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中國經濟出版社2012年版）

　　第二章 當代世界和中國的基本矛盾分析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破產，特別是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引發這場就其深刻性而言是史無前例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以及世界格局的加速演變，在在都表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已經是窮途末路。近年來一個突出的地緣政治現象是，在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從思想界、政界到社會各階層，愈來愈多的人認識到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文明的能量和動力已經衰竭，用布熱津斯基的話說，“美國到處都彌漫著一種恐懼的文化”。(1)((美)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布蘭特·斯考夫洛夫特著，姚蕓竹譯：《大博弈：全球政治覺醒對美國的挑戰》，新華出版社2009年版，第2頁)這是因為西方文化、西方道路和美國模式之類的神話已經破產，正如新加坡學者馬凱碩對約瑟夫·奈所毫不客氣地指出的：“我們應該認識到，美國的軟實力是我們在當今世界看到的，泄氣最快的一個泡沫。”(2)((美)瑟奇·施梅曼：《實力蹺蹺板》，《國際先驅論壇報》2011年6月24日?！秴⒖枷ⅰ?月1日轉載)在這個背景下，在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以美國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文化一個時期以來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影響正在迅速消退，馬克思主義在全世界重新表現出日益增強的活力。近年來美國《時代》、《財富》等西方主流媒體都坦率地承認，自由主義的水晶球已經失靈，人們都在重新思考馬克思和社會主義。雖然這種思考的目的不都是為了揭示這場危機的真實原因，美國更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解決方法和社會主義的出路，但是這個事實給世界一個重大的政治啟示就是，馬克思主義仍然是指引21世紀人類社會前進的最強大的思想武器。對于中國來說，用馬克思主義對當代世界的基本矛盾進行一番科學分析，對于正確和全面地認識中國走過的道路和開辟21世紀前進的道路，更具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節 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分析

　　長期以來學術界西化傾向的后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邊緣化，一般不再使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全面轉向西方理論和方法。表現在經濟學領域，總的傾向是庸俗經濟學泛濫，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邊緣化的必然后果，導致經濟學研究內容表層化、局部化、微觀化，去政治化，回避生產關系研究，更回避對社會基本矛盾及其運動的內部聯系的研究揭示，滿足于對“和平和發展是時代主題”的基本判斷，習慣于用西方主要是自由主義的國際關系理論來觀察和描述國際形勢的表象，對于世界的發展方向和新的重要趨勢的基本面疏于了解，把握不力，甚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對社會發展進程缺乏科學預見，甚至做出完全相反的判斷和分析(例如對美國金融海嘯)，于是社會基本矛盾的許多表現和必然結果都似乎變成毫無來由的“突發事件”;也由于新老自由主義思潮的長期滲透，一些學者，也包括一些地方和部門的官員喪失了起碼的政治意識、安全意識，對美國將中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思想上毫無準備，理論上不能回答，實踐上疏于防范和應對，在國內外造成惡劣影響。如近年來引起中央高度關注和社會強烈反響的國家安全問題、金融問題、轉基因問題、糧食問題和衛生防疫問題，等等。從經濟學領域看，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素養不足，西方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的長期訓練使得研究者、教師和學生的知識和視野狹窄，思路逼仄，特別是價值觀、立場、思維方式、理論工具以及話語系統等全套美國化，獨立思考能力、分析判斷能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同程度地受損，不僅導致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往往吃虧上當而不自知，難以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而且長期以往會侵蝕民族精神文化，導致某種蛻化，最終可能釀成地緣政治災難。這方面俄羅斯是前車之鑒，日本2011年日本發生的這場由特大地震引發的地緣政治災難，與日本長期以來演變成一個“低智商社會”(大前研一語)有內在的聯系。

　　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分析，是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也是關系到中國一切內外戰略和政策的基本理論問題及其依據。

　　世界基本矛盾與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是同一個概念，前者包括自然界自身的矛盾、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矛盾，人類社會內部的矛盾和人類自身物質與精神的矛盾，等等。在這些矛盾中，主要由于近幾百年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的影響，當代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矛盾早已經空前激化，嚴重地危及人類本身的生存，世界資源即將耗盡;人類社會內部的矛盾空前尖銳和激化，已經瀕臨大規模生物武器戰爭與核戰爭的邊緣;人類自身精神與物質的失衡空前嚴重，價值毀滅和顛倒隨處可見，黑惡勢力在全球橫行，各種地緣政治災難包括戰爭和大規模社會動亂在世界各地接踵而至。無數跡象表明，200年來的全球工業化進程已經走向反面，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都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機狀態?？茖W家們稱，現在地球上平均每一小時就有一個物種滅絕，這個速度是自6500萬年前恐龍滅絕時代以來最快的。倫敦《地球生命力報告》顯示，如果人類繼續以目前的速度開發土地和海洋，那么到2030年，要想生產出足夠的食物、原材料和水資源，并吸收掉人類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人類需要兩個地球才夠用。(3)((英)《泰晤士報》網站2010年10月13日報道：《停止劫掠地球吧，否則20年后人類需要兩個地球》?！兜厍蛏蟾妗废祩惗貏游飬f會和世界自然基金會每兩年公布一次的科學報告。)發達國家最先搞工業化，可謂最先掠奪性地享用了地球，也最先破壞了地球的生態平衡。至今美國只占世界人口的5%，卻排放出占世界25%的溫室氣體。旨在拯救地球物種的《生物多樣性公約》，已經有包括歐盟、中國和俄羅斯等世界190多個國家締約簽署，而美國是發達國家中唯一尚未簽署該項公約的國家，卻強迫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責任。(4)(《物種滅絕讓人類焦慮》，《環球時報》2010年10月20日報道》

　　人類與自然界之間的矛盾根源，在于人類社會本身。20世紀至今，人類社會仍然處在一個總體上走向衰落、幾經破碎而又幾經修補，終于走向衰竭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中，過去說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現在看來不算離譜。研究當代世界基本矛盾，主要是剖析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當代一個最重要的全球思潮，就是馬克思主義復興，歷史進程再次突顯了馬克思主義揭示社會發展規律包括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意義。在經歷了20世紀的幾番世界風云變幻以后，就今天應有的歷史眼光來看，列寧在1906年作出的關于帝國主義垂死性(歷史地位)的基本論斷，仍然是正確的，不過是后人被歷史的浮云遮了望眼，發生了錯覺。對于一個社會形態的沒落過程，百年真的很短。當代帝國主義已經從金融帝國主義發展到生態帝國主義，已經從殖民主義、種族主義發展到反人類。20世紀90年代生態帝國主義的猖獗表現為生態掠奪、污染輸出和生態帝國主義戰爭。將一切生態危機的根源歸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結論早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已經是西方生態社會主義運動的共識。而在當代人類危機深重條件下，生態帝國主義必然走向反人類的深淵。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再說資本主義制度有多少生命力，在西方國家也已經沒有多少聽眾了。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嚴重激化到空前程度的社會心理反映，在社會成員心理上亮起了紅燈。伊曼紐爾·沃勒斯坦也早已指出，我們生活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最后的沒落時期。

　　1991年蘇聯解體，而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也隨之進入最后的崩潰時期，其政治標志在于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將種族對決公開化(其理論表述為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和布熱津斯基等人主張的“垃圾人口論”，指現存人口的80%屬于“垃圾人口”)，這種情況導致21世紀人類社會面臨人為的巨大戰爭和地緣政治災難風險。為此，更需要對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行深入的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按照馬克思的概括，是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一百多年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實質并沒有改變，但形式有所變化。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程恩富教授指出：“與馬克思和列寧所處的時代相比，當今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是經濟不斷社會化和全球化，與生產要素的私人所有、集體所有和國家所有的矛盾，與國民經濟的無政府狀態或無秩序狀態的矛盾。”(5)(《程恩富會長在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開幕式上的致辭》)其實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范圍更廣，程度更加深化，更加具有危險性和全人類的毀滅性。這里所說“當今”，似可用“當代”替換。“當代”的含義，一般是指二戰以后，所以這里的分析不免要向前追溯。

　　一、戰后西方國家經濟繁榮時期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6)

　　(本節的統計數字、資料和部分論述受益于(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未便一一注出，特此說明)

　　為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戰后西方持續1/4世紀的黃金發展時期(Golden Age)，實際是由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后西方國家以羅斯福新政為代表的生產關系調整和戰后科技創新引領的一個長經濟周期。戰后科技革命的大面積技術突破，推動新興產業和整個產業結構變革，帶來普遍的高額壟斷利潤，階段性地扭轉了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戰后至70年代初美國非金融公司的平均利潤率在12%以上)，加以發達國家長期推行階級調和政策，內需提高，迎來了一波普遍的經濟繁榮

　　另一方面，戰后西方國家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重大改變(如城市化繼續發展和移民潮)也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動力，降低了發達國家的平均工資水平，提高了剩余價值率。從全社會看，生產擴張，消費提高，商品的價值實現相對順利，進入資本主義長周期的良性循環。隨著社會結構改變和福利國家建設，日益龐大的中產階級支撐起龐大的消費市場，形成消費社會：高福利保障消費，銀行借貸刺激消費，國家財政補貼消費，媒體廣告忽悠消費，社會思潮鼓吹消費，發展到全社會瘋狂消費，透支消費。凱恩斯主義將消費需求的刺激和管理發展到極致，實際上羅斯福新政和福利社會是向馬克思理論和社會主義經驗學習，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社會資本再生產的分配和消費環節注入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因素，為普通民眾提供了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服務，大大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結果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周期變形，拉長了繁榮，推遲了危機。凱恩斯主義政策飲鴆止渴的結果是發達國家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普遍陷入滯漲。

　　從生產力方面看，戰后最重要的技術革命之一的微電子技術突破和石化工業革命，為信息產業興起和隨之而來的整個產業結構革命奠定了基礎。石化技術革命大大提高了煉油產量，由每桶原油提煉50%提高到90%，還可以提煉出汽油、柴油，可以與天然氣化合，轉化為塑膠、人造革、人造纖維等消費品。石化工業的飛躍發展對消費品生產的影響，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日常生活，也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對能源的消耗量。1947-1972年，世界能源消費量增長了2倍，同期石油消費量增長了5.5倍。其中日本石油消費量增長率居世界第一，增加量為戰前的137倍，從每天3.2萬桶增加到440萬桶。新技術突破轉化為生產力，在市場經濟中必然為風險投資帶來巨大的超額利潤，由此刺激全社會資本流向新興技術和產業，一波又一波的投資浪潮，不斷推動新技術的遍地開花，產業結構的全面翻新，為生產領域、流通領域、消費領域和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人的精神面貌帶來巨大變化。微電子技術引領信息產業和整個產業結構革命，也正是在這種條件下，電力、汽車和石化工業才真正成為深入社會生活領域的國民經濟的支柱產業，也才有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的空前發展。但是，這一切雖然極大地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和相應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卻沒有使發達國家進入新的真正的繁榮，而是在經歷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之后步入長期衰退。滯漲終結了西方戰后黃金時期，以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和1973年石油危機為標志，發達國家進入了以滯漲為基本特征的長期衰退和泡沫經濟時代。

　　戰后科技革命推動生產力迅速發展，但是一旦技術擴散，為其它企業、部門和國家所采用，超額壟斷利潤就會消失，于是社會平均利潤率會重新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后，滯漲導致失業增加，需求降低，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之間的矛盾激化，也就是商品的價值生產和價值實現矛盾激化，商品資本不能順利轉化為貨幣資本，大批企業破產，大量資本退出實體經濟。

　　滯漲條件下發達國家巨額剩余資本轉化為金融投機資本，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全球虛擬經濟瘋狂發展的一個基本背景和重要原因。

　　在這個階段，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在美國帶領下，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僅拒絕再從基本面進行調整，而且隨著蘇聯衰落和社會主義運動、反帝反殖反霸斗爭進入低潮，總之，隨著東西方政治均勢開始向西傾斜，美英推出反勞工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這既是將冷戰推向高潮即推翻蘇聯帝國的歷史決戰，也是壟斷資本推動一場隱忍了半個多世紀的全球地緣政治反攻和經濟倒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導致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發展和世界各種矛盾特別是階級沖突和種族沖突急遽尖銳化和復雜化，也加劇了世界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為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迅速發展帶來了一個重大機遇。

　　滯漲表明，20世紀30年代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通過推行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政策對生產關系的調整，為生產力發展所釋放的空間已經縮小，而福利國家制度的弊端日顯。而且，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綜合危機明顯激化，東西方政治平衡開始向西傾斜，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看來，他們不僅沒有必要像羅斯福新政那樣去向勞動做出讓步，從社會基本面去調節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沒有必要再擔心發展中國家跟著蘇聯跑。恰恰相反，他們對全球危機特別是資源生態危機的戰略反應相當迅速，試圖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將冷戰(俄國學者稱之為針對蘇聯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升級為美蘇對決，以便擊敗蘇聯，為獨占世界剩余資源開辟道路。這一時期，與冷戰升級相適應，美英大力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西方跨國公司掀起了又一輪全球擴張高潮，在生產關系的技術層面，也就是在與生產力結構、布局、組織、制度、企業管理等等領域相聯系的層面，西方國家、跨國公司根據全球化戰略的地緣政治需要，進行了從產業結構布局調整、經營管理模式等一系列重大變革。這些既是對生產力的調整，也是具體生產關系領域的變革，同時在生產關系的基本面如所有制領域，美國等發達國家也進行了大規模私有化改革;在再分配領域，實行了大規模減稅政策，主要是為富人減稅;在初次分配領域，工資增長明顯減緩而利潤增長加快。這種對生產關系在技術面和基本面的雙向調節，前者對生產力的發展有積極作用，后者實際上激化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但是為當時條件下的泡沫經濟和虛假繁榮所掩蓋。對于美英等西方國家來說，全球政治形勢已經與20世紀30年代前后相反，對國際壟斷資本有利，而迫使全球臣服于“影子政府”統治的時代已經到來，因為在他們看來，一切非西方文明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他們“別無選擇”(英國撒切爾夫人語)。

　　總之，戰后科技革命推動西方國家持續1/4世紀的經濟增長，其中以美、日、聯邦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為最，高社會福利、低失業率、低通脹率和美元自由兌換基礎上的世界貨幣信用相對穩定、國際匯率相對穩定，使西方國家一度似乎徹底擺脫了斯大林所概括的資本主義總危機的陰影，表現為空前的經濟社會繁榮，資本主義自由世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影響力空前提高。這是戰后和平主義、修正主義、綏靖主義思潮泛濫的世界政治背景和經濟基礎。與此相聯系，美蘇高唱戰略緩和，實際上由于赫魯曉夫背叛了馬列主義，也由于蘇聯經濟遭遇發展方式和體制約束，國際政治的基本態勢從“東風壓倒西風”逐漸轉向美進蘇退和西進東退。中蘇分裂和“布拉格之春”(1968)以后，東西方軍事政治的戰略平衡開始打破而向西方傾斜。但是美國由于國內滯漲和外部陷入越南戰爭泥潭等原因，也加速了其衰落的趨勢。

　　總起來說，20世紀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調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熬過了最危險的三十年代最嚴重的世界經濟政治危機，并在戰后獲得一個經濟發展黃金期，進而贏得對蘇聯冷戰的勝利。前者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后者(冷戰)表現為“和平演變”和國際階級斗爭，實為20世紀一場最大的軍事和非軍事地緣政治對抗，更準確地說是一種意識形態斗爭掩蓋下的“文明沖突”。19世紀末以前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以殖民戰爭、奴隸白骨和勞動力萎縮再生產和簡單再生產為基礎，人民群眾無福利可言。馬克思主義誕生以后，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發達國家的階級斗爭形勢已經迫使壟斷資本開始改善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工作生活福利條件。進入30年代大危機時期，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社會發展蒸蒸日上的壓力下，為了防止革命發生，乃有羅斯福新政和西方福利國家政策以及戰后中產階級的興起。二戰結束初期，社會主義陣營如日中天，東風對西風的壓力巨大，發達國家被迫繼續從社會總資本的剩余價值中分割出比以往更多的部分，在國內培育出龐大的中產階級，以換取政治穩定、經濟繁榮和防止革命，也試圖以此贏得冷戰。20世紀70年代以后，特別是90年代以后，隨著世界格局急遽變化，國際壟斷資本和帝國主義的全球野心再次暴露，面孔也日益猙獰，胃口愈來愈大，牙齒愈來愈鋒利，發展中國家的處境總體上更加嚴峻，而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也發生大面積淪陷。

　　二、信息經濟條件下的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戰后科技革命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續命湯，但這是以西方國家一再調整生產關系，吸收社會主義因素進而容納生產力發展為前提條件的。從歷史進程看，生產力發展推動生產關系變革，生產關系變革反過來促進生產力發展，西方國家早就在暗中學習借鑒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只做不說，不僅如此，還在理論上政治上對其極力詆毀和攻擊并加以妖魔化。這方面，有時候是歷史推著國際壟斷資本集團走，如羅斯福新政;有時候是歷史拖著也不走，打著走，如1917年蘇維埃俄國的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國革命勝利;有時候是歷史拖著、打著都不走，硬是倒退著走，如2008年金融海嘯以后。據認為，現在人類有處于新一輪重大科技革命的前夜，信息經濟和未來新技術革命是否又會給了世界資本主義一碗續命湯?很多人寄厚望于此，需要對現階段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進行分析。

　　(1)信息技術革命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影響

　　當代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技術創新，就是建立在微電子技術基礎上的信息技術革命。信息技術興起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社會勞動生產率，加速了財富的涌流，也創造了新興產業，并成為主流產業，且不斷地衍生出一系列分支產業，不僅改變和顛覆了產業結構，而且將所有傳統產業和非傳統產業即全部產業結構置于信息產業之上，使其成為經濟結構的基礎，也成為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火車頭和物質基礎。在當代社會，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已經無所不在，不可或缺，所以信息經濟本身的創新和發展，“就意味著所有其它傳統產業與其總體結構就會即刻受到全盤性、根本性質的沖擊和轉化。資訊經濟本身的發展，就同時是其它產業結構的全盤轉變;所以在九十年代資訊科技革命、資訊產業成為主流產業后，今日幾乎所有的經濟活動都必須在資訊經濟新的運作基礎上進行了。”((7)((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9頁)不僅如此，信息經濟還被認為是未來幾十年的主流發展模式，稱之為“新經濟”。(8)(信息經濟有不同的表述，如數字經濟、新經濟、網絡經濟，等等。需要區分信息技術、信息產業和信息經濟三個概念。三者的含義有重合，卻是不同的范疇。信息技術比較單純。信息產業系指“與信息技術有直接關系的特定產業，如各種軟硬體資訊商品的設計、制造與服務。”信息經濟則指“將資訊科技、資訊設備作為必要的運作工具，而應用于其它非資訊科技產業的傳統產業上(包括服務業)的經濟活動;即以資訊的整合與專業知識的運用，來作為其產業獲利的主要源泉。”以兩者的邏輯關系而言，信息經濟的內涵和外延都涵蓋了信息產業。所以，對三者必須加以區分。參見(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69頁)

　　信息技術對生產力的促進為后發國家提供了相對公平的起跑線和實現跳躍性發展、實現趕超戰略提供了有利條件和手段。技術進步有利于節約成本，信息技術更是如此。劉易斯(1999)據此提出“零阻力經濟”(friction free economy)概念。其主要論點是，在網絡經濟的企業經營模式中，總成本(包括不變資本中的固定資本、流動資本和可變資本)幾乎是既定的，不會隨著產量的增長而發生實質性增長，而它所提供的商品的使用者愈多，單位商品的成本就愈低，單位商品的利潤則愈多，即產量愈高，利潤率就愈高。這是信息經濟與以往時代不同的一個特點，有利于提高利潤率。對單個企業如此，對全社會而言，客觀上也就有利于緩和利潤率下降趨勢。這一點，對于資本家有利，對發達國家有利，對后發國家，也提供了借鑒的條件。例如在某些管理型行業，如大型零售商業。

　　(2)信息技術革命對當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影響

　　這里需要區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面和技術面，前者指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主要指政治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等;后者指具體生產關系，即資本主義的運行制度。

　　在資本主義的具體生產關系層面，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極其廣泛而深刻。20世紀80-90年代的這一波經濟全球化，既是生產力方面進入信息經濟時代，更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具體層面的深化。例如，信息經濟將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提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所帶來的新的腦力勞動獲利模式、全球網絡化的運作管理模式，有利于加速資本循環和周轉，擴大再生產，縮短再生產周期，提高剩余價值率、社會平均利潤率和資本積累的效率。又如，全球信息網絡極大地改變了資本流通的速度，造就了金融公司帝國，信息不僅愈來愈成為經濟要素，改變著勞動分工和產業鏈、利潤鏈，而且成為愈來愈重要的利潤來源，也成為愈來愈重要的國際政治權力資源要素。再如，跨國公司在生產領域和流通領域，具體說在全球商品生產和國際物流(貨柜的陸運、船運、空運等)、服務品質、標準、認證方面，甚至包括商品價格的優勢，都是通過全球性信息網絡的革命，也就是借助于光纖電纜、通訊設備的飛速發展實現的。與之相適應，作為當代經濟全球化突出表現的統一的世界市場標準和規范，世界貿易條件和解決貿易爭端的全球機制即WTO的建立，無不體現發達國家、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和跨國公司的利益，亦即反映資本主義基本生產關系，在20世紀90年代信息經濟條件下都得到飛躍性發展。

　　實際上，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90年代以來挾信息經濟而來的這一波經濟全球化，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和內容，是建立了全球市場統一的運作規范。這些規范代表發達國家和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特別是最大的那些跨國公司的利益，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大限度地滲透其中，如WTO，知識產權制度，等等。所謂經濟全球化過程，也就是全球總資本運動的過程，在全球范圍內借助信息技術發展，以空前巨大的能量榨取當代愈來愈多的由抽象勞動創造的利潤，由此形成了全球市場更加不平等的結構。“在全球一致的市場標準下，全球不同區域、不同文化背景的資源，如今都是在共同的市場準則下來被篩選出來，以達到(對總資本而言——引者)全球最佳的利益配置。這個全球化的市場，貫穿了資本主義總體運作的所有領域和環節，它包括了全球生產原料的取得，不同商品生產的全球分工，全球化的勞動力市場(即不同層次，不同領域的勞動力，在全球流動)、全球化的金融市場運作。資本主義全球市場機制的運作，簡言之就是針對世界各地區不同的社會資源，跨越了時空的障礙，在全球化市場標準下，經過精確挑選(包括嚴格排斥)后，以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效益最大化為目標，而建構出來的全球資本運作網絡。”(9)((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世界資本主義》，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84頁)其中起決定作用和主導經濟全球化的，是核心地區的國際壟斷資本。盡管如此，由于總體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實力的衰落和新興國家力量興起即世界格局的演變，在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下，前者不僅不可能，也沒有力量實現贏家通吃，而且現有的世界游戲規則正在被陸續突破，居于半外圍和外圍國家地區的資本雖不免受制于核心地區的國際壟斷資本，但是事實證明，只要勇于競爭且善于競爭，可以大有作為。

　　信息技術革命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面，也發生著重要影響。

　　首先，信息技術的使用不僅大大提升了當代腦力勞動的效率，極大地改變了活勞動中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比例，從而帶來剩余價值生產的革命性變化，并使剩余價值的分配有利于前者。

　　其次，腦力勞動在商品價值形成中的作用和貢獻提高，直接大幅度提升了商品的價值和利潤，這是信息經濟與以往現代經濟的最大區別。所以當代工人階級的概念需要修改，其外延已經擴大，一般白領也是工人階級。所謂中產階級，不是一個科學概念，其中少數上層分子屬于資產階級或接近資產階級，而其廣大中下層成員屬于勞動人民范疇。近年來在許多發達國家如美國和日本中產階級的經濟地位正在大面積塌陷，即社會結構重新分化，許多人重新加入到工人階級隊伍。

　　再次，信息技術極大地推動了金融創新即金融資本的擴張。金融發展和金融創新，可以加速資本積累和資本集中，但是金融本身不創造價值，不增加社會財富的一個原子。當代金融創新伴隨著虛擬經濟超速膨脹，擾亂經濟秩序，釀成嚴重的災難。這些不是信息技術本身的罪過，但是信息技術為資本逐利的本性所利用和驅使，其結果激化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

　　最后，信息技術和當代生產力發展為世界范圍內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社會制度和體系向社會主義制度和體系轉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所欠缺的只是政治條件。

　　上述信息經濟對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具體層面的影響，實際上無不要求壟斷資本集團通過其政府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基本面進行制度性根本變革。但是，由于沒有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條件下的階級斗爭形勢和當時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就造成的內外部政治壓力，也沒有戰后東西方軍事戰略均勢下的政治壓力，美英等西方國家不僅拒絕進行這方面的進一步改革，相反推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頻繁發動戰爭，又搞出金融海嘯引發世界經濟危機，實為在資本主義制度和世界體系面臨解體的歷史條件下的孤注一擲，進行一場歷史上最大的地緣政治賭博。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過度的資本積累，巨額剩余資本轉化為金融投機資本，不僅刺激金融市場急劇擴大，推動金融創新畸形發展，而且生出基金“恐龍”，翻江倒海，反過來刺激更多的投機活動，拼命追逐高額利潤，而由于金融活動不創造一個價值和財富原子，金融創新終于走上詐騙道路，釀成金融海嘯。其本質是過度積累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的賭博經濟(泡沫經濟的本質是賭博性政治掠奪)。在實體經濟領域，利潤最大化要求生產最大化，生產最大化要求消費最大化，否則就會發生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癥結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但是壟斷資本集團不想治本，于是先用凱恩斯主義刺激需求，支撐了三四十年，出現滯漲;再用新自由主義，特別是金融擴張(金融創新是擴張的一種方式)來刺激擴張，人為制造“‘有支付能力的’(泡沫)需求”，終于搞出次貸危機、金融海嘯。泡沫消費本質上是無支付能力的需求，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現。當代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充斥著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文化危機、戰爭危機、生態危機、核危機、女權危機、人的異化、普遍的社會道德墮落、精神迷茫、軍事和非軍事的地緣政治災難(屠殺和自殺)。在資本一面，實際上已經走投無路;在勞動一面，當代社會階級斗爭的成本較高，但全球政治覺醒迅速發展，整個來說，世界政治形勢的根本演變尚在蓄勢之中。

　　這樣，信息經濟條件下全球社會生產力的急劇擴張和空前社會化、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基本生產關系日益僵化的矛盾在世界范圍內空前激化，它集中表現為，在剩余價值規律無所不在的作用下，科技愈是進步，愈是導致現代社會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兩極分化，兩極分化就是社會分裂和全球分裂;特別是，經濟全球化導致人類社會中物質日益排斥精神，人的心靈和思想日益枯竭化，人類的社會行為日益突破道德底線而野獸化，人類的羞恥心日益完全為功利心粗暴地取代，人類的社會行為失范到空前驚人的程度，最后搞到窮國、窮人絕望，富國、富人也絕望的程度。如美國搞出金融海嘯，表明某些勢力政治上其實絕望，政治上絕望就拼命搞錢，搞到錢還是絕望，面對全球危機，政治覺醒，就鋌而走險，搞種族對決，最后將可能導致同歸于盡。這原是馬克思《資本論》中揭示的資本積累規律和剩余價值規律作用的必然結果，只不過馬克思和列寧當年還沒有出現當代花樣翻新的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包括滅絕人類的各種生物武器和核武器，資本積累的后果還沒有發展到當代人類社會面臨滅頂之災這樣兇險的程度。

　　三、世界新時代的主要矛盾

　　從以上分析不難看出，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不斷深化，這不是一個教條主義的抽象概念，而是一個基本事實。對于這個基本事實，不僅馬克思主義者認同，而且世界各國的許多政治家和學者也都認同。問題的關鍵在于，對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深化程度應當作出怎樣科學的符合實際的基本判斷?這個基本判斷是一切政治和外交戰略、政策的基礎和出發點。對此，筆者的基本判斷和觀點是：第一，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經激化到極點，導致從20世紀90年代進入世界政治新時代，其標志是世界主要矛盾已經從“主義沖突”上升為“文明沖突”，或說20世紀被“主義沖突”所掩蓋的“文明沖突”壓倒了前者;第二，全球“文明沖突”形式上是在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之間展開，但其核心在于兩種完全不同的價值觀之間的沖突，鑒于中華文明是與西方價值觀完全不同的主要地緣文明主體，中國是中華文明主要的地緣政治載體和當代國家政治主體，于是中國成為西方“文明沖突”的主要對象，中美關系處于世界新時代矛盾的中心;第三，西方發動“文明沖突”的目的是“沖突”掉非西方文明體和“減少”世界人口至5-10億，所以即使中國有人想改變價值觀或一切順從美國也絲毫無濟于事;第四，世紀新時代的主要矛盾的演變將決定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地緣政治營壘和21世紀下半葉的世界地緣政治主體和世界新秩序的架構。

　　這里在第一章地緣政治分析基礎上，對現階段國際政治形勢的若干基本特征再加以進一步分析。

　　(一)全球范圍內階級斗爭重新激化

　　縱觀20世紀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周期大體上與世界階級斗爭形勢的發展相聯系，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到20世紀60年代，從全球看是“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斯大林提出的概念)。另一方面，在階級斗爭的巨大壓力下，從19世紀末到羅斯福新政乃至到戰后福利社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因素，實行階級調和政策，緩和階級矛盾，避免了暴力革命，不僅度過了20世紀30年代的最困難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危機，而且通過馬歇爾計劃實現了歐洲復興，贏得了戰后經濟發展的“黃金時期”。這個時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階級調和政策和福利國家政策的結果，導致中產階級膨脹，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出現的特殊社會結構，極大地削弱了無產階級的隊伍和階級意識，加以國際間冷戰條件下社會主義運動和階級斗爭形勢轉入低潮，造成了新自由主義歷史倒退的極佳的歷史背景。20世紀70-80年代以來，在經濟全球化田園詩般的牧歌背后，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通過新自由主義對各國(包括本國)勞動人民發動的一場新的經濟掠奪和政治反撲，在階級淡化、勞資兩利、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雙贏口號下具有表面上不那么赤裸裸但實質上更加兇殘(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性質，因為這場斗爭具有階級斗爭和種族對決(“減少”人口)的雙重性質。這種階級斗爭與種族沖突雙重性質的矛盾激化在當代最典型的表現，就是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同時出現的國際恐怖主義(這里指的是真正的恐怖主義，與我國反恐斗爭所說“三股勢力”不是同一概念)。正如著名日本學者大前研一所說，恐怖主義的經濟根源是貧困，這是不容置疑的。換言之，當代高度發展的全球兩極分化是恐怖主義的經濟根源，但是國際恐怖主義的參與者不都是窮人，卻主要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這個前所未有的國際政治現象是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新馬爾薩斯主義在當代引起的地緣政治反應。進入20世紀90年代，不僅蘇聯東歐集團解體，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繁榮徹底結束(從70年代滯漲已經開始)而走向崩潰，而且美國霸權迅速崩解，于是不僅全球階級斗爭重新激化，而且由于西方發起“文明沖突”即種族沖突也急遽激化，隨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進入最后的崩解時期，人類社會形同被國際壟斷資本綁架，其存續和發展面臨嚴峻考驗。

　　僅就世界經濟領域而言，所謂產業鏈、利潤鏈和國際分工領域的斗爭，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投資、國際合作領域的“摩擦”，主要反映的是南北分裂，即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之間的矛盾和斗爭，本質上還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國際階級斗爭的反應。當代人類社會諸種危機深重，人類社會的分裂、動蕩和墮落，主要根源在于不公正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國際反全球化運動、烏拉圭回合、生態社會主義運動以及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化運動等等，都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社會領域的各種斗爭，例如在爭取社會公正、平等、安全、自由、民主、人權、尊嚴、生存、健康等等口號背后，更不必說在所謂“文明沖突”背后，掩蓋不住的仍然是觸目驚心的階級斗爭。有關國際機構，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被稱為代表西方利益的“三位一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機構，多是國際壟斷資本集團的政治工具，而維護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反映的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些問題的本質長期以來被全球化運動人為渲染的玫瑰色掩蓋起來，近年來被暴露得愈來愈明顯。例如最近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出資參股容易，爭奪話語權困難，其實都是南北矛盾的反映，具有國際階級斗爭性質，而且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激烈，更殘酷，因為涉及的利益更大。又例如2011年圍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位置的爭奪，從其過程波譎云詭(如卡恩事件)，險象環生，其爭奪的激烈程度都是金融危機條件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也是美歐內部矛盾的空前激化。

　　階級斗爭重新激化在發達國家也有突出表現。近三十年來，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在美國、歐盟和日本三個主要資本主義中心都大幅度下降：1980-2006年，這一比重在美國從64%下降到60%;在歐盟歐盟十五國從74%下降到63%;在日本從70%下降到58%。(10)(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這種情況加劇了經濟運行中的有效需求不足，惡化了中下層人民群眾的生活狀況。同時發生財富向社會頂層集中和社會重新分化的進程。對此，德國經濟學家克瑞斯塔·魯夫特分析道：“金融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導致經濟泡沫不斷堆積，在這個過程中社會財富由底層向頂層，由公共部門向私有部門再分配。當泡沫破裂，付出代價的是工薪階層和公共部門。因此，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面臨社會再生產、社會整合、民主認同和安全等方面的危機。氣候變化、能源戰爭、恐怖主義、從民主向寡頭的轉型、階級分化、新的種族主義等將不可避免。因此最終將導致一場文明危機，并形成更為嚴重的野蠻文明和權勢階層，解決這些問題將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11)((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他還指出，目前“危機的解決方案中其實隱藏著更大的危機，如此反復循環便會演變成為一場大災難。然而，危機也揭示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秘密：市場社會并不存在;人民不是自己勞動和自身存在的主人;長期發展需要長期的所有者(持股人的經濟民主);生產、運輸和生活方式的生態革命不可避免;帝國主義工程不只是導致泛美化，而是導致新的戰爭;等等。”(12)(同上)魯夫特所分析的過程就是西方新自由主義政策導致的后果，而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解決危機的主流思路并沒有脫離新自由主義框架，所以循環往復的結果就是導致一場嚴重的文明危機和更大范圍的地緣政治災難。

　　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階級斗爭空前激化，突出地表現在美國國內。據披露，2008年美國金融海嘯造成美國養老金數萬億美元損失，中產階級大面積陷落，淪為“新窮人”，他們明白這次已經不是衰退，而是命運轉折，地位下降是單行線，回不去了。根據美國智庫經濟研究所的資料，目前美國的貧富差距為半個世紀以來最大。報告說，近年來的金融危機使美國普通家庭受到的打擊最大，其平均財產約為6.22萬美元，比2007年減少了41%。經濟危機對美國最富有家庭也產生不小的沖擊，2010年美國1%最富有家庭所擁有的財富為普通家庭的225倍，而2007這個比例為181倍，20世紀60年代為125倍。近年來的經濟危機對最富裕家庭也發生重要影響，2009年1%最富有家庭的平均財富為1400萬美元，同2007年相比，減少了27%。(13)(以上家庭財產數字均包括房產在內。德新社華盛頓 2010年12月24日電)據美聯社報道，美國人口普查局宣布，2009年美國社會貧困率為14.3%，為4，360萬人，比2008年的13.2%上升1.1%，增加380萬人(2009年美國貧困線為：四口之家的年稅前收入21,954美元)。(14)((美)《華商報》2010年9月19日)在美國，中產階級被稱為“戰神”，華爾街搞出金融海嘯，但是政府卻主要去救助華爾街的金融大鱷，使得中產階級忍無可忍。最典型的事件是2010年2月18日，一架小型飛機在光天化日之下沖向美國奧斯汀市政府的稅務局大樓，駕駛員斯塔克是軟件工程師——地道的中產階級，他在遺書中寫道：“暴力不僅是答案，而且是唯一的答案。”這件事表明中產階級的絕望，引起極大的社會反響。但是，由于沒有清晰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訴求，缺乏理論上深刻的共識，“戰神”缺乏組織和方向，也就不那么名副其實。相反，右翼卻顯得有組織，有方向。奧巴馬的醫改是在強大的國內壓力下進行的，但是卻激起了極右翼激烈反抗。“美國的城市中如今充滿著憤怒。自從奧巴馬力推的醫改方案在國會通過以后，最近幾周來國會議員收到了大量死亡恐嚇信或電話。”(15)((法)洛爾·芒德維爾：《奧巴馬治下分裂的美國》，《費加羅報》2010年4月20日)可以設想，有人試圖通過恐嚇改變國會的投票結果。如今國會分裂，少數派經常阻撓議事進程，妥協無法達成。國會接近癱瘓，而“民主共和全國委員會都把2/3的資金用于委員會成員的奢侈享受以及籌集更多資金上。”(16)((美)《兩黨全國委員會花巨資用于餐飲、飯店和旅游》，《華盛頓郵報》2010年4月21日報道)這表明兩黨都不能代表民意，于是美國政治醞釀突變?！睹绹簟泛軗?，中產階級淪陷是否將摧毀美國的核心價值觀。接著是2010年發生席卷歐洲的大罷工，僅英國就有100萬人卷入罷工浪潮，然后就是2010年4月希臘要求歐盟緊急救助。

　　中產階級陷落在日本比較典型，過去日本號稱“一億中流”。最近日本有一本暢銷書叫《2010年中流階級消失》，書中說：“2010年日本將出現10%的富人和90%的窮人的大分裂，中產階級將消失，日本人正面臨歷史上最大的歧路。”另一本暢銷書干脆叫《憤怒吧，日本的中產階級》，作者說：“日本不行的根本是中產階級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要想日本發生根本的改變，只有讓至今為止默默無聞承受的中產階級憤怒起來。”(17)(《西方擔心中產階級成動蕩之源》，環球時報2010年3月15日報道)2011年3月日本特大地震引發核災難以后，日本的國內的各種矛盾將更加激化。西方國家的階級斗爭重新激化，已經難以指望不經過嚴重的階級斗爭、社會斗爭就再來一次羅斯福新政加以緩解。至于南北分裂這種國際階級斗爭，以及發展中國家內部的階級斗爭，也必然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基本矛盾的激化而激化起來。

　　總之，信息經濟導致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激化，表明信息經濟只是將人類生產力發展推進一個嶄新階段，但并非有些學者談論的資本主義新時代。在生產力方面，資訊科技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生產技術，大幅度提高了社會生產力，全面刷新了產業結構和經濟結構;但是在生產關系方面，這次金融海嘯再次表明，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明顯地容納不了也駕馭不了信息經濟條件下的生產力，信息技術條件下資訊流通的速度推動著全世界的政治覺醒正在加速，它所要求的全球剩余價值共享對于生產關系變革的壓力更加難以阻擋，西方通過玩弄貿易和金融把戲剝削和掠奪世界各國財富的做法已經難以為繼，等等。因此，正如2008年布熱津斯基所說，美國社會充滿恐懼，其實主要是壟斷資本集團恐懼，連布熱津斯基在《大博弈》一書中都恨鐵不成鋼地罵美國這些寡頭們無知、近視、寡斷和不知進退?？梢姡畔⑸鐣皇强涨凹觿×速Y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矛盾，使得人類社會已經進入一個新政治時代，即全球參與和全民參與的政治時代。列寧主義認為，帝國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入口，事實是人類社會已經進入這個入口，但主要由于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不想入，受其拖累，整個人類社會硬是入不進去，已經入進去的也發生倒退，如前蘇聯東歐地區。這個帝國主義時代被延宕了差不多一百年，拖累人類社會如今已經接近毀滅的邊緣。

　　著名美藉華人金融家和金融分析家廖子光(Henry C.K.Liu)先生說：“世界工人的生計開始依賴美國消費者持續負債的胃口，而美國消費者的負債來自世界低收入國家對美國的貸款(指他們持有的美元債券、美元儲備等美元資產)，新帝國主義通過世界窮人為世界富人的高生活水平融資來運行。這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和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18)((美)廖子光著，林小芳、查君紅等譯：《金融戰爭》，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頁)其實這是當代新帝國主義條件下形成的一種地緣政治現象，是美國依仗其地緣政治優勢主要是軍事優勢對西歐和日本等國家進行地緣政治強制，對發展中國家則是一種通過全球化將其納入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經濟和政治強制。這種情況表面上看起來“超越了馬克思的階級斗爭、剩余價值和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實際上沒有超越。首先，由于發達國家封死了勞動力要素的國際流動，不允許發展中國家沖擊自己，只允許資本要素和部分技術要素全球化，所以經濟全球化存在不真實的一面。這樣一來，美國就可以將在全球剩余價值分配中攫取的大量份額拿出一部分用于維持美國社會普遍較高的生活水平。這種現象早在列寧時代就已經出現，叫做工人“貴族化”，只不過現在范圍擴大了，造成美國工人總體上與發展中國家工人的某種對立。這是當代階級斗爭的新現象，但也只是表面和暫時的現象，從全球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看，本質上還是勞動與資本的矛盾。其次，當代剩余價值還是全球化條件下活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理論亦即資本剝削勞動的理論沒有過時。再次，當代條件下，資本不但剝削勞動，美國還剝削世界包括“剝削”發達國家，如美元霸權相當于對各國征稅;美國資本不但來自剝削和積累，還來自被剝削國家“進貢”，來自全球金融操縱和金融詐騙;等等。但這些本質上都是地緣政治現象，美元霸權也是地緣政治現象，當代地緣政治用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解釋，不過是另一套理論表述。

　　從歐洲左翼思潮的新動向可以可以窺見今后階級斗爭的形式將有所不同。克瑞斯塔·魯夫特指出：“用于拯救金融市場資本主義的資金表明根本性的方向轉變是可能的。只要愿意，征收銀行、國有化、大筆開支以及全球合作等都不是問題。”他說，社會力量應當聯合起來改變資本主義的結構，“聯合起來共同實施反對霸權主義戰略，將根本性改變提上日程。而反霸戰略的中心應當是生產的新社會和生態形式、新的生活方式、自由和安全的社會發展、太陽能革命、向保護環境型再生產過渡以及以統一為基礎的全球發展。與新自由主義的中上層聯盟相對應，我們應當發起所有中下層聯盟來實現聯盟：它將聯合貿易聯盟、環境組織、社會運動以及政治、文化和社會力量來對抗恐怖主義、霸權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破壞性大技術來謀求全球社會權利。”(19)((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社會變革，實現社會變革的成本、資金從哪里來?他認為，“消除金融市場資本主義最重要的動力并克服私有財富的過度積累能夠為聯合過程中的轉型活化資金來源?，F階段200萬億美元的私有財富的積累產生了巨大的利用和分配壓力。如果說需要向這些財富支付一個百分點的真實利息的話，那么全球生產總值的4%將支付給這些不做事的全球富翁們。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對這些全球財產征收的年稅可達2萬億美元。德國左翼政黨要求對超過100萬歐元的私有財富征收5%的稅金。”(20)(同上)他說：“目前的危機是將風險轉化為發展社會一致性潛力的機會。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機會，終結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的霸權，并發起全球變革的浪潮。新自由主義霸權危機可能會導致野蠻權勢的資本主義，也可能最終使全世界走向統一。這兩種趨勢的斗爭將最終決定21世紀人類將生活在何種文明當中。”(21)((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從全球政治覺醒的程度看，西方國家左翼的認識水平較高，組織和行動能力不足，這方面有待隨著時間推移和形勢演變而得到加強。

　　解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途徑，馬克思主義早有結論，就是要埋葬私有制。但是實踐上沒有完全解決，后來歷史曲折，社會主義運動煮了夾生飯，新自由主義猖獗一時，導致階級矛盾重新激化。康德拉季耶夫基于科技進步對經濟的影響，提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長波理論”。實際上在世界范圍內還存在著一個由勞資雙方的階級斗爭、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力量的斗爭決定的政治-經濟周期，或稱政治-經濟長波，現在是戰后資本主義繁榮的政治-經濟長周期消失，而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的又一輪政治-經濟長周期正在到來。問題在于，人類社會用以解決自身內部問題所浪費的時間已經太多，剩下的時間已經相對太少了。

　　(二)“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亦即“第四次世界大戰”是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白熱化的表現

　　這里“第四次世界大戰”原是俄羅斯學者普遍使用的提法，筆者借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種族屠殺掀開自己的歷史的，共濟會和美國政府的一系列計劃表明，似乎也要以種族對決來終結自己的歷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是“血與火”的時代，是西方對非西方民族的殖民主義戰爭時代，其意識形態是赤裸裸的“文明沖突”即西方種族主義，近代西方的重商主義旗幟實由有色人種的鮮血染成，近代歐美的資本主義的財富堆積下面掩埋著有色人種特別是印第安人、黑人以及黃種人的白骨堆。由于資本主義罪孽深重，19世紀末至20世紀以來在強大的階級斗爭和東西方政治對抗壓力下，西方主流意識形態極力淡化和掩飾“文明沖突”，洗刷歷史的血腥，漂白和救贖資本罪惡的靈魂，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更是將資本主義全球化極力編排成一曲田園詩一般美妙的牧歌：畢竟人類正義的力量不可抗拒，逼得它的敵人——邪惡，也必須竭力將自己打扮成正義。但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隨著東西方政治平衡遭到破壞，新馬爾薩斯主義隨同新自由主義卷土重來，1991年蘇聯解體以后，西方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重新露出了種族主義牙齒，“文明沖突”論不過是在國際階級斗爭新形勢下的西方種族主義的比較“文明”的表述。俄羅斯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主任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最近在中國《環球時報》撰文指出：“如果說在蘇聯崩潰之前兩種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對立是世界進程中的基本矛盾的話，那么在蘇聯解體之后，當今時代的主要矛盾則是東西方之間在文化價值觀上的全球沖突，它將決定當代世界的整個政治建構和發展。富裕的西方(美國、加拿大、西歐國家、日本、澳大利亞、新西蘭)與相對落后的東方(俄羅斯、烏克蘭和其它獨聯體國家、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相對峙。”(22)((俄)弗拉基米爾·伊萬諾維奇·多博林科夫：《蘇聯雖已解體，大戰仍在繼續》，《環球時報》2011年6月2日)這是一個時期以來在俄羅斯被普遍接受的觀點，在西方國家這其實是一個長期以來許多人心照不宣的“秘密“。

　　20世紀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混雜，兩種矛盾的關系在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情況。例如在20世紀初的舊中國，特別是在抗戰時期，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抗戰勝利后實現民族獨立，民族矛盾地位下降。隨著國共和談破裂，階級矛盾表現為兩種民族命運的矛盾又上升為主要矛盾。進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世界階級斗爭形勢轉入低潮，東西方政治平衡開始向西傾斜，于是在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推動下，以“控制”世界人口為目的，全球范圍內的種族沖突、民族矛盾卻悄悄地暗中迅速激化，亨廷頓說，人們越來越多地聽說種族清洗的事件。實際情況是，在當代人類生存危機特別是資源危機空前激化的條件下，世界范圍階級矛盾重新激化，采取了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乃至前資本主義“文明沖突”的更加野蠻的形式，馬爾薩斯主義更在西方政治高層卷土重來。“1971年8月以后，白宮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博士主持下的美國政策重點是為了控制世界經濟，而不是為了發展世界經濟。美國政策官員開始自豪地稱自己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23)((美)威廉·恩道爾著，趙剛、曠野等譯：《石油戰爭》，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版，第140頁)這個過程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由1993年亨廷頓通過“文明沖突”論和1995年舊金山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等事件陸續透露出來。世界各國終于發現，“文明沖突”是指種族沖突，就是要消滅占世界人口80%的“垃圾人口”!誰是“垃圾人口”?按照費爾蒙特飯店會議的定義，把所有有色人種加起來也不到世界人口的50%，其余是白人，就是說相當多的白人也在劫難逃，有色人種和這部分白人(窮人)不在西方劃定的“黃金十億”之內，都屬于“垃圾人口”。種族主義和馬爾薩斯主義卷土重來，當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高度發達，哪些民族和人口將被大戰的車輪碾過，或被傳染病病毒和轉基因食品所消滅，或死于核戰爭，成為恩格斯所說的“歷史的不存在”和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殘余碎片”?南斯拉夫解體使許多小國心驚肉跳，俄羅斯剛剛遭遇的那場空前的地緣政治災難也使一些非西方文明的地緣政治大國惴惴不安。于是世界加速覺醒，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政治出現按文明集結(另一種說法是各種政治集結)的根本原因。何新指出：以全人類為敵，“為達到種族清除的最終目標，在共濟會金融組織的領導下，西方將對中國展開金融戰爭、生物戰爭(我一直認為，“非典”肺炎疫病的發生并非偶然而是一次對華生物戰的測試)，并且也準備著發動核戰爭。”(24)(何新：《誰統治著世界：共濟會與新戰爭揭秘》序言，中國書籍出版社2011年版)現在必須將2008年以來的美國金融海嘯引發世界金融危機與美國全球戰略聯系起來思考和應對，有理由懷疑金融掠奪只是美國一個更大的戰略圖謀中一個“規定動作”。國際上一直有人質疑：“與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相比，這次算得上是大蕭條嗎?抑或這次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政府與全球壟斷資本在蘇聯解體后為了重新分配并侵占國家財富所采取的一系列操縱中最惡劣(極端)的一步?”“或者，這是本世紀最大的陰謀?”(25)((保)科依楚·彼得羅夫Koycho Petrov：《2008年金融危機與中國時代將帶來的好處》，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論文集)對美國文化和歷史的研究，使人們完全有理由懷疑，“兩家美國的信貸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就能引起世界范圍的金融危機?就能造成歐洲的銀行系統‘面臨信用危機’以及亞洲出口下降和國內需求不足，增長緩慢?”(26)(同上)“在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問題上，特別是在布什的緊急援助計劃問題上，只要是上過中學的人都會質疑：為什么不能挽救瀕臨倒閉的房利美和房地美?要知道這可比危機發生后挽救AIG和其它公司容易得多。”(27)(同上)可為什么偏要讓它們倒閉，而卻以此為由從納稅人手里拿出7000億美元去塞那些并不直接相關的“狗洞”呢?因為公司倒閉是合法掠奪財富的一種方式。掠奪誰的財富呢?“哈佛大學尼埃勒·菲格森(Niall Ferguson)教授對這個世紀難題給出了答案：當房利美和房地美瀕臨倒閉時，許多人驚奇地發現中國五分之一的外匯儲備是美國國債。中國積累了大量美元債券，如果美國發生經濟危機，中國所受的損失將是最大的。”(27)(美國《時代》雜志2008年10月13日)彼得羅夫在引用菲格森的這段話以后評論說：“顯然布什的緊急援助計劃是一個陰謀：中國的損失以千萬億計。美國持有的國外貨幣太多，而由于中美之間的金融合作十分頻繁，他們常稱后者為‘中美國’。而后美國限制從中國進口，造成中國60000家工廠倒閉，百萬工人失業。通過這種方式，美國金融自由化了。而美國接下來則偽裝并四處宣傳美國支出過多，而中國和印度儲蓄太多。”(28)(同上)可見，當代金融戰比熱戰厲害得多，也高明多多。中國金融和外匯儲備的這些損失和壞賬，除了激起海內外公憤以外(以全國政協委員、著名香港工商界人士劉夢熊先生的反映和批評最為激烈。(29)(中國投資美國“兩房”債券3760億美元，2009年遭到重創，劉夢熊先生拍案而起，仗義執言，見諸香港報端，驚動中樞，在海內外影響很大。)有關部門的反應似乎很平靜，而且堅持認為“投資美國債券仍然是一種最佳選擇”。無數事實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亦即“第四次世界大戰”(對此下文做專門討論)是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白熱化的表現。而美國以中國為頭號對手即為敵，是繼與蘇聯之后的又一場“文明沖突”即種族對決，是已經開始的“第四次世界大戰”的最重要組成部分。

　　(三)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

　　進入21世紀的人類社會，一個比“主義沖突”更具根本性的問題，是隨著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崩潰，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這對美國霸權來說是最致命的，“文明沖突”掩蓋下的種族對決提上日程，不過是圖窮匕見罷了。一個時期以來美國引領的金融創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全球金融詐騙，這一點為西方許多著名人士所公認，巴菲特稱之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惟妙惟肖，相當深刻。換言之，它是金融戰即全球地緣政治戰爭的一部分。包括這次美國引爆金融海嘯在內，其本質上都是西方文明崩潰。當代無數事實表明，西方文明優越的神話已經破滅，工業革命以來由西方文明引導人類的歷史已經被宣告終結。在北約轟炸利比亞進入復雜膠著狀態的背景下，2011年5月奧巴馬總統在倫敦高調宣稱，西方仍然在領導世界。這件事具有極大的諷刺意味：用戰爭來“領導”，還叫領導嗎?在西方文明引領人類社會的歷史已經終結這個大背景下，信息技術帶來信息傳播革命，使得主要是非西方文明世界的全球政治覺醒進程空前迅速。一個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共濟會這種存在了幾百年的秘密組織及其秘密活動，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世界內幕”，在信息社會條件下，一經互聯網和出版界披露，地球人都知道了。盡管西方從殖民主義時代就高揚種族主義旗幟，幾百年來也沒有達到滅絕有色人種的目的。這一輪“文明沖突”，盡管美國等西方國家實際上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著手戰略實施，占了先機，而有色人種國家基本上都長期蒙在鼓里，直到最近才有所知曉，而且除了俄羅斯舉國上下都已經清醒以外，許多國家仍然渾渾噩噩，迷迷糊糊。近年來中國有所警醒，但是還很不夠，社會氛圍基本上仍然陶醉于太平盛世之中(流行歌叫“趕上那盛世享太平”)，但是畢竟社會覺醒的過程已經開始，而且發展很快。這是與黨中央強調“我們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始終保持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堅定信念”(十七大報告語)分不開的。中國人相信，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天下畔(叛)之。亨廷頓清醒地地看到全球西化運動已經徹底失敗，他所說的現階段世界政治中出現按照文明進行地緣政治集結(抱團)的趨勢，其實是非西方文明體在尋找自我拯救的途徑，普京說得最直白：“誰軟弱，誰就先死。”在21世紀全球政治覺醒條件下，西方某種勢力試圖最后“沖突”掉所有其他民族，建立世界政府，獨占地球資源，這種極度瘋狂的全球地緣政治目標真的能夠實現?連他們自己都不自信。

　　種種事實，證明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已經激化到極點，已經不是危及人類社會生存，而是人類面臨哈姆雷特選擇：生存，還是滅亡?共濟會等組織體系、西方“影子政府”和“世界內幕”浮出水面，是這一基本矛盾高度激化的表現。至于那些極少數西方政治狂人選擇消滅90%以上的人類，只留下5億盎格魯-猶太精英人口，雖說是一種夢囈，卻需要極度認真對待。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不是不可以調節，而且向左調整，例如美國等發達國家向左調整，糾正新自由主義政策和向社會主義舉步，都有巨大的空間。但是在現階段地緣政治條件下國際壟斷資本集團拒絕向左調整，并且錯誤估計形勢，以為可以“右滿舵”，沿新自由主義道路繼續狂奔，從而將各國帶上懸崖。這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階級本性了。現實是，在人類諸種危機并發以及瀕臨大規模生物武器戰爭與核戰爭邊緣的條件下，人類要么通過走向社會主義得到自我救贖，要么繼續沿資本主義道路走下去而同歸于盡。美帝國主義正是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將“文明沖突”理論付諸實踐，出此反人類的下策，連歐洲都甚少認同。沃勒斯坦指出：“西方正在面臨一場巨大的危機——不僅是經濟危機，而且是根本性的政治和社會危機”，“我堅持認為后果是極大的混亂，而且西方處在自我懷疑之中，這種形勢總是需要引出魔鬼。”(30)((美)伊曼紐爾·沃勒斯坦著，譚榮根譯：《美國實力的衰落》，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頁)引出魔鬼，其實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空前激化的結果。引出什么魔鬼?又回到百年前列寧回答的時代課題：戰爭與革命。但是戰爭從未停過，而革命卻不時興了，這是意識形態改變的結果。近年來國際形勢的急遽變化，不僅正在終結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機遇，而且迅速將戰爭與和平的重大矛盾和問題突出起來，已經引起全世界的嚴重關注。請注意，近年來世界各主要國家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門都在忙活什么?是在忙活賺錢(發展)嗎?還是在忙活生存(和平)?還是在忙活戰爭?中國一向在忙活發展，希望和平與發展是世界的“主旋律”，主張構建和諧世界，但是“主旋律”是指交響曲，卻不是中國一家奏出來的。

　　對當代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做出“激化到極點”這樣的判斷，是基于事實的一種馬克思主義分析，有利于人類社會和世界各國思考應向何種方向舉步。特別是對于非西方文明的發展中世界來說，“第四次世界大戰”已經在20世紀90年代發生，要想不付出巨大代價包括巨大的民族犧牲，就能贏得21世紀的生存發展權，已經難有可能。而搞得不好，則亡國滅種之災，朗在目前。20世紀30年代，面臨世界大戰，西方國家泛起綏靖主義思潮，將禍水東引向蘇聯;進入世紀之交，世界重新泛起這股思潮，這次禍水東引，知向誰邊?世界各國彼此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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