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很多中國知識分子和知道分子來講，美國就是先進教育的典范，中國應該向美國學習。他們常說，中國是應試教育，美國是素質教育。中國的應試教育表現在中小學教育非常繁瑣，死記硬背的東西太多，這樣不利于中小學生素質的培養。中國的中小學教育一定要依照美國模式進行改革，把應試教育、死記硬背的東西改革掉。而中國的大學和專科學校教的東西太狹隘，我們應該像美國一樣大搞通識教育。

　　然而有意思的是，美國報紙上常能看到的不是美國的教育有多好，而是它相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各國的教育而言有多失敗，以及美國應該如何以后者為典范進行教育改革。在一篇充滿譏諷與調侃的文章里，美國學者、教育家Peter Wood指出，在美國終于開始學習中國的傳統教育方式的同時，杜威的當代傳人——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系教授Howard Gardner在中國炙手可熱，因為中國人希望采納美國式的教育理論。他指出，通過這種交換，通過向中國輸出這種愚蠢的教育體制，美國也許最終能鉗制中國的經濟增長，消除給美國帶來的威脅。他調侃地說，這可能是美國中央情報局設計的一個偉大陰謀。

　　Wood的文章發表于一份右翼保守主義雜志，但是，立場溫和左傾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Nicholas Kristof也同樣發出了“美國應向中國學習，適當壓制學生的快樂與自由”的呼吁(但是他同時也認為，中國傳統教育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比如就數學教育而言，《紐約時報》的社論指出，曾幾何時，美國一些搞數學教育的人認為傳統的教育方法太僵化：死記硬背，通過重復做大量習題來學習怎么樣去解決數學問題。他們認為這種傳統教育窒息了學生的創造性。他們主張，學生不應該死記硬背諸如九九表這樣的東西;老師不應該強調重復做習題，而是不告訴學生究竟應該怎么做，讓學生自己去摸索解決數學問題的思路;教材也應該多樣化，由每個學校和老師決定選什么樣的教材和教多少東西。但是，這種強調靈活與創造的結果是，美國學生的數學能力不僅落后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且落后于像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基于這個現實，多數數學教育工作者都認為美國的數學教育要改回去。一般來講，在美國，越來越多關心教育的人認為這種反對死記硬背、反對應試教育、強調靈活和創造力的教育是失敗的。

　　美國教育的經驗教訓能給我們什么樣的啟發?本文將解釋在中小學教育中，為什么“快樂教育”、“素質教育”的美好理念似是而非，而具體的“就近入學”又如何導致潛在的危害性后果，并力圖正視傳統考試制度的積極意義。

　　“快樂教育”與“創造性教育”的誤區

　　美國教育比較強調個人的創造性。這種強調創造性的思想淵源可以遠溯到西方啟蒙傳統中的個人主義與平等主義，即作為抽象個體的個人都是平等的，其個人意見都應該得到尊重。而晚近的直接思想淵源則是杜威。當然，這種現實主張到底與這些哲學思想有多大聯系，這些哲學家到底是不是持這樣的觀點，是個很復雜的問題。比如，美國的杜威專家Thomas Alexander就曾表示，杜威在世的話，絕不會支持自認為強調創造性的“新數學”。另外，美國的反智傳統和商業傳統也對創造性和快樂教育的強調有影響。反智就意味著精英不見得比常人更有見識，所以常人的意見應該得到尊重；商業化的泛濫就意味著學生是付錢的顧客，讓顧客快樂是店家應該重視的。不管其思想來源如何，基于對創造性的強調，有些教育者認為我們不應該給小孩子灌輸任何東西，而是要尊重他們的想法。但是，創造的定義是對固有模式的克服與反叛。想要創造，必須先有些以往的智慧和經驗。如果連固有的模式都沒有，又能反叛什么呢？在還沒有一個常規的情況下，怎么讓一個中小學學生去創造？這種所謂的“創造”，無非是他本性的隨意流露。

　　所以，要讓中小學生有厚重的創造性，他們需要先被給予一套固有的模式與系統。小孩天性都是想玩的，是不想去念書的。再靈活快樂的教育，也要有大量需要死記硬背的東西，也要有讓學生痛苦的地方。為了讓他長大后受益，我們不得不逼迫中小學生去學一些東西。這里，學會東西是目的，而讓他們快樂的不同教育方式只是手段，后者要服務于前者并在二者沖突中為前者讓路。該記該背的東西還是要死記硬背，關鍵是要死記硬背的是什么。就語文課來講，要背的東西應該是中西方傳統里面最好的東西。俗話說得好，“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作詩也能吟”。并且，我們只有在對傳統的東西了解以后，才能有真正的突破與創造。可我們現在中小學課本里的東西是傳統文化里最好的東西嗎？讓學生死記硬背二三流的東西，培養出來的自然多是二三流的學生。只有用一流的東西才有可能培養出一流的人才。

　　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中小學是否需要素質教育？

　　比照美國，中國人常抱怨的另外一個方面是中國只重視應試教育，而不重視素質教育。這種不重視的結果是造就了很多高分低能和高分低德的人才，自殺的和殺人的都有。但是，中國人做這種事的比例真的比美國人高么?即使中國人走極端的比例更高，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教育的缺陷還是生活的壓力?并且，中國人的進退失據也許是巨大地區差異和社會本身快速變化的結果。但是這里重要的問題是，學校真是素質教育的有效場所嗎?中國的應試教育真的對素質的提高沒有作用嗎?

　　美國佛羅里達州的一個學校，因為教育一直落后，校長要把社會實踐課砍掉，只教數學和英文。有人抗議說不教學生的素質和社會交往能力怎么行?校長的回答是，一個學生沒有基本的讀寫能力，不會算算術，在社會上絕對無法生存下來。這些東西是我們學校可以教給他們的。而社交能力是可以自然而然地學會的。我們連讀寫、算術還沒教會學生，奢談什么社會實踐?

　　有條件的話，學校當然應該兩者都教。但是，如果學校沒這個條件怎么辦?現實世界不可能有那么理想，我們的財力有限，也不可能依每個學生的需要來給他配備相應的老師。所以，在現實世界里相關的問題，是我們如何用有限的金錢、時間、人力培養出最優秀的學生。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用學校培養那些既重要、也能有效培養的東西。

　　顯然，學校能有效地教學生數學語文等基礎課程。但是，中小學是培養素質的有效場所嗎?人的個性是經過長期熏陶養成的，而熏陶主要是靠常年圍繞著他的家庭及其周圍人群。我們能指望一個老師通過每周幾次的倫理課或德育課對學生個性產生很大影響嗎?倫理課不一定能培養道德品質好的學生，因為人的素質不是靠上倫理課學出來的。真的能對學生有影響的是給學生上課的老師群體，他們能否對學生起到好影響，依賴于他們是不是能做學生各項素質發展的楷模，是不是能通過以身作則潛移默化地對學生產生影響。這就意味著我們應該重視老師的素質。

　　這不等于說，要讓每個老師都是道德典范，或者具備學生所需的所有素質。如果一個老師也許在道德上談不上是什么典范，但他卻有著強烈的求知欲，在找不到更完美老師的情況下，這樣的老師對學生也是有益的。所以，學校素質教育主要通過選擇老師來實現，上素質課是沒什么用的。這并不是說學校不能教育學生素質。但如果學校要為此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把有限的資源花在所謂的素質教育上，效果不一定好，卻必然會耽誤數學語文這些基礎知識教育。這樣一來，很難直接教育的東西占了學校有限的資源，非但沒有什么直接成果，反而把學校能教育的東西給耽誤了。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是，學生的某些素質對語文、數學教育是很重要的，這些素質包括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態度和基本紀律。在這個問題上，越是成績差、資源少的學校就越需要這些方面的素質教育。我們中國采取的辦法是鎮壓，有些無奈或不關心學生的老師干脆就放任自流。這個難題不一定有完美的解決辦法。但是，第一，我們至少應該重視這個問題。第二，我們在培養老師時不能只讓他們會教專業課，而要同時讓他們對少兒心理有個了解，讓他們有做“孩子王”的管理、領導才能，讓他們能有一套辦法幫助學生在他們教的語文數學課上養成一些基本的與學習相關的素質。第三，學校教導處的老師也應有能力起到引導學生的作用，而不是成為只會揮舞著處分去嚇人的門神。

　　警惕“就近入學”的潛在危害性后果

　　無論“快樂教育”和“素質教育”的理念多么美好，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具體制度設計上來。以前中國選撥人才的方法主要是考試。對這種方法的一個批評是它只重視考試，不但增加了學生的負擔，使學生不快樂，還缺乏對學生綜合素質的考察。其解決辦法之一，是提倡中小學就近入學。這種入學辦法會造成什么樣的后果呢?中國初中實行就近入學的時間還短，其效果可能還不明顯。美國的公立學校，從小學到高中長期實行就近入學。所以，我們不妨以此為參照來想一想它可能會在中國造成什么后果。

　　同中國小學分片上學一樣，美國學生上哪個公立學校取決于他家住在哪個學區(school district)。這個學區的公立學校的財政資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學區的家庭所交的與教育有關的那部分稅款。如果一個學區的家庭總體上相對富足，這個學區的學校就相對有錢。在一個高度市場化的社會里，這就導致了這些學校無論從硬件設施、師資質量、師生比例、學生素質上，都比較窮的學區有很大的優勢。因為有錢的學校能吸引和留住好老師，雇傭更多的老師;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基礎上，一個老師管的學生越少，就越有可能在每個學生身上花更多的精力，其效果就可能越好;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衣食無憂，家長的平均素質也要比窮人家庭高些，他們花在孩子身上的時間、精力也可能更多。這樣，從小學到高中，富裕學區的學生總體上就得到了比窮學區的學生好得多的教育，其在校科目成績和大學入學考試成績都要比窮學區的學生好。

　　當然，美國大學在選學生時，還常看個人作品、社會活動、推薦信等等。但在這些項目上，富裕的學生總體上可能比窮學生做得更好。比如，他們的家長有能力安排他們參加各項社會活動，他們所在的學校也能雇有經驗的老師幫他們選擇合適的大學，并教他們如何把自己打扮成這個大學所需要的人。甚至在美國有專門的教人如何準備入學的各種服務。但是，要得到這種服務，家長要花上一大筆錢。相比而言，為糊口而奔波的窮人家自顧不暇，哪里顧得上讓孩子參加什么社會活動?其所在學校也不大可能有財力雇有經驗的老師來指導學生選擇大學。

　　美國已經步入所謂的以“知識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上不上大學、上什么樣的大學成為一個人在社會里能力的重要標志之一，有沒有這個能力會導致不同人群之間的總體經濟水平的差別。所以，通過這套教育系統，上一代的收入差別就轉變成了下一代的能力差異，并繼而轉變為收入差別。這就意味著貧富之間只有名義上的可流動性，而實質上貧富差別成了世襲的。在平等觀念深入人心的當代社會，“世襲”是不為人所接受的。但是，美國公共教育系統名義上是允許流動性的，而上一代的財富通過這套系統“洗白”了，洗成了下一代的能力。由于個人能力差別導致了其他不平等聽起來是挺正當的，也為人所接受，尤其是相信個人奮斗的美國中產階級和美國保守主義者。這樣，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看著窮人受窮：因為這些窮人少壯不努力，所以老大就該徒傷悲。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美國這個名義上平等的、只以個人能力分高下的社會，實質上蛻化成了以財富劃分的世襲等級社會。這個社會甚至比等級社會還糟，因為它自以為是平等的。

　　美國就近入學所造成的上述后果給我們什么啟示呢?以前中國小學也是就近入學，中學也有地域限制。但是，以前中國是個經濟上相對平等(或者說是平等的貧窮)的社會。但是，即使在這個相對平等的社會里，城鄉差別也是很明顯的，而舊有的、地域性的公共教育制度也是維持這種城鄉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使城鄉差別成了實際上的世襲的等級差別。現在中國的貧富差別越來越大。雖然中國的學校還沒有像美國那樣依賴于其所在的小區的稅收，但是住房的商品化導致了類似的結果。很多房地產開發商“捆綁”式地開發一片住宅區。通過錢、權關系讓好的幼兒園、小學乃至中學搬到他們開發的小區里，或在那個小區設立分校，因此能就近入讀該小學的周邊房產價格也開始猛漲。這樣，這些好的公立小學變相地成為有錢人孩子的學校。在缺乏市場經濟和民主法治成熟體制的現狀下，有權的人也往往能保證自己的孩子上好學校，或通過權錢交易幫有錢人的孩子上好學校，自己也從中得利。這種權錢交易美國也不是沒有，但是其相對完善的制度使得這種交易的程度輕得多。總之，在中國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和不完善的民主法治的條件下，中國小學、初中的就近入學就很可能成為洗錢、洗權的工具，使社會貧富、權力分化世襲化。

　　考試仍然是個好東西

　　考察完就近入學的潛在危害性后果，可能有人仍然認為，考試本身不是考察能力的好辦法。我們應該全面地考察學生素質。所以，初高中尤其是大學應該取消考試，或除考試之外加強對素質的考核。對此，我們不妨再來看看美國的經驗。

　　美國的大學入學并沒有取消考試，而是除考試之外，還要證明自己能力全面，并有好的推薦信，是一個全面發展而不是只會考試的人才。但有趣的是，美國的精英大學在20世紀20年代之前，基本上也是只用考試來選拔人才。這些精英大學的學生往往是純白種的美國精英的后代(這里“純白種”指的是所謂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哈佛大學注意到猶太人不斷滲入進來，這是哈佛大學所不愿見到的。這里面有種族主義的因素，也有政治、經濟因素。因為私立大學需要政治和經濟上的支持。在美國20世紀早期，政商界的精英多屬于WASP，而本身是WASP的人就更可能在這個世界里取得成功。因此，學校招這種出身的學生，讓他們在這個學校受教育，之后在商界或政界有了不俗的成績，他們就會對學校有豐厚的回報。所以，哈佛大學希望限制沒有深厚背景的猶太人入學，但他們又不想違背美國平等和個人主義的意識形態。畢竟，讓一個差生僅僅因為他出身高貴或是純種白人就上哈佛，對誰都不是件光彩的事情。于是，他們想出了一個很“天才”的辦法：即打著“全面考察學生素質”的旗號，要求學生不但要提交考試成績，還要在課外活動上表現出色，并得到值得信賴的人的推薦。但他們想做的，其實是通過這種手段把那些剛富足起來的猶太人排除出去。因為這些猶太人家庭即使相對富足，也還沒有養成習慣去做純種白人喜好的活動并達到相當水平，他們也不太可能結識社會上層人士并讓他們來給自己的孩子寫推薦信。這樣，打著全面考察學生素質的旗號，哈佛大學成功地遏制了猶太學生的增長勢頭。其他常春藤學校也因此爭相效仿，在一段時間內保持了它們“血脈”的純凈。

　　不過一個有趣的轉折是，猶太人還是削尖腦袋鉆進了哈佛等名校。為了適應這種教育改革，他們就從中學時開始準備哈佛所要求的各種硬性條件，比如參加“正確”的運動項目等等。到了50年代之后，猶太人還是成了哈佛這樣的名校的主導力量之一。近幾十年來，與猶太人同樣重視教育并也開始富足起來的東亞人(包括中國人)，逐漸成了美國精英學校迅速上升的少數群體。

　　雖然總體上氛圍寬松，但是現在的美國家長，尤其是在大城市里親身體驗到現代社會激烈競爭的人，對孩子受教育的重視與應試教育下的中國人是有一比的。從幼兒園教育開始，他們就積極地為孩子作準備，上好的幼兒園，讓孩子參加“正確的”、意即好大學所看重的各類活動。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孩子素質的發展，而是為了迎合哈佛、耶魯這樣的名校的需要。但是明顯的是，只有中產階級、甚至是中上產階級才能真正做好這些準備。這種狀況與上述美國式就近入學的制度一起，就導致了好學校總體上被相對富裕家庭的孩子所占據的局面。

　　從美國的經驗，我們能得出什么結論?第一，美國學生的輕松與選擇上的多元，其部分原因并不是強調應試還是強調素質教育的直接結果，而是美國社會相對富足的經濟狀況所致。第二，全面考察學生素質聽起來很好，但它卻有著很陰暗的起源。當然，很多結果光明的東西起源也很陰暗，而高貴的理想反而常常導致可怕的后果。但重要的是，美國全面考察學生素質的起源的確是為了變相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在此，我們不得不想想，如果在中國現有的法治條件下，不用相對明確的考試；而用比較模糊的全面素質考察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一個很可能的后果就是那些有權、有錢人的孩子會被“認定”具有優秀的素質，占據了大學里本來屬于也許能通過考試“翻身”的窮孩子的位置。在這種直接地以權謀私或以錢謀私的情形之外，相對富裕的家庭也更有資源把他們的孩子打扮得更有“素質”，送進好的初中、高中以至大學。如同不加管制的就近入學一樣，考察學生素質就成了變相地考察他們的家庭的權錢背景的工具，就成了幫助有錢有勢的家庭洗白他們權錢的工具。

　　所以，雖然用考試來選拔人才明顯是不完美的方法，但問題是我們現有條件下是否有更完美和公平的方法?恐怕是沒有的。如果在中國實行所謂全面考察學生的美國式辦法，其現實結果很可能是：沒有良好經濟背景的學生會以更大的比例被淘汰掉，特權和腐敗會更泛濫。與之相比，用考試來決定學生去什么學校至少能保證相對的公平。考試讓向上奮斗更加可能，社會底層(比如農民)的孩子更有機會通過大學，來改變自己的身份。

　　當然，這并不等于說中國當今的考試制度不需要改革，比如在語文、歷史等科目上我們考的內容應該是東西方真正的經典，而不是趕時髦或時勢造就的東西。一般來講，我們考試制度需要改革的是考什么和怎么考。考的東西應盡量是學生需要掌握的，而考試的設計也應盡量地反映出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我們應該盡量不讓考試退化成一個與其他知識和能力無關的技能(大家可以想想國人是如何迅速地縮減了TOEFL和GRE中真正測試英語能力的成分就明白了)。但是，考試制度的內在缺陷并不意味著現實中有更好的替代方式。避免考試弊端的另一個重要的方面，是我們要通過一些辦法盡可能保證初級教育的平等，這樣使得考試不退化成洗錢、洗權的工具。另外，在考試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有更靈活的措施。我們一直都有特長生加分的制度，這個特長生也可以包括那些極度“偏科”但確實在其所偏科目上有前途的學生。但是在現有條件下，以考試為主的制度仍是選拔人才的最好的辦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們常說考試與一個學生的素質和能力無關，但這種說法是很偏頗的。在美國已有學者做過一些研究，其結果支持了高分高能的觀點。當然，這些研究都有其局限，社會學家也應當做更多的經驗研究。實際上，直觀地想象一下，為了考試出色，一個學生就必須克服自己的本能欲望(比如打一天電子游戲而不是做枯燥的數學習題)，勤奮工作，為了一個目標堅持不懈。并且，他必須具備掌握一套知識體系的能力。這些都是他個人素質中最重要的方面。所以，通過高考，我們在考察了學生對某一套確定知識的掌握能力同時(這套知識本身對學生的素質的關系及將來的發展也許不大)，我們更考察了這個學生對其將來發展至關重要的素質。我們有時會產生中國學生“高分低能”的印象，也許恰恰是因為我們認定高分會高能，所以偶爾出了個高分低能的人就會給我們留下過于深刻的印象，扭曲了我們對分數與能力之間聯系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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