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上，人們普遍將大農場、集約化和單作生產的美國農業作為中國的榜樣。美國農業的高產高效的確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糧食，但也存在明顯的問題。資本農業必然帶來小農的破產和農村社區的衰落。集約化農業產生的高效率，也是以資本、科技的高投入和資源、能源的高消耗為代價的。在能源危機和全球氣候變暖的壓力下，美國農業面臨著向可持續轉型的問題。單作農業和“從田間到餐桌”的食品供應體系，在為人們提供廉價食品的同時，也導致了農作物多樣性和食品供應多樣性的消失。中國的農業發展不應該盲目崇拜美國，而應該根據自己的人口、資源和文化習慣，探索適合本國的農業可持續發展之路。

　　上海大學社會學院社會學系 劉春燕 (原文發表在《西部學刊》，有刪減)

　　一、 美國是中國農業的榜樣?

　　現代化是當今社會無法避免的潮流，實現農業現代化一直是中國近代以來國富民強的夢想。農業現代化已經不是有爭論的問題，而是在世界范圍早已展開的過程。當石油驅動的機械替代了人力與畜力，化肥、農藥、殺蟲劑、高產作物品種等農業科技成為生產手段時，我們便已經踏上了現代農業的道路。然而，這個過程困難重重，龐大的農村人口、城鄉發展不平衡、農村公共基礎建設缺乏、環境污染等，一直是亟待解決的問題。1996年以后，中國農村發展進入一個新的困難期，“三農”問題成為關注重點。這些問題包括，小農經濟依然是主要方式、農民收入低、城鄉差距、嚴重的水、土壤、空氣的污染等(蘇楊、馬宙宙，2006)。 在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思路上，學者們普遍將美國作為現代農業的楷模，希望中國在農業政策、經濟、科技、城鎮化、土地集中、大公司模式等方面，借鑒美國的農業經驗(郭振宗，2009;韓偉，2011)。目前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不再是化肥、農藥、農業機械的問題，而是美國農業的整體模式，包括土地私有化的大農場、大公司農業、美國農業的衍生品，以及讓“糧食巨人”在中國實現“從田間到餐桌”的產業鏈。一些學者呼吁采用農業企業模式，認為這是美國等發達國家農業的重要特征，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重要途徑(胡鞍鋼、吳群剛，2001;陳弘仁，2002;楊志，2005;崔建、馮智強，2007)中國農業應該像美國那樣，實現“從田間到餐桌”的產業鏈(戴孝悌、陳紅英，2010;王英姿、黎霆，2013)。美國農業甚至被作為環保的榜樣，是“低碳農業”、“綠色農業”、“循環農業”等可持續的生產方式(鄢小兵，2011;郭鴻鵬、馬成林、楊印生，2011;朱麗娟、劉青，2012;王宗凱、曹禹，2012)。網絡上有關美國農村美麗風景的圖片，被無數網站轉載和散播，這些被挑選的虛幻信息，增強了普通百姓對美國農村的浪漫想象。 人們似乎忘了，中國農村正在經歷的嚴重污染，正是工業化農業的產物。 全面客觀地認識美國農業是必要的，既要認識到這種生產方式的長處，也要認識到其所存在的問題。全球范圍內的糧食短缺一直存在，人口增長和經濟發展的趨勢，使糧食安全成為時刻懸在人類頭上的一把利劍。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全球人口增長一倍的情況下，農產品的總供給依然超過總需求，農產品價格持續下降(Spielman, D. and Pandya-Lorch, R., 2009)。美國農業用不足全國2%的人口，生產出足夠本國食用且能大量出口的糧食，這不能不說是集約化農業創造的奇跡。美國農業之所以被推崇，是因為人類至今沒有找到更好的高效農業模式，以緩解來自全球糧食安全的壓力。但這并不意味著美國農業不存在問題。如果我們相信“福禍相依”的道理，便不會天真地以為，美國農業既是高效農業，又是農民致富的途徑，還是綠色環保的未來。

　　美國農業生產方式有向全球擴展的傾向，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也存在推進本國工業化農業的利益群體。美國農業與小農經濟具有很大的差異：大規模的私人農場、高科技和高投入的集約化農業、單作和專業化生產區域、豐富的農業衍生服務等等。然而，兩種農業模式的差異，并不僅僅是文化比較下的“各有千秋”，而是“現代與傳統”、“先進與落后”的價值判定。中國很多學者對美國農業特色的介紹，目的在于“借鑒美國集約農業的成功經驗，加快中國集約農業建設，早日實現農業現代化生產”(吳迪，2013)。當美國式農業作為一種進步文化被成功推銷的時候，發展中國家更加難以理性選擇自己的道路。無論從人口規模還是發展速度，中國未來的農業發展都必將對世界產生深刻的影響。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應該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謹慎地選擇農業發展的未來。本文主要從環境視角介紹美國農業的環境問題與風險，以幫助我們全面了解美國農業，并根據自己的國情合理選擇中國農業未來的發展道路。

　　二、 美國農業的環境問題與風險

　　美國農業被稱為資本農業、工廠化農業、集約農業和單作農業，這種農業以越來越少的人力成本、越來越高的投入，徹底改寫了傳統農業中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創造了高效農業的奇跡。美國農業模式并不是從來如此，它經歷一個世紀的發展并排擠了小農，這一過程充滿了強制。美國農業的成就依靠資本、資源和能源的高投入，通過科技的手段人為促進土地產出，創造出越來越復雜的人造農業系統，同時也使人類面臨越來越高的環境風險。美國農業模式的環境問題和環境風險包括：(1)小農的消失、農村衰落和環境公正;(2)農業資源退化、能源危機和全球氣候變暖;(3)農作物和食品供應多樣性的消失與食品安全。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美國農業的投入、資源和能源的消耗已經達到了極限，但增產的效果卻不再明顯。在農業資源枯竭、能源危機、全球氣候變暖等環境問題的壓力下，這種農業生產方式正面臨著向可持續農業轉型的問題。

　　(一)小農的消失、農村衰落與環境公正

　　美國現代農民與中國人意識上的小農有本質區別。小農或自耕農被成為yeoman，曾經在美國歷史上大量出現，如今則基本上消失了。小農世世代代從事自給自足的傳統農業，生活圈子主要是親戚、村民、朋友等熟人社會;而美國現代農民與其說是農民，不如說是投資農業的資本家、銀行家、工廠主和企業家。他們與其他企業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投資的領域，在生活方式上與城市居民也并無區別。從農村景觀來看，美國的大農場是一望無際的田野，種植著同一品種的作物;而小農的土地則像是“馬賽克”拼圖，由種植著不同作物的小塊農田鑲嵌而成。美國農民通過規模效益降低成本并占領市場，而傳統小農則通過多樣化種植避免單一作物歉收帶來的風險。美國一望無際的大農場，是以無數小農的消失為代價的。

　　1. 美國小農的消失 美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大量的自耕農，在經過一個世紀的破產之后，他們徹底消失了。隨著越來越高的投資和科技，美國農場的規模越來越大，雇農、小規模的農場也被淘汰，從事農業的人口急劇減少。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家庭農場從500萬下降到200萬，到2005年則不足57萬。 1910年前后，美國農業發展出現轉折點，農業人口開始持續下降。1830年，美國農業人口達到總人口的70%，一個農業勞動力養活4人。1910-1920年，農業人口的比重下降到30%以下，1940年中后期則繼續下降到7-10%。1980年以后，1個農業人口供養80人，農業人口比例低至1.8%。

　　學者們從不同的理論解釋了美國小農的消失的過程。經濟學家從自由市場和個人選擇的視角，將美國小農的消失看成是城市快速發展、小農受到城市吸引主動離開的結果。大片荒地和缺乏勞動力，是大農場得以形成并采用機械生產的前提。這種理論深刻影響了中國學者，他們認為城市化、經濟發展與農業科技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美國經驗對中國有借鑒意義(楊靳、廖少廉，2001;蘇津津，2010;劉鵬，2013)。然而，歷史學者通過文獻、檔案和政府文件的閱讀，人類學家通過走訪當地農業社區，則看到了另外一種小農消失的過程。在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和有利于大農場政策的支持下，自耕農、佃農和小農場在美國消失了。

　　(1)首先是資本對小農的驅趕。資本通過購買土地擴大農場規模、采用機械等農業科技，生產出大量廉價的農產品迫使小農破產。美國歷史上出現了幾次大規模的“谷賤傷農”的過剩危機體現了這一過程。1935年以來，有470多萬家農場因破產被兼并。

　　(2)農業科技加速小農破產。不斷翻新的農業科技并不是為了解決勞動力短缺，而是資本生產廉價品占領市場的工具。1932至1935年，約有300萬人因采用新農業機械而失業。1970年以前，美國南部一些煙草和棉花農場還屬于勞動密集型農業，如今連番茄都采用了機械采摘。現在正在推進的工業化養殖，又將迫使一批實力不足的中型農場破產。

　　(3)美國農業政策加速小農破產。美國每一次農業政策調整都有利于大農場。上世紀30年代的農業危機，政府選擇“農業補貼”而不是“價格干預”保護農業，大農場成為農業補貼的最大受益者。他們用補貼購買新機械，進一步加速了小農和雇農的破產。農業補貼與農作物面積和產量掛鉤，農場規模越大獲得的補貼越多。據美國農業部估計，大約30%的大農場獲得了大約70%的補貼。 自耕農在美國消失的歷程并不美好，充滿了強迫、不公平和苦難。美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斯坦貝利的代表作《憤怒的葡萄》，反映的就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農業危機中的小農苦難。通過喬德一家的經歷，表達了資本進入美國農業后，小農遭遇破產后的無奈、希望、迷惘和不滿，以及從不滿到憤怒、從憤怒到絕望的心理過程。作者隨著俄克拉荷馬州破產農民一路流浪到加利福尼亞，破產小農的苦難令他非常震驚：“有五千戶人家即將餓死，問題十分尖銳……”

　　2. 農村貧困、衰落與環境惡化 美國自耕農經歷了一個世紀的消耗，在數量上已經微乎其微，但其消失的后遺癥依然存在。絕大多數被迫離開家鄉的小農，由于不適應農業以外的生活，在城市生活得并不好。歷史上的農業社區，至今承受著貧困、衰落與環境惡化的后果。 首先，農村社區的人口減少與貧困。美國歷史上以農業著稱的社區，至今無法擺脫失業、貧困和青年離開的困境。加利福尼亞大學人類學系主任MacCannell說：“在土地和資本集中的農業中，我們發現極低的家庭平均收入、高度貧困、低教育率和種族間經濟不平等”(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1986)。大公司農業聲稱他們能夠促進農村社區的經濟增長，還能提供工作機會。但根據GRACE(The Global Resource Action Center for the Environment)的報告，大公司農業并不會給當地人帶來工作機會，卻更傾向于減少雇傭以降低成本。他們從外地而不是當地購買更便宜的農用物資，難以促進地區經濟增長。有毒有害的物質則留在當地，消除有害影響的負擔落到當地居民頭上。 其次，農村社區公共服務的缺乏。大農場意味著越來越少人口、學校、教堂、公共機構和零售店。老農業社區的居民不僅面臨失業與貧困，還會因為人口減少和稅收缺乏，面臨學校、交通、教堂、醫院等公共服務機構匱乏的困境。為改變農業社區教育、醫療資源不足和環境衛生惡化的局面，美國政府和學者做了很多努力卻收效甚微。

　　再次，農業資源枯竭與環境污染。美國大農場主與傳統小農的最大區別在于，小農世世代代生活在當地社區，農業資源的可持續、農村社區的繁榮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而大農場主最關心的是利益最大化，社區發展、土地資源和產品質量都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投資農業的資本不會固定在當地，他們隨時準備轉向其他地區或領域，只有農業資源枯竭和環境惡化，是資本農業留給農村社區的后果。如今，一些衰落的美國農村社區，為了獲得稅收和解決就業，甚至希望垃圾處理廠進入社區。然而，社會學家的研究表明，這樣的做法根本無助于解決就業和增加稅收，反而因加重污染陷入新的困境。

　　3. 環境公正與全球化后果 美國小農群體的消失與農村社區的衰落，也是環境不公正的體現。小農經濟不同于資本農業生產方式，他們有自己的生活圈、價值觀和文化傳統，并在長期的農耕生活中積累了獨特的自然知識。并不是每個人都喜歡工業化農業，也并不是每個小農都能快速適應城市生活。自耕農在美國的消失經歷了長期的痛苦，其深遠的影響至今難以徹底消除。工業農業和公司農業的繁榮是以無數小農及其生活方式的被迫消失為代價的，農業資本的利益也是建立在農村社區的衰落和資源枯竭的基礎上的，這個過程違背了環境公正的原則。 隨著美國糧食巨人的全球擴張，其他國家的小農也經歷著破產的過程。美國式農業或其農產品所到之處，小農及其社區都會經歷貧困、衰落和資源枯竭的苦難。1985-1995年間，泰國的農業出口增長了65%，但43%的農村人口卻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玻利維亞在經歷了從未有過的五年高出口量之后，到1990年卻有95%的農業人口每天收入不到1美元;上世紀70年代，巴西的大豆出口量大增，面臨饑餓的巴西人卻從60年代的1/3擴大到80年代初的2/3。同時，那些大量進口美國政府補貼的廉價農產品的國家，如墨西哥、哥斯達黎和海地，當地小農也無一例外地遭遇到了破產。

　　(二)農業資源退化、能源危機與全球氣候變暖 美國農業的高產出是以高投入為前提的，越來越高的投資讓農場主不堪重負。

　　每當石油價格上漲的時候，農業成本更是大大增加。2008的石油上漲使生產成本比2007年增加了222億美元，達到創紀錄的2792億美元，占家庭農場毛收入的75%。一位中國記者在美國農場的采訪記錄也可以說明這一問題。 這個家庭農場加牧場有3000英畝，在美國只能算中型。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積累的農業機械總價值約22萬美元，但依然面臨落伍的局面。當時有20%的美國農場已經開始用直升飛機管理耕作，很多中等規模的農場和幾乎所有的大型農場早已安裝了GPS定位系統。為了保持競爭力，這個家庭農場不得不花7500美元購買了帶GPS全球定位系統的自動駕駛拖拉機。每年的投入高達39萬美元，收入只有約40萬美元，年利潤共約1.8萬美元。如果沒有政府的農業補貼，連1萬美元的利潤也賺不到。即便如此，農場畜牧業也極有可能被正在擴張的工業化養殖擠垮。 美國農業的前景并不被看好，不僅農業投資已經達到極致，資源與能源的消耗也越來越高。集約化農業的前提是資源和能源的高消耗，科技不斷突破土壤、水、生態環境的制約。農業科技的每一次突破，都將人類推向更復雜的人造環境的風險之中。化肥的發明是為了解決過度墾殖的土壤肥力枯竭問題，卻最終造成了土壤板結。二十世紀中期以后，化肥的使用量在持續增加，但糧食產量卻并沒有隨之增加(Brown, L., 1996)。農藥和殺蟲劑的使用促進了增產，但也使作物變得更脆弱。害蟲在長期使用中形成抗藥性，產量卻沒有隨農藥用量的增長而提高。除草劑的發明曾經被宣傳為免于翻耕破壞土壤的環保科技，最終卻是土壤、水和生態進一步惡化的元兇。生物科技與基因技術是繼農藥、化肥后的新發明，長期的后果至今并不明確，但無疑隱含著更大的環境風險：

　　(1)生物科技需要更高的農業投入;

　　(2)抗毒基因如B.T.毒素在人體集聚的后果，至今沒有任何長期研究;

　　(3)單一基因改造的作物沒有明顯增產，卻更容易受到病蟲害的攻擊;

　　(4)基因改造作物的大規模種植，造成很多古老物種的滅絕;

　　(5)通過花粉的傳播，基因改造作物對同類可能產生不可預料的后果，如制造出超級雜草等。 美國農業嚴重依賴化石燃料，能源危機與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使美國面臨向可持續農業轉型的壓力。當美國式農業在全球擴散的時候，其后果更是災難性的——全球性的能源危機、水、土壤等資源不堪重負、無法預料的環境災難。許多美國學者呼吁盡快向生態友好型轉變，遭到固化利益集團的反對，阻礙與鼓勵創新的力量同時并存。為了使美國在未來可持續農業中依然領先，創新最終需要沖破阻力(Weiss, C. and Bonvillian, W. B., 2011)。

　　1. 農業資源退化，集約化農業必然帶來土壤、水、生態資源的過度利用。機械、化肥、農藥、生物科技的發明，通過人為干預自然獲取最大收益，卻因追求短期效果、單一改造帶來更大問題，需要不斷追加成本以彌補缺陷。科技無法創造復雜、共生與自我更新的農業新系統，卻使古老的農業資源遭到嚴重破壞。 首先是土壤的退化，包括流失、肥力枯竭、板結與污染。農業機械替代勞動力，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卻使優質地表土在反復翻耕、播種、施肥過程中流失嚴重。美國中西部農田地表土，早年深達6英尺，目前只剩下6寸。自1960年以來，農田地表土流失了一半。每年有31億噸的土壤流失，流失速度是形成速度的17倍。另外，過度灌溉、取消休耕、過度耕種也是土壤退化的根源。化肥的發明可以暫時提供肥力，卻需要更多的化肥去補充(Jeffries, P., et al., 2003)。過度使用化肥，不但大大減少土壤有機質，造成板結和污染，產量卻隨化肥用量的增加而降低。 其次是水資源的退化，包括污染和過度消耗。美國農業生產中對水資源的過度使用，已經嚴重威脅到農業持續發展和居民生活。北美大平原的奧克拉拉(Ogallala)地下水體被農業灌溉嚴重消耗，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如果集約化農業被干旱缺水的國家采用，其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在印度，化肥、農藥和機械的大規模使用增加了灌溉需求，被過度抽取的地下水加劇了土壤鹽堿化的過程(Mollinga, P., 2010)。水資源退化的另一原因是化肥、農藥導致的水體污染。美國每年使用的殺蟲劑、除草劑在4.5-5億磅，這些化學藥劑進入河流和地下水，最先進的過濾系統也無法將它從飲用水中完全清除干凈。美國有31個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問題，1958-1983的二十五年間，衣阿華州大泉盆地(Big Spring Basin)地下水中的硝酸鹽濃度增加了3倍。 再次是農業生態環境的退化，包括土壤中的微生物、田間昆蟲、農田邊界等生物共生系統。美國大規模的單作農業，用科技替代了農業生態自身的服務。化肥、殺蟲劑的使用不僅污染了河流和地下水，還毀滅了農業共生系統，使農作物更為脆弱也更加依賴科技。因為使用非有機的氮肥、殺蟲劑和頻繁耕作，工業化農業大大降低了土壤中有益菌群的多樣性、豐富性和功能(Johansson, J. F., et al., 2004; Oehl, F., et al., 2004; Treseder, K. K., 2004)。但傳統的小農經濟則利用生物共生的原理維持生產，蚯蚓、蜜蜂、蠕蟲、真菌與病毒都會發揮作用，甚至小塊農田的邊界對系統的維持和修復也具有重要意義。

　　2. 能源危機與全球氣候變暖 美國農業依賴石油的高消耗，3000億公斤糧食，是建立在消耗6000-7000萬噸石油、800萬噸鋼鐵和大量的磷、鉀等肥料的基礎上的，因此又被稱為石油農業，通俗又形象的說法是“吃石油(Eating Oil)”(Jones, A., 2003)，“我們吃的石油(The Oil We Eat)”(Manning, R., 2004)，“吃化石燃料(Eating Fossil Fuels)”(Pfeiffer, D. A., 2006)，“土壤不是石油(Soil Not Oil)”(Shiva, V., 2008)。建立在廉價能源基礎上的食物并不經濟，但這種便宜食物的消費卻被美國軍方保護，全國1/5的石油消費被用于生產和運輸食物(Pollan, M., 2006: 83)。人們對工業化農業的普遍估計是，每10卡路里的化石能源生產出1卡路里的食物(Manning, R., 2004; McCluney, R., 2005)。相比較傳統小農1卡食物僅消耗0.05-0.1卡熱能，美國1卡食物需要消耗0.2-0.5卡熱能(張忠根，2001)，每人每年的食物需要消耗1噸汽油。每當石油生產動蕩的時候，農產品價格隨之上升。2007年初的石油價格是55美元每桶，2008年5月則超過135美元每桶。石油價格的上漲帶動化肥上漲49%、飼料上漲20%、燃料和能源上漲16%、種子上漲11%。石油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資源，人們對其未來的持久性產生疑慮。 全球氣候變暖問題和環保運動，使美國農業面臨轉型的壓力。工業化農業被認為是溫室氣體的主要制造者。根據IPCC(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f Climate Change)的報告，空氣中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氮的濃度，在過去的六十五萬年中遠超自然范圍。自1974年以來，溫室氣體的排放增長了70%(IPCC, 2007)。工業化農業的溫室氣體排放占到22%，比全球交通部門排放的還要多(McMichael, A., et al., 2007)。工業化農業產生溫室氣體的機制有很多，甲烷的生產主要由封閉的動物飼養(CAFOS)模式導致，農業活動是全球甲烷排放的50%。絕大多數的一氧化氮排放來自氮肥，農用土壤是全球一氧化氮排放的75%(Scheehle, E. A. and Kruger, D., 2006)。農業中二氧化碳的生成機制是：

　　(1)農業機械如拖拉機、收割機、灌溉設備等使用的化石燃料;

　　(2)化肥、殺蟲劑等生產中使用的化石燃料;

　　(3)植物呼吸、土壤中有機碳及農作物殘留的氧化過程，因化肥、農藥對土壤生態的破壞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4)大面積單作農業使生態系統失去修復損傷的彈性，需要投入更多的化學與機械，從而增加了溫室氣體排放;

　　(5)大面積單作農業的毀林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 現在美國農業轉型的基本思路有兩種：一是科技創新，通過發明環境友好型能源替代現在的化石能源;二是回歸傳統小農模式，更多地使用人力、自然肥源和傳統農業智慧滅蟲(Weis, T., 2010)。但兩種轉型思路都受到質疑。2007年，美國玉米生產的30%，也就是世界玉米生產的12%變成乙醇生產的原料(FAO, 2009)，但乙醇汽油在環保上的符號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這種生物能源不僅價格昂貴，且并不一定會降低碳排放(Pimental, D. and Patzek, T., 2005)。小農生產方式雖然綠色環保，卻因勞動力、食品價格過高、農業生產者收入較低等關鍵因素，難以成為替代工業化農業的主流模式(Woodhouse, P., 2010)。

　　(三)農作物與食品供應多樣性的消失與食品安全

         大規模單作生產和“從田間到餐桌”的食品供應體系，是美國農業的重要特征。從生物多樣性的角度來看，單一品種甚至單一基因作物大規模生產，并不像攝影圖片展現的那樣美好;由美國少數“糧食巨人”控制的“從田間到餐桌”的食品供應體系，也隱含著巨大的食品安全問題。單一作物的大規模生產，不僅導致農產品多樣性的消失，且更容易受到病蟲害的攻擊;美國人飲食結構長期由廉價、單一和高糖高脂的食品組成，少數大公司控制的單一食品供應體系是不健康飲食的重要原因。 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的定義，食品安全(food security)指的是：所有人在所有時間，能夠在物質上和經濟上獲得充足、安全和營養的食物，以維持一種健康、有活力的生活。這里的食品安全，既包括充足的含義，也包括營養、安全與健康。美國大規模的單作農業生產和單一食品供應體系，對充足、營養、健康的食品安全構成威脅。

　　1. 農作物多樣性消失 美國農業屬于大規模單作農業，大面積的土地年復一年地只種植同一品種甚至同一基因的作物，頂多是簡單地輪作，從玉米換成大豆，再從大豆換成玉米，造成了美國農產品種類越來越少。自南北戰爭以來，玉米、高粱、大麥、燕麥、水稻、大豆、油料、棉花、奶類、花生、糖類、羊毛和馬海毛、蜂蜜、蘋果、干豆類約20種農作物，幾乎可以覆蓋美國所有大宗農產品。單作農業導致全球40%的6億公頃耕地只種植大麥、小麥、玉米和大米4種作物。近年來，大豆、非洲油棕的單作面積也大幅度增加。 單作生產是資本農業為降低管理成本、追求經濟效益的結果，也是美國農業政策導向的產物。單一品種的農作物有利于機械化的統一管理。另外，資本投資農業的目的是銷售獲利，大規模單一產品有利于降低成本和占領市場。而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則往往通過多樣化種植，規避特定品種的作物歉收帶來的風險。他們即便種植同一種農作物，如大米，也必然是不同種類和不同基因的大米。而美國的農業補貼也集中在幾類大宗產品上，導致農場主種植的種類非常有限，這也是其作物種類大幅減少的原因。 大規模的單一品種甚至單一基因的農作物種植，違背生物共存的規律，摧毀了人類長期積累的多樣性農產品種類，隱含著嚴重的食品安全問題。大量的研究表明(Paoletti, M. G., et al., 1992; Matson, P. A., et al., 1997; Tilman, D., et al., 2002; Green, R. E., et al., 2004; Jackson, L., et al., 2005; Millenninm Ecosystem Assessment, 2005; Sachs, J. D., et al., 2009)，物種多樣性的喪失往往是由于生長環境的消失和現代農業用單一基因作物替代傳統多樣物種的結果，而這種趨勢正在向全球擴散。轉基因科技則進一步加劇了多樣性物種消失的步伐，原因在于：

　　(1)受高產雜交品種的排擠，很多自然種子資源終止了幾千年的遺傳連續性，它們借以保持種質互換的許多野生親緣已經不復存在;

　　(2)基因技術造成更大范圍的單一作物，并通過對復雜物種的單一特性的抽取，拋棄那些被長期進化或培育的當地品種。這些所謂基因改造的新品種，很可能短期內保持了某種優勢特性，但卻并不能持久;

　　(3)最有勢力的少數跨國種子公司的固化利益與霸權，對全球多樣性地方物種滅絕也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農作物品種多樣性的消失使農業體系異常脆弱，且缺乏自我修復的能力。這使一些病蟲害的大規模爆發變得無法控制，在遭到特殊病蟲害攻擊的時候，極有可能造成全球范圍內的大幅度絕收。早在七十年代，玉米育種領袖D. F. Jones就曾經警告說：“基因一致的物種在嚴密控制各種害蟲的、條件適合的實驗中產量很高，但是，當外部條件達不到要求的時候，新病毒會給作物帶來災難性的后果”(Perelman, M., 1978: 47)。1970 年，美國玉米的確遭受到這樣的滅頂之災。大面積連年種植的某一雜交玉米新品種 ，因特別容易感染玉米小斑病菌(south corn leaf blight epidemic)，致使全美15%的玉米產區顆粒無收，還有一些地區的近一半玉米絕收(Tatum, L. A., 1971)。

　　2. 食品供應多樣性消失 美國農業生產中的各個環節，如種子、除草劑、化肥、農藥、加工、運輸、銷售等，都經歷了與大農場擴張類似的過程，結果就是幾個資本雄厚的大公司，構成“從田間到餐桌”的食物供應鏈，他們被稱為食品供應的“糧食巨人”。種子和除草劑由孟山都提供，化肥和農產品收購則由嘉吉公司負責，沃爾瑪等大型超市為人們提供食物成品或半成品。美國的三大食物聯合體——康格拉食品公司和杜邦，嘉吉和孟山都，瑞士芝諾華醫藥保健集團和ADM——決定了絕大多數美國人每天“吃什么”和“怎么吃”的問題。 由少數巨無霸公司提供的單一食品供應體系，造成的環境問題包括：非本地生產的食品在運輸過程中的能源消耗，食品制造、加工、包裝過程中的各種損耗，過期食品帶來的浪費等等。單一食品供應體系在營養和健康方面也存在嚴重缺陷。在資本對利潤的追逐下，農產品種子的選擇標準是產量高、外型好、高能量。價格低廉是第一位的要素，產品質量和健康則不被納入考慮范圍。這也就是為什么工廠化的作物和牲畜，在添加劑和抗生素的作用下，產量高卻不健康也不好吃的原因。美國農產品無論是谷物還是蔬菜、水果，都屬于高產品種或轉基因品種，外表光鮮亮麗、價格低廉但品質不高。這些農產品在生產過程中充滿了農藥、化肥、催熟劑和抗生素。例如，為了保證機械能夠統一采摘，番茄會使用化學藥品統一催紅。超市里充滿了成品或半成品的灌裝食物，防腐劑、人工色素、食品添加劑是必然的。 美國食品安全的標準只是化學劑量上短期無危險，并不對累積性毒害的長期影響進行檢驗。各地超市里的谷物、蔬菜、水果、禽蛋、肉類千篇一律地驚人相似，因為絕大多數都屬于同一公司的產品，采用同一標準生產：高熱、高脂、廉價。食物的品種、口味、外形從種子時期就被限定，化肥、農藥、添加劑與此同類。單一食品供應類型使絕大多數美國人早已失去食品選擇權，只能被動地接受“糧食巨人”提供的標準產品，這使美國人飲食結構非常不健康：他們很少吃蔬菜、水果，以肉食、人造高糖玉米糖漿、氫化植物油制造的高糖高脂食物為主。由于缺乏健康和多樣化的谷物、蔬菜與水果，美國過度肥胖群體數目龐大，由此導致的疾病也非常普遍。如今，他們的食品支出從過去的16%下降到9%，但醫藥費開支卻從過去的9%上升到17%。 在缺乏對比的環境中長期生活，絕大多數美國人對飲食健康缺乏認識。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勢力強大的“糧食巨人”受到美國政治的支持，加上主流的教育、科研、媒體機構的作用，絕大多數美國人無論是在意識上、還是生活習慣和口味上，都早已習慣了這種飲食方式。但如果你是從一個多樣化食品環境來到美國，就會非常明顯地感覺單一、乏味和不健康。然而你卻沒有選擇食物的權力，因為到處都充滿了這樣的食物。當你意識到無權選擇“吃什么”的時候，這種感受令人窒息。 隨著美國“糧食巨人”在全世界擴張，健康、安全的食品供應變成全球問題。食品安全同時具有政治含義，關系到一個國家和地區對于食品控制的權力。上世紀70年代，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說：“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人類。”通過向不發達國家提供“糧食援助”或廉價食品，美國政府在國際政治上獲得更大話語權。美國的“糧食巨人”也依賴政府的糧食補貼和廉價石油，得以在全球范圍低價傾銷產品，致使地方多樣性作物的消失。例如，中國東北本地大豆，在低廉、出油率高的轉基因大豆傾銷中逐漸消失。

　　三、探索中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在通常的敘述中，美國農業是高科技、現代化、高效率農業的典范。

　　上千畝的大農場只需幾個農民操作，平均一個美國農民養活一百多人的神話被廣泛宣傳。美國農業的高效率為世界提供了大量的糧食，但這種農業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尤其是對農業生態造成無法挽回的傷害，隱含著極大的環境風險。早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農業實踐經驗就表明，資本和科技提升產量的空間已經非常有限，但對社會和生態破壞的負面影響卻在持續顯現。美國的“糧食巨人”于是將目光投到發展中國家，希望通過技術、生產方式的全球推廣贏得最后的利益。 美國的農業生產方式有其國情和歷史，這個過程充滿了利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強迫。這種農業體制并非自由市場的結果，在初期就受到市場缺陷的深刻影響，并得益于美國政府早年為農業革新打下了的研究基礎，表現出對科學和技術教育的極大支持(World Bank, 2008; U.S. Dept. of Energy, 2011)，從而導致不對稱的體制創新能力，很少有資助傾向于發掘本地傳統資源、投入生態方式的革新。美國農業首先獲得國家農業部的支持，在政策上對大農場進行補貼和價格支持，地方州政府也通過贈地大學的項目、教育與研究增強了這種模式的流行。主流政治和媒體大力支持和宣傳美國農業科技，卻對環境問題、食品安全避而不談。在歐洲比較注重的轉基因問題，在美國卻基本沒有討論，轉基因食物也從來不做標識。 中國有自己的國情、歷史與傳統，不應該盲目推崇美國式農業，而要根據自己的人口、資源和文化習慣，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在農業可持續問題上做出貢獻。如果美國式農業在中國成功推廣，我們至少應該考慮到以下后果：

　　(1)中國社會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容忍小農的破產?中國人對美國農業有美好的幻想，以為能夠使中國小農走上富裕，農村社區擺脫困境。但無數事實表明，美國式農業是資本農業對小農方式的替換，其后果必然是小農的大量破產。我們的社會在多大程度上稀釋大量小農破產的后果是我們必須要考慮的。

　　(2)資源、能源與環境的可持續性。美國農業是高投入高產出的農業，無論是在資本投入和政府補貼、能源和資源消耗上，都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很難有更大的突破。這種農業與美國土地遼闊、能源、資源豐富，但地廣人稀的生態背景有關。但中國的人口卻是美國的近5倍，人均耕地面積不足美國的1/10，資源和能源更為緊張。如果實行美國式農業，不僅需要投入很高的資本和科技，還要考慮水、土壤等農業資源的承受力。

　　(3)食品安全、健康與飲食習慣。美國農作物品種單一甚至基因相同，必須以更高的化肥、農藥投入進行維持。一旦環境發生改變或保護措施不足，極容易產生絕產的后果。少數“食品巨頭”控制的單一食品供應體系，廉價卻不健康。在中國人的理念中，多樣化的食品代表更健康的生活。一旦美國式農業在中國推廣，作物品種必定大大減少，不健康的飲食帶來的醫藥費負擔也是需要考慮的問題。 美國在向全球推銷農業科技和廉價糧食的同時，也在推銷其農業生產方式。孟山都、嘉吉、ADM等國際種子、農藥、生物科技公司，是推動美國農業全球化的重要力量。我們在認識美國農業的高效率、高科技的同時，也應該明白這種生產方式所需要支付的代價、其向可持續農業轉型的壓力和困境。中國應該根據自己的人口、資源和環境情況，在保障糧食安全的前提下，探索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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