種種困難，恰恰說明中國已深陷全球化陷阱。如果不從理論和政策上對全球化深刻反思，將導致中國喪失自主發展的基礎。

　　他認為中國的國家目標卻發生了極大的扭曲。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官僚集團逐步蛻變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政治集團”，這令國家完全淪為了官僚集團的工具，國家對社會財富的大肆攫取首先是為了滿足官僚集團的貪腐需求，故中國的官場腐敗程度比之東亞發展型國家要嚴重得多，而其發展意志卻無法與后者相提并論。如果說1990年代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多少還表明中國政府試圖變相實施進口替代，那么，為加入WTO而接受異常苛刻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條件、尤其是放棄對外資施加“當地含量”(國產化)和“技術轉讓”等要求，則表明中國當局已完全喪失趕超的意志和信念。

　　他認為自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成為一種政治常態，其實質是中央權威的衰落，這是行政分權與國家利益虛空化(國家被利益集團俘獲)共同作用的產物。1980年代實行權力下放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這種行政分權的制度安排盡管無政治聯邦制之實，卻形成了對中國現代化十分不利的制度結構，那就是它與1990年代以來的GDP決定官員升遷的考核機制相互作用、彼此加強，造成了嚴重的市場分割(“經濟巴爾干化”)和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

　　他認為急功近利追求高增長的中國政府對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極度漠視，而這又與中國政府在社會政策上忽視產業工人構成的顯著變化密切相關。隨著1990年代中期以來國企改革的深入，城市產業工人日益被農民工所取代，但國家體制對農民工的戶籍歧視以及城市福利上的排斥，造成了農民工的高流動性，這樣的“企業工人”完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人階級，企業也普遍不愿意為雇傭關系不穩定的農民工提供在崗技能培訓。缺乏龐大的、相對穩定且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隊伍，決定了中國企業工藝水平和產業層次的低下，這意味著多數中國企業生產不出工藝精湛的高附加值產品或部件，因而無以適應市場競爭和產業升級的需要。

　　他說中國官員在2010年公開澄清并承諾，“不會將技術轉讓作為外企市場準入條件”。中國官員進一步解釋道，中國其實早在入世之初就已全面清理國內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取消了強制要求外資轉讓技術的要求，外資是否轉讓技術取決于企業雙方的自主決定。這清楚地說明，至少從2010年起，中國政府已明確將強制技術轉讓排除在產業政策以及所有的產業領域之外。

　　他說鑒于中國入世后“發展空間”嚴重萎縮，政府采購幾乎稱得上是中國政府能夠自主掌握的最后的產業政策手段，它對于中國發展之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然而，在具體實踐中，由于崇洋媚外以及追求奢侈等原因，政府采購中“歧視國貨”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采購標準時甚至明目張膽地歧視本國企業，對外資企業則大開綠燈，有些采購標準明顯是為外資企業量身定制。中央政府在2008年時一度加以干預，但成效不彰。雖然如此，中國政府仍迫于美國的壓力，承諾將自主創新政策與政府采購脫鉤。2011年6月23日，中國財政部正式頒發了“關于停止執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辦法》等三個文件的通知”，“決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停止執行《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29號)、《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評審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30號)和《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合同管理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31號)三個文件”。 由上可見，中國的產業政策完全是WTO 規則所允許存在的合法的“發展空間”，可就是這些已然極度有限的“發展空間”也依然受到了美國的嚴厲擠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被迫放棄大部分產業政策恰恰發生在世人普遍認為中美之間已發生權力轉移的背景之下。

　　他認為這種以增長績效為主題敘事的“中國奇跡”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成功。相反，增長與趕超(發展)的脫節表明，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國出口導向高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趕超。這種“有增長無發展(狹義指趕超)”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無技術的工業化”，或曰“依附發展”。這是一種有別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發展”的新型依附。這種建立在“無技術工業化”基礎上的經濟“成功”本身即孕育著內生性的經濟危機。

　　他總結道時至今日，中國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全球化的“現代化陷阱”已在思想和體制上形成強大的路徑依賴，導致中國難以在發展道路的選擇上改弦更張，轉向“內需主導與淺度全球化”相結合的自主發展的新模式，這從所謂的“上海自貿區”的提出和實施就可見端倪。美國也絕不允許中國走上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外的另類發展道路，以擺脫對全球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依附。但問題是，全球化所導致的中國依附發展是一種制度性無出路，這不僅是因為作為全球經濟“最大亮點”的中國經濟增長本身因環境和資源瓶頸的掣肘而越來越難以為繼，還因為“中國崛起”造成的幻象極可能導致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在遠東重演。

　　岳健勇：全球化導致了中國崛起嗎

　　摘要： “強國家既可能通過市場激勵機制追求發展目標，也可能以犧牲消費者利益、壟斷好的就業機會以及國家的發展為代價以求自肥”。Amsden則明確指出，如果強國家利用權力以自肥，這樣的強國家“在(促進發展方面)與‘軟國家’是同樣無能的”。

　　(刊于《領導者》總第59期(2014年8月))

　　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雙重效應：一方面，刺激中國出口導向經濟高速增長;另一方面，阻礙中國的趕超。趕超是發展的最本質內涵。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家促進趕超的功能受到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規則的極大削弱，導致“發展空間”嚴重萎縮;而在此前后，中國的“強國家”自身也發生了軟化，既無意愿、也無能力推動國家的自主振興。因此，雖然全球化造就了增長意義上的“中國奇跡”，但它沒有使中國成長為戰后德國或日本那樣的新興工業強國，也未必能給世界帶來持久和平。

　　筆者曾撰寫專文，闡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的動機，指出，1989年天安門事件后，不惜代價維持經濟的高速增長成為了中國最大的政治。與主流看法不同的是，筆者認為，1990年代末中國政府決意實施更大規模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并非1990年代經濟改革和工業化成功的自然結果，恰恰相反，中國漠視社會公正的經濟改革和犧牲自主發展(放棄進口替代)的片面的出口導向發展戰略，造成了內需的相對萎縮和工業化徘徊不前，以至于到1990年代末經濟增長難以為繼。然而，出于對政權合法性的深刻憂慮，中國的決策者非但沒有反思既往改革方針和發展戰略的不當，反而堅信，只有更大規模地開放國內市場，才能換取出口和外資的大量增加，從而恢復經濟高速增長的勢頭。

　　對“中國奇跡”的兩種解釋

　　不計代價加入全球化標志著中國外部整合發展戰略的極端化，這是中國領導人基于政治理性做出的重大決定。出乎許多人預料的是，中國領導人似乎贏得了這場風險極高的經濟賭博，自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2007年和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按匯率計算)連續超過德國和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4年4月29日，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震動世界的報告，稱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有望在年內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伴隨著中國經濟規模的急劇擴大，中國企業也變得“更大更強”。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大約從2005年起，中國崛起以及所謂的“中國模式”之說日益風靡全球，“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成為了國際社會和中國精英階層的高度共識。

　　海外學界對所謂的“中國奇跡”有兩種全然不同的解釋。市場自由派認為，“經濟自由化”和“融入全球經濟”是發展中國家經濟成功的必要前提;在其看來，中國模式本身并無多少新奇之處，不過是遵循了全球化的邏輯，1990年代以來印度經濟起飛的奧秘也在于此。市場懷疑派則認為，中國的成功恰恰是對自由主義全球化——或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對主張放任市場力量的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加以抵制的結果，中國通過積極的國家干預(產業政策)以及有節制地參與全球經濟，有效化解了全球化對本國產業的沖擊。

　　上述兩大主流觀點的缺陷顯而易見。前者試圖以中印等極少數新興經濟體的增長績效來彰顯全球化促進發展的功效，卻不解釋為什么同樣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其他諸多發展中及轉型經濟體陷入了嚴重困境，這樣的樣本選擇明顯有失精準。如果說全球化只是發展的必要條件，那么，美德日等后發國家通過保護主義政策取得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成功則提供了強有力的反證。可見，全球化既非發展的充分條件，也非發展的必要條件。即便把中國看作是全球化促進發展的成功例外，全球化事實上也并未完全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誠然，全球化與中國出口導向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某種關聯，但經濟增長從來不是衡量經濟成功的唯一指標，因為經濟增長不等于經濟發展，發展既意味著減貧，更意味著趕超;經濟增長會帶動減貧，卻不一定能自動導致趕超。趕超是指后發國家通過取得技術的自立縮小與先進國家的技術差距;技術自立是工業化成功的標志，趕超的首要目標就是實現工業化，這是國家崛起的真實基礎，也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區別所在。中國雖然歷經了30年經濟高速增長，但貧困人口的數量依然龐大，貧富分化極其嚴重，產業升級迄今仍困難重重。中國當局坦承，既有的發展模式是一條“國際競爭力難以提升的低端之路”，經濟轉型已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既然如此，談何全球化導致了中國的經濟成功?

　　市場懷疑派的觀點屬于典型的左翼“國家中心論”，這一派觀點認為，中國之所以能夠在全球化的沖擊中勝出，是因為中國政府通過國家力量推行經濟民族主義，在干預經濟的同時逐步有序地開放國內市場，也就是“有節制地參與全球經濟”。這種將中國的“成功”之道歸結為“對內國家主義”(國家干預主義)與“對外淺度全球化”兩廂結合的理論化概述，既未弄清中國威權國家的實質，更無視中國已然深度融入全球經濟的客觀事實。毫無疑問，中國政府十分強勢，可這是個何種意義上的“強國家”?事實上，在與經濟轉型、自主發展密切相關的諸多制度領域，如保障民權、促進社會公正、遏制腐敗以及保護知識產權等方面，中國政府恰恰表現得不似一個強國家，而與一個失敗國家無異，此其一。其二，(經濟)國家主義未必就是經濟民族主義的代名詞，它同樣可以和經濟自由主義共存，作為“強國家”的英美就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通過強大的政府力量推行新自由主義。中國在入世后不但強力實施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還繼續推動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這些都是中國以國家主義方式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明證。不可否認，中國沒有采納華盛頓共識的全部政策主張，如在入世后不但沒有解除對經濟的管制，反而加強了對經濟的全面干預，包括在局部領域支持大型國企的擴張，即所謂的“國進民退”。問題是，這種干預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促進趕超抑或其他?在深度全球化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中國又何以實現以自主發展為取向的經濟民族主義目標?

　　究竟如何評估中國入世以來的發展績效?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政府對經濟發展究竟起著怎樣的作用?鑒于趕超是發展的最本質內涵，本文將通過對國內產業創新能力的考察，來探究全球化給中國發展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從“中國制造”到“中國裝配”

　　——低端制造的世界中心

　　1.全球化對發展構成的巨大挑戰

　　冷戰結束后，第二世界的蘇聯集團國家被整體納入了西方體系;隨著蘇聯解體以及它所代表的發展模式的終結，不少拉美和非洲國家在經歷了戰后發展的挫折后，在美國的誘壓下也不同程度地轉向新自由主義;中國加入世貿，意味著作為共產主義最后堡壘暨最大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被最終納入了西方主導的國際體系。至此，全球化真正成為了名符其實的全球性自由主義經濟浪潮，這是西方在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上的重大勝利。

　　美國和歐盟是經濟全球化的始作俑者，也是政治推動者。發軔于美國的信息技術革命大大加快了全球化進程，并極大地提高了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系統集成能力。在經歷了規模空前的跨國并購之后，世界產業競爭進入了寡頭壟斷時代，西方跨國公司憑借其全球市場、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購系統，獲得了極大的競爭優勢。

　　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時代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在關貿總協定于1995年被世貿組織正式取代后，“發展空間”急劇萎縮，東亞發展型國家在冷戰后期(1960年代~1980年代中期)以進口替代和趕超為目標所成功實施的大部分產業政策，在WTO規則框架內已然非法。中國是一個從1970年代末才開始經濟起飛的后發工業化國家，在改革開放之初即面臨日趨不利的發展環境，隨著冷戰后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興起，后發國家全面趕超西方已變得極度困難和不現實。盡管如此，中國依然有可能憑借其政治上的大國地位和龐大的市場規模，通過內部整合實現工業化。

　　在世界經濟史上，工業化從來都是先于經濟自由化。換言之，經濟自由化是工業化的結果而非原因。劍橋大學發展經濟學家張夏準(Ha Joon-Chang)指出，“幾乎所有的當今發達國家在其趕超階段都實行了干預性的產業、貿易和技術政策，以扶持本國的幼稚工業”。中國卻反其道而行之，在工業化完成之前即大規模開放國內市場，難道中國可以成為通過自由主義全球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實現工業化的成功例外嗎?

　　全球化首先是生產的全球化，全球性的國際分工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將制造和創新分離開來。鑒于中國巨大的經濟規模和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中國加入WTO標志著全球供應鏈(global supply chain，亦稱全球價值鏈)最終形成。空前的市場開放加之充裕的廉價勞動力使中國成為了跨國公司最理想的生產場所。為追求全球利潤的最大化，跨國公司紛紛把其“核心經濟活動”——制造部分遷移到中國，中國由此而成為了“世界工廠”。然而，作為所謂世界制造業中心的中國卻無法與19世紀通過發明創造引領工業革命的英國相提并論，不過是全球供應鏈延伸出的“世界組裝車間”。

　　前文提到，發展的本質就是通過工業化徹底消除貧困，實現技術自立是工業化成功的標志。國際經驗恰恰證明，“工業化的發生幾乎全部是依托于本國企業而非外資企業”。由此可見，后發國家要實現工業化必須立足于自主發展，也就是通過國家產業政策指引，扶助本國企業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形成強大的技術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強調自主發展不等于主張閉關鎖國，處在較低發展階段的國家保護本國的市場和幼稚產業是發展的題中應有之意，這不因各國的制度選擇而異。通過自主發展實現產業升級是工業化的必經之途。所謂產業升級，指的是本國企業在“全球生產網絡”中實現由低附加值制造向高附加值制造的轉型。由于工業化體現為整個產業鏈的現代化，本國上下游產業部門以及生產過程中的價值鏈前后環節之間建立起密切關聯(即內部整合)，就構成了國家自主發展的基礎。換言之，自主發展代表著基于內部整合的工業化過程，它意味著在工業化過程中，國內產業而非外資產業始終牢牢控制著國內市場;市場控制的前提是產業控制，也就是控制產業鏈中高附加值中間品(關鍵零部件和裝備)制造以及終端集成。本國企業能否在這兩大環節擁有強大的創新能力和管理技巧，是決定產業升級和工業化成敗的關鍵。

　　2001年12月中國入世后，工業發展面臨兩大嚴峻挑戰：外資的優勢以及國家政權的“軟化”。與東亞發展型國家堅持本國產業自主振興、嚴防外資控制本國經濟的做法不同的是，中國政府自1992年以來，為推動經濟增長不計代價引進外資。其結果是，外資僅用了6年左右的時間(到中國入世前的1998年)就基本完成了對國內市場的控制，取得先動優勢。可是，中國的決策者為刺激經濟增長，不惜更大規模地開放國內市場，以換取外資大量進入中國。

　　中國在入世協定中承諾，一旦加入WTO，即開始實施《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TRIMs)和《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TRIPs)。這兩大協議是投資自由化的基石，目的是令產業政策有名無實，從而根本否定進口替代。大規模投資自由化意味著，除了在極少數未開放的領域外，中國政府很難再通過對外資施加“當地含量”(即國產化)、出口比例、外匯平衡以及技術轉讓等產業政策要求，來促進國內產業的前后整合，推動整個產業鏈的現代化。這對中國建立獨立自主的強大技術工業基礎構成了制度性障礙。然而，投資自由化對中國內部整合的削弱卻極有利于擁有“3G”優勢的發達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全球采購及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場達到全球規模經濟，進一步加強其全球競爭力，并迫使國內企業在已成為“全球公平競技平臺”的本國市場與之“平等競爭”。這正是英國發展經濟學家魏德(Robert Wade)所擔心的“更多的外部整合不會自動產生更多的內部整合，反而會導致內部整合惡化”的情形。

　　2.中國強國家的軟化

　　內部整合是自主發展的基礎，全球化對外資既有優勢的極大強化顯然不利于中國的自主發展，這是國家的產業政策功能被全球化規則所削弱的結果。可是，發展恰恰離不開強國家，這已為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所證明。中國的問題在于，全球化所引起的國家在對外經濟關系上的自主性下降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中國政權自身也發生了軟化，而這又矛盾地伴隨著其對內的國家能力全面提升的過程。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國家權力急劇擴張，中國的國家之“強”最典型地體現在其強大無比的財政汲取能力以及控制社會的能力上，這也是多數國家所沒有的“體制優勢”。但與此同時，政權的軟化特征也日益明顯：政令不暢、猖獗的腐敗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公等，令表面上看起來固若金湯的黨國權威體制千瘡百孔。

　　國家政權既強也軟，這對發展意味著什么?有關研究指出，強國家因追求的目標不同會產生出不同的發展結果。“強國家既可能通過市場激勵機制追求發展目標，也可能以犧牲消費者利益、壟斷好的就業機會以及國家的發展為代價以求自肥”。Amsden則明確指出，如果強國家利用權力以自肥，這樣的強國家“在(促進發展方面)與‘軟國家’是同樣無能的”。強國家之所以可能兼有軟國家之特征或發生軟化，從根本上可追溯到學術界長期以來爭執不休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國家本身是不是具有腐敗或掠奪的天然傾向。從經驗上看，后發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出于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需要，對國民財富進行某種程度的榨取其實相當普遍，這就是為什么多數成功的后起工業化國家(在趕超階段)不是民主政體的原因(美國是唯一的例外)。東亞發展型國家就曾嚴厲壓制勞工運動，以此降低成本和穩定秩序，但此種“國家掠奪”的本質是為了實現趕超的經濟民族主義目標而令國民做出的犧牲，也正因為如此，國家對腐敗的打擊也是相當嚴厲和有效的。相比之下，拉美國家1960年代~1970年代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的失敗，恰恰與國家政權的軟弱無力以及動輒為民粹主義所裹挾有著某種內在的關聯。

　　中國超強國家能力的背后是國家權力的無度擴張，這是中國威權政府在經歷了1989年全球事變后的一種本能反應。出于政權自救的目的而動用國家力量強力推動效率優先的市場化改革，意味著中國列寧主義政權的“國家掠奪”性要遠甚于任何其他類型的威權政體。然而，中國的國家目標卻發生了極大的扭曲。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官僚集團逐步蛻變為一個“自我服務型的政治集團”，這令國家完全淪為了官僚集團的工具，國家對社會財富的大肆攫取首先是為了滿足官僚集團的貪腐需求，故中國的官場腐敗程度比之東亞發展型國家要嚴重得多，而其發展意志卻無法與后者相提并論。如果說1990年代的“以市場換技術”戰略多少還表明中國政府試圖變相實施進口替代，那么，為加入WTO而接受異常苛刻的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條件、尤其是放棄對外資施加“當地含量”(國產化)和“技術轉讓”等要求，則表明中國當局已完全喪失趕超的意志和信念。

　　既然中國當局無力約束腐敗，更欠缺發展意志，那么，發展的動力從何而來?事實上，“謀求自肥”和“追求發展目標”這兩方面特征在中國的國家角色上都有所體現。一方面，官僚集團不懈地追求“發展目標”，這是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使然，只不過官僚精英們所理解的“發展”是增長而非趕超，他們將二者混為一談，是源于對現代化的真實內涵不甚了了，因而天真地以為經濟增長會自然而然地導致工業化。對其而言，遵循比較優勢的原則，通過全球化來實現出口導向的高增長——即他們所理解的“發展”(工業化)——既符合“改革開放”的政治正確，也合乎其高度機會主義的實用主義本能。另一方面，面對自上而下“強制增長”的政治高壓，官僚集團正是在“自肥”的機制驅動下，以“追求發展”為名，通過尋租(包括制定對外資有利的政策法規)、對國民財富的巧取豪奪以及對已瀕臨枯竭的本國資源的掠奪式開發，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是在這種服務于官僚集團利益最大化的“國家目標”的指引下，中國的發展才有了極大的動力。

　　無論如何，發展意志的欠缺以及國家目標的扭曲都再清楚不過地說明了，中國的“強國家”無意于自主振興，已然從發展理念上拋棄了經濟民族主義。這部分與外力的誘壓有關，但更主要的是1989年以后中國政治自我演變的結果。中國特定的政權體制也對自主發展構成了強大排斥。自主發展有賴于內部整合，內部整合意味著經濟發展將由內需主導而非依賴出口。有鑒于此，縮小貧富差距、建立相對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建立內需主導的自主發展模式的基本前提。這就要求執政當局適時實行開明的政治改革，建立一個強國家與強社會共存的現代法治國家。這顯然不是中國威權政府期望實現之愿景。既然國家不再以服務多數國民的利益為宗旨，則難免為包括官僚集團和其他特殊利益集團在內的權貴集團所挾持，但權貴集團(主要是官僚集團)并非鐵板一塊，而是由無數“條”和“塊”的利益子集團所組成的混合體，故而國家利益的“部門化”和“地方化”在所難免。中央政府在國家行政治理上的嚴重信息不對稱，決定了國家利益的“地方化”對中國發展造成的不利后果較之“部門化”要嚴重得多，這是因為內部整合首先要求實現國內市場的統一，這是本國產業取得較大的規模經濟所必需的，而市場的統一恰恰需要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

　　自中國1978年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政令不出中南海”便成為一種政治常態，其實質是中央權威的衰落，這是行政分權與國家利益虛空化(國家被利益集團俘獲)共同作用的產物。1980年代實行權力下放有其特殊的時代背景，這種行政分權的制度安排盡管無政治聯邦制之實，卻形成了對中國現代化十分不利的制度結構，那就是它與1990年代以來的GDP決定官員升遷的考核機制相互作用、彼此加強，造成了嚴重的市場分割(“經濟巴爾干化”)和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1994年實行的旨在加強中央財政集權的分稅制改革也未能根本改變這一格局。政令不暢的結果就是中央政府無力推動內部整合(假設它有此意愿的話)。多年來，許多人主張中國應實行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的政治聯邦制。問題是，在現代化尚未完成之際，聯邦制是否適合現階段的中國大可值得懷疑，因為在沒有進行政治改革、沒有通過憲政構架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限的情況下，進一步下放權力勢必造成“政治藩鎮”的局面，這不但會危及國家的政治統一，也會令國家在市場統一的基礎上實施產業振興的目標落空。

　　既然經濟聯邦制的格局已然成型，那么，有無可能出現另一種情形，即直接掌控本地資源的地方當局自我演變為一個地方發展型政府，來推動本地產業的自主振興?薩恩(Thun)認為，中國唯一夠資格稱得上地方發展型政府的地區就是上海。但筆者以為，所謂“地方發展型政府”基本上只是一種理論假設。原因有二：其一，在自由主義全球化已成為唯一“政治正確”的發展選擇的情況下，上海地方當局同樣沒有發展意志，其“國家主義”僅僅體現在更高效率地推行經濟自由化方針上，這可以從上海經濟對外資和海外市場高度依賴的實際后果上得到驗證。其二，由于上海的發展必需依托廣大的腹地，如果上海推行某些東亞發展型國家那樣的重商主義產業政策，不但會激起其他省市的報復性政策反彈，也會招致受到國際壓力的中央政府的直接干預。

　　由上述分析可知，強國家“強而不軟”是實現自主發展的必要條件，而強國家的關鍵在于強中央，即有一個具有堅定發展意志、能夠確保國家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團侵蝕的強大的中央政府。“強中央”不但有責任推動國內市場統一，還須制定出富有遠見的產業政策，以促進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從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經驗可知，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均必須集權于中央，地方政府不能作為國家產業政策的具體執行者，否則很容易導致政策變形，以至于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令產業政策歸于無效。中央政府統一實施產業振興，就是要基于各地的比較優勢，通過扭曲資源配置來推動本國新興產業的快速發展，以此提高趕超的效率和成效。這涉及到兩個方面：其一，國家需要通過獎懲機制促進市場競爭;其二，為避免過度競爭或盲目競爭造成企業普遍微利或無利可圖，國家還須對市場競爭加以約束，以保證必要的市場集中度，這樣才有可能使得真正的競爭性企業脫穎而出。

　　那么，如何確保“強中央”制定的產業政策深謀遠慮呢?這首先有賴于政治家的睿智，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確保有一支高度專業化的、穩定高效的官僚精英隊伍。東亞發展型國家的中央經濟企劃部門被譽為“經濟參謀部”，道理就在于此。中國體制迥異于東亞威權國家，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體現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不允許公務員錄用制度“非政治化”。自1980年代以來，雖然國家行政體制屢經改革，且鄧小平也一再強調干部隊伍的“知識化”和“年輕化”，但黨的組織部門始終是以政治標準(即所謂的“黨管干部”)而非專業標準為第一準則來“選賢任能”，這勢必將大批有真才實學卻無官場關系的青年才俊排除在國家體制之外;而1990年代以來市場化改革引起的制度性腐敗則又進一步強化了“逆向淘汰”的官僚精英選拔任用機制，其直接后果就是，整體素質欠佳的中國官僚精英在制定政策時目光短淺。

　　1994年分稅制改革實施后，國家能力得到很大提高，中國政府本可以借助“強國家”之勢，通過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全面提高勞工素質以改進中國的比較優勢，為日后的產業升級奠定基礎。明治時期的日本和樸正熙時代的韓國在此方面都提供了極佳的范例。然而，急功近利追求高增長的中國政府對此毫無遠慮，對發展職業技術教育極度漠視，而這又與中國政府在社會政策上忽視產業工人構成的顯著變化密切相關。隨著1990年代中期以來國企改革的深入，城市產業工人日益被農民工所取代，但國家體制對農民工的戶籍歧視以及城市福利上的排斥，造成了農民工的高流動性，這樣的“企業工人”完全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人階級，企業也普遍不愿意為雇傭關系不穩定的農民工提供在崗技能培訓。缺乏龐大的、相對穩定且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隊伍，決定了中國企業工藝水平和產業層次的低下，這意味著多數中國企業生產不出工藝精湛的高附加值產品或部件，因而無以適應市場競爭和產業升級的需要。

　　3.中國制造業的衰敗

　　面對外資的巨大競爭優勢以及國內體制對內部整合的強力排斥，國內企業的進口替代能力明顯下降，不得不依靠從發達國家進口“設計、關鍵部件和制造裝備”。傳統意義上的“中國制造”遂逐漸被“中國裝配”所取代。“中國制造”的內涵變化意義深遠，表明全球價值鏈的形成已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關系從傳統的最終產品的交換，日益轉向產品制造過程中的跨國垂直分工所產生的附加值的交換。

　　這一現象并非中國所特有，而是一種全球性的大趨勢。隨著冷戰結束后全球化的深入，全球性的國際分工使得附加值的交換日益成為了國際貿易的主導形式，國際貿易統計中所長期沿用的“原產地”規則已無法準確反映全球化時代國際貿易的真實面貌尤其是相關國家在相對得益上的利益分配。這種基于附加值交換的新型國際貿易是對發達國家極其有利的國際分工，處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的中國產業大多只能從事技術水平相對較低的“低價格、低利潤、低附加值”的簡單代工制造。因而，雖然按照傳統統計口徑中國獲得了巨額貿易順差，但得到的實際利益卻最少，而出口拉動的高增長則又造成了中國在經濟技術上迅速趕超西方的假象。

　　沉迷于“比較優勢”神話的全球化的鼓吹者們對于中國入世后產業衰敗的現實視而不見，并對“民族工業”的概念不屑一顧，一廂情愿地幻想中國順其自然地實現產業升級。事實上，利潤極其微薄的國內制造業根本無力投入巨資進行研究與開發(R&D)以推動產業升級。官方機構承認，面對“外資的強勢進攻，我國自己的制造業實力正在不斷萎縮”。在制造業核心的裝備制造上，雖然中國的“發電設備、機床與汽車產品數量在全球居于前列，但仍有85%的IC制造設備、70%強的高檔數控機床、100%的光電子制造設備需要依靠進口。在信息產業、精密儀器、生物科技等方面，國內只能負責一個包裝和組裝工序，其他大約90%的產業價值都產生在國外”。

　　國內產業能力的薄弱明確無誤地體現在出口實績上，中國“出口的是中低端產品，即使少數高新技術產品也是勞動密集型的或者是來料加工型，而進口是高新技術產品”。從2001年起，外資牢牢控制了中國半數以上的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的總體控制力有增無減。截至2005年底，外資企業進出口已占到中國進出口總額的近60%，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占比更接近90%(表一)。2006年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表的報告(以下簡稱“國發研報告”)稱，“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在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

　　自主創新：新重商主義的神話

　　面對國內制造業的困境，一些官員和學者對1990年代以來實施的“市場換技術”政策提出了尖銳批評，指其一廂情愿。不過，這類批評大多只拘泥于該政策本身，而不涉及敏感的全球化問題。經過激烈的內部辯論，中國領導人于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屆五中全會上正式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

　　“創新型國家”的核心概念是所謂“自主創新”，這被認為是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途徑”。科技部為此于2006年初專門制定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以下簡稱《中長期規劃》)，提出要增加研發支出(全國研發經費從占GDP 的1.35%增加至2.5%)、支持以企業為主體的技術創新以及建立國家創新體系等內容，目標是把中國對國外技術的依賴度從當時的50%，降低至2020年的30%，從而把中國從一個制造大國轉變為一個創造大國。

　　“建設創新型國家”是否意味著中國將擯棄自由主義全球化發展方略，轉而推行經濟民族主義(或新重商主義)?自主創新的“自主”又是何意涵?首先，全球化的“政治正確”在中國入世前后經過集權體制的反復強化，已成為不容挑戰的神話。中國領導者不但沒有因本國制造業的衰敗而對全球化產生絲毫懷疑，反而堅信加入全球化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抉擇，“9•11事件”的發生則進一步加深了中國領導者對于全球化給中國帶來了“戰略機遇期”的認識;其次，所謂自主創新并非獨立創新，而是包括“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三種情形，其真正的重心是“再創新”，也就是提高本國企業的“吸收能力”，而實現這一目標的基本途徑依然是技術引進。

　　問題在于，在WTO已大大加強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傳統仿制之路已然行不通的情況下，獲取先進技術只有靠出讓國內市場一途。由此可見，所謂的自主創新不過是一種改進型的“市場換技術”戰略，也就是對以往只重視技術引進而不重視消化吸收的做法進行某種修正。這表明，中國政府并不打算改變既定的全球化發展路徑。既然如此，在WTO的規則框架內究竟還有多大空間來推行產業政策?這種產業政策的性質又是什么?

　　中國政府在提出“建設創新型國家”后不久，遂著手在一些新興領域對外資企業施加“當地含量”要求，這一措施與2002年頒布的《政府采購法》以及2008年頒布的《反壟斷法》，共同構成了中國用以促進本國企業自主創新的產業政策(以下簡稱“產業政策”)。西方跨國公司對中國的自主創新政策反應強烈，認為這是中國轉向新重商主義或技術民族主義的信號，他們將《中長期規劃》比喻為“規模空前的技術偷盜藍圖”，為此，他們呼吁美國和歐盟在外交上協調立場，共同向中國施加壓力。這顯然是一種過激反應。正如《中長期規劃》所闡明的，自主創新成功的關鍵在于建立國家創新體系。如果中國最終未能建立起比西方更加有效的國家創新體系，要想在長期的創新競爭中戰勝西方是很難做到的，即便中國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手段(包括工業間諜手段在內)從發達國家取得尖端技術。前蘇聯不正是如此嗎?

　　其實，中國的產業政策從未游離于WTO的規則框架之外。首先，對外資施加“當地含量”要求僅僅適用于極少數尚未開放的產業領域，如高端制造業和新能源產業(如風能發電)，這并沒有違反中國的投資自由化承諾(TRIMs)，中國充其量只是利用了WTO法律中的一些灰色地帶而已;這一做法本身也絲毫沒有影響外資在多數中國已開放的產業領域已經取得的主導性地位。但即便如此，中國還是在2009年10月28~29日與美國舉行的中美商貿聯委會(China-US Joint Commission on Commerce and Trade, JCCT)上做出讓步，允諾不在風力渦輪機上實施“當地含量”的規定。此外，針對西方政府和輿論有關中國強制外資轉讓技術的指責，中國官員在2010年公開澄清并承諾，“不會將技術轉讓作為外企市場準入條件”。中國官員進一步解釋道，中國其實早在入世之初就已全面清理國內的涉外經濟法律法規，取消了強制要求外資轉讓技術的要求，外資是否轉讓技術取決于企業雙方的自主決定。這清楚地說明，至少從2010年起，中國政府已明確將強制技術轉讓排除在產業政策以及所有的產業領域之外。

　　其次，裝備制造的全面振興是自主創新成功的關鍵所在。可是直到2009年，中國政府才決定在裝備制造業實行進口替代。2009年12月，科技部、財政部、工信部和國資委聯合發布了《重大技術裝備自主創新指導目錄》(以下簡稱《目錄》)，賦予將被認定為生產“自主創新產品”的國內企業一系列政策優惠。目錄中列明的許多類別的裝備是需要進口或由在華外資企業提供的，該指導目錄在若干處明確載明要實行進口替代。然而，僅僅時隔一年，中國代表就在中美商貿聯委會上同意于2011年對《目錄》做出重大修改。中國官員還表示，修改后的目錄將不用于進口替代、提供出口補貼，或對外國企業實行歧視。

　　第三，2002年頒布的《政府采購法》沒有違反中國的入世承諾。眾所周知，政府采購是任何國家都極為重視的產業政策工具。中國政府在2001年12月加入世貿組織時，曾表示將盡快啟動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GPA)的談判，但中國沒有承諾加入該協議的具體時間表。迄今，GPA成員國仍以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為主，發展中國家中鮮有加入者。這意味著，只要中國一天未加入GPA，便始終擁有優先采購本國“貨物、工程或者服務”的合法權利。鑒于中國入世后“發展空間”嚴重萎縮，政府采購幾乎稱得上是中國政府能夠自主掌握的最后的產業政策手段，它對于中國發展之重要性無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然而，在具體實踐中，由于崇洋媚外以及追求奢侈等原因，政府采購中“歧視國貨”的現象比比皆是，不少地方政府在制定采購標準時甚至明目張膽地歧視本國企業，對外資企業則大開綠燈，有些采購標準明顯是為外資企業量身定制。中央政府在2008年時一度加以干預，但成效不彰。雖然如此，中國政府仍迫于美國的壓力，承諾將自主創新政策與政府采購脫鉤。2011年6月23日，中國財政部正式頒發了“關于停止執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辦法》等三個文件的通知”，“決定自2011年7月1日起停止執行《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預算管理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29號)、《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評審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30號)和《財政部關于印發〈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合同管理辦法〉的通知》(財庫[2007]31號)三個文件”。

　　由上可見，中國的產業政策完全是WTO 規則所允許存在的合法的“發展空間”，可就是這些已然極度有限的“發展空間”也依然受到了美國的嚴厲擠壓。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被迫放棄大部分產業政策恰恰發生在世人普遍認為中美之間已發生權力轉移的背景之下。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機隨著美國雷曼兄弟公司的倒閉再度加劇，中國則由于“四萬億”刺激計劃的實施，率先走出了經濟衰退，成為全球經濟的最大亮點。2009年，中國國企500強的稅后利潤首度超過美國的500強企業。于是乎，所謂“中國模式”、“中國崛起”以及“中國拯救世界”等說辭不脛而走;中國外交也一改1989年事件后的“低姿態”，轉趨強硬。可是，中國實力的顯著上升并沒有轉化為其對外經濟談判的有力籌碼。“2009年至2011年，中美舉行了三次戰略與經濟對話，美國逼迫中國在自主創新以及金融自由化等方面做出了一系列重大讓步”。中國除了承諾“盡快加入WTO《政府采購協議》，自主創新政策與政府采購脫鉤，政府采購不對外資企業實行歧視”之外，還承諾“開放高端制造業，開放股指期貨，增加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投資額度等，以換取美國不過分糾纏人民幣匯率問題”。

　　面對日益“衰落”的美國，世人眼中的“新霸權國”——中國竟然連所剩無幾的合法的“發展空間”都無力捍衛，足以令人對所謂中國“大國崛起”的內涵產生懷疑。退一步講，就算以片面的經濟增長作為衡量標準的所謂中國“正在崛起”是個不爭的事實，這種“崛起”本身也顯然不是中國推行新重商主義或技術民族主義的結果。事實上，中國不但忠實履行了入世承諾，還在入世后不久便開始實施更加激進的外資政策。從2003年起，“鼓勵外資參與國企改革”即允許外資并購國內企業成為了中國引進外資的新形式。這一政策最終于2006年8月成型。是月，中央六部委聯合頒布了《關于外國投資者并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即“10號文”)，允許并鼓勵外資并購國內產業。該規定與自主創新的本意完全相悖。“這部被稱為迄今中國關于外資并購的最重要的法律，正是由兩年后被‘雙規’的商務部條法司副司長郭京毅主持起草的。但是，鼓勵外資并購的政策卻并未因郭案的發生以及公眾對外資接連收購中國骨干企業的強烈反應而有絲毫改變”。無獨有偶，早在1994年已開始起草、2004年才開始制定的《反壟斷法》，在外資利益集團等的阻撓下，直至2008年才正式頒布施行;而旨在取消外資在稅收政策上“超國民待遇”的內外資企業稅制的統一，更拖至2010年12月1日才得以實現。

　　新型依附：“有增長無發展”的中國模式

　　1.中國模式的實質：市場列寧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聯姻

　　那么，自2006年自主創新政策實施以來，中國的產業發展情況究竟如何?中國政府在決定推動自主創新時，正確地將企業確定為自主創新的主體。問題是，中國政府明知私營企業的活力要強于國企，卻依然把扶持的對象鎖定于后者。這與2004年前后出現的“國進民退”不無關聯。私營企業在中國入世前的1990年代后期一度受到過鼓勵。1999年3月，中國政府修改憲法，將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修改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2001年7月1日，中共總書記江澤民發表講話，允許資本家入黨。這些措施的目的是在政治上籠絡資本家，促使其增加投資和就業，以緩解國企大規模裁員帶來的經濟和政治壓力。然而，在中國入世后不久，私營企業的處境開始惡化，“國進民退”以及繼續優惠外資的政策極大地限制了私營企業的發展。說到底，私人資本家階級的崛起是中國政府在政治上所不能容忍的;相比之下，外國資本家在政治上對現政權的威脅則不那么大，因為他們對金錢的興趣要超過政治;而在幫助游說本國當局將貿易與政治脫鉤方面，他們恰恰是中國政府的盟友。

　　“國進民退”與國企改革的“成功”在時間上是高度吻合的。至2005年左右，中國政府對中小型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改造基本完成，在大型國有企業則普遍建立起了所謂“現代企業制度”。2003年3月，溫家寶入主內閣后，在一度被廢棄的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基礎上成立了國資委，推動國企“做大”。這被普遍認為是中國市場化出現根本逆轉的重要信號。不過，將“國進”說成純粹是胡溫時代(2003~2013)的“新政”并不準確，“做大”國企歷來是中國當局堅定不移的方針，這不僅是因為國企是執政黨的經濟生命線，還因為“做大”本身也帶有提高國家競爭力之意。朱基時代(1991~2003)于1995年開始推行的“抓大放小”以及1998~2000年大型國企“三年扭虧”政策，從根本上奠定了胡溫時代“國進”的基礎。所不同的是，此時的大型國企由于規模急劇膨脹，已演變為具有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影響國家政策制定的“特殊利益集團”。

　　現代企業制度的一大特點是“追求股東價值的最大化”。在正常的市場經濟社會，企業取得超常利潤亦即利潤最大化的關鍵是創新。而在中國的集權體制下，既然壟斷可以輕而易舉帶來巨額利潤，那些官員和經理人身份混同的大型國企管理者自然沒有興趣將巨額留存利潤用于費時費力且前途莫測的技術創新。他們真正的興趣是經營官場，并通過分肥來構建內部利益共同體，以形成足以與行政當局相抗衡的強大博弈能力，以此鞏固其市場壟斷地位，同時實現個人經濟和政治利益的最大化。這種壟斷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是1990年初開始主持經濟改革的朱基所始料不及的，也是其繼任領導者難以改變的。既然國家不惜代價要保持它在戰略產業尤其是能源和原材料等上游基礎產業部門的“絕對控制權”，而這些部門又必須通過國企來控制，那么，國家干預經濟的目標就很容易發生偏轉——保護或遷就大型國企對市場的壟斷往往優先于培養競爭性的企業。換言之，國家的優先目標是幫助國企“做大”，而不是“做強”。

　　自2006年自主創新政策實施以來，極少數大型國企拜舉國體制之賜，在部分高技術領域(如高鐵和風能發電)實現了不同程度的技術躍進，通過“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取得了所謂“完全自主知識產權”(官方宣傳用語)。但是，外資并未轉讓最關鍵的技術，國企的技術缺陷依然明顯，仍需要依靠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提供核心部件。除此之外，多數國企的自主創新成效不彰，雖然國企規模持續膨脹，利潤總額節節攀升，但“高新技術企業很少、新能源企業很少、產品形成國際品牌的很少、真正意義上的跨國集團很少”。

　　國企總體的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可從其專利申請的質量以及出口實績上得到更準確的反映。2011年，中國專利申請量躍居世界第一，但原創發明的數量很少，多數為外觀設計和實用新型類，即所謂的“垃圾專利”，大型國企65%的專利屬于此類。在出口方面，自2003年以來，國企在全國對外貿易連年順差的情況下卻出現巨額逆差，且逆差額逐年大幅上升(表二[a]);與此同時，國企高技術出口占中國全部企業高技術出口的比重則逐年下降，其占比從2002年的15.1%，下降至2012年的5.7%(表二[b])。國企國際競爭力之低下由此可見一斑。

　　相對于國企的“大而不強”，外資在中國高技術領域則始終處于壓倒性優勢。自2005年以來，中國高技術產品出口占全部出口的比重保持在30%上下(表三)，高于包括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內的許多發達國家(表四)，但中國高技術出口的主體是外資(尤其是獨資企業)而非本國企業，外資所占份額平均在80%以上，國內企業所占份額則平均不足20%(表二[b])。而且，越是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外資的優勢就愈加明顯。例如，2014年1~6月，上海市外資企業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11.26億美元，占全市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92.5%，國有和私營企業的占比則分別只有4.6%和2.7%。這種巨大的反差充分暴露出中國工業化水平的低下和經濟的極度虛弱。一份權威的官方報告承認，2009年，外資已控制了中國制造業市場的30%，“電子信息產業外資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度2004年以后均在80%以上，外資在該領域發明專利控制度平均達到36%。另外，作為經濟發展新的決定性因素，高技術產業總體外資控制度近幾年已經達到近70%的水平”。總而言之，外資對中國市場的控制已突破了中國工業安全的警戒線。

　　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是，從2007年起，私營企業迅速取代國企成為了中國非外資高技術出口的主體(上表二[b])，其出口占比從2002年的5.7%上升至2012年的16.9%，與國企占比的變化趨勢恰好相反。這是否意味著處在“國進民退”逆境中的私營企業在技術能力上已超越了國企，在高技術領域異軍突起呢?美國麻省理工大學(MIT)學者斯坦菲爾德(Edward Steinfeld)的實證研究指出，在中國的非外國企業中，除了臺資企業順利實現了產業升級外，本土企業幾乎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由此可以得出一個重要推論：以私營企業為主的本土企業高技術出口的迅猛增長并非或主要不是來自其自身技術進步的驅動，而是源于先進技術裝備和關鍵零部件的大量進口。事實正是如此!有關數據顯示，中國從先進國家高附加值中間品的進口已上升至其出口額的40%~50%，在高端制造業的占比則更高。

　　很顯然，中國私營制造業企業并無力抗拒“國進民退”的體制壓力以及外資巨大的市場力量而實現創新上的突破。事實上，在中國入世后，經過公司化改造、但創新能力及國際競爭力依舊低下的大型國企很快與西方跨國公司形成了互不沖突的“共處”關系：國企壟斷資本控制著中等技術的上游資源和能源部門，外資則控制著下游的高技術制造部門，兩者分別通過準入壁壘和技術壁壘，對中國市場實行聯合壟斷。經濟和政治地位極度孱弱的私營企業別無選擇，只能從事中低技術的制造或裝配，其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通過增大產能來降低生產成本，最終以低價將產品向國際市場傾銷。這種“兩強一弱”的產業格局正是私營企業貿易順差大幅增長的重要根源，它的形成標志著以大型國企為代表的國有壟斷資本與外國資本已結成某種“非神圣同盟”，將私營企業牢牢壓制在了產業鏈的低端;由此又進一步形成了與國內產業低端制造(裝配)相適應的抑制消費、創新和就業的投資-出口依賴型的畸形經濟結構。這種畸形的產業格局和經濟結構對中國的現代化極其不利，而這恰恰是中國扭曲的國家資本主義亦即“中國模式”的特色!

　　2.“中國奇跡”的背后：新型依附

　　沒有產業升級的成功，趕超便無從談起。中國入世后，國家促進趕超的功能嚴重弱化，國內“體制”對發展的重要性已退居其次。在“發展空間”劇烈萎縮的情況下，產業升級的失敗表明全球化對中國的趕超已構成首要的也是根本性的阻礙。既然如此，中國入世后出口導向的經濟高速增長必然不是(如19世紀西歐國家那樣)來自快速工業化的推動，而是來自于全球化帶來的外需的擴大。但全球化并非中國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中國政府于2002年下半年開始執行的擴張性貨幣政策，從供給方面為中國粗放的工業擴張以及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開發提供了強大動力。“中國奇跡”的出現正是兩者結合的產物。

　　這種以增長績效為主題敘事的“中國奇跡”顯然不能代表中國全球化發展模式的成功。相反，增長與趕超(發展)的脫節表明，全球化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刺激了中國出口導向高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又阻礙了中國趕超。這種“有增長無發展(狹義指趕超)”的發展模式本質上是一種“無技術的工業化”，或曰“依附發展”。這是一種有別于許多第三世界國家“不發展”的新型依附。這種建立在“無技術工業化”基礎上的經濟“成功”本身即孕育著內生性的經濟危機。主要體現在：中國的經濟“成功”所倚賴的“低人權”的比較優勢因日趨激烈的社會反抗而難以持久;與此同時，面對信貸過度擴張、海外資源巨量進口以及工資成本上升等帶來的通脹壓力，既無技術優勢、也無產品定價權的中國企業無法通過向低工資國家轉移部分產業，亦即主動的“產業空心化”的形式來降低生產成本、減少對已瀕臨枯竭的本國資源的消耗。在此情勢下，維持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只能依靠持續的貨幣超常供應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大量進口。這最終在2007年底釀成了虛擬經濟的嚴重泡沫和全面通脹的局面。

　　通脹的產生以及貿易條件的惡化，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已基本耗盡。2007年底，中國爆發實體經濟危機，長三角和珠三角的制造業企業因無法消化人民幣持續升值以及不斷上升的生產成本大批倒閉。2008年，大約2000萬農民工失去工作被迫返鄉。需要指出的是，2007年發生在美國的次貸危機所引起的全球金融危機并非引發中國經濟危機之源，不過是加劇了中國的危機而已，因為美國直到2008年12月才進入經濟衰退。中國的實體經濟危機說到底是全球化帶來的產業發展的危機。正因為全球化阻礙了中國趕超，導致本國企業產業升級失敗，中國始終無法轉向創新驅動的新型發展模式。面對發達國家進口需求的大幅萎縮，2008年底，中國當局在通脹威脅尚未消除的情況下，便匆忙推出了“四萬億”的龐大財政刺激計劃，試圖通過債務融資，大舉投資基礎設施來拉動經濟增長，為此不惜放棄反通脹目標和進一步加大產能過剩。這種對凱恩斯主義的誤用埋下了未來經濟發生滯脹以及債務危機的巨大隱患。

　　經濟“硬著陸”的風險以及產業升級的巨大困難意味著中國不可能是世界經濟“新的中心”，一個“無技術工業化”的中國無法像戰后初期的美國那樣，憑借強大的工業實力和貨幣霸權為世界提供足夠的流動性，幫助世界經濟復蘇。相反，權貴資本主義造成的嚴重兩極分化以及產業升級的失敗極大地抑制了內需，迫使全球危機中的中國再度將人民幣與美元掛鉤，以穩定出口。問題是，中國的經濟規模過于龐大，且出口依存度偏高，巨量廉價商品的出口不但造成了發達國家的巨額貿易逆差，也沖擊了許多同樣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市場以及海外市場。這不僅加劇了全球失衡，更令中國樹敵于全世界，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此起彼伏。受困于產業升級滯緩的中國政府無法在人民幣匯率上做出更多的讓步，為維持國內的生產和就業，中國政府提出“進出口并重”，強調“擴大先進技術設備、關鍵零部件和能源原材料進口”，冀望以此紓解與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

　　3.擺脫依附之途：更大程度的全球化?

　　國內企業對“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進口的持久性依賴充分彰顯出中國并無工業化之實。面對內外危機的重重壓力，中國決策者終于認識到，目前的發展道路是一條致國內產業被壓制在全球價值鏈的低附加值制造環節、勉強維持低水平國際競爭力的“低端之路”，這樣的“發展”不可能導向真正的經濟現代化;改變發展方式是中國經濟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國現代化最后的機會。于是，產業升級被再次提上了議事日程。

　　2010年10月，中國政府做出決定，“加快培育和發展”節能環保產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生物產業、高端裝備制造產業、新能源產業、新材料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等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進一步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目標是使中國在2020年躋身于創新型國家的行列，技術對外依存度降低至20%以下。

　　問題在于，無論是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還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都不涉及對全球化的深刻反思，因而也就不可能意味著在此基礎上國家發展方針的根本性調整，而不過是中國在全球化的自由主義規則框架內實施自主創新政策的延續。在全球金融危機高峰期間，中國官員和領導人在多個國際場合不厭其煩地鼓吹自由貿易，其調門之高，態度之真誠，甚至比之發達國家也有過之而無不及。這當然不是中國工業化成功帶給他們的“理論自信”，而是因為“如果離開多邊自由貿易，高度全球化的中國制造業勢將難以生存”。

　　中國決策者對國家依附發展的現實了然于胸，然而，他們對全球化的熱衷卻絕非出自權宜之計。畢竟，全球化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滿足了中國當局機會主義的政治合法性訴求;與此同時，“無技術工業化”的依附發展所催生的政治心理也支配了他們的政治潛意識，使其不但不愿意相信全球化是造成中國經濟轉型困難的重要根源，相反，卻繼續視全球化為中國通向現代化的唯一坦途。2011年1月，中國經濟領導人在訪問德國時，首次提出了中國計劃在2020年完成工業化的時間表;為此，他表示，中國將擴大對外資的開放，“引進先進技術、管理技巧以及高技能工人和資本”。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仍無雄厚的技術實力，依然要靠外資甚至外國技術工人的幫助來實現現代化，這足以證明中國已深陷依附發展的陷阱。

　　無獨有偶，中國在2013年7月10~11日與美國舉行的第五次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所做出的實施更大規模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的承諾，則進一步暴露出中國當局已喪失自主發展的意志。中國同意與美國談判締結一個“高水準”的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 BIT)，內容涉及美國在華投資的各個階段以及中國全部的經濟領域，包括更大程度的市場準入、撤除投資壁壘、確保中方不強加技術轉讓要求以及更大的透明度。“這是中國首次與一個外國政府談判如此高度自由化的雙邊投資條約”。中國還承諾向美國公司開放服務業，包括電子商務和商業保理業務;同意盡快向世貿組織提交覆蓋面更廣泛的GPA，等等。

　　無疑，上述自由化承諾一旦實施，將導致中國殘存的發展空間喪失殆盡。然而，伴隨這一前景的卻是中國“強國家”的持續甚至進一步的軟化。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巨額科研投入被制度性腐敗所吞噬;其二，中央政府角色不當，產業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混亂不堪。2012年，中國研發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1.97%，接近于發達國家的水平，但大量的科研經費被貪污或挪用，科研腐敗極其嚴重。在產業振興方面，中央政府雖然提出要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卻仍沒有吸取以往“軟中央”致產業政策無效的歷史教訓，沒有通過授權單獨部門或部委就統一實施產業振興進行集中的規劃布局和政策協調，依舊把產業政策的實施權力交予地方當局，從而導致產業發展極度混亂和資源的嚴重浪費。

　　以光伏產業為例。在2008年以來短短幾年時間里，全國光伏企業遍地開花，總數量竟多達500多家(僅江蘇一省就有58家)，多數不符合工信部的《光伏制造行業規范條件》。這些企業技術水平普遍低下，靠引進先進設備和關鍵部件完成低端組裝，這樣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被輿論譏諷為“一個毫無技術含量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或“披著高科技外衣的制造業”。雖然如此，大批光伏企業制造出的產品卻因中央部委之間政策協調不力無法并入國家電網，不得不競相以低價向國際市場傾銷，發達國家的反傾銷以及巨大的銀行償債壓力最終導致許多國內的光伏企業倒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無錫尚德集團。

　　更大規模的經濟自由化與“軟國家”并存，預示著中國試圖在已近蕩然無存的“發展空間”內構建國家創新體系的努力很難取得成功。2013年1月，美國著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在對中國五大企業華為、尚德、聯想、上汽集團以及南車集團的競爭力做了細致的個案研究后發現，除了華為的創新能力相對較強外，其他企業在“重大創新”方面均無建樹。例如，作為汽車業龍頭的上汽集團“基本上沒有技術，更談不上自己的技術”。同年10月，國際權威商業數據提供商湯森•路透公司根據“專利數量、成功度、全球應用以及影響力”四項標準遴選出全球100強創新企業，中國除臺灣一家半導體-電子元件企業(臺積電，TSMC)于2013年進入百強外，大陸及香港企業無一家躋身其中，而美國的世界頂級創新企業多達45家，日本企業有28家，歐洲企業有22家(表五)。

　　驚人的創新差距正是中國“無技術工業化”的真實寫照，這與中國官方對本國產業技術狀況的總體認知也基本吻合。中國社會科學院2014年《經濟藍皮書》指出，中國“很多行業的高端環節大量依賴進口，例如，芯片90%依賴于進口，每年進口額超過石油。類似情況還存在于其他行業。發動機、液壓、傳動和控制技術等關鍵零部件上中國核心技術不足，嚴重依賴于進口;高端醫療器械70%至80%依賴價格昂貴的進口或外資品牌”。

　　事實上，即使是在中國最尖端的也是自身技術積累最成功的航空航天領域，國內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也十分有限，同樣依賴技術引進(表六[a]&[b])。以航空工業為例。2007年，中國政府重新啟動了“大飛機項目”，為此專門于2008年5月成立了以國資委為其最大出資方的大型國企——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稱“中商飛”)，承接已于2002年開始起步的ARJ21支線飛機和C919干線飛機的研制和生產。不出所料的是，這兩大飛機項目的系統供應商全部是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表七)，中商飛只負責將各種部件組裝在一起。盡管如此，中商飛在系統集成和項目管理等方面仍遭遇到一系列困難，不得不將兩大飛機的交付時間一再延后。與此相比，日本三菱重工的支線飛機項目(MRJ)雖然起步較晚(2008年)，但交付時間卻可能要領先于中商飛(2014年)。在其全球30家(多數為美國公司)系統供應商中，有2家日本企業名列其中，分別負責飛行控制系統和起落架的生產。日本以其雄厚的工業技術實力，要想在世界飛機制造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尚且不易，由此可見中國與西方技術差距之巨大。上述事實充分證明，全球化沒有使中國崛起為德國或日本那樣的一流工業強國。雖然中國經濟結構早已實現從農礦產品向工業制成品生產和出口為主的“現代化”轉型，但中國始終未能實現從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制造轉變的產業升級，而這才是當今時代工業化的真實內涵。迄今，中國依然是“先進技術設備和關鍵零部件”的進口國而非輸出國，技術對外依存度仍高居50%以上(遠高于日本和美國的5%以下)，不但沒有較2006年時有明顯下降，反而有進一步升高之勢。這表明，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事實沒有改變，官方對此也毫不隱晦。這樣的國家縱然有極其龐大的經濟規模，也難以稱得上是一個“經濟超級大國”。

　　結論

　　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雙重效應表明，中國的經濟發展遠非成功;國內產業對西方先進技術和關鍵零部件的持久性依賴，從根本上粉碎了中國依托自由主義全球化實現崛起的神話。

　　中國全球化發展模式的實質是市場列寧主義與全球資本主義的聯姻，這一扭曲的國家資本主義(不當的國家干預)與全球化(貿易和投資自由化)相結合的發展模式，造成了中國的依附發展和對全球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深度依賴，這從根本上偏離了以自主發展為特征的現代化正途，因而也無法構成將所謂的“中國模式”向世界推廣的軟實力。

　　工業化是個現實問題，它絕非如經濟自由主義者們所堅信的——是個能夠自我實現的預言，也絕非只是個時間問題——能隨著經濟的持續增長自然而然地實現。沒有一批“管理專業的本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工業化將毫無希望。中國的依附發展表明，中國企業已被全球化的自由化規則牢牢鎖定在了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主宰中國市場的是外資而非中國產業，中國產業所從事的少量高技術活動在許多情況下也是名不副實的。這充分證實了Amsden的著名論斷：“后起國家(若片面遵循比較優勢原則)專注于低技術產業，未必能夠實現工業化”。因此，僅僅經濟增長一項指標在任何意義上都構不成中國崛起的有力證據;全球化沒有導致中國成為一個新興工業強國，中國趕超西方的前景依然渺茫。

　　時至今日，中國發展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全球化的“現代化陷阱”已在思想和體制上形成強大的路徑依賴，導致中國難以在發展道路的選擇上改弦更張，轉向“內需主導與淺度全球化”相結合的自主發展的新模式，這從所謂的“上海自貿區”的提出和實施就可見端倪。美國也絕不允許中國走上自由主義全球化之外的另類發展道路，以擺脫對全球資本主義國際體系的依附。但問題是，全球化所導致的中國依附發展是一種制度性無出路，這不僅是因為作為全球經濟“最大亮點”的中國經濟增長本身因環境和資源瓶頸的掣肘而越來越難以為繼，還因為“中國崛起”造成的幻象極可能導致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大國政治的悲劇”在遠東重演。

　　這一前景對于試圖通過自由主義全球化將中國改造為和平伙伴的西方世界來說不啻于莫大的諷刺。而對于中國而言，無論出現上述哪種經濟和政治后果，都可能導致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被打斷。當然，更直接和現實的危險還是來自中國自身。經濟的泡沫化和糾正全球失衡的剛性壓力很可能在不遠的將來，觸發中國虛擬經濟“泡沫崩潰”以及實體經濟“去工業化”的雙重危機;后一情形更值得憂慮，因為無論是本國制造業的萎縮還是外資撤出中國(即“去工業化”)，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尚未完成工業化、目前仍主要依靠工業部門創造大量就業機會的發展中的人口大國來說，其經濟和社會后果都是極其危險的，也是比日本泡沫崩潰后的“經濟停滯”更為可怕的經濟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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