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政治家中,布熱津斯基是一個無論就其頑固維護美國統治階級整體利益和對當局的政治影響力,還是在全球版圖為美國進行戰略設計、能夠發現和抓住最主要的東西、頭腦清晰、觀察細致、比較地正視現實的人物。
他在美國政治中的這種特殊地位,也許要從20世紀70年代說起。1970年他在美國《外交》雜志撰文,提出“必須建立新的、更加大膽的視角,建立一個由發達世界組成的國際社會,能夠有效地應對全人類的各種問題”。然后是1971年出版《兩個時代之間》,稱“世界權力應當交給建立在日本、歐洲、美國這樣一個三角經濟關系基礎上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手中”。——現在世界已經習以為常地接受的所謂“政治經濟新秩序”、所謂“國際社會”,到底是什么東西,權威的解釋原來在這里。
他的名號,是吉米·卡特出任美國總統時候的國家安全顧問。2013年,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英國《經濟學家》刊有《貝拉克·奧巴馬的新大腦屬于78歲但仍運行完好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吉米·卡特的前安全顧問》。一家阿根廷網站援引美國歷史學家韋伯斯特·塔普利《奧巴馬,后現代政變》一書的一個重要判斷:“布熱津斯基是幕后真正的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戰略,比起服侍過喬治·W·布什左右的那些新保守派人士來說,更加陰險和瘋狂。”
他在中國的名聲,最早來自1998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那是一本從他的立場論證蘇聯解體歷史必然性和美國獲得世界霸權的歷史必然性的著作,活脫脫一幅美國世界霸權權威發言人的面孔。和弗朗西斯·福山關于“歷史的終結”的著作一樣,他們都毫無余地地宣稱,世界歷史完全在美國的掌控之中,只能按照他們的設計運行,此外別無選擇。這兩部著作,在中國主流學術界得到的,要么是贊嘆和欽佩,要么是無聲的認可,很少反駁的、有理論分量和得到支持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似乎歷史就是這樣、也只能是這樣了,我們無話可說。
已經過去16年,面前是2014年7月22日西班牙《國家報》的一篇文章《布熱津斯基:沒有一個大國能稱霸》。和《大棋局》相比,人們在這里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另一個美國、另一個布熱津斯基。布熱津斯基的腔調在改變,不可一世、君臨全球、躊躇滿志的世界霸主的逼迫人類懾服的聲音,正在變為基于無奈的嘆息,而且嘆息連著嘆息。嘆息什么呢?
第一個嘆息,美國設計和控制的世界體系——《大棋局》稱之為美國占據全球“至高無上地位”、對美國方式的模仿“遍及全世界”、美國“管理”歐亞大陸、歐洲是美國的“仆從國”、俄羅斯只配做“小伙計”的世界體系——,變得“世界群龍無首、雜亂無章”,“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模棱兩可的時代,任何問題都沒有明確的答案”,“當今世界正面臨分裂、混亂、矛盾、雜亂無章的現狀”。
第二個嘆息,美國需要一個由它管控的“統一的歐洲”,用以對付俄羅斯,作為控制歐亞大陸的橋頭堡?,F在的歐洲卻步調不一,而且出現了“旨在實現民族主義目標的獨立運動”。因為英國的建設性作用日趨減弱,蘇格蘭可能從英國分離出去。加泰羅尼亞何去何從很難預料,但必將使已經為金融問題頭疼的西班牙更加手足無措。
第三個嘆息,《大棋局》談到1991年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戰爭,說那次戰爭“使那個經濟上至關重要地區變成美國的一個軍事保護地”。自那以后,美國的大規模入侵完全毀滅這個國家,甚至美國當局關于這場戰爭的評價,“勝利”的吹噓也越來越淹沒于“失敗”的反思。美軍在名義上已經撤出。今天世界看到的是,這個對美國來說“經濟上至關重要的地區”,并沒有成為使布熱津斯基滿意的、有效的什么“軍事保護地”,美國在軍事上不得不繼續深陷其中,卻有未見得有多大的保護能力。一股美國培植起來,目的在干涉敘利亞內政、顛覆敘利亞巴沙爾政權的軍事力量,跑回伊拉克,建立一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S),把按照美國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和由美軍顧問培訓的政府軍打得落花流水,直接威脅首都巴格達的安全,美國不得不派飛機連續轟炸。美國媒體告訴世界轟炸的輝煌戰果,也在透露轟炸成效的有限和進一步加大轟炸力度的消息以及是不是需要派出地面部隊的猶豫不決。美國國防部8月29日叫苦,從6月中旬美國在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平均每天花費750萬美元,以后也許會不夠。布熱津斯基何以嘆息呢?不論美國花多少錢和怎樣介入,他看到的只是伊拉克依然“暴力升級”!
第四個嘆息,敘利亞問題。2013年,敘利亞成為國際斗爭的一個焦點。在美國的戰略路線圖上,敘利亞應該變成下一個利比亞、巴沙爾應該變成下一個卡扎菲。美國的孤注一擲的謀略,是借口巴沙爾政府使用化學武器,直接發動軍事入侵。整個西方媒體跟著白宮指揮棒,齊聲鼓噪巴沙爾政權罪惡滔天。布熱津斯基一度完全沉浸于西方自己編造的謠言,在英國《金融時報》刊文,向奧巴馬提出一個帶有緊迫性的建議,就是抓住這個“絕無僅有的機會”,先做道德文章:強調敘利亞當局“犯下了令人深惡痛絕的道德罪行”,“超出了人類文明的界線”,煽動“全人類譴責這種道德之惡”,“使這場悲劇性沖突的道德層面更加明確并引起人們重視”。由此再“美國帶頭”,拉上英國、法國、歐盟以及中國、印度、日本,通過一個聯合國決議。然后名正言順地動武。這真讓人前引美國歷史學家韋伯斯特·塔普利的那個重要判斷:“布熱津斯基是幕后真正的有影響力的人物。他的戰略,比起服侍過喬治·W·布什左右的那些新保守派人士來說,更加陰險和瘋狂。”其陰險和瘋狂躍然紙上。
可惜奧巴馬尚未來得及操作,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使用化學武器的不是巴沙爾當局而正是美國豢養的反政府武裝。布熱津斯基根據西方謠言的設計落空,本人圖快出丑。事情后來的發展,巴沙爾由于得到國內人民的普遍支持連任總統,軍事上節節勝利,就更使布熱津斯基郁悶了。布熱津斯基應該說是一位多少具有嚴謹學者風范的美國政治家,《金融時報》這種文章,估計他已經羞于提起,也不會再收入他此后的文集了。
第五個嘆息。《大棋局》本身就是蘇聯解體的產物。布熱津斯基樂見,蘇聯解體以后的俄羅斯繼續解體,僅僅由于中亞國家的獨立,就在其東南部邊境的一些地方向北后縮1000多公里,雖然還是“一個主要的地緣戰略棋手”,卻已經淪為“第三世界的一個地區性大國”,充其量只有“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國家水平”。這是一個麻煩甚多的民族國家,“在地理上沒有便捷的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通道,在東、西、南三面都面臨著與鄰國爆發會削弱自己的沖突的潛在危險。似乎只有北部無人居住和難以通行的、幾乎永久冰凍的地區,才是它地緣政治的安全地區”。
布熱津斯基毫不留情地嘲笑俄羅斯那些專一投靠美國而美國也回報以友好姿態的“西化派”。當美國提出華盛頓與莫斯科建立“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的時候,他們信以為真,似乎從此“美俄共治”天下,可以用“一種新的美俄共同統治來取代原來的美蘇爭奪”。在他看來,這純粹是“空話”,這種一廂情愿“既不符合國際現實,也符合國內實際。‘成熟的戰略伙伴關系’觀念雖然好聽但卻靠不住。美國既不愿意也不能夠與俄國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
對于美國而言,“俄國實在太虛弱了,不配成為伙伴”。“唯一真正的戰略選擇”是,允許“民主”而不許“強大”,允許“歐洲道路”和成為“歐洲的俄國”而不許繼續“橫跨歐亞大陸”。這個俄羅斯只能“西”而不許“東”的設計,就是阻止俄羅斯發展和原屬蘇聯的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中國、印度、伊朗的關系。
美國當局,首先是布熱津斯基這樣的頂級政治家,始終緊緊地盯著俄羅斯。解體蘇聯,作為這一輝煌事業的繼續,它沒有一天不在處心積慮地設法從外部積壓俄羅斯的生存空間,從內部瓦解俄羅斯,決不允許俄羅斯“重返蘇聯”。在俄羅斯周邊國家策動“顏色革命”,在俄羅斯國內培植、煽動、支持反普京運動,無不由此產生。
“9·11事件”以后,美國發起征討第三世界反抗的所謂“反恐戰爭”。但是他們很清楚,他們的第一位的、根本性的、長期的敵人,仍然是俄羅斯,當然還要加上中國。中國人編一本《大變局——30位國際頂級學者研判“后9·11”時代的世界格局》,收有一篇布熱津斯基1998年關于美蘇爭奪阿富汗的回憶訪談。早在1979年12月24日蘇聯軍隊進入之前,美國總統卡特已經在這年的7月3日簽署秘密支持阿富汗反對派的指示,美國開始秘密軍事行動。布熱津斯基說,“那次秘密軍事行動是一個很棒的主意。它使俄羅斯人掉進了阿富汗的陷阱”,“世界歷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塔利班,還是蘇聯帝國的崩潰?”當時流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威脅西方世界的輿論,在布熱津斯基看來,這種流行說法純屬“胡說八道”!
我們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無論有多少甜得發膩、含義模糊、笑里藏刀的詞語,卻仍然被鄧小平所說的兩個主要矛盾所糾纏。一個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一個是帝國主義和第三世界的矛盾。俄羅斯和中國,正是這兩個主要矛盾的交匯點。
烏克蘭發生顛覆亞努科維奇事變的第二天即2014年2月23日,美國《國家利益》發表文章,說美歐可以允許俄羅斯發出聲音,但不能擁有否決權,烏克蘭危機是按照這一思路“解決俄羅斯”的機會:“現在是開始行動的好時候”。眼前的模式,是重復肢解南斯拉夫的路徑肢解俄羅斯:“基輔當局在歐盟國家和美國的準許下對本國公民實施的犯罪行為,被怪罪到俄羅斯頭上,還使俄羅斯受到嚴厲的經濟制裁”,西方曾以類似方式對付南斯拉夫,“整個世界都制裁南斯拉夫,它被耗盡,在經濟上被掐死。這讓人想到俄羅斯的現狀”[v]美國不會放過俄羅斯,“不僅為了克里米亞,也為俄羅斯開創的不先與美國協商便做出重要地緣政治決定的先例”。[vi]
總之,無論發生怎樣的變化,目標終歸都是俄羅斯,無論哪個黨、那個總統,對此都了然于心,堅持不懈。這就是他們的政策連續性。美國傾其全球之力,在原屬蘇聯的整個地區如此行動,在東歐,在中東和東亞,同樣如此行動。自2003年年底以來,烏克蘭危機鬧得世界烏煙瘴氣,但是西方的官員、學界、商界、媒體不管議論多少烏克蘭,不管烏克蘭人民怎樣反對國內戰爭,不管東南部人民在烏克蘭政府的“反恐行動”中怎樣陷入人道主義災難、天天掙扎在饑餓和死亡線上,目標都死死地盯著“解決俄羅斯”。
但是今天普京的俄羅斯,卻已經不再是《大棋局》時候的那個美國可以指手畫腳的俄羅斯。美國教育了俄羅斯。2007年,俄羅斯人終于看懂所謂和西方“接軌”是怎么回事:蘇聯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悲劇,是用“與世界文明接軌”這種理想的形式表現的,“要永遠記住教訓——俄羅斯張開雙臂表示擁抱,而西方看到的卻是舉起雙手表示投降”,“俄羅斯將徹底放棄這一悲劇性外交政策,不管歐洲人或者美國人是否接受這個現實”。[vii]接著發生俄羅斯突然進軍西方豢養的格魯吉亞的震撼全球的事件,成為第三世界用國家軍事行動反抗西方干涉的第一個取得勝利的案例。2014年春天西方制造的烏克蘭危機,掀開俄羅斯的新覺醒的篇章。盡管《大棋局》規定俄羅斯只能走“歐洲道路”和成為“歐洲的俄國”,盡管烏克蘭危機一發生,“西化派”代表人物、有“俄羅斯改革之父”稱號的亞夫林斯基就孤立而奮勇當先地重彈布熱津斯基的老調:危機在于俄羅斯已經“打造出顯而易見的非歐洲發展道路”,“沒有選擇與烏克蘭一道奔向歐洲,還試圖將烏克蘭拉向與之相反的方向”,[viii]俄羅斯卻不管不顧,悍然宣布:“烏克蘭危機打破了20年來西方與俄羅斯這對‘師生關系’”。
甚至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曾經預測2008年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魯比尼也看出,正是烏克蘭危機和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使普京及其顧問們進一步堅定了這樣一種信念,即俄羅斯的未來不在西方,而在其東部一體化計劃”。[x]
這個國家,越來越變得讓布熱津斯基和他的俄羅斯弟子們失望和不認識了。
第六個嘆息,在布熱津斯基設計的日程表上,烏克蘭的“獨立”,在于不晚于2015年加入歐盟和北約,徹底離開俄羅斯,“成為中歐而不是歐亞的一部分”,“若烏克蘭不屬于歐洲,俄國就不能屬于歐洲”。這恰正暴露出西方熱心制造和加劇烏克蘭危機的深層圖謀。危機半年,世界越看越清楚:俄羅斯在促和,而西方在促戰——西方把危機爆發的原因歸咎于俄羅斯而自己不斷地火上加油,推進流血和屠殺;制造一個馬航客機墜毀事件、嫁禍俄羅斯,增加一個拉住歐洲、加大制裁俄羅斯的借口;攛掇烏克蘭當局向自己東南部人民開戰,再千方百計阻撓俄羅斯的人道主義援助;8月底又加緊制造和渲染俄羅斯軍隊進入烏克蘭的消息,為進一步制裁和軍事介入進行鋪墊。
布熱津斯基沿著這個方向頻繁活動。7月17日馬航墜機,當天接受西班牙《國家報》采訪,他急不擇言,墜機原因尚不清楚,用他的話來說,“一切尚不得而知”,已經斷然把屎盆子扣給俄羅斯:“墜機的后果可能是巨大的,尤其是假如導彈是俄羅斯提供或者發射的話”。“采訪結束之后的第二天,奧巴馬指出親俄的反叛勢力是導致馬航客機墜毀的始作俑者,把矛頭間接指向俄羅斯。布熱津斯基隨即發出一封電子郵件稱:‘襲擊的實施者應當接受國際法庭的審判,而其資助者則應當對受害者進行賠償。’”[xi]19日,《今日美國報》援引他的話說:“普京手上沾了西方人的血”。[xii]接著是整個西方媒體的大動員,一個調門討伐俄羅斯??磥磉@個幕后的定調者,竟是布熱津斯基。
美國欲加之罪的指責震耳欲聾,至今拿不出俄羅斯的罪證。另一方面,俄羅斯軍方公布的事實和馬來西亞的調查卻顯示,墜機和俄羅斯、和烏克蘭東南部反政府武裝無關,倒是和西方支持的烏克蘭當局有關。于是美國和整個西方在這個問題上的鼓噪突然沉寂,又轉向制造新的問題,換個題目“解決俄羅斯”。
一句“普京手上沾了西方人的血”,稱得上言簡意賅。他在這里把問題的一方歸結為普京,另一方歸結為西方人。這就是說,他既不問馬航死難者中有沒有非西方人,更不問正是美國統治當局手上沾滿世界人民、包括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的血,而是呼吁“西方人”向“普京”進行戰斗。這樣一個重大的政治戰略裁決的基礎不是事實,仍然是西方編造的謊言,仍然是布熱津斯基自己承認的“一切尚不得而知”。
布熱津斯基先生,你盡可以發表隨便什么意見,然而不要以為歷史可以永存于謊言,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立足于謊言的政治戰略,敗壞您的學者風范。
第七個嘆息,布熱津斯基很瞧得上中國。在美國當局一派人虎視眈眈、磨刀霍霍準備收拾中國的狂呼亂叫中,他的腔調不失溫柔。正如給俄羅斯的定位是可以“民主”而不可以“強大”、可以發出聲音而不許擁有否決權一樣,他給中國的定位,如2003年的一篇文章所說,是“美國在亞洲政治經濟參與”的一種“穩定性因素”,美國作為“太平洋強國、又是大西洋強國”的身份參與,而中國只能是“該地區最主要而非飛揚跋扈的強國”。他的興趣,是把這種美中關系的定位“制度化”。[xiii]
在刊于西班牙《國家報》的文章中,他被問到美國是否要遏制中國的崛起。這顯然不是一個不愉快的話題。他的回答是:“遏制是什么意思?中國正在崛起,這是事實”,“不能讓2003年美國入侵伊拉克重演。必須認清美國要為遏制中國付出多大代價,這才是關鍵。”他曾經多次表示不贊成美國發動入侵伊拉克的戰爭,那也確實是一場失敗的戰爭。何況他知道,中國不是伊拉克,2014年不是2003年。談到美國對華關系而扯到伊拉克戰爭,提出“以一種脫離當今世界復雜現實的方式行事,無異于以一種危險的方式行事”,這個“復雜”和“危險”,關鍵在于“認清美國要為遏制中國付出多大代價”,為此避免“美國入侵伊拉克重演”,避免美國因其魯莽狂躁而在中國付出遠比在伊拉克大得無可比擬的代價。這里透露出兩個事實。一個是,美國確有軍事干預中國、“入侵伊拉克重演”的秘密計劃;另一個是,布熱津斯基不認可這樣的計劃——不是因為對中國人的善心而是因為中國的崛起,不是因為美國的強大而是因為美國的力不從心。
第八個嘆息,在世界面臨技術創新、“大規模和日益不耐煩的民族主義動亂,地緣政治力量的分布發生轉變”的現實中,“美國顯然能夠利用電腦,將檢測不到的病毒注入敏感的外國目標,但在外國的黑客侵入其資產時,美國卻如此脆弱、如此茫然”。主張制訂網絡戰爭的新規則。[xiv]當然,只能“由發達世界組成的國際社會”制訂規則,只能是美國可以利用電腦任意“將檢測不到的病毒注入敏感的外國目標”而外國無法傷害美國的規則,一種保證美國統治當局只贏不輸的規則。布熱津斯基先生,您相信除了美國當局自己,今天的世界會接受您的這種規則嗎?
第九個嘆息,美國喪失世界領導地位,顯然帶有綜合的、結論的性質?!洞笃寰帧吩涱A言,美國2015年將失去世界霸權地位。這就是布熱津斯基比福山多少懂點歷史辯證法的一個證據。《國家報》援引布熱津斯基的話說,“一切都結束了”:“奧巴馬雖然不是第一位不再領導世界的美國總統,卻是第一位意識到這一點的美國總統。”但是事到臨頭,“其所見并非其所樂見”,惆悵、迷茫、悲傷難免一起涌上心頭。
九嘆,當然不是全部。比如,沒有嘆到2008年源于美國的世界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經濟危機,沒有嘆到新近美國警察槍殺黑人青年引發的大規模國內騷亂。
然而這不是布熱津斯基個人的而是美國統治階級當局的嘆息,不是一時一事的而是世界歷史進程導致的嘆息。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他環顧全球,沒有看到多少值得歡欣鼓舞的事情,除了呼吁“制度化”和“制訂規則”,只剩向隅而泣的悲哀。對于站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而且冀望這一切成為僵化的制度和規則的政治力量來說,歷史不是他們的朋友。
2014年8月
【注釋】:
《布熱津斯基:奧巴馬的地緣政治智囊》,阿根廷南南網站2013年9月15日。
布熱津斯基《奧巴馬現在必須對敘利亞采取的行動》,英國《金融時報》2013年8月27日。
布熱津斯基《那次秘密軍事行動是一個很棒的主意》,見《大變局——30位國際頂級學者研判“后9·11”時代的世界格局》第182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俄羅斯在歐洲充滿變數的地位》,美國《國家利益》2014年2月23日。
[v] 《俄羅斯正在重蹈南斯拉夫的覆轍》,俄羅斯《晨報》網站2014年8月18日。
[vi] 《俄羅斯與西方圍繞烏克蘭的對抗將發展到何種程度》,俄羅斯《專家》周刊網站2014年8月29日。
[vii] 《2008年世界形勢可能的發展趨勢》,俄新社莫斯科2007年12月24日電。
[viii] 亞夫林斯基《烏克蘭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俄羅斯國內》,俄羅斯《導報》2014年2月27日。
《俄羅斯-西方-東方——我國在世界經濟各力量中心之間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地緣政治地位》,俄羅斯《獨立報》2014年6月30日。
[x] 魯比尼《普京超越烏克蘭之外的歐亞夢想》,法國《回聲報》2014年8月13日。
[xi] 《布熱津斯基:沒有一個大國能稱霸》,西班牙《國家報》2014年7月22日。
[xii] 見《今日美國報》2014年7月19日。
[xiii] 布熱津斯基《美中關系對全球至關重要》,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13年2月18日。
[xiv] 布熱津斯基《網絡時代需要新的戰爭規則》,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3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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