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資本論》中文版自序

　　拙作《21 世紀資本論》先后于2013年9月和2014年3月出版了法文版和英文版，中文版即將問世，頗感榮幸。數十年來，中國一直在摸索自己的模式，從19世紀至20世紀西方實踐經驗的成敗中汲取教訓，同時立足于本國國情，尋找一條融合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優點的新路。希望本書所提供的歷史資料有助于促進此類思考和有意義的辯論，有益于我們——包括中國和全球其他國家——共同的未來。因為，盡管我們身處世界各地，但大家要面對同樣的問題——調和經濟效率、社會公平與個人自由之間的矛盾，防止全球化及貿易、金融開放帶來的利益被少數人獨占，阻止自然資源發生不可逆轉的衰退。如果說中國能從國外的經驗教訓中獲益，其他國家同樣也可以從中國的經驗中學習到很多東西。理想的社會經濟體制仍然有待創立，所以，彼此的歷史經驗是我們最好的指引，我們應該互相學習，拋開一切意識形態，并盡可能地超越國家之間的敵對立場。

　　本書回顧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收入及財富分配的歷史，利用20多個國家眾多研究人員精心收集的最新數據，嘗試梳理出一部關于財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發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矛盾的歷史，一部鮮活生動的人類歷史。我還嘗試在本書的第四部分為未來總結若干教訓，但主旨其實是提供史實資料，讓每個人從中得出自己的結論。由于主要數據來源有限——包括20 世紀初已存在的諸多國家所收集的收入申報、財產繼承文書檔案(部分可追溯到19世紀初)以及資產及收入國民賬戶(有些國家從18世紀初開始就有記載)，本書主要基于現今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尤以英、法、美、德、日五國的經驗為主。

　　中國讀者初讀時可能會覺得事不關己，甚至以為目前歐美這種日益增長的對不平等現狀的擔憂僅限于發達國家，這些富國的煩惱與中國相去甚遠，中國的要務是全力以赴發展經濟，保持20世紀80~90年代以來的迅猛勢頭，改變貧困人口的命運。這恐怕是完全想錯了。以中國和印度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的確確出現在了本書收錄使用的有關收入不平等的“世界頂級收入數據庫”(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中，確實不乏問題，后文會再談及。總的來說，新興國家在本書的全球視角中占據重要位置。前兩章著眼于全球層面上的生產及收入分配，中國在其中自然是舉足輕重。我分析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差距日漸縮小這一進程;它極大地促進了各國之間的趨同和不平等的縮小，這主要歸功于知識和技能的傳播(社會投資的良性循環，中國在這方面比其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做得相對好一些)。目前，北美和歐洲分別占全球國內總產值的1/4，中國緊隨其后，略少于1/4。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內，前兩大經濟集合體(歐美)所占比重將大幅降低，中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分量將按各自比重有所增長。

　　但是，盡管經濟增長與趨同的速度令人驚嘆，不能因此忘記貧富不均問題在發達國家和中國都存在，而且在未來數十年里中國存在的不平等問題會日趨突顯，因為經濟增長終究會不可避免地放緩。根據官方公布的數據，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過這些數據不見得完全可靠。某些中國大學近來進行的調查顯示國內財富不平等的現象越來越嚴重，據估算，20世紀90年代及2000年初中國財富不平等的程度與瑞典相當，到2010年則上升到了接近美國的水平，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目前誰也說不準，但至少足以肯定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不能繼續置之不理。

　　至于資本/ 收入比，即一個國家的全部資本(土地建筑、專業勞動力、產業及金融資本之和減去負債)和國民收入之比，現狀如何?這方面關于中國的可用數據可靠性較低。但若干因素——非常高的存款率和投資率，以及過高的房價——讓人覺得，發達國家最近數十年來出現的資本/ 收入比升高的趨勢目前中國也存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的對中國國民資本存量及其變化的估算似乎證實了這一趨勢，但還存在一些明顯的特殊性，主要與中國公共資本比重大有關。當前在發達國家，國民資本幾乎全部為私人資本：全都占90%以上，有些國家甚至超過100%，比如意大利的公共資本為負，也就是說其公共債務超過了公共資本，因此私人資本的比例增大。前蘇聯國家也是如此，20世紀90年代初花費巨大的氣力將幾近全部的公共資本轉給了私人持有者。

　　從這一點來看，中國是一個極大的特例，因為眼下在中國，公共資本似乎占國民資本的一半左右(據估算約占1/3~1/2)。如果公共資本能夠保證更均等地分配資本所創造的財富及其賦予的經濟權力，這樣高的公共資本比例可以促進中國模式的構想——結構上更加平等、面對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護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國可能在21世紀初的現在最終找到了公共資本和私人資本之間的良好妥協與平衡，實現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經濟，免于整個20世紀期間其他國家所經歷的種種波折、朝令夕改和從眾效應。

　　然而，這種看問題的方式可能過于樂觀或幼稚，或兩者皆有。每種模式都始終在經歷不斷的重建、持續的再創造，不能僅因為它還在發展就有理由繼續存在。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私人資本比重躍升，可能已經超過了前文所估算的公共資本在國民資本中所占比重——現有數據也許不夠可靠。而且，雖說國民資本中的公共資本在教育、健康醫療、基礎設施等行業有著明顯的優勢，而在產業和金融領域，公共資本的情況就不那么清晰了。公共資產——至少以傳統的國有形式存在的公有資產——有時候既沒有帶來效率也沒有帶來公平，更沒有帶來權力的民主分享，甚至在某些情況下被所謂公產管理者挪用和不法占用。在中國，盡管與前蘇聯國家相比，做法沒有那么極端，速度也沒有那么快，但公共資本轉為私人資本的進程已經開始，合理的理由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有時卻讓個別人借此暴富。中國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寡頭。

　　目前中國政府正大舉反腐。腐敗算得上是最不合情理的一種財富不平等，讓巨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極少數人手中。所以把反腐作為當前要務是完全必要的。不過，若以為腐敗是導致極為不公的財富不平等和財富過度集中的唯一根源，就想得過于簡單了。其實私人資本的積累和分配過程本身就具有使財富集中且往往過度集中的強大推動力。本書指出，通過研究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國家所經歷的財富極為不平等的發展過程，同時觀察最近幾十年來全世界巨富階層爆炸式的財富增長趨勢，對此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解釋：從長期來看，資本收益率(特別是頂級資本的收益率)明顯超過經濟增長率。兩者之差導致初始資本之間的差距一直延續下去(資本持有者只需將資本收入的一小部分用于保持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將大部分用于再投資)，并且可能造成資本的高度集中。

　　當然，腐敗和市場操縱讓個別人牟利會加劇這種不平等，但不是唯一的因素。要扭轉這種趨勢，必須建立一整套公共機制，使資本為整體利益服務，包括在各個行業中發展各種新型資產和新型的參與性治理，還包括對收入和資產實行累進稅制。我想在此特別針對中國的情況談談累進稅制。

　　累進稅制的理想形式是對所有收入和資產征稅，沒有免除或例外，收入和資產水平越高，稅率就越高。在我看來，累進稅制在公平社會里起著三重作用。

　　首先，它以最為公平的方式為公共服務、社會保險和教育機構籌資——這三者必不可少——才能確保知識、技能和機會的傳播過程和諧順暢，社會經濟發展有賴于此。在掃除文盲和全民義務教育方面，中國比別的國家做得好。而說到普及中高等教育、提高教育質量、解決階層分化以及富家子弟與寒門學子之間日益擴大的教育機會不均等之類的現實問題，需要的是充足的公共資金投入。往大里說，中國的福利國家體制亟待建設。

　　除了為福利國家籌資，累進稅制還能縮小市場和私有財產制所帶來的貧富差距，特別是限制社會階層頂端的收入及資產的過度集中，必要的話可對占有最多資源和財富的人征收重稅。應通過盡量心平氣和、講求實際的公開辯論來制定相關稅率，參照歷史經驗教訓，著重探討追求經濟發展和創新過程中產生的貧富差距程度是否合理，以及該社會中不同階層享受到的增長率分別是多少。

　　累進稅制的最后一重作用——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重作用——就是使收入和資產變化透明化、公開化。一直以來都是如此：除了籌資和再分配的作用，稅收還可用以區分各種法定類別和統計類別，讓社會更好地認識自身，并依照經濟和社會現實的演變來采取相應的政策(尤指征稅率，但不限于此)。這必須基于公開可靠的信息。如果缺乏這樣的信息，政治辯論往往憑借對不同階層的人群所占有資源的想象來討論問題，導致民粹主義滋生，得出錯誤結論。不要體溫計是不能讓發熱的人降溫的。

　　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實行了累進稅制，從某些方面來看與大部分發達國家自20世紀初實行的稅制相似，但存在一個很大的不同點：制度不太透明，尤其稅務部門仍舊不定期公布詳細的稅收數據，以反映不同收入等級、水平和類別每年的變化。這基本上解釋了為什么很難測算出中國收入差距的演變，為什么官方數據(基于有限的家庭抽樣調查和收入自動申報)總會低估財富不平等水平，特別是分配制度頂層的不平等(只有依據詳盡和強制性的稅收數據才能準確測算)。結果就是中國的經濟增長收益的社會分配情況鮮為人知。

　　鑒于中國社會中的資產越來越龐大，我認為也可對遺產繼承和捐獻實行累進稅，并對資產征收年度累進稅，而且公布相應數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表明，人口數量的停滯——特別是目前中國出現的人口負增長——會使過去累積的資產在稅收結構中所占比重上升。在一個每對夫婦生十個孩子的社會里，最好不要對遺產抱太大希望，而需要靠自己攢錢積蓄。反過來，如果每對夫婦只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會繼承兩邊的財產(假設父母名下有的話)。因此，未來數十年里中國人的遺產繼承會越來越多。實際上就是說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農村打工者——會非常難以取得城市資產。在這種條件下，對巨額遺產繼承進行征稅是合理的，以減輕工薪族的納稅負擔。至少，應該可以基于可靠數據對此進行討論。

　　出于同樣的考慮，或許也可以對房地產及金融資產(除去負債后的凈額)征收年度稅，增加資產的流動性。在此必須強調，這樣的稅制會增強資本分配(尤其是分配頂層)的公共透明度。稅務部門可每年公布100萬~500萬元、500萬~1000萬元、1000萬~5000萬元、5000萬~1 億元、1億元以上(以此類推)各個等級的數目及金額的變化，年收入也如此。如此一來，每個人都可以了解國內的財富分配變化情況，并思考應采取何種政策改變其發展趨勢。

　　以上這些既涉及稅務，又涉及政治和民主，是否能實現?與無法相互協調、陷入過度稅收競爭的歐洲小國相比，中國的優勢之一是國土遼闊、人口眾多、經濟體量大——很快將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4。這應該可以讓中國政府實施銀行信息的自動傳輸、金融證券的登記，制裁和監管不合作的外國銀行，從而高效地組織管理公平的累進稅制度。美國的聯邦機構有時看起來跟歐洲同等機構一樣無能，歐洲機構還似乎越來越傾向于只為一小部分經濟和金融精英服務;相對而言，中國原則上可以憑借強有力的中央統一領導體制和高層領導者的反腐和促進公益的決心貫徹累進稅制，免于游說集團的壓力和競選政治獻金帶來的束縛。當然，中國很大一部分政治精英不會從財富透明、累進稅制和法治國家中得到什么好處。而一部分愿意放棄特權、為公益做貢獻的人似乎認為政治民主的上升將徹底危及泱泱大國的統一，但政治民主是必定與經濟民主攜手而行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中國會從諸多矛盾之中找出一條獨一無二的決定性道路，其他國家也是如此。歷史自會開創新的道路，往往就在最出人意料之處。

　　托馬斯·皮凱蒂

　　2014 年8 月1 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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