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際關系學院文化與傳播系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傳播理論、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媒介經營與管理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　董璐

　　當今，無論是學界還是政界，人們一致認為，文化并不是社會狀況的直接反映，也不是經濟與政治發展的附生品，而是直接作用于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的。法國哲學家路易·皮埃爾·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曾經指出，文化并非對經濟基礎的被動反應，而是后者得以存在的重要前提。[1]

　　文化的傳播過程實質上是意義的輸入和輸出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人們不僅接觸到其他社會方式的圖景，而且可能獲得其他的特定的思維方式、看世界的視角、行為方式和價值觀。因此，當文化傳播并非是一種平等的交流，而進入極端的侵略和替代的狀況時，就會產生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所提出的“文化帝國主義”，即“是一種旨在控制遙遠土地的宗主國中心的實踐、理論與態度，盡管它在當代世界不再以軍事占領的方式被形構，但它在人們的潛意識中長期存在著，且左右著人們對世界的看法”。[2]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今天的傳播技術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傳播成為現實，因而出現了學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描述的現象：“當今的全球化是由技術特別是通訊技術推動的，這種技術使國界除了無法阻擋金融資本的流動之外，也無力阻擋思想、文化和圖像的滲透。雖然金融全球化可能僅僅影響到為數有限的國家里的少數精英，但是思想和信息的全球化觸及了世界最偏遠地方的村莊和靠狩獵采集為生的部落。”[3]

　　鑒于文化作為社會生活和全球安全重要的前提和導向的特性，同時由于技術所推動的全球化，有關文化安全的問題成為一個重要的議題，并且有學者強調“文化安全的核心是意識形態與價值觀的安全”。[4]

　　那么，在什么樣的情況下我們才能夠判斷一種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和視界方式受到了威脅?也就是文化安全遭到威脅的可見的后果或表現是什么?這些后果又會進一步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即文化安全遭到威脅的潛在的后果是什么?進而，在這里還要探討的一個問題就是，產生這些后果的原因是什么?

　　盡管如同傳播學家威爾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指出的那樣，“國際傳播系統已經成為符號或文化沖突的競技場”，[5]又如許多學者所提醒人們注意的，在全球化的進程中，“跨國公司不僅將貨品帶過國界，也將潛在的思想、人生觀、價值觀和行為模式一起帶入這些國家”，[6]而“在文化和知識交流領域，西方特別是美國占有絕對的優勢”，[7]并且在實踐中，我們還可以看到美國的媒介政策完全體現了美國的外交政策，前者穩固地支撐著后者;但是，我們也無法忽略，“在同為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之間，同樣存在著文化的不平等”，[8]因而所有的人都要面臨“來自其他社會的知識和文化的沖擊”。[9]這說明，盡管文化在國際范圍內的傳播與流動及其地位與一個國家、民族的政治經濟權力在國際中的位置有密切的關系，但前者并不完全是由后者所決定的，也就是說，文化安全不僅受到外源性因素的作用，即強勢政治經濟實體對相對弱勢者在文化上的影響、滲透甚至替代，也受到其自身在時間這個縱向維度的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特性和因素的影響。因而，筆者將來自橫向層面的對文化安全的威脅因素稱之為外生性原因，即不同群體、民族和國家之間的文化的影響關系;而將來自縱向層面的威脅文化安全的因素看作是內生性根源，即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任何文化的存在和發展都可能遭遇到的威脅。在對文化安全遭受威脅的顯現的和潛在的后果進行探討之后，轉而探尋導致這些后果——文化安全遭到威脅——的內生性根源。

　　一、當代文化安全遭受威脅所導致的可見及可預見的后果

　　文化安全是一種文化系統所體現的狀態，即其“正常運行和持續發展的狀態，以及文化利益不受威脅的狀態”。[10]對這個概念進行分解，可以看到“文化安全的基本內容包括：語言文字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價值觀念安全、生活方式(包括風俗習慣及思維方式等)安全”。[11]

　　正如將文化分類為不同的組成部分只是出于認識論上的需要，而無法反映現實實踐一樣，沒有任何一種分類方法能夠與現實情況完全吻合，因而盡管我們可以將文化安全分解為不同的組成部分，但是在現實實踐中，會發現文化安全遭受到的威脅可能不同程度地體現在它的各個組成部分中，它們之間并不存在真實、清晰的分界線。因此，筆者從文化安全遭受威脅所產生的后果的視角出發研究文化安全問題，并將文化安全遭受威脅所產生的后果分為可見的、顯現的后果和可預見的、潛在的后果兩大類(當然由于真實的動態性、多層次性和認識的局限性，這里的分類如同所有的分類一樣，其類別分界線都不是完備的和互斥的)。

　　(一)可見的后果

　　1.文化的標準化和同質化

　　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在他的一篇研究大眾文化的文章《論流行音樂》(On Popular Music)中指出，流行音樂就是“標準化”的音樂，而“‘標準化’使得那些即使是最獨特的東西也變得乏善可陳……每首歌曲之間就連細節都大致相同”。[12]

　　現代音樂的制作是流水線作業式的，音樂創作被棄之一旁，取而代之的是音樂工業，它如同其他工業領域一樣，強調的是標準化和一致性，因而“流行音樂最典型的特征包括朗朗上口的曲調、副歌以及標準化節奏(一節四拍)”，并且“隨著商品化過程導致音樂工業開始追求用三分鐘‘勁爆’賺取最大利潤”。[13]

　　在工業化的運作過程中，一切都如同“一套設計精良的機械設備，其所有齒輪都能緊密咬合而不會留有絲毫空隙”，無論是聲音、演奏還是指揮都必須是毫無瑕疵的，“從第一個音符開始，表演便已‘圓滿成功’，完美得就像人們為其灌錄的唱片一樣”，但是創作中的即興、表演中的出乎意料、人(無論表演者還是觀眾)的主動發揮也消失在這樣的“完美無缺”當中了，如同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所言其“代價卻是其自身的無法挽回的物化”。[14]

　　阿多諾與同為法蘭克福學派創始人的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早在1944年就提出了“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概念，指出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產品分別具有“同質性”和“可預見性”兩大特征，因而例如“電影、廣播和雜志構成了一個體系，生產出來的東西從整體到局部都是千篇一律的”，而且“只要看一部電影的開頭，就可以猜到其結局……其結果就是，同樣的東西被翻來覆去地再生產”[15]。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批判理論家利奧·洛文塔爾(Leo Lowenthal)因而指出，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文化具有“標準化、模式化、保守、虛幻等特征，是極具操縱性的消費品”。[16]

　　文化工業對標準化和同質性的追求，也混淆了文化之中的嚴肅藝術與非嚴肅藝術的界限，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在《啟蒙辯證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指出，文化工業“同時摧毀了高級文化形式的崇高精神和低級文化形式帶給人們的身心愉悅。無論是貝多芬的嚴峻曲風，還是狂歡節的沸騰喧嚷，都被文化工業消弭了。從此，人們所能消費的只剩下甜蜜的流行樂”，[17]工業文化打破了感性刺激與理性辯證之間的平衡，只留下統一不變的“標準”。因而，實質上不只是經典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界限消失了，“更是文化領域與經濟行為領域之間壁壘的坍塌”。[18]

　　這樣的恐懼甚至早在1901年就由威廉·斯特德(William 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國化》(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一書中表達出來了，他擔心文化“一致性”會帶來“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標準的下降、民族語言和傳統的衰落、獨特的國家認同在美國文化壓力下的消失”。[19]而這些在今天似乎已經不再是隱憂了。相反，文化的同質性和文化工業對利潤的追求，“剝奪了‘本真’文化所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協商方式，使其喪失了‘說不的勇氣’”。[20]

　　2.文化的娛樂化和商品化

　　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正在呈現著娛樂化和商品化的特征和發展趨勢。

　　自美國《便士報》誕生以來，媒介的發展就不斷地改寫著“信息”和“新聞”的含義，如今“新聞”和“娛樂”之間的界限變得模糊，而隨著脫口秀的電視節目形式、有線電視和互聯網的興起，新聞報道越來越像娛樂節目，資深新聞人戴維·布羅德(David Broder)指出，“我們越是讓新聞業去適應情景喜劇或電視劇的套路，越是讓記者們像政客那樣互相謾罵，我們就越是在使新聞業失去意義，越是在模糊一名新聞工作者的定義”。[21]

　　電視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它“將世界的復雜性簡化為一系列不斷流動且毫無深度的視覺幻象”。[22]同樣能夠提供“某種不由自主且栩栩如生的幻覺”，而回避真實現實、主動性的思考和主體性的創造力的是電影和通俗小說：電影能夠為人們帶來極度的快感，它所具有的“一種催眠術般的魔力，使人們淪陷于廉價的情感訴求中不能自拔”;[23]通俗小說所帶來的“心理安慰”和“精神分散”，根據利維斯主義的觀點看來“完全是創造力的對立面，因為通俗小說并不會使讀者精神煥發、熱愛生活，相反，卻讓他們對生活更加不適應。讀通俗小說的人往往逃避現實，拒絕面對生活的真相”。[24]

　　獲取信息、引發思考和再創造意義上真正的閱讀也逐漸被網絡環境下匯集著海量的超鏈接、簡短而支離破碎的閱讀所代替，在一個個的鏈接被不斷點擊的過程中，有限的注意力被不斷地分散，對任何文本的關注都如蜻蜓點水般轉瞬即逝、幾乎沒有任何思想上的投入，有實驗研究顯示“超文本讀者經常‘不記得他們讀了什么，沒讀什么’”，[25]甚至會在信息的過載和選擇的壓力下感到心意煩亂。

　　英國伯明翰學派的重要思想家、英國文化研究的創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認為，現代文化正在衰退，他以當代文學為例，指出其乏味和空洞程度如同“幾滴灌裝牛奶兌著白開水，對于渴望飽餐一頓的餓漢來說，無異于畫餅充饑”。[26]文化的娛樂化實際上是文化商品化的體現，也就是說隨著文化邁向工業化的進程，在文化產品的生產、消費和流通中也隱藏著拜物教，并在今天以更為直白的形式體現出來了，如同霍加特所預言的那樣，商業“變成一種嶄新的、更為強大的征服形式;這種征服是文化的征服，它比以往的經濟征服更易被人接受、難以抗拒”。[27]

　　洛文塔爾所做的一項對20世紀雜志中的人物傳記的研究，恰好為文化的商業化轉變提供了直觀的證據。洛文塔爾將人物傳記所記述的對象分為三類——分別是有關政治人物、商業人物和娛樂人物的。在研究中他發現，從20世紀初到三四十年代，人物傳記的主角主要集中在政治人物和商業人物，但是從那之后，“娛樂業人士的傳記數量則相應增加”，其中也包括大量的體育明星，也就是說“如今的人們崇拜的卻是與休閑領域密切相關的‘消費偶像’……頻頻出現于電影、球場和夜店里”。洛文塔爾分析了這種變化，認為其原因有三點：“第一，新的英雄人物象征著與社會需求毫無關聯的財富。第二，文化再也無法充分反映經濟與社會的真正動力。第三，新的英雄人物無法為我們提供道德上的引導與教育，而僅具娛樂功效，亦即，引誘我們墮入充斥著膚淺快感、消極被動的虛幻世界”。[28]

　　如果人物傳記的類型是對人們引導、教育趨勢的反映的話，那么對明星生活的記錄已經不能發揮社會動員、指導身份認同的作用了，而只能代表著大眾的夢幻和他們對偶像的消費。這也就是粉絲文化及粉絲經濟興起的原因。在現代社會廣泛出現的現象是，粉絲們對無論是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的明星的狂熱的個人崇拜，尤其在演藝界，粉絲們沉醉于其中的不是明星的文化創造能力，而是其被商業包裝和塑造出來的人格和表現力，他們知曉偶像的一切，給偶像寫信，為偶像建立專門的論壇，參加有偶像或與偶像有任何聯系的活動，收集與偶像有關系的任何物品，面對偶像時表現得如癡如醉。這體現在今天大量的選秀類節目中，那些“脫穎而出”的選手不是因為他們的原創作品，而是在于他們的外形相貌、獨特的“身世”故事和對原創“高保真”的復制，這恰恰體現了阿多諾所說的“音樂越是鋪天蓋地，真正懂得欣賞的人就越少”。[29]而粉絲們所崇拜的也已經不是“明星”這個主體了，而是將“明星”作為拜物教的客體來替代。這也就是今天的明星作為偶像的“壽命”越來越短的原因，因為凡是客體都是可以再造和輕易更替的。

　　文化的商品化幾乎導致了一切都變成是可以消費的，如同歷史學家帕梅拉·萊爾德(Pamela Laird)所指出的那樣，“通過對生活方式的權威作用而擁有物種改變的力量”，[30]它通過將一切符號商品化，而“吞噬消費者的心靈，以助長商業利益”，[31]在西方信奉基督教的國家，耶穌的誕辰和幾乎其他所有的基督教符號系統都已被用于商業的目的了。

　　由于娛樂和文化工業“通過激發精神上或情感上的反應將‘心甘情愿的’消費者和文化的生產者綁定在一起……這些文化產品向人們灌輸著某種虛假意識，操縱著人們的思想”，[32]因而正如赫伯特·馬爾庫斯(Herbert Marcuse)在《單向度的人》(One Dimensional Man)中所指出的，這樣的文化產品是令人無法拒絕的。也就是如洛文塔爾所預言的，消費的勝利標志著文化的全線潰敗。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化一步步走向娛樂化和商品化，而越來越沒有回頭的機會。即便在最體現文化的基礎同時也是文化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的教育領域中，也呈現了文化工業化和商品化的趨勢，課堂引入有線電視、電腦，是為了使課堂更加有趣，而不是為了教育;學生喜歡接觸通俗易懂的或有實際用途的知識(或稱為“信息”更恰當);“老師喜歡傳授立竿見影、激發學生熱情回應的東西”，“任何信息、故事或觀點都要以最易懂的方式出現”，[33]而那些要求很高審美水平的內容卻被束之高閣。

　　在文化的商品化中，無論對文化的消費還是對文化的生產都由于不斷地被異化而變得被動。例如，電視節目質量的好壞，唯一的評價標準就是收視率;作家的寫作不再是因為他需要表達、分享什么，而是“因為觀眾有什么東西要他們去表達，于是寫作完全就是為了增加觀眾的‘人頭數’”;“通俗文學依賴的是受眾的希望，而不是藝術家的創作才能”。[34]

　　(二)可以預見的后果：文化多樣性被破壞

　　傳播技術的日新月異，使得傳播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因此“不論是從宣傳的角度，還是從娛樂節目、新聞、廣告、音樂、商標、專利或其他知識產權的角度來說，國際傳播系統已經成為符號或文化沖突的競技場”。[35]在這場競爭中，令人擔憂的是國際傳播的規模、流量、內容卻繼續為西方工業國家所控制，特別是越來越多地被美國所控制。

　　傳播學者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指出，“美國的媒介管理者創造、篩選、精煉、主宰著我們的形象與資訊的流通，從而決定我們的信仰、態度——最后，還有我們的行為舉止”。許多學者都認為，美國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場的擴張和占領，是一種將美國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推向全世界的過程，使得“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用同樣的方式去聽、去看、去思考，將他們的意愿、思想、情緒、欲望統統納入同樣的橫式”。[36]

　　與其他生物在其生命存在的過程中主要通過適應外在環境解決生存問題不同，人類在進化過程中對付生存問題的方法，不是發展適應環境的生物特性并使之成為遺傳特質，而是依靠文化作為解決問題的手段。文化是人類生存的獨特手段，這是一種較少依靠身體能力而較多依靠思想發明的生存手段，是人類所獨創和獨有的生存基礎，也是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關鍵區別。因此，每一種文化都是人類對各種特定環境的適應，一種文化的被摧毀，就意味著人類喪失了一種對策手段，喪失了一種可能彌補其他文化缺憾的文化資源。因此，文化一旦同質化，所導致的后果不僅是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的喪失，更重要的是單一文化會導致整個人類適應能力的喪失。文化的同質化意味著文化的生態平衡被破壞，正如在自然界只有平衡的生態環境才能持續興旺地發展一樣，文化的繁榮發展也是以自主性和多樣性為基礎的。“多種文明共存的狀態是人類社會維持的基本要求”。[37]

　　但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現出以西方文化或者工業文明為核心內容的強勢文化向其他文化滲透蔓延，使得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有向工業社會的規范、價值觀、社會結構發展的趨向。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今天無論我們走到世界哪一個大都市，看到的都是越來越相似而不是相異的城市景觀、人物面貌，“風土人情”這個概念似乎在這些地方已經不存在了。“在工業化生產體制下，個性往往受到壓抑，反而同質性文化力量無比強大，這一趨勢隨時間推移正變得日漸顯著”。[38]

　　幾年前，《日語滅亡之時》的圖書一直名列亞馬遜的暢銷書排行榜當中。該書的作者水村美苗發現，在21世紀的亞洲，類似印度與新加坡那樣本國母語與英語并行的國家正在不斷增多，同時網絡語言也是以英語為主要語言，這讓她擔心日語有朝一日會消亡。由于“日語以具有無限造詞能力的漢字，通過音讀和訓讀自由地進行組合，再加上平假名和表示外來語的片假名、羅馬字，這些多樣化的文字既可縱向又可橫向書寫”，因而與此同時消失的還有日語“所包含的歷史與感情”和“為世界所稱許的功能和豐富的內涵”。[39]

　　這本書之所以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是因為其所討論的有關日語的前途就是日本文化的前途，因為語言不只是詞匯和語法，不僅是表達的方式，也是一種塑造力量，語言通過提供常用的表達慣例，預先安排人們以某種方式看世界，從而引導人們的思維和行為，因此每一種語言一定反映著使用這種語言的人們的經驗和文化，不同的語言就是不同世界觀的表現，一種語言的消亡則意味著相應的文化的消亡。語言教育家米歇爾·阿克曼(Michael Kahn-Ackermann)曾指出，“打壓或摧毀一個民族的語言是最殘忍，也是最有效的建立統治的手段”。[40]

　　文化的重要價值在于提供人類的適應能力，而這樣的價值是通過文化的多樣性得以保障的，因而生活在不同生態和自然環境下的人類，需要發展出各自的文化解決其所應對的物質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問題，每一種文化都有其存在的基礎和必要性，文化的多樣性是人類的安全存在的基礎，當這種多樣性遭到破壞的時候，文化安全也遭受到威脅。解決當今全球社會所面臨的問題的前提條件是接受差異化和復雜性，而不是以同質化、統一化為先決基礎。

　　二、傳播技術的發展成為威脅文化安全的誘因和內生性物質根源

　　盡管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信息的生產、接收和傳輸的途徑不斷地增多，但是“對傳播技術及內容進行集中控制的做法也在加強……將權力集中于中心的地球都市的狀況也隨之擴大”。[41]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通過對歷史的研究發現，技術的變化并不只是手段和工具的變化，即“技術方面變化在生活表層的作用，將不會僅僅局限于這一表面，它會逐漸達到更深的程度，甚至使全部傳統的地基都被動搖”。[42]

　　由于每一種媒介都因其內在屬性，有其擅長的表達方式和傳播內容，也就是媒介理論家馬歇爾·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所指出的“媒介即信息”，即“一種媒介不僅僅是傳遞一封信的信封;其本身就是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43]因而不同的媒介對同樣的信息的傳播可能導致不同的傳播效果，于是，波茲曼告誡人們不要過于天真地“以為用某種形式表達出來的東西可以絲毫不損害意義地用另一種形式表達出來”，[44]可以說媒介“塑造了人們對于自身與世界的觀念，塑造了人們的世界觀”。[45]

　　由此可見，傳播技術對文化有著重要的影響，如同媒介生態學的創始人哈羅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所指出的那樣，傳播技術可以改變符號(思想方法)的特征，改變社區(思想和發源地)的性質，從而改變興趣(思考內容)的結構。[46]在社會學家羅伯特·帕克(Robert Park)看來，“傳播對于文化過程而言是不可或缺的;甚至可以說，傳播本身就是文化過程”。[47]在這里所要探討的就是，新的媒介和傳播技術在改變了內容的傳播方式的同時，是否也改變了內容本身以及人們處理和思索這些內容的方式，并進而對文化創造力、競爭力和文化安全構成威脅。

　　(一)傳播技術對文化的控制與壟斷威脅著文化多樣化

　　人類社會在過去的一百多年里經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生活經驗領域的變遷，這是由傳播技術的大發展所帶來的。技術史家馬爾文·克蘭茲伯格(Melvin Kranzberg)提出的“克蘭茲伯格第一定律”指出，“技術既無好壞，亦非中立”，即技術確實是一種力量，但“技術在有意識的社會行動領域里的實際發展，以及人類釋放出來的技術力量與人類本身互動的復雜矩陣都是有待探索的問題，而非必然命運”。[48]正如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中所指出的：“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49]因為“除了經濟意義之外，技術還產生人們感知現實的方式，這些方式是理解不同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形式的關鍵所在”。[50]

　　從這個角度出發，波茲曼將文化分為三種類型：工具使用文化、技術統治文化和技術壟斷文化。他認為，“直到17世紀，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全都是工具使用文化”，在工具使用文化中，工具的發明是為了解決物質生活中的具體的問題，同時也服務于“藝術、政治、神話、儀式和宗教等符號世界，無論哪一個目的，工具都不會侵害它們即將進入的文化的尊嚴和完整”。波茲曼以日本的武士刀的使用要嚴格地遵守武士道中對此的詳細的規則和儀式為例說明，“在工具使用文化的社會里，技術并不被認為是獨立自主的，技術受到社會體制或宗教體制的管束”。[51]

　　而當人類文化進入到了技術統治文化時，也就是從中世紀的歐洲開始，“工具在思想世界里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一切都必須給工具的發展讓路，只是程度或大或小而已”。機械時鐘、印刷機和望遠鏡的發明，改變了當時的人們的時間觀念、口語文化傳統和基督教神學的根本命題，使得西方的道德中心分崩離析，轉而遵循哲學家阿爾弗雷德·諾斯·懷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總結的18、19世紀的新準則：客觀、效率、專業、標準化和量化。并且，“當我們心中的人不是上帝的孩子或公民而是消費者時，技術進步的發動機就能獲得最好的效益。把人設想為消費者就是把人當做市場”，這一切都改變著文化和社會的傳統，使得社會傳統和符號世界屈居于從屬地位。但是，波茲曼認為在技術統治文化中，雖然文化傳統的傳承出現了一定的難度，但是仍然可以維持，“對傳統本身的尊重依然存在，人們還可以在儀式和神話里面生活。人們還可以相信社會責任和個人行為的實用性，相信常識和長者的智慧”。[52]

　　技術壟斷文化實際上是極權主義的技術統治，它要求“重新界定宗教、藝術、家庭、政治、歷史、真理、隱私、智能的意義，使這些定義符合它新的要求”。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1911年出版的《科學管理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勾勒了技術壟斷文化的各種前景：效率是勞動和思想的首要目標;“技術方面的精打細算總是勝過人的主觀評判，在一切方面都是如此，實際上，人的評判并非穩妥可靠……主觀性是清晰思維的障礙”;“不能計量的東西要么并不存在，要么沒有價值”。[53]總而言之，技術壟斷文化的理念或者基本原理就是，任何技術都能代替人類的思考。與之相應的還原主義認為，人生的意義存在于機器和技術之中，而宏大的還原主義正是技術壟斷論的目的。

　　從三種文化形態的變化中，可以看到新的技術的出現改變著人們的知識和對“真理”的觀念，也改變深藏于內心的思維習慣，而一種文化對世界的感覺就是這種思維所賦予的。波茲曼為了說明這一點，以給學生打分這個慣例為例子。無論我們作為學生還是成為教師之后，似乎很少質疑通過考試獲得分數這個事實(盡管我們可能懷疑考試的信度和效度、評判者的公正度、甚至是考核的必要性)，但這個慣例卻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在1792年被一位名叫威廉·法里什(William Farish)的老師所“發明”出來的，他認為“應該給人的思想進行量化的價值判斷”，并且“人們自此嘗試用數學觀念來構建現實”。而到了今天，似乎各行各業的人們都相信，“如果不用數字，他們的工作就不可能進行。他們相信，如果不用數字，連獲取或表達正宗的知識都是不可能的”。[54]

　　由此可見，新技術確實對文化不斷地發起攻擊，導致了文化價值的變化，而技術壟斷文化卻不只是改變著一種文化、使之發生著增減損益，而是改變了一切，直至“滅絕一種文化”。因而，可以說技術壟斷文化是傳統文化和文化安全受到威脅的濫觴，因為在技術壟斷文化中，不僅是神和宗教，包括人也都屈居于技術之后，并且逐漸淪為客體;而當人不再作為文化的主體的時候，文化安全是無從談起的;技術壟斷文化在威脅著文化安全的同時，也必然帶來嚴重的社會、思想和制度的危機。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的含義是“每一種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識形態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種方式而不是另一種方式構建世界的傾向，或者說它給一種事物賦予更高價值的傾向;也就是放大一種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過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傾向”。[55]在此可以列舉一個在生活中普遍存在卻不被人們所注意的例子：我們所使用的漢字屬于單字表意體系的文字，仍然保留一定的象形性(特別是繁體漢字)，因此漢字是形聲義融為一體的文字，具有直觀性的特征，使用漢字的人的思維和文化都體現了一定的感性和形象性的特點。但是，在今天鍵盤書寫代替了手寫文化，而只有極少數的人使用五筆輸入法，大部分都使用拼音輸入法，因此在這樣的鍵盤書寫文化中，漢字完全由拉丁字母所代替，而失去了它的“象形”的特征。由此帶來的不僅是漢語變成了“汗語”這樣的語言“變異”的問題，混淆了漢字的正誤標準，導致語言的娛樂化;而且也為漢語的傳承帶來很大的影響，鍵盤書寫讓人們對字的一筆一畫越來越感到模糊，越來越多的人認識漢字、會“拼寫”卻不會書寫漢字;更為重要的是，漢字的字母化，使得漢字朝向符號音節體系的文字發展，那是一種線性結構特征的拼音文字，與之相應的是抽象的、邏輯的思維方式。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指出，語言不僅是思想的載體，而且是思想的驅動器。[56]因而書寫文化的變化，影響到了語言文字安全，進而也為意識形態安全和價值觀念安全帶來隱患。

　　由于“媒介不僅僅是信息通道。它們也提供思考的素材，并影響思考的過程”，[57]因而傳播技術與人類歷史上的任何技術發明一樣，既是一種延伸又是一種約束，其帶來的效應也是“既賦予人類以能力又束縛人類的行為”。[58]

　　(二)信息的碎片化和視覺化對文化造成多種破壞

　　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C.Wright Mills)在《權力精英》(The Power Elite)中指出：“媒介并非僅僅影響人的投票行為、潮流時尚、行動方式以及購物選擇，而是為普通人帶來希望、賦予身份、甚至直接構成生活經驗。”而麥克盧漢甚至堅信無論是否被界定為傳播媒介的任何人造物的盛行，都會將人類的思考、行為與交流規范為某種特定的類型，從而也就向整個文化傳遞了“信息”。[59]

　　波茲曼對不同傳播媒介對人類的影響的研究，可以作為這些論點的有力的佐證。他認為印刷媒介具有線性閱讀的特征，使得在閱讀的過程中“人們必須等著獲得答案，等待著得出結論。而在等待的時候，人們被迫評價句子的合理性，或至少要知道何時并在何種條件下暫停批評性的判斷”，因而“排版絕不是信息的中性傳遞者，它導致了學科的重組，強調邏輯和清晰”，[60]正是閱讀使人們具備了“對于知識的分析管理能力”，抽象、有序的思維能力，“關注歷史的延續性和未來的能力”和“高度評價說理和等級秩序的能力”，并且“嚴肅、有序和具有邏輯性的公眾話語”，[61]也是與18～19世紀印刷術的發達密切聯系的。

　　而電報的出現就已經顯現出今天的信息泛濫和信息過載的端倪了，由于電報跨越了空間的距離，使得人們所獲得的信息不再只是有關身邊的、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事務，大量的信息向著人們奔涌而來，從那個時候開始，人們已經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思考這些信息的含義和價值是什么，而只是一味地接收著信息。故此，波茲曼認為“隨著整個世界信息泛濫，一個人知道多少的問題要比一個人知道如何運用已知信息的問題要重要得多”。[62]

　　但是，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隨著信息量的增大，人們處理信息的能力卻越來越弱了。這一點在今天隨著網絡的高度發展和普及體現得越來越明顯。信息越來越碎片化，人們主動處理和消化信息的能力也不斷地下降。網絡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鏈接，因此面對打開的網頁，人們的腦力資源從閱讀和理解文字轉移到不斷地做出是否要打開鏈接的判斷上來，面對海量的多媒體信息，人們的注意力被迫不斷地轉移以快速處理多個任務，這會使大腦從認知環節就開始“超載”，人們逐漸失去了聚精會神地專注閱讀的能力，阻礙進一步的深入思考和學習，接下來只能草率地分析、處理和理解信息。正如大腦結構決定思維方式一樣，思維方式也不斷構造著大腦結構，精神病學教授加里·斯莫爾(Gary Small)認為數字技術的大爆炸，“迅速而深刻地改變著我們的大腦……在逐步強化大腦中新的神經通路的同時，也在弱化那些舊的神經通路”，因而“用于掃描、略讀和多任務處理的神經通路正在擴展和加強，而用于全神貫注地仔細閱讀和深入思考的那些神經通路正在弱化或消失”。最終，人類的“深入思考和創新思考的能力”被損害，我們只能“在膚淺的水平上駕輕就熟”。[63]

　　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在對新的媒介環境進行分析后，認為“以簡短、雜亂而且經常是爆炸性的方式收發信息”[64]的思維模式正在取代聚精會神、具有反思和批判能力的線性思維模式，而有關這一點麥克盧漢在半個世紀前就已經預言，我們將很快面臨人類智能和文化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時刻，即是思維模式的劇變。可以看到人類思維模式的劇變是由傳播技術的發展所引起的，并且兩者將共同成為文化競爭力和文化安全的根本性的威脅——我們一邊面對目不暇接的信息，一邊覺得頭腦空空，陷入了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aleridge)那句著名的詩句所描繪的“到處是水卻沒有一滴水可以喝”的似是而非的窘境。[65]

　　可以說，新文明的特征是由占據統治地位的媒介技術決定的，“若某一種傳播媒介在相當漫長的時期內被人們持續使用，那么這種媒介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知識在傳播中的屬性”。[66]因而，波茲曼戲用了“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癥”(AIDS，也稱艾滋病)這個詞，以“抗信息缺損綜合癥”(Anti-Information Deficiency Syndrome)來呈現新媒介環境下的信息爆炸所導致的信息的無意義、文化缺乏有機整合的狀況，而“沒有理論指導的信息是危險的，沒有妥當模式的信息也是危險的，沒有高于其服務功能宗旨的信息同樣是危險的”。[67]

　　今天的主導媒介不僅帶來了信息爆炸和碎片化，也使越來越多的信息以圖像的形式呈現出來。這種現象從20世紀四五十年代電視開始盛行時就出現了。波茲曼認為電視“取代印刷文字的線性和序列邏輯的特征，所以往往使文字教育的嚴謹顯得沒有意義”，“看電視要求觀眾必須在瞬間內理解畫面的意義，而不是延后分析解碼。它要求觀眾去感覺而不是去想象”。[68]

　　視覺化的趨勢同時也從電視媒介蔓延到印刷媒介中，因而“報紙的命運就不再依靠新聞的質量或實用性，而是……有賴于它們能夠提供多少圖片”。[69]

　　哲學家蓋伊·德波(Guy Debord)認為文化工業化和消費化的必然后果就是一切訴諸視覺性的景觀，視覺化是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導致其衰落的原因。因為詞語是人類“通過觀察自然、進行歸類總結后得出的概念。圖畫本身并不表示概念;它們展現實物。……圖畫不會提出一個意見，它不隱含自身的對立面和對自身的否定，它無需遵守任何證據規則或邏輯”。[70]所以，當視覺的符號和語言取代了文字的符號與語言而成為人類理解自身與社會現實之間關系的主要媒介的時候，當人類從以語言和文字為代表的抽象符號又退回以圖像為主的視覺符號的時候，也意味著主動性的批判能力和抽象思維能力的喪失，這必然威脅到文化的繁榮和安全。因而，德波在《景觀社會》(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一書中指出，消費文化占據社會經濟生活的統治地位，使得當代社會的特征由笛卡爾時代的“存在”(Being)蛻變為馬克思時代的“擁有”(Having)，直至現在的“表象”(Appearing)。[71]

　　20世紀90年代以來，信息量呈幾何級數增長，從報紙到廣播電視再到計算機網絡，每一種新媒介都帶來了新的信息形式、也改變著既有的媒介，這些脫離了語境的信息快速地增長著、流動著，卻“排斥歷史連續性，以迷人的魅力取代復雜性和連貫性”，[72]為此奧爾德斯·倫納德·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擔憂，“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會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73]

　　但是應該看到，盡管傳播技術的發展是威脅文化安全的內生性物質根源，然而由它們和其他技術所推動的全球化也為更多的普通民眾分享、發展文化創造了可能性，并使得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促進及共同發展成為可能;因而在今天的技術背景下，現代文化的進步與衰退是同時存在的，如何在意識到傳播技術的“非中立性”的特點的前提下，妥善地對待技術發展這把雙刃劍，是解決文化安全中“現代性悖謬”問題的關鍵。

　　三、關系文化安全的內生性根本要素：認同與傳承

　　文化影響力和吸引力的減弱，既可以看作為文化安全遭受威脅所帶來的后果，也可以理解為導致文化安全受到危害的原因，這實際上是一個因果循環鏈條上的不同環節。但是鑒于人具有創造、塑造和傳承文化的主動性，因而我將文化影響力和吸引力的強弱作為文化安全是否得到保障的原因來分析。

　　上一部分分析了人類歷史上近百年來傳播技術的發展對文化發展和繁榮的影響以及對文化安全可能造成的威脅。盡管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信息技術革命，使得美國大眾文化更具有強勢影響力，人們擔心由于“它造成了經濟上的依賴、社會意義上的歸順和文化上的替代”，[74]而對其他文化的安全存在構成重大威脅，但是正如歐內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所言：“處于霸權地位的階級并不一定能夠將一套整齊劃一的世界觀強加給整個社會”，[75]即便是在文化與文明的沖突為政治所利用的時候，也只能通過潛移默化的方式逐漸地改寫并替代另一種文化。因此，對文化安全的威脅既可能來自外部，也可能來自內部，即對自身文化缺乏較高的認同、并且由于文化對內吸引力的喪失而導致文化傳承的困難、主流價值體系受到挑戰、語言的純潔性出現危機、教育體系受到沖擊等，從而對文化安全造成威脅，并且進一步喪失文化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源自文化內部的內生性根源，往往在其存續、發展過程中具有根本性和決定性的意義。

　　(一)文化存續、發展的根基：保持文化認同和吸引力

　　政治學家約瑟夫·奈(Joseph Nye)對軟實力進行界定時，強調了“這一權力往往來自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國家機制的規則和制度等資源”。[76]但是，由于文化的影響力作用于人的頭腦與精神，因而文化的征服雖然比軍事征服和經濟控制要更牢固，卻也更為困難，它需要從根本上動搖某一文化群體的文化認同。如果細致地觀察歷史會發現，“決定文化產品影響力大小的主要因素并非文化生產的規模，而是文化文本對受眾的認知、行為和世界觀進行塑造的能力”。[77]因而對文化的吸引力和文化安全問題的研究一定要在文化的獨特性、復雜性和微妙性的基礎上展開，政治經濟上的實力并不一定意味著文化的安全存在，反之亦然。

　　例如，德國人文科學對世界產生的影響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與之媲美的，“法國學者涂爾干和意大利學者帕累托的影響力遠不及馬克斯·韋伯，法國哲學家柏格森的影響及至今日也無法與海德格爾相比，而任何人也無法與馬克思和弗洛伊德相提并論”。[78]當納粹德國在二戰中被盟國打敗之后，德國思想卻占據了整個西方，思想家艾倫·布盧姆(Allan Bloom)在他的書中寫道：“赫伯特·馬爾庫塞的口音變成了中西部特有的鼻音;……嶄新的美國生活方式則成為魏瑪共和國的迪斯尼版本”，[79]而“甚至是電影這一最美國化的藝術，也沾染了德國思想的色彩。伍迪·艾倫……的劇本處處流露出德國哲學思想的痕跡，使其成為美國娛樂市場中司空見慣的部分”。[80]

　　由此可見，文化的影響力是超越政治與經濟的，而一種文化的魅力和吸引力是以內部認同為根基的。文化在德國人眼中有著無比高尚的地位，“文化是他們的尊嚴，是他們的驕傲，是他們自以為比其他民族更加優秀的根基所在”。[81]自16世紀開始德國就已經形成了一套文化發展體系，從國王、公侯、教會、市民組織等不同層面推動文化的發展;今天的德國也注重讓所有人都參與文化生活，并且由于認識到文化是連接人民的紐帶，共同的文化認同是生活共同體的精神基礎，因而德國將文化寫入它的基本國策和憲法當中，由國家保障并促進文化的發展——當代德國的文化政策是“文化為所有人”，強調通過社會文化幫助人們應對工業社會的挑戰，滿足公民在文化、藝術和美學方面的需要，從而在盡可能廣泛的民眾中間建立一個富于啟發和充滿活力的文化環境。

　　許多歷史學家都共同認為二戰后的德國人是從文化中重拾民族認同和民族自信的，他們在修復自身的文化過程中，也不斷地發展著這種文化，從而使“德國不是一片地域，一個已經存在的有組織的社會，而是一種理念”。因而今天的德國人非常自信地認為“我們是，我們曾經是，我們依然是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師長、哲學家、理論家、宗教教育家”。[82]

　　由此可見，一種文化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力是以其在本土的文化生活的活力、文化認同、文化吸引力為基礎的，并且它們也決定了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人們是否以這樣的文化為自豪、而愿意作為這樣的文化的傳播者和傳承者。在本文的第一部分里所分析的文化安全受到威脅而產生的可見的和可以預見的結果，都體現出這樣一種情況，即當文化認同和文化吸引力遭到侵蝕、逐步降低乃至瓦解時，必然導致文化安全的根基的動搖。因為只有對自身的文化保持較高的認同和充分的認識，當遇到外來文化的影響時，才不會歸順于外來的強勢文化、或被改寫，而是將它吸收成為自身文化的組成部分，從而不斷地豐富和發展自身的文化。例如奈注意到，雖然日本是第一個在19世紀中葉就引入全球化的亞洲國家，但日本沒有喪失自己獨特的文化，倒是全球化使日本文化的獨特性愈加鮮明而突出了。[83]

　　(二)傳承——攸關文化安全的關鍵環節

　　文化同時向孤立在不同時間和空間的個體提供一系列共同的圖像和文本，將孤立的個人聯系起來，構成了一種集體的文化記憶和體驗，[84]文化記憶傳承著文化和文化認同，因此在歷史學家弗雷德里克·特納(Frederick Turner)看來，“邊境”雖然是一個空間概念，卻對時間維度的變遷產生著持續的影響，[85]因為文化傳統和遺產隨著時間發生著變化，甚至會出現斷裂。

　　弗蘭克·雷蒙德·利維斯(Frank Raymond Leavis)和德尼斯·湯普森(Denys Thompson)在《文化與環境》(Culture and Environment)中提醒人們，在現代社會“我們所失去的是一個有機的共同體以及它所包含的活文化。民間歌謠、民間舞蹈……象征著井然有序的生命藝術和生活方式，包括社會的藝術、交往的法則和敏銳的調節能力。所有一切都根植于古老的經驗，并在自然的環境和時間的韻律中滋長”。[86]

　　由于娛樂休閑的入侵并且在社會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有機社區消逝了，這意味著文化傳統的傳承出現了斷裂;與此同時，技術的發展也不斷沖擊著人類的信仰體系，使得“我們對自己的信仰體系失去信心，也對自己失去信心。在觀念的殘垣斷壁之中，只剩下一個可以相信的東西——技術”。[87]當一種文化失去了它的最底層的根基，而只留下一些碎片和零散的存在的時候，是非常容易被其他文化所同化和改寫的，這個其他文化可能并不是來自其他地區、其他民族的文化，而是經濟與技術的巨大進步所導致的膚淺而脆弱的文化。

　　因而，“我們必須在對古老秩序的追憶之中建立一種新秩序”，[88]也就是說，文化的傳承意味著構建共同的文化記憶，而文化對內吸引力的減弱與文化的縱向傳承中的斷裂互為因果，并且它們都共同威脅著文化存在的安全。

　　文化吸引力的減弱和文化傳承受到威脅最顯著的現象之一，就是對本土文化語言的輕視和污染。世界上的許多國家、地區甚至是以犧牲母語的發展和傳承為代價，而追求對英語的學習，這一點從全球語言監督機構所提供的有關全球有一半人說英語以及在說英語的人群中母語非英語的人數幾乎是母語是英語的人數的兩倍等數據中可見一斑。在許多國家，人們從尚未完全掌握母語的幼兒時期就開始學習英語，并且在許多地方推崇母語和英語相結合的雙語教學、甚至是純英語教學(即便課堂上的教學雙方的母語都是英語之外的同一種語言)。

　　語言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它不僅教會我們怎樣說，而且教會我們如何想，“我們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是我們的語言……它教導我們時間、空間和數的觀念，形成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的觀念……語言的議程深深地整合在我們的人格和世界觀里”。[89]語言是表達文化同一性的關鍵，放棄或者喪失一種語言則意味著“喪失構想現實的能力”，[90]而將與之相應的那種文化推向絕路。

　　語言學家克勞德·海然熱(Claude Hagege)發現，“那些外語(例如英語)說得好的國家，挪威、瑞典、荷蘭都是語言在境外不為人知的國家”，[91]這意味著這些文化群體中的人們可能對外語所對應的文化產生親近感，而疏遠自己的母語文化，他們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對現實的看法也都隨著語言的變化而發生了改變，一些豐富多樣、細膩的情緒和感受也可能因為所使用的外語中不具備，從而漸漸消失。

　　《日語滅亡之時》的作者水村美苗在青少年時代隨父母旅居美國，因而精通日語和英語，她指出如果帶著用英語來翻譯日本文化的意識來寫小說，那么日語深奧的妙趣就會蕩然無存。由于擔心日語的墮落和消失，她呼吁：“與其半途而廢地要求國民全都雙語化，不如只培養少數精通某種外語的精英，從而維持翻譯出版的傳統;與其讓學生寫作文，不如實行讓他們飽讀古典文學的教育方式。這就是保持日語生命力的現實可行的對策。”[92]

　　站在或是得以傳承發展或是式微消亡的十字路口上的，絕非日語一種語言。保護母語、保存從舊日繼承下來的杰出作品是非常必要的，這不僅是一種文化的傳承，而且偉大優秀的文化遺產中，包含著人類世界的有價值的經驗和寶藏，它們會增強人類的創造力，推動文化的繁榮發展。

　　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Hilda Thatcher)夫人倡導過回歸“維多利亞時期價值觀念”，約翰·梅杰(John Major)發起過“尋根溯本”運動，這些運動的目的都是使人們通過這些文化再生機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體記憶”，進而塑造特定的民族認同觀。[93]集體認同需要行為個體和社會集團達到某種一致性、凝聚性、連續性，[94]這必須經年累月借助集體記憶、共享的傳統、對共同歷史和遺產的認識，才能保持集體認同的凝聚性。[95]

　　而“搭建現在與過去之間的橋梁、建立起現在與未來之間的聯系”，在發展文化的過程中傳承文化，“培養更具鑒賞品位的受眾”，[96]根據詩人柯勒律治的觀點，是需要有教養的知識階層來引導的，也就是阿諾德所說的：“教育是通往文化的大路”。[97]

　　但是在今天，當“教室被改造成一個教和學都以娛樂為目的的地方”的時候，難免令人對文化的吸引力的喪失和傳承的斷裂感到憂心忡忡。人類進步必須通過連貫性的文化給予保障、并賦予秩序和意義，如果學校不能夠提供整合的視野的話，文化的連貫性就會更加迅速地被侵蝕。

　　所謂真正的教育“不以訓練為中心，不以技能為中心，甚至不以問題為中心，而是以理念為中心，以黏合力為中心”，也就是說它不應該是用于急功近利地解決當下的一些現實問題，而應該是闡述知識的源頭、發展和體系，傳遞優秀的思想和言論，培養對母語的運用能力，訓練批判意識，從而能夠區分優秀的文化和淺薄的文化——波茲曼主張，“我們必須向學生證明，并非一切有價值的東西都是一學就會、易如反掌的，有些要求很高的審美水平的東西，是他們聞所未聞的”。[98]教育的目的不只是信息的傳輸，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傳遞，并且培養能夠創造文化的人。

　　早在1960年，英國的全國教師聯盟(National Union of Teachers)就通過了一項決議，其中包括，由于“報刊、廣播、電影與電視的泛濫導致了審美標準下降的惡果，對此必須予以堅決的遏止……決議向那些擁有大眾傳媒使用權和控制權的人們，當然也包括學生的家長發出呼吁，號召他們與教師們一道努力，捍衛學校課堂上傳播的價值觀，抵制外部世界對年輕人的惡劣影響”[99]。在德國，義務教育的義務包括必須喚起中小學生對德國傳統文化的興趣，讓他們在孩提時代就盡早接觸到文學、音樂和美術，因為這是他們將來參與文化生活的前提條件。而教育對于文化傳承和文化安全的使命的履行，必須由國家給予保障，因為國家肩負著教育和文化發展、傳承的任務。

　　除了學校教育之外，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的傳媒同樣有義務承擔起傳承文化的責任，因為它們能夠影響到更廣泛的群體。例如，德國的文化政策就強調應該打破傳統的純粹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的界限，從而將德國的傳統的民主精神變為居民的城市精神，使每個人都有參與文化和創造文化的機會。因此，“媒體應該以開放寬容的狀態傳播莊重且有價值的內容，并對于大眾文化要仔細甄別，杜絕品質低劣的群氓藝術充斥人們的視聽”。[100]

　　文化傳承中的誤讀也會對文化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社會學家恩斯特·凡·登·海格(Ernest van den Haag)擔憂“沒人閱讀經典，這既不新鮮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此多的人正在誤讀經典”，而這種誤讀和肆意的改寫正是群氓文化的特征，它意味著生活的去個性化，而且缺乏真正的文化的賦予意義的能力，它并不能夠給人帶來實實在在的真正的滿足感，而只是替代性滿足，因而“人們對這種文化的消費越多，他們的心靈反而越空虛”，[101]并且在這樣的惡性循環中，高雅文化和民間文化正在被群氓文化所吞噬，使得文化逐漸走向枯竭。

　　文化的被誤讀和改寫不僅來自本文化群體內部，也可能來自文化資源被盜用和被重新定義。例如，中國的歷史、經典作品和經典文化被其他國家用動畫片、電視劇或電影的形式重新改寫和詮釋，之后以“中國文化”的面目在全球傳播，但是它們所傳達的含義、理念和價值觀已經是來自其他國家的文化，后者卻構成了人們對中國文化的認知。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這些被誤讀的文化產品也會傳回到中國，甚至廣受熱捧，“這些經他國之手傳播的‘中國文化’會讓我國年輕一代對本國文化產生誤解，模糊自身的文化認同，甚至產生錯誤的文化認同”。[102]

　　由于文化資源具有無形性的特點，因而在全球化和傳播媒介高度發達的環境下，文化資源的保護相對于其他物質性資源要困難得多，文化安全也更容易受到威脅，由此可見發展文化、豐富文化的構成和內涵、增加文化的對內吸引力，有力地推動文化的傳承，才是對文化被誤讀和改寫的最好的防御。

　　四、結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需要開放性和多元化

　　通過對文化安全遭受威脅的可見和可預見后果的闡述以及對威脅文化安全的內生性根源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文化是“建立在種群與個體的多樣性之上，建立在社會文化遺產、制度化習俗、精神態度與情感基調的天然差異上，建立在人與人之間持續、自由且富有成效的相互影響上”，[103]所以文化的健康發展與活力來源于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且有意義的互動。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指出，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所謂“地球村”也不是一個村落，而是許多個各具特色的地球村，“它們都被納入新的傳播系統，同時又努力保持或加強各自的文化、種族、國家或政治個性”。[104]

　　全球共享安全背景下的文化應該是多元化的，而這種多元化并不意味著各自為營、在封閉的體系中的獨自發展，因為如果“過分依賴某些特定的文化內容，最后也可能造成整個文化的僵化而喪失了演化上的優勢”，[105]因而文化的多樣化意味著多種文化的共同存在、相互交流、共同發展、相互溝通，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是以文化的開放性為基礎的，正如薩義德所言：“文化與文化總是彼此牽連，誰都不能‘獨善其身’。一切文化都是混血的、異質的、獨特的、多元的”。[106]

　　事實上，在封閉的體系中發展和傳承文化也是不可能的，無論本土文化還是傳統文化實際上都不是靜態不變的內容，而一定會“隨著外來文化產品的本土化過程而發生著不斷的改進與變形”。[107]

　　因此，在今天對于文化安全最好的保障就是保護文化的多樣性、意涵豐富的差異性和開放性的發展。一種文化一旦停止與其他文化的互動，就會停滯，甚至消亡。不能更新的文化就不能發展，不能發展的文化最后只能消亡。[108]

　　注釋：

　　[1]常江：《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4頁。

　　[2]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9.

　　[3]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43頁。

　　[4]石逢鍵、鈕維敢：《文化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化安全國際空間的拓展》，載《中共四川省委黨校學報》，2010年第1期，第94頁。

　　[5]Wilbur Schramm，"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in an information era，"in H.D.Lasswell,D.Lerner and H.Speier,eds.,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Vol.3:A 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0,p.297.

　　[6]Krishna Kumar,"Social and Cultural Impact of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An Overview,"in Krishna Kumar,ed.,Transnational Enterprise:Their Impact on Third World Societies and Cultures,Boulder:Westview Press,1980,p.14.

　　[7][英]羅賓·科恩、[英]保羅·肯尼迪：《全球社會學》，文軍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頁。

　　[8]Lee Chin-chuan,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Beverly Hills:Sage,1979,pp.60-61.

　　[9][英]羅賓·科恩、[英]保羅·肯尼迪：《全球社會學》，第40頁。

　　[10]彭新良：《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一種全球化的視角》，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第300-301頁。

　　[11]嚴興文：《試論國家文化安全的內涵、特點和作用》，載《韶關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7年第2期，第139-140頁。

　　[12]Theodor Adorno,"On popular music,"in John Storey,ed.,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9,p.64.

　　[13][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5頁。

　　[14]Theodor Adorno,"On the Fetish Character in Music and the Regression in Listening,"in A.Arato and E.Gebhardt,eds.,The Essential Frankfurt School Reader,Oxford:Blackwell,1978,pp.270-299.

　　[15]Theodor Adorno and Max Horkhaimer,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London:Verso,1979,pp.120-125.

　　[16]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California:Pacific books,1961,p.11.

　　[17][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69頁。

　　[18][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常江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頁。

　　[19]Richard Pells,"Who""""s Afraid of Steven Spielberg?"Dis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495.

　　[20]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London:Sphere,1968,p.63.

　　[21]David Broder,"Theodore H.White Lecture,"Joan Shorenstein Center for Press,Politics,and Public Policy(Harvard University),November 12,1988,p.15.

　　[22][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246頁。

　　[23]Frank Raymond Leavis,"Mass Civilization and Minority Culture,"in John Storey,eds.,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A Reader,4th eds.,Harlow:Pearson Education,2009,p.14.

　　[24]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100.

　　[25][美]尼古拉斯·卡爾：《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劉純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37頁。

　　[26]Richard Hoggart,The Use of Literacy,Harmondsworth:Penguin,1990,p.237.

　　[27]Richard Hoggart,The Use of Literacy,Harmondsworth:Penguin,1990,pp.243-244.

　　[28][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96頁。

　　[29][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86頁。

　　[30]Pamela Laird,Advertising Progress:American Business and the Rise of Consumer Marketing,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198.

　　[31][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頁。

　　[32]Herbert Marcuse,One Dimensional Man,London:Sphere,1968,pp.26-27.

　　[33][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118、126貞。

　　[34][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80頁。

　　[35]Wilbur Schramm,"The effects of mass media in an information era,"in H.D.Lasswell,D.Lerner,H.Speier,eds.,Propaganda and Communication in World History,Vol 3:A Pluralizing World in Formation,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0,p.297.

　　[36]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第246-247頁。

　　[37]韓水法：《如何理解西方文明的核心因素》，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8年第1期，第68-78頁。

　　[38][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100頁。

　　[39]戴錚編譯：《不久以后日語就將滅亡》，載《東方早報》，2008年11月26日C1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8-11/26/content_97623.htm。

　　[40][德]米歇爾·阿克曼：《語言和軟實力》，邵京輝譯，中德文化網：http://www.de-cn.net/mag/lit/zh6968446.htm。

　　[41][美]羅伯特·福特納：《國際傳播：“地球都市”的歷史、沖突與控制》，劉利群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頁。

　　[42][英]阿諾德·湯因比：《文明經受著考驗》，沈輝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4頁。

　　[43][加]保羅·海爾、戴維·克勞利：《傳播的歷史：技術、文化和社會》，董璐、何道寬、王樹國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頁。

　　[44][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101頁。

　　[45][美]阿瑟·阿薩·伯杰：《媒介分析技巧》，李德剛、何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8頁。

　　[46][美]葉海亞·R.伽摩利珀：《全球傳播》，尹宏毅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26頁。

　　[47]Robert E.Park，"Reflections o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in Henry E.Elsner,Jr.，ed.,The Crowd and the Public and Other Essay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2,p.101.

　　[48][美]曼紐爾·卡斯特：《網絡社會的崛起》，夏鑄九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90頁。

　　[49][德]卡爾·馬克思：《哲學的貧困》，載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頁。

　　[50][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11頁。

　　[51][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12頁。

　　[52][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15、24、26頁。

　　[53][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28、30頁。

　　[54][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6頁。

　　[55][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6頁。

　　[56][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7頁。

　　[57][美]尼古拉斯·卡爾：《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第4頁。

　　[58][美]大衛·克羅圖、威廉·霍伊尼斯：《媒介·社會：產業、形象與受眾》，邱凌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版，第351-352頁。

　　[59][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229、203頁。

　　[60][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吳燕莛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194頁。

　　[61][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47、253、48頁。

　　[62][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第229頁。

　　[63][美]尼古拉斯·卡爾：《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第131、152、151頁。

　　[64][美]尼古拉斯·卡爾：《淺薄：互聯網如何毒化了我們的大腦》，第8頁。

　　[65][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62頁。

　　[66]Harold A.Innis,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51,p.34.

　　[67][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何道寬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頁。

　　[68][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第234頁。

　　[69][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40頁。

　　[70][美]尼爾·波茲曼：《童年的消逝》，第230頁。

　　[71]常江：《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頁。

　　[72][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40頁。

　　[73][美]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第138頁。

　　[74][英]大衛·麥克奎恩：《理解電視》，苗棣等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頁。

　　[75]Robert Goodin,Philip Pettit and Thomas Pogge，A Companion to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London:Routledge,1993,p.161.

　　[76]李宇：《對外電視與文化傳播研究》，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頁。

　　[77]常江：《帝國的想象與建構：美國早期電影史》，第9頁。

　　[78][德]沃爾夫·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劉春芳、高新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92頁。

　　[79][美]艾倫·布盧姆：《美國精神的封閉》，戰旭英、馮克利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47頁。

　　[80][德]沃爾夫·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第90頁。

　　[81]夏寧：《文化與政治在德國歷史中的緊張》，載《文景》，2011年第4期，第34頁。

　　[82][德]沃爾夫·勒佩尼斯：《德國歷史中的文化誘惑》，第180-181頁。

　　[83]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第247頁。

　　[84]George Lipsitz,Time Passages:Collective Memory and American Popular Cultur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0,p.28.

　　[85][美]伊萊休·卡茨、約翰·杜倫·彼得斯、泰瑪·利比斯、艾薇兒·奧爾洛夫：《媒介研究經典文本解讀》，第184頁。

　　[86]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p.1-2.

　　[87][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32頁。

　　[88]Frank Raymond Leavis and Denys Thompson,Culture and Environment,Connecticut:Greenwood Press,1977,p.97.

　　[89][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72-73頁。

　　[90][法]克洛德·海然熱：《語言人：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張祖建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332頁。

　　[91][法]克洛德·海然熱：《語言人：論語言學對人文科學的貢獻》，第329頁。

　　[92]戴錚編譯：《不久以后日語就將滅亡》，載《東方早報》，2008年10月26日C1版，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08-ll/26/content_97623.htm。

　　[93][英]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認同的空間》，司艷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頁。

　　[94]Anthony Marsella,"The Measurement of Emotional to Work:Methodological and Research Issues,"Work and Stress,Vol.8,No.2(September 1994),pp.166-167.

　　[95][英]戴維·莫利、凱文·羅賓斯：《認同的空間》，第98頁。

　　[96]Samuel Taylor Coleridge,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Londen:Dent,1972,pp.34-35.

　　[97][英]約翰·斯道雷：《文化理論與大眾文化導論》，第24頁。

　　[98][美]尼爾·波茲曼：《技術壟斷：文化向技術投降》，第113、118頁。

　　[99]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London:Hutchinson,1964,p.23.

　　[100]Stuart Hall and Paddy Whannel,The Popular Arts,p.75.

　　[101]Ernest van den Haag,"Of Happiness and Despair We Have No Measure,"in Bernard Rosenberg and David White,eds.,Mass Culture:The Popular Arts in America,New York:Macmillan,1957,pp.528,532.

　　[102]李宇：《對外電視與文化傳播研究》，第82頁。

　　[103]Horace M.Kallen,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NJ:Transaction,1998,p.34.

　　[104][美]阿爾文·托夫勒：《權力的轉移》，周敦仁等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8-319頁。

　　[105]孫英春：《跨文化傳播學導論》，第303頁。

　　[106]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3,p.xxix.

　　[107]Ien Ang，"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Towards an Ethnographic Critique of Media Consumption in the Transnational Media System，"in John Storey,eds.，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Edward Armold,1996,pp.154-155.

　　[108]李宇：《對外電視與文化傳播研究》，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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