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列寧從資本主義生產領域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來研究金融資本的邏輯，以“帝國主義”來指認其瓜分世界的本質：通過不斷地把“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納入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實現資本的積累和擴張，這種建立在地理不均衡性基礎上、并通過“時間—空間修復”的方式來實踐的全球化恰恰是金融壟斷資本自由化的前提與結果。奈格里等當代左翼知識分子力圖區別于傳統“帝國主義”的視角，以“帝國”來闡釋當代金融壟斷資本瓦解民族國家邊界、對于世界以及人心的巨大的征服力量和滲透能力，去中心化的“網絡權力”、“混合構造”成為帝國主權的表現形式，旨在從根本上澄清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轉變與內在矛盾沖突，從而在資本邏輯的背后尋找新的全球計劃的可能性。

　　關 鍵 詞：全球化;金融資本;帝國

　　作者簡介：戶曉坤，中山大學社會科學教育學院。

　　20世紀70年代，由于資本靈活積累方式的轉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調整，借用伊格爾頓的表述：“傳統的工業制造業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費主義的‘后工業時代’——文化、通訊、信息技術和服務業。小規模的、分散的、多功能的和摒棄了等級結構的企業成為了這一時期的主流。”①資本主義世界的另一轉變，表現為金融資本相對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分離和獨立，政治經濟領域全面金融化的迅速發展，使國際壟斷金融資本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呈現出完全不同于傳統資本主義的新特征。安東尼奧·奈格里以“帝國”來指認當代資本主義的上述轉變，并在國際左翼知識分子中掀起了新一輪關于“新帝國主義”的批判性研究，“列寧”以及“列寧主義”幽靈的在場在新時代語境下被喚起。

　　列寧強調壟斷金融資本瓜分世界的本質，即“帝國主義”的本質，不同于希法亭、熊彼特等經濟學家，僅僅將帝國主義視為政策性的擴張手段：“帝國主義是發展到壟斷組織和金融資本的統治已經確立、資本輸出具有突出意義、國際托拉斯開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已把世界全部領土瓜分完畢這一階段的資本主義。”②金融資本作為一種隱遁的決定性力量，其擴張性的邏輯突破了民族國家邊界、超越空間領土范圍，全面控制著人們的社會生活以及意識形態領域，主導著當今全球化的進程，就某種意義而言，全球化的展開方式是金融資本邏輯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列寧到當代左翼知識分子關于“帝國”的批判性研究，為把握金融資本的內在本質提供了鋒利的解剖刀。

　　一、金融壟斷資本的邏輯與歷史

　　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分化，既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導致資本集中的結果，也是資本實現自我擴張的環節，通過信用制度向社會融資成為迅速而有效的擴大生產規模的手段，進而金融資本的獨立性和主導性日益加劇，成為制約資本實現和擴張的關鍵環節。在馬克思看來，股份公司是資本集中的重要工具，并且在更深遠的意義上影響到了資本主義生產。希法亭發展了馬克思的金融資本理論，尤其是關于股份公司的學說，在《金融資本論》中他指出，股份公司這一組織形式產生的關鍵在于割裂了資本所有權和支配權之間的紐帶，使“產業資本家擺脫了產業資本家的職能”③，從而推動一個可靠的證券市場的發展。通過證券市場的發展和完善，貨幣資本家可以不受他所投資的企業的限制，“股東從領取利潤的產業資本家向領取利息的貨幣資本家轉化”④，雖然股權控制與生產職能分離為兩個環節，但是在根本上卻要求加強對生產環節的控制，金融技術及其創新就顯得尤為關鍵，“隨著股份公司形式的發展，產生了一種特有的金融技術，它的目的是要保證人們能以最少的自有資本控制盡可能多的他人資本”⑤。從生產集中，到股份公司組織形式推動的證券市場的發展，到金融技術手段的完善與創新，推動了資本集中的加強和資本積累速度的加快，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重心日益轉移到了貨幣資本領域，也使產業資本日益從屬于、受制于貨幣資本。

　　希法亭僅從流通領域出發以銀行資本來界定金融資本，列寧對此進行了批判：“這個定義不完全的地方，就在于它沒有指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即生產和資本的集中發展到了會導致而且已經導致壟斷的高度。”⑥在列寧看來，希法亭的錯誤在于片面凸顯了工業資本對銀行資本的依賴，以及在金融資本的形成機制中，沒有從根本上去把握資本運動的內在邏輯，沒有認清壟斷在金融資本生成中的最為基礎和關鍵性的地位。進而列寧重新定義了金融資本：“生產的集中;從集中生長起來的壟斷;銀行和工業日益融合或者說長合在一起，——這就是金融資本產生的歷史和這一概念的內容。”⑦列寧從資本主義生產領域所發生的深刻變革，即壟斷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來研究金融資本的邏輯，正是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集中所導致的壟斷形成，才引起了資本流通形式和規模的變化，“在商品生產和私有制的一般環境里，資本主義壟斷組織的‘經營’怎樣必然變為金融寡頭的統治”⑧。

　　以排除和壓制競爭為目的的各種企業組合，使資本主義生產領域發生了高度集中，這一運動在20世紀初的20年間席卷了所有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創造的大量剩余資本為銀行資本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壟斷組織對于龐大資金的需要，必須依賴信用制度通過銀行實現，銀行業的集中和壟斷根本上改變了銀行的職能和作用，即支配大量的貨幣資本，通過信貸的方式控制企業的生產。銀行與工業企業的關系越密切，對其的控制越強烈，就越能夠有效地消除競爭和加強壟斷。就此而言，生產集中和壟斷導致了流通領域中銀行的集中和壟斷，導致了兩者之間互為滲透的一體化關系，而這又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領域中的壟斷組織發展。

　　列寧認為，金融資本的產生不單純是流通領域中流通形式和規模的變化，在根本上是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導致生產集中，進而產生壟斷資本主義的結果。生產和流通的密切結合、滲透是資本邏輯的必然展開。“資本主義的一般特性，就是資本的占有同資本在生產中的運用相分離，貨幣資本同工業資本或者說生產資本相分離，全靠貨幣資本的收入為生的食利者同企業家及一切直接參與運用資本的人相分離。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時候，這種分離達到了極大的程度。金融資本對其他一切形式的資本的優勢，意味著食利者和金融寡頭占統治地位，意味著少數擁有金融‘實力’的國家處于和其余一切國家不同的特殊地位。”⑨掌握實際壟斷權力的金融寡頭不單控制著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而且通過“參與制”實現對國家政治生活的掌控，其權力的觸角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壟斷作為金融資本形成的物質基礎，金融資本構成了壟斷資本主義的核心，壟斷資本主義在國內政治經濟領域占據領導權后，必然要求以金融資本為工具，通過資本的國際化擴張運動實現其對于世界范圍內的統治權。

　　20世紀80年代，進入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信息革命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提供了技術和生產力基礎，而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則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形成的必然條件”⑩。其一方面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克服自身危機的必然結果，也是資本壟斷和擴張本性的當代表現。在壟斷資本主義的規模化擴張過程中，資本的增殖和擴張導致了過剩生產能力的不斷積累，新增投機的盈利空間被壓縮，在盈利性投資機會日漸稀缺的情形下，如何營運巨額可支配盈余成為資本所有者必須突破的瓶頸。為了解決經濟停滯問題，當代資本主義最為深刻的變化表現在金融領域，日益依賴金融領域的增長來擴大金融產品需求，利用期貨、期權、衍生產品、對沖基金等一系列的金融工具實現貨幣資本的保值和增值。“債務的過度擴張和銀行的過度膨脹恰到好處地滿足了三個需要。即保護資本主義體制及其利潤、緩解(至少是暫時緩解)它的矛盾、支持美國的霸權主義擴張和對外戰爭。”(11)

　　由于金融資本領域技術性服務手段的不斷創新，金融產品及其衍生工具催生了虛擬資本和虛擬經濟。在商業和工業資本主義時代，資本價值的主要形態是貨幣資本或者生息資本，而在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形成了貨幣資本與金融資本二元結構的資本價值形態：其一，貨幣資本，即馬克思所研究的食利資本或生息資本，體現在股息、利息等收入之中，依靠對于貨幣的占有權而分割剩余價值;其二，金融資本，即包括房地產貸款所支持的債券、債務抵押所支持的債券等，通過現代金融技術手段創新所產生的結構性金融衍生工具，成為食利資本的新載體，金融衍生產品市場在投資盈利的驅動下，成為脫離實體經濟獲得風險性投資利潤的重要領域。在世界范圍內，金融資本通過向產業資本與商業資本的滲透、融合，實現了對整個實體經濟的操縱，通過對全球產業鏈的整合與控制，形成跨國企業、集團等巨大的壟斷組織，在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自由化的掩護下，通過資本流動瓜分世界市場。

　　二、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邏輯與“時間—空間修復”

　　“資本是這樣一種機制，若不能持續越過疆界，接受外在環境的滋養，便不能維持自身之生存。因此，資本的外部在本質上是不可或缺的。”(12)這意味著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為樞軸劃定了“資本主義”和“非資本主義”、“內部”和“外部”之間的原則界限。如果沒有作為吸納資本過度積累趨勢的外部空間存在，資本的擴張本性就無法實現，進而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會陷入停滯和崩潰的邊緣。對此，盧森堡指出：“根據馬克思學說來看是在辯證法的矛盾中，一方面資本主義需要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才能使資本主義的積累能夠繼續不斷進行;而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在前進中不斷同化那些條件，而正是這些條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本身的存在。”(13)資本不斷將“外部”吸納入“內部”的強大欲望和沖動，以及對“內部”挖掘的日益深入，不但將“非資本主義體系”納入資本主義體系之中，而且對體系內部人們的日常生活、情感、欲望等領域的控制更加無孔不入。就此而言，資本并非能夠單純依靠自身生存的經濟模式，它需要其他經濟體制作為依存的土壤，“當它遇到壁壘和排斥時，它的發展就受到阻撓;相反，當它納入越來越廣大的空間時，它就興旺發達，利潤也只能產生自接觸、契約、交換和商業貿易。世界市場的實現使這種趨向最終到達預定點，最理想的形式是：在世界市場之外再無其他，整個地球都成了它的領域”(14)。正是這種自我擴張的內在動力驅使資本主義在世界范圍內實踐其全球化的邏輯與歷史，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向上日益擴散和滲透。

　　資本不斷向外擴張的本性表現在金融資本的邏輯中，即資本輸出。壟斷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過剩資本”突破國家范圍向外輸出，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成了“過剩資本”進行投資和借貸的涌入地。過剩資本以投資的非暴力方式流向了它的外部空間，資本輸出不同于商品輸出的關鍵在于，從在國外實現剩余價值到生產剩余價值的轉變，進而不斷地把“非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納入到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輸出資本的國家已經把世界瓜分了，那是就瓜分一詞的轉義而言的。但是，金融資本還導致對世界的直接的瓜分。”(15)雖然資本主義早已開拓了世界市場，但是資本輸出所導致的國際壟斷同盟的形成，在全球范圍內重新構造了國際一體化經濟體系，這一全球化秩序和架構的“發展趨勢是向社會生活的非經濟領域擴張其市場規律和機制的作用，并使前者服從于后者。全球化加深了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但時至今日卻沒能有效地減緩這種相互依存的不均衡性”(16)。這種建立在不均衡性基礎上的全球化恰恰是金融資本自由化的前提與結果。

　　全球化作為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具有在世界更大范圍內擴張、更為活躍的和比任何時候更為純粹的形式”(17)，它實現了“世界規模的歷史性結構重組”，劃定了現今資本主義與之前資本主義之間的界限。恰如美國經濟學家湯普森所指出的，當今的全球化并非過去世界經濟特征的簡單擴大化，或“根植于國家土壤環境之中的資本主義拓展”，而是“國際資本主義屬性發生了結構性變化”，獨立的國民生產體系不再具有活力，逐漸解體，游離于國家和政府之外的跨國企業和公司成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在壓縮了國家活動的領域及其社會作用的同時，擴大了私有利益在國家中的比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樣板，它擺脫了某一個國家的任何約束，在全世界尋求競爭優勢”。(18)無組織和不受控制的市場成為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全球化趨勢是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固有的本質，資本主義活動地理學景觀的演變正經受著時空壓縮一輪又一輪的無情驅動”(19)，而金融資本、虛擬經濟運作及其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技術創新、社會生活方式的轉變，將全球范圍內商品、生產能力、人和金錢等的流動性推向了極致，這符合馬克思所指認的資本主義“用時間消滅空間”的零度流通的理想狀態，創造性地加速資本周轉與克服空間障礙成為資本擴張邏輯實現的根本方式。就此而言，如果僅僅從文化或技術角度將全球化淡化為金融資本主義的背景來進行討論，那么回避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所內在蘊含的全球化邏輯，而全球化邏輯正是通過“時間—空間修復”的方式來實踐的。

　　對于金融資本而言，其強大的流動性和滲透性在世界范圍內長驅直入，推動了新的勞動區域分工、資本價值鏈條的重組以及對生產、流通領域的技術性控制，哈維認為“通過時間和空間的轉移吸收過度積累”是現代資本主義自我調節機制的手段之一：首先，加速周轉時間，把資源從滿足當前需要轉移到探索未來，貨幣信用制度和虛擬資本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便具有了決定性意義;其次，縮短空間距離，加劇資本在世界范圍內的擴張，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貿易和直接投資。哈維后來將其概括為“時間—空間修復理論”，即“(1)通過投資長期資本項目或社會支出(如教育和科研)來進行時間轉移，以推遲資本價值在未來重新進入流通領域的時間;(2)通過在別處開發新的市場，以新的生產能力和新的資源、社會和勞動可能性來進行空間轉移;(3)在某種程度上將前二者結合起來”(20)，這是一種通過延遲時間和擴張地理空間解決資本主義危機的方式。而人們在時間、空間上的一系列實踐活動和觀念感受發生了改變：首先，資本利潤率成為進步的衡量標準，進步等于先進，全球各地區國家的空間差異被削平了，落后國家被卷入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洪流之中;其次，地理上的距離和隔膜被打破。

　　三、從“帝國主義”到“帝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轉變

　　金融資本作為資本主義歷史形態的階段性表現，在根本上從屬于資本具有穩定性的內在邏輯，資本作為一個過程、一種機制，從一開始就表現出空間擴張的邏輯，資本的擴張性和帝國性不過是資本內在邏輯的展開。然而，基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基本立場，“資本的限制就是資本本身，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不斷突破其自身的限制方式亦構成了資本主義階段性的發展歷史。“從帝國主義到帝國，從民族國家到全球市場的政治規范;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我們正在目睹的是現代史上的一段定性的歷程。”(21)盧森堡、列寧等后繼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對資本主義的“帝國”本質從不同的歷史層面和全球化的動因進行了分析，奈格里等當代左翼知識分子則力圖超越傳統“帝國主義”的視角，以“帝國”概念來闡釋當代壟斷金融資本全球化擴張的內在邏輯和特征，旨在從根本上澄清金融資本主義在資本主義歷史進程中的結構性轉變與當代性表現，在資本邏輯的背后尋找新的全球計劃的可能性。

　　盧森堡強調“作為一個生存方式的帝國主義”，突出“帝國”向非資本主義部分的擴張和侵略本性同實現資本積累之間的內在關聯，“帝國主義是一個政治名詞，用來表達爭奪尚未被侵占的非資本主義環境的競爭中所進行的資本積累的”。(22)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無法作為一個單純的、自然的經濟過程而展開，背后需要國家政治霸權的干涉與支持，并引發了世界范圍內國家之間的更加尖銳的矛盾與對抗關系，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邏輯正是建立在這種不平衡及對抗關系的基礎上。

　　與盧森堡不同，列寧更加突出帝國主義作為資本主義新階段的具體特征和性質。列寧強調“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階段”，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其某些特征已經轉化為自身對立面之時所發生的根本性轉變，即“壟斷”代替自由競爭。“因為一方面，金融資本就是和工業家壟斷同盟的資本融合起來的少數壟斷性的最大銀行的銀行資本”，壟斷推動了金融資本的形成，而金融資本加劇了壟斷組織對全球經濟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的深層控制;“另一方面，瓜分世界，就是由無阻礙地向未被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占據的地區推行的殖民政策，過渡到壟斷地占有已經瓜分完了的世界領土的殖民政策。”(23)“無主”的土地已經瓜分完畢，壟斷資本主義將以新的殖民方式重新形成對世界的控制，資本輸出比產品輸出更加具有意義，資本的自由化流動則成為金融資本形成新的世界秩序的關鍵環節。列寧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壟斷階段是資本全球擴張的真正表現，但是帝國主義的實踐方式——殖民統治卻進一步限制了資本的擴張和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完全實現，因此“資本必須最終克服帝國主義，將內、外部之間的限制摧毀”(24)。在奈格里、哈特看來，列寧對帝國主義及其危機的分析直接引出了帝國的理論，“列寧分析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是他對帝國主義作為政治概念的批判。他將現代的主權的疑問和資本主義發展的疑問一起放到一個統一批判的鏡頭下，并且通過把不同的批判路線交織在一處的方法，超越現代性進行觀察”(25)。

　　哈特和奈格里將“帝國”視為新自由主義全球體制的政治形態維持其世界秩序的唯一形式，對列寧進行了超越帝國主義的解讀。他們指出，建立在民族國家主權基礎上的現代帝國主義，向附屬國疆域延伸其權力導致了世界戰爭和沖突。而在金融壟斷資本時代，帝國的權力結構和表現形式都發生了深刻改變，金融資本的自由化流動成為資本主義權力的主要表現方式，以主權為基礎國家機器也發生了適應性的轉變，在新自由主義的推動下，私有化、市場化進程為金融資本的輸入建構了開放的商品和資本市場平臺。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資本的“剝奪性積累”成為資本邏輯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廉價資產的釋放為吸收剩余資本提供了巨大的空間;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種將貶值的剩余資本投入到最薄弱和最脆弱的領土和人群中去的手段。”(26)金融資本在空間中的流動具有靈活性和易變性，對于剩余資本的吸納和釋放重新為資本積累的發展中心劃定了勢力范圍，使帝國內部和外部的界限變得模糊，去中心化的“混合構造”、“網絡權力”成為帝國主權的表現形式，“支配性的民族國家、主要的資本主義公司、超國家的機構以及其他的全球權力都是這個帝國主權網絡中的節點，它們在不同的時刻以不同的方式來一起運作”。(27)

　　“非物質勞動”的霸權取代工業生產的霸權，構成了帝國的本質：即建立在權力、財富等級差異基礎上的創造非物質性產品的勞動，其中包括符號產品、形象工業等“腦力或語言的勞動”，以及建立在幸福、滿足、興奮基礎上的“情感性的勞動”，金融及其衍生工具等虛擬經濟部門的產品不過是“非物質勞動”范疇的一部分，莫利茲奧·拉扎拉托對于“非物質勞動”的界定更加直觀，即生產商品信息和文化內容的勞動。從20世紀30年代的法蘭克福社會批判理論，到70年代法國消費文化批判理論，非物質勞動及其產品的創造性發展，對于資本不斷突破其自身的界限越來越具有決定性作用。鮑德里亞運用符號學方法分析商品邏輯，商品的符號價值超越其使用價值，具有社會身份區分和差異化的功能，充斥在流通、消費領域中的符號產品在根本上加快了資本流通和周轉的速度，更加符合馬克思所謂“資本零度流通”的臨界點。“非物質勞動”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的工業生產模式、商業交往模式，以及人們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也使資本邏輯和市場化原則滲透到人們的情感、智能和生命體驗等深層領域。

　　在奈格里看來，“非物質勞動”重新分解、整合了全球范圍的勞動分工，并形成了網絡般的、錯綜復雜的社會交往與合作關系，資本這張巨網將世界上的每個角落緊密地互鎖在一起。在本質上，它“不僅僅是一種資本‘吸納’以及擴張至全球市場的經濟方式，更是一種資本支配和治理社會以及控制人的‘內面’的權力方式”(28)。即資本支配權力的觸角已經走出傳統的工業生產領域，對社會關系的全面滲透和控制，一方面加強了資本的權力，而另一方面也在塑造著反抗這一霸權的歷史主體。“非物質生產的霸權造成了勞動的更加抽象化，它也意味著勞動的更高度的社會化。這種不斷地創造共性以及不同的勞動生產方式的趨同過程減少了區分種種勞動者階層的質的差別，因此為我們稱之為‘大眾’的勞工創造了一個共同政治規劃的條件。”(29)與其他對帝國本質進行指證的學者不同，在《帝國》中，奈格里回應了《共產黨宣言》中的辯證邏輯，即資產階級在其發展的最高階段也達到了自我崩潰的邊緣，他從福柯的“生命政治”框架中探尋建構革命主體的可能性，正是金融壟斷資本主義所推進的高度社會化網絡，孕育著新的歷史主體，是迫使其解體的爆破點。奈格里在資本邏輯之網的背后發現了“一項后社會主義的綱領”，它意味著依照現代資本主義模式建構起來的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策略不再適用，“它的首要任務是要創立包括國家和國際范圍內的新的民主概念和民主體制，并將之與爭取平等相結合……世界許多地方出現的反對帝國的支配性資本主義全球秩序的運動是非常豐富且有前途的”(30)。

　　奈格里等左翼知識分子對于壟斷金融資本帝國本質的判斷，以及對于未來之可能性路徑的探尋，在資本邏輯全面滲透社會關系的全球化進程中，無疑具有非常重要意義，雖然很多學者指責其歷史主體生成與革命方案的烏托邦性，但毋庸置疑的是，其對于資本內在邏輯的把握是非常徹底而深刻的。

　　注釋：

　　①[英]伊格爾頓：《馬克思為什么是對的?》，李楊、任文科、鄭義譯，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第8頁。

　　②《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76頁。

　　③[德]希法亭：《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福民譯，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112頁。

　　④[美]斯威齊：《資本主義發展論》，陳觀烈、秦亞男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283頁。

　　⑤[德]希法亭：《金融資本——資本主義最新發展的研究》，第130頁。

　　⑥《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36頁。

　　⑦《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36頁。

　　⑧《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36頁。

　　⑨《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48頁。

　　⑩劉元琪主編：《資本主義經濟金融化與國際金融危機》，經濟科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頁。

　　(11)同上書，第130頁。

　　(12)羅崗主編：《帝國、都市、現代性》，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頁。

　　(13)[德]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坐舜、吳紀先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289頁。

　　(1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國》，楊建國、范一亭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頁。

　　(15)《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55頁。

　　(16)[德]坦基揚：《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資本主義危機抑或全球美國化》，王新俊、王煒譯，教育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

　　(17)UNESCO, Le Courrier de I'UNESCO. Septembre 2000, p. 16.

　　(18)G. Thompson, "Revu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socials". La mondialisation, Juin 1999. No. 160. paris, UNESCO, 1999, pp. 159-174.

　　(19)[美]哈維：《新帝國主義》，初立忠、沈曉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頁。

　　(20)[美]哈維：《新帝國主義》，第89—90頁。

　　(21)[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國》，第231頁。

　　(22)[德]盧森堡：《資本積累論》，第334頁。

　　(23)《列寧專題文集：論資本主義》第175頁。

　　(24)[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國》，第230頁。

　　(25)同上書，第228頁。

　　(26)[美]哈維：《新帝國主義》，第149頁。

　　(27)羅崗主編：《帝國、都市、現代性》，第28頁。

　　(28)同上書，第15頁。

　　(29)[美]哈特、[意]奈格里：《帝國與后社會主義政治》，載羅崗主編：《帝國、都市、現代性》，第35頁。

　　(30)同上書，第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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