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皮埃特斯(Jan Nederveen Pieterse)美國加州大學圣巴巴拉分校全球學與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全球化、發展研究和文化人類學。曾執教于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海牙社會科學研究院、加納海岸角大學、阿姆斯特丹大學、馬斯特里赫特大學。目前主要從事21世紀全球化新趨勢以及經濟危機含義的研究。為Clarity Press、《全球學與電子全球》雜志編委，《歐洲社會理論、種族劃分與第三文本》以及《社會事務》雜志副主編，編輯出版多部關于新興社會、全球化新趨勢的著作。

　　核心觀點

　　對達沃斯精英和跨國公司來說，全球化意味著自由；對新興經濟體和高技能勞工，其意味著機遇；對最不發達國家則意味著風險和邊緣化；對低技能的階層意味著外包或被社會排斥。因此，對全球化的解析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

　　現在，學術界公認減少貧困是非常重要的。但如何看待不平等問題，我認為并沒有一致觀點，因為不平等問題涉及政治、意識形態等話題。不平等問題比貧窮問題更為重要，但是作為研究主題，貧窮問題得到一致認可，不平等問題卻因政治敏感性而爭論紛紛。歷史上，在不平等的等級制度存在的社會條件下，貧窮問題也獲得過解決。比如，中國帝制時代出現的財政撥款，以及全球的募捐、慈善捐款、貧民救濟、施舍等。這是因為減少貧困不涉及特權問題，但減少不平等就會有所涉及。在政策層面，國際機構只是一味地致力于貧窮問題的解決。我們可以看一下英國國際發展署(DFID)的《貧窮工作指南(2000)》的解釋：“減少不平等可以直接通過財產如土地、收入的再分配實現。這樣的再分配從政治角度來講是有困難的，有可能影響到經濟增長。也可以通過間接的方法來解決問題，如增加窮人的收入、提高他們參與經濟增長的能力。”

　　關于全球化與不平等問題的爭論主要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到21世紀初期：全球化是否加劇了不平等?胡安·索馬維亞(JuanSomavía)認為：“我們不能假定全球化與此無關了。結果就在這了，是全球化出了差錯，引起了不平等。”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穆罕穆德(Mahathir Mohamad)指出全球化就是再度殖民。21世紀新興經濟體的崛起說明全球化減少了全球的不平等。

　　事實上，不平等問題所涉及的政策與結果，在各個國家各不相同，甚至國家內部也不盡相同。在南美，巴西和哥斯達黎加同是中等收入國家，但哥斯達黎加的不平等情況不是那么明顯，而巴西則位列世界上最不平等的地方。在南亞，斯里蘭卡的人類發展指數(0.715,2012)接近于富裕的沙特阿拉伯(0.782)，孟加拉的人類發展指數、受教育程度都比它的鄰國印度要高。在印度，喀拉拉、泰米爾納德邦、卡納塔克邦等邦的人類發展指數、受教育程度、婦女勞動力的參與程度都較高。美國的人均GDP位居世界榜首，但它的不平等、貧窮狀況和羅馬尼亞相當。

　　所以，不能將貧窮和不平等一一對應，而是應當用不同的視角和方法來研究不平等。多視角的方法途徑有助于解釋這種差異，這種差異的形成是因為經歷了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受到了政策不同程度的影響。

　　不平等問題的研究視角：亞非拉

　　在一些亞洲國家，如印度，不平等被人們廣泛接受，而貧困則相反。印度的地區、宗教、文化多樣性，再加上種姓等問題，使印度人認為不平等是一個既定的事實，不產生決定性影響。但貧窮有損于民族自豪感，不利于國家發展。孟加拉是一個年輕的國家，其多項人類發展指標都高于印度。實際上，以人為本的發展途徑是孟加拉的發展政策，并且非政府組織在其發展過程中也起到一定作用。此外，孟加拉實行的小額信貸等政策也都有利于它的發展。它的精英階層也剛形成不久，所以他們從來不會指責、看不起窮人，相反，他們認為貧困是國家在發展中帶來的問題。在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如越南和中國，相比其他亞洲國家擁有較高的文化程度、人類發展指數和平均壽命。東南亞國家存在的不平等現象，主要是受到封建殘余以及傳統世襲制，尤其是土地所有制及治理模式和殖民時期的影響，還有各國文化的多樣性也產生了一定影響，情況比較復雜。菲律賓從來沒有走出過殖民時代，統治者利用殖民者離開后產生的真空狀態，在機構制度薄弱的社會環境中成為商業巨頭。以跨國公司的外來直接投資為主的新加坡工業化模式意味著東盟在亞洲外的價值增長。

　　把東北亞和東南亞地區進行比較，東北亞的基尼系數，如日本(0.25)、韓國(0.32)、臺灣地區(0.24)，與北歐相當。實際上，挪威和瑞典都是0.25、比利時是0.28，荷蘭是0.30。而東南亞地區，如馬來西亞的基尼系數為0.39。這些差異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東北亞國家與地區雖然不是福利體制，但遵循的是日本模式，如土地改革、采用發展型國家的工業政策以及重工業投資等等，而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受美國的影響比較多，甚至接受美國的直接投資。

　　以韓國為例，韓國經歷了從發展型國家到后發展型國家的轉變，亞洲金融危機后則出現新自由主義轉向。韓國的大財閥壓制了競爭，使得中小企業都受到擠壓。韓國正式工和合同工之間的差異，導致了日益加劇的社會不平等。社會學家認為，1980年代韓國社會福利的增長，與勞工組織的力量和影響力息息相關。

　　總體來說，東北亞地區經濟增長比較穩定，人類發展指數比較高，基尼系數比較低，但也呈現出慢慢攀升的趨勢。中國經濟正在高增長，人類發展指數在提升，基尼系數也呈現上升勢頭。東南亞地區采用了類似于中國沿海的發展模式，采用外國直接投資的手段、以出口為主、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

　　根據2013人類發展報告，自2000年以來，拉美收入不平衡有所緩解，但仍然是分配最不公的地區。古巴基尼系數為0.30，最頂端10%的收入者占據了國家收入的19.7%。巴西的基尼系數是0.547，巴西的精英階層反對分配的重新調整，認為經濟增長應是巴西解決社會短缺問題的策略，不應該對富人不利，只有約10%的精英人士贊同通過累進稅收調整分配。2009年的報告顯示，智利的基尼系數為0.521，幾乎和巴西一樣高。智利雖然經濟在增長，但存在著不小的社會問題，造成2012年的學生抗議活動。于是，在2014年，他們提出了稅收的全面改革，主要是為了資助免費教育而提出的稅收改革。

　　非洲是所有新興地區人口總數中中產階級最少的。過去十年中經濟增長速度接近6%，每天收入為10-20美元的中上層階級增長的幅度不足2%。尼日利亞就是這樣的典型例證。安哥拉的經濟增長出現了兩極分化。南非曾經因為種族隔離政策位處世界最不平等的國家;在后種族隔離時代，其2009年的基尼系數是0.63，高于巴西(0.54)和海地(0.59)，全國最頂端10%的收入者占據了國家收入的一半。精英人士認為不平等是經濟增長的必然，有利于經濟增長，他們否認貧窮的狀況，尤其是鄉村貧窮的現象。黑人經濟振興政策則擴大了黑人社區內部的不平等。

　　不平等問題的研究視角：發達國家

　　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例如，發達國家存在三種主要的經濟模式，首先是自由式市場經濟(LME)，以市場力量為主導，其次是協調式市場經濟(CME)，指的是政府與其他股東共同協作，最后就是國家主導型市場經濟。1970年代以來，自由式市場經濟的國家如美國、英國、新西蘭、澳大利亞，不平等問題都在急劇上升——對經濟的撤銷管制，趨向管理化、金融化，以及CEO的天價工資等綜合問題，導致國內大部分人的收入是停滯的。不平等問題在美國國內是加劇的，情況非常嚴重，布什曾有削減富人稅收的舉動，被稱為是蓄意制造不平等。

　　1980年代以來，自由市場的觀點處于主導地位。其中提到了不平等是必然現象，而且讓人欣然接受，這里我們要引用一句撒切爾夫人的話：“我們以不平等為榮，這符合大家的利益，大家各盡其能各盡其才。”根據有效市場假設，不平等是激勵機制的一部分，促進創新和進取。靈活的勞動市場維持著低標準的工資率。再分配意味著干擾市場機制，應該避免。這其中的態度就被有意地納入華盛頓共識，成為其中一部分。

　　不平等和貧困問題在美國是被普遍接受的。由于城市隔離的政策和模式，貧窮大部分被隱藏起來。媒體日益集中化，再加上2013年最高法院的裁決取消了富人競選捐款的上限，“寡頭政治”的傾向愈演愈烈。最上層大富豪們通過收購報紙、電視或資助政治競選，操縱話語權。加爾布雷思(J.K.Galbraith)認為，美國現在需要力量來抗衡這種財閥的權利，如工會、民眾團體、社會運動、公共論壇等等。但過去幾十年內這些力量被逐漸削弱。抗衡力量的削弱使得日益提高的生產力帶來的利益，只惠及財閥和股東，工人的利益并未提高。1980年代有一個盛行的口號“貪婪是好的”，這種社會風氣造成“精英偏差行為”或“法人犯罪”。1990年代芭芭拉·埃亨萊希(Barbara Ehrenreich)在《擔心墜落》(Fearof Falling)中寫道：“中產階級擔心這種經濟的下滑，確實表明他們身處的環境十分不穩定”。當時的口號為是“為低工資工作”。15%的美國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收入停滯、稅收上升，公司精英把生產收益飽入私囊、透支過剩，全球化、私有化、勞動力市場浮動，這一切改變了美國中產階級本有的生活，產生了“后工業時期的農民”，靠勞役還債。2014年曼哈頓的基尼系數是0.60，21.4%的人生活在貧困線下，46%的人生活貧困或近乎貧困。

　　在德國、荷蘭、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日本，貧困和不平等都是不能被接受的。1970年代以來，自由化蔓延、移民人數上升、社會契約弱化，這些國家因此將福利和“公民融入計劃”相結合，使得享受福利的條件也有更嚴格的限制。結果，越來越多的移民加入了“不穩定無產者”的行列。新加坡、香港、日本、海灣君主國對外來移民、務工人員也都實行雙重標準。盡管有新自由化和緊縮政策的控制，許多社會體制仍然生機勃勃。2014年歐盟兩位財政部長指出，歐洲只有世界7%多一點人口，但社會福利開支占了全球50%，當然他們不是在表揚自己，而是在抱怨，因此改革成為一個關鍵問題。

　　全球化需要具體解析

　　全球化在不同的背景下表現不同。那些對于日益加劇的不平等、全球化、科技變革等問題的流行見解，容易把正在運行的趨勢誤作為決定性的趨勢。在股東資本主義(自由式市場經濟)模式中，全球化意味著對外投資，對內去工業化。利益相關者的資本主義(協調式市場經濟)模式中，是通過對內工廠投資、發展科技和漸進性創新來平衡對外投資。我們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為什么豐田和大眾分別是世界前兩大汽車銷售商。

　　19-20世紀的意識形態如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社會民主、無政府主義等依然通過全球化表現出來。因此闡釋全球化時，應當注意到它在不同的語域中意義不同。自由全球化就不同于社會民主全球化，前者指自由貿易和經濟增長，后者強調公平。具體而言，對達沃斯精英和跨國公司來說，全球化意味著自由;對新興經濟體和高技能勞工，其意味著機遇;對最不發達國家則意味著風險和邊緣化;對低技能的階層意味著外包或被社會排斥。因此，對全球化的解析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對待。自由全球化導致了不平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這樣的問題，最主要的是如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為自己的國家爭取利益，在國際體制中如何存在。

　　我認為可以將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稱之為“打嗝”——全球化只是臨時出現了一些小問題。比如說自由市場經濟體系中，大多數工人的工資出現停滯;新興經濟體中，中產階級在增長;自由市場經濟體中，中產階層在縮小。在發達國家，這種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現象，歸咎于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在新興經濟體中，經濟增長與人民脫貧也歸功于全球化與科技發展;在最不發達國家中，日益加劇的不平等與邊緣化問題也都歸咎于全球發展與科技發展。

　　也可以用“布魯斯”來比喻全球化。全球化中“扁平的世界”和“尖頂的世界”同時并存，讓人擔憂。一方面，發展與科技變革使得低工資國家形成技術等級和競爭機制，另一方面，其也給南方國家和北方國家共同帶來新的財富和機遇。全球富豪集團與貧民窟階層同是全球性相互作用的力量。一些富豪集團常常會進行慈善行為，而這實則是富豪集團作秀的表現，慈善行為不等同于各種機制的改革，沒有什么大的意義，公司首先應該給公司的職工增加工資。

　　不平等制度的多樣性中也體現著共性：無論在哪里，不平等問題都日益嚴重，包括在中等收入國家;無論在哪里，治理總是和科技集聚的能力不相匹配。因此，有人用全球性的“中世紀體系”來描述我們現在的全球化狀況——紛雜的體系中，有著縱橫交錯的管轄區、權威體系、條約、國際貿易規則、地區群體與利益團體。

　　近年來不平等問題已躍為主要議程

　　近年來不平等問題已躍為主要議程，美國總統奧巴馬和智利總統巴切萊特都認為不平等問題是他們面臨的主要挑戰，甚至《華爾街日報》都特別提到自從2000年以來美國財富日益增長，但是經濟并未增長，因為大部分財富都流向了富有的儲戶。

　　新興經濟體中抗議的浪潮風起云涌，日益增高的期望與政府的無能兌現公共服務與腐敗形成鮮明的對比，食品價格、治理危機等問題日益加劇了不平等現象的存在。發達國家的抗議浪潮也愈演愈烈，緊縮政策、對銀行數百億美元的救助、不均衡的發展以及不穩定的勞資關系導致了不平等問題的增長。

　　為什么現在不平等狀況如此突出?自由市場經濟體自1980年代以來取消調控的累積效應、狹隘的增長途徑、2008年信貸夢的破滅，協調市場經濟體的緊縮政策(蔓延的新自由化)，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里發展不平衡與2008年危機以后經濟遲緩發展的累積效應，都是不平等問題如此突出的原因。

　　根據國際樂施會2014報告，世界的財富分了兩半：一半幾乎去了1%最富有的人手中，另一半在剩余99%的人中。世界近乎一半的財富為1%的人口占有。這1%人口的財富高達110萬億美元，是其他一半人口財富總和的65倍。世界上最富有的85個人擁有世界一半人口的財富。1980-2012年，根據26個國家的數據顯示，其中24個國家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額都有所增加。2013世界經濟論壇提出，不平等問題影響著國家的社會穩定，威脅著全球范圍內的安全。

　　經濟學家用“權貴(裙帶)資本主義指數”描述新興經濟體中的富豪階層，發展中國家貢獻了世界產量的42%，但其中65%是來自權貴資本(裙帶資本)。香港和新加坡的權貴資本主義指數最高。這也掩蓋了美國市場受操縱的程度，其權貴資本主義已然制度化，如大而不倒的銀行、大型石油、制藥、農用工業、軍事工業集團、國會游說團體。這使得政治挾持的問題似乎只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僅是邊緣性問題而已。世界上最富有的卡洛斯·斯利姆近乎完全壟斷墨西哥的固網服務、移動和寬帶通訊服務，泰國的億萬富翁他信·西那瓦、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也都是壟斷電信。他們都是反競爭，調控失利的例證。

　　上述情形的共同點都在于體制薄弱。香港和新加坡處于治理過渡期，在一些國家則是由于意識形態的干涉，如美國的里根革命、俄羅斯的市場休克療法，此外還有政治欺詐的因素。政治學家認為近年來美國的不平等問題一直與國會政策操控有關。政府的政治聯盟使得銀行業發展為尋租、詐騙的行當。但是媒體和電影中反映的這種惡行都將其視為個人的瘋狂行徑，而不是社會經濟的制度問題。

　　美國自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一直實施經濟調控。自1980年代以來，金融銀行界投入上百萬美元解除了調控。撤銷調控有兩大后果：金融銀行界的公司高管異常富有，全球市場風險增多，最終爆發了2008年的經濟危機。美國金融界的撤銷管制與經濟不平等問題有直接關聯。然而2008年危機并未改變形勢，還有一些監管機構受到監管對象的挾持，還有像2010年美國多德-弗蘭克金融改革方案長達2139頁，卻被很多人稱為“律師–咨詢師充分就業法案”。樂施會，這一國際發展及救援的非政府組織，認為目前的體制“過于復雜，其中的漏洞難以發現，因此改革面臨的最大障礙是內部人士能夠花大量時間和精力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政治體制不受約束會被削弱，政府絕大部分是服務于經濟精英人士的利益，對普通民眾造成危害”。

　　全球化與公民組織及勞工實力等因素相關，不平等問題不是資本主義或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而是一個政治的產物。國家可以改變市場經濟，而民主社會可以改變國家發展。工人組織、工人聯盟是國家權力的一大組成部分，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這些組織也在不斷變化。政策和政治往往被利益集團所綁架，導致政策最終會發生錯誤，產生不平等問題。比如說泰國的紅衫軍和黃衫軍和解是困難的，但不是不可能的。政府仍然是一個國家具體如何發展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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