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產業升級路在何方？

《鳳凰周刊》2010年10月5日（第28期，總第377期）

文/特約撰稿員 岳健勇

廣東模式走到盡頭已成共識

      廣東經濟是典型的以低技術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為基礎的外向型經濟，這一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維持了廣東30年的經濟繁榮。2001年12月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因放松銀根以及國內資源短缺導致進口需求急劇上升，原材料及中間品成本大幅增加；與此同時，近年來勞工權利意識的提高，以及國家社會政策的調整，使廣東等沿海地區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喪失殆盡。這些剛性成本壓力加之人民幣升值，遂造成中國制造業的嚴重危機。始于2007年下半年的制造業危機，首先爆發于廣東，并很快波及推行類似發展模式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因此，中國的經濟危機與全球化的經濟和社會后果存在密切關聯，全球金融危機并非引發中國制造業危機的直接原因，而是加劇了全球化中的中國制造業困境。以代工制造、貼牌生產為特征的廣東模式，其實質是一種建立在缺乏技術創新能力、僅僅依靠低素質廉價勞工的成本優勢維持出口競爭力基礎上的無技術工業化的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是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美國是廣東最大的出口市場，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以及美國正在醞釀實施的旨在加強本國高端制造業競爭力、具有強烈保護主義色彩的“戰略性產業政策”，意味著無技術工業化的廣東模式實際上已不可逆轉地走到了盡頭。

事實上，廣東當局早在1990年代末就已經意識到，所謂的廣東模式沒有出路，因而做出了諸多努力，如加強區域合作，鼓勵企業走出去（對外直接投資）等等。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大批中小企業倒閉以及由此引起的經濟衰退的威脅，廣東當局并沒有采取多少挽救措施，而是提出“騰籠換鳥”，試圖通過危機淘汰落后產能，并通過“新一輪招商引資”，來實現產業升級。然而，這些措施并無顯著成效，產業升級始終是困擾廣東工業化的巨大難題。在過去的30年，廣東經濟的高速增長得益于外向型發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經濟的全球化。而今，此次戰后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使全球化的神話徹底破滅，依靠全球化實現經濟快速增長的廣東模式已難以為繼。那么，通過外資實現產業升級，亦即通過更大程度的全球化來實現經濟轉型，是否可行呢？

依賴全球化的廣東模式難以導致工業化

2009年，廣東實現國內生產總值5,730億美元，占全國GDP的12%；出口3,589.6億美元，占全國出口總額的30%。人民幣升值使按匯率折算的出口依存度較前幾年有所下降，2009年，中國出口依存度為24.4%，而廣東的出口依存度則高達62.65%，是前者的2.5倍，由此可見廣東經濟對出口的嚴重依賴。對于像新加坡這樣的城市國家（city-state）而言，出口依存度高是迫不得已的選擇，作為新興工業化國家，新加坡的產業結構以及市場規模，決定了它只能實行高度依賴外部市場及外資的完全開放的政策。香港盡管已回歸中國，但其歷史形成的自由港地位，同樣決定了它也只能實行城市國家的貿易政策（見下表）。問題是，對外依存度極高的城市國家必須在政治和軍事上依附于一個大國，才可能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內（如冷戰）贏得一定的發展空間；但這種政治上的依賴又會導致其國內政策受到大國的挾制，如2004年，新加坡為換取美國的安全承諾，被迫同意在資本賬戶管制問題上做出重大讓步。廣東的地理-人口規模遠超城市國家，作為中國一部分的廣東無法實行城市國家那種完全依賴外資和出口的政策。

表一：2009年新加坡和香港經濟指標

全球化造就了廣東模式，但全球化同樣令廣東模式難以為繼。廣東省曾在本世紀初表示，將率先于全國建成發達社會。發達社會的首要標志是人均國民收入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發達社會意味著經濟的現代化，而經濟現代化必須經由工業化的階段，因此，廣東要成為東亞四小龍那樣的高收入經濟體，就必須完成工業化。毫無疑問，工業化體現為本國產業的高度現代化，依賴外資維持經濟增長的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絕不等同于工業化。產業升級是實現工業化的必經之途，但是，通過外部整合（external integration），亦即通過對貿易和外資大規模開放的經濟全球化方式實現工業化，在理論和經驗上卻沒有充分的依據。這是因為，除了市場規模過小的城市國家外，所有的后起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全部經歷了長時期的產業保護，東亞四小龍中的韓國和臺灣尤其如此，中國何以能夠成為例外？！事實上，無技術工業化恰恰是導致廣東產業升級困難重重的依附發展的結果，從這一意義上講，依靠外資實現產業升級根本談不上是思想解放，而不過是對廣東模式的強化，這將令廣東經濟難以擺脫依附、真正建成發達的工業化社會。

德國模式的啟示：國家主導工業化

即便不考慮城市國家這樣的極端個案，廣東乃至中國的貿易依存度與多數發達國家相比顯然過高。就中國的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而言，如此高的貿易依存度意味著較高的國際政治風險，因而，依靠大量制造出口低技術工業制成品維持增長的廣東經濟，其脆弱性是顯而易見的。工業化國家必然是高收入經濟體，經濟的增長主要來自國內消費需求的拉動。德國是發達國家中貿易依存度最高的，2009年，德國出口依存度高達45.7%，但是，德國產品很少遭遇反傾銷，因為德國出口產品大多為難以替代的高技術工業產品，尤其以制作精良的工業設備著稱；德國專利發明的數量僅次于美國和日本，有500項工業技術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隨著戰后德國問題的解決，技術獨特的德國工業品的大量出口，非但沒有被其他工業化國家視作威脅，反而被看做是對世界經濟和人類文明的貢獻。

表二：2008年德國主要經濟指標

維基百科將德國的現代化概括為五個方面：高素質的勞動力、發達的基礎設施、充裕的資本、政治清明（腐敗程度低）、以及高水平創新。德國工業化開始于19世紀下半葉，作為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德國，無法通過殖民征服取得原始積累。德國沒有采用英帝國推銷的自由貿易政策，片面追求短期貿易利益，而是高度重視本國產業的成長。高效率的德國政府通過內部整合，即通過建立世界一流的大學和研究機構，普及國民教育、大量培養技術工人等措施，使德國迅速成為歐洲工業革命的中心。德國的企業家精神更是令世人贊嘆。不僅如此，俾斯麥政府盡管對社會主義運動嚴厲鎮壓，但對社會運動的根源則有很深的了解。正是在其任上，德國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福利國家，從而大大緩和了社會矛盾，避免了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激烈政治動蕩。另一個后起的資本主義大國美國對此羨慕不已，甚至派人到德國來觀摩學習它的福利資本主義模式。

德國模式被歷史學家形容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organized capitalism），指的是國家對工業化至關重要的推動作用。這種國家主導工業化（state-led industrialization）的發展模式被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政府所成功效仿，戰后東亞四小龍中韓國和臺灣的快速工業化，同樣依靠政府的大力推動，其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成功并非由于實行了所謂“比較優勢戰略”，而是利用冷戰的有利條件，成功實施進口替代政策，從而實現本國產業自主振興的結果。這典型地體現在：東亞發展型國家（developmental-state）在經濟起飛階段，本國產業在國家富有遠見的產業指引下，技術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得到極大提高，在本國市場以及對外貿易中始終占據主導地位。

廣東困局肇始于“以市場換技術”，受制于國家產業振興的不統一

中國于1992年正式放棄進口替代，而實行“以市場換技術”，其實質就是把工業化的希望寄托于外資對華技術轉讓。作為交換，中國開始大幅削減貿易壁壘，解除對外資的諸多限制，這是中國融入全球經濟的發端，也標志著中國以外部整合作為發展戰略的核心。在中國遠未完成工業化，本國產業不具備全球競爭能力的情況下，貿然實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表明中國并非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中國發展戰略所追求的首要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技術趕超。有研究表明，由于外資對國內正規制造業的替代性競爭，中國工業化在整個1990年代徘徊不前。這從另一側面證明了“以市場換技術”戰略的失敗。由此可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不是來自工業化的推動，而是來自全球化，這與僅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完成了工業化的東亞發展型國家存在本質差別。

全球化表現為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貿易自由化意味著只要遵循自由主義的比較優勢原則，就可以實現出口的快速增加，從而帶動經濟的高速增長，這是全球化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這一點已得到了充分證明。然而，投資自由化造成的替代效應則阻礙了中國的工業化，進而造成中國經濟對外資的依賴。事實上，外資企業在1990年代末已基本完成對中國市場的控制，開始以中國市場為全球最理想的裝配車間，向其控制下的全球市場大規模出口。因而，外資以及外資自身的出口對經濟的刺激作用，對中國實行更大程度的經濟自由化產生了強烈誘導，這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主要動因。中國加入WTO之后，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但是，中國的制造業危機則表明，全球化刺激中國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迄今已釋放殆盡，中國已到了從根本上改變“低端之路”發展模式的關鍵時刻。

眾所周知，中國改革開放的許多思路實際上是來自地方當局因地制宜探索實踐的總結和提升，而非高層的事先設計。其實用主義意義上的好處是不言自明的，然而，其缺陷和不足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地方當局由于自身的局限性，不易在涉及國家民族長遠利益的發展戰略問題上具有遠見卓識；相反，卻極易在自上而下、層層加碼的經濟指標壓力下，表現得更加急功近利和機會主義。地處開放前沿的廣東，其官僚機構的素質和眼界，使其不具備成為地方發展型政府（local developmental-state）的條件。即便廣東地方當局試圖推動本地產業的發展，如果沒有國內市場的統一，以及中央政府對本國產業統一實施產業振興及必要的市場保護，地方發展型政府的自主振興努力也將付之東流。然而，就國家整體而言，要成為真正的發展型國家，則必須由中央政府直接制定并實施產業振興方針，這一特點與當前中國政治體制下，地方當局作為國家政策執行者的現狀卻是相矛盾的。

全球化對中國工業化的阻礙同樣影響到廣東

工業化的含義是明確無誤的，那就是本國產業的現代化，國內市場必須由本國產業、而非外資產業所主導，這可以通過本國產業在出口中所占比重所反映出的國際競爭力來加以衡量。黃亞生的研究顯示，同樣處于經濟起飛階段，韓國在1974-1978年，外資出口占比約為24.9%，在臺灣，這一比例僅為20.4%，而廣東的外資出口比重則高達62.4%，外資企業在高新技術出口中所占比重更高，達到75.01%，本土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不足由此可見一斑。不僅如此，除個別企業外，多數本土企業創新能力的低下，使其不具備利用技術優勢“走出去”，進行全球運作的基本能力。廣東模式出現危機，表現在對外資的過度依賴造成廣東經濟的結構性脆弱，一旦外部環境發生變化引起外資撤離或遷移他處，廣東經濟則難以支撐。

因此，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是擺脫依附、實現工業化的關鍵。問題是，廣東、乃至整個中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受到全球化的經濟自由主義國際制度框架的嚴格束縛。加入全球化即意味著在中國市場建立全球公平競爭的平臺（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使國內市場成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中國入世后，即根據承諾，執行《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TRIM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以及《服務貿易總協定》（GATS），這三大協定恰恰是發達國家用來限制發展中國家獲取技術，阻礙其實現趕超和工業化，以維持自身技術壟斷優勢的保障機制。

既然全球化阻礙了中國的工業化，那么，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過全球化來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則是本末倒置，緣木求魚。TRIMs協定明確禁止中國以批準外資在華投資為條件，向其提出外匯平衡、出口比例、當地化成分和技術轉讓要求。這說明，在投資自由化情況下，外資采用先進技術與東道國是否實際獲得并掌握了這些技術完全是兩回事。也就是說，通過新的招商引資，引入技術水平更高的外資企業，不過是為廣東經濟抹上了一層現代化的油彩，而與廣東工業化的實質性進步沒有絲毫關聯；相反，卻可能導致廣東經濟對外依附程度的進一步加深。這一思路其實是對工業化的極大傷害，理應成為思想解放所反思的對象。

困擾廣東產業升級的關鍵癥結在于，地方當局對于WTO對中國工業化造成的制度性障礙，認識并不清晰；而且，作為一個地方當局，廣東并不具備推動全國范圍內部整合（internal integration）的政治手段和能力，雖然內部整合是廣東乃至中國實現工業化的基本前提條件。即便廣東當局尋求在其區域范圍內，自我轉變為以促進本土產業自主振興為己任的地方發展型政府，在中國已經深深融入全球體系的情況下，由此引起的有違中央政府世貿承諾的外交糾紛也絕非一個地方政府所能承擔。

缺乏高素質產業工人是阻礙廣東工業化的重要內因

造成廣東無技術工業化困境的成因，并不單單來自全球化及中國政府自身的戰略選擇，也與廣東省及東南沿海地區特定的勞工政策有著密切關聯。目前，國內政策部門對有關問題的反思大多指向中國的一胎政策，或一些企業因技術工人短缺而導致升級困難等表層原因，其背后的指導思想其實還是一種全球化的發展思路。事實上，即便沒有實施一胎政策，中國依靠低工資、低技術的粗放發展模式也是無法長期維持下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或不愿根本改變造成中國被鎖定在國際分工底層的內外制度環境，而只是就事論事地根據局部地區或部分企業缺乏熟練技工，來討論由此對中國產業升級構成的制約，那么，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同樣于事無補。

缺乏高素質的產業工人是困擾廣東工業化的一大問題，這個問題還將長期存在。缺乏高素質的勞動者與廣東模式本身是直接相關的，廣東的地緣經濟特點導致其在開放初期能夠率先于全國，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事實上，多數在粵投資的港臺企業技術含量很低，內地土地的相對廉價對其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廣東為發展出口加工業大量征用農村土地，造就了一批富裕的農民，這些農民卻沒有因此離開土地，進入工廠，成為產業工人，而是坐享其成，長期享有與土地以及房屋租賃等相關的收益。于是，外來民工便成為廣東經濟騰飛的重要生產要素。

然而，外來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大多為半技能或無技能的非技術型工人，這樣的勞動力素質只能適應低技術的“血汗工廠”。無法戶籍化的外來民工只能選擇冬去春來，年復一年地轉換雇主。漂泊不定、無法定居，且缺乏培訓，導致這些流動性很強的外來民工無法積累和提高勞動技能，成為高素質的技術工人，因而也無法適應現代化工廠對其職業技能的要求。技術先進的跨國公司選擇在傳統工業地區（如京津滬）落戶并非偶然，很難設想空中客車這樣對工藝要求極高的尖端技術企業會選擇在廣東投資。大力發展職業技術教育與建立一流的大學，對于工業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沒有龐大的訓練有素的技術工人儲備，廣東今后的產業升級和工業化將受到嚴重制約。事實上，一個富有遠見的發展戰略在其制定之初就應預見到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對人力資源的特定要求。培育技術工人與大學教育一樣，均屬百年樹人的事業，需要時間和耐心。就這一意義而言，在過去的30年，廣東失去了整整一代人的寶貴時間。

窺一斑而知全豹，廣東模式的困境也恰恰是中國發展困境的一個縮影。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組成部分的廣東，無法僅僅靠自己的努力和思想解放來解決自身的發展問題，無論是轉向以內需為基礎的發展模式，還是發展現代國民教育，培養技術工人，實現本國產業的自主振興等等問題，均涉及消除腐敗，克服兩極分化，以及重新確立中央-地方關系等深層次的社會政治問題，這些需要國家進行有效的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在內外政策上做出重大調整，這顯然遠遠超出了廣東一省之力。但是，曾經創造出經濟輝煌的廣東能否痛定思痛，敢為天下先，再次引領全國風氣，為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推動凝聚新的改革和發展共識，為廣東、也為中國的發展探索出一條嶄新的途徑？！人們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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