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既往500年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的歷史中，先后出現過伊比利亞一熱那亞體系、荷蘭體系、英國體系和美國體系。資本積累體系從崛起、擴張走向式微的歷史過程，表現出體系興衰的百年周期律。目前，美式體系已經進入其生命結構衰變和機能老化的退變期。2008年爆發的危機，就是一場美國體系的大危機，它將導致美式全球化體系的終結。隨著美式體系的衰落，各國及各地區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更多地依賴、自身和區域合作，而不是依賴全球合作，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未來的世界體系將不再是中心一邊緣結構，而是網絡式結構，由趨向合作的共同體組成聯合體，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體系。

　　現代世界體系，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它是資本全球擴張的結果。正像世界體系理論創立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所說的那樣，它發端于歐洲，然后逐漸擴展到其他地區，直到覆蓋全球。回顧世界體系500年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每隔百余年就會發生一次重構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大危機。這種以百年為周期的體系危機曾先后摧毀過西班牙體系、荷蘭體系和英國體系。2008年爆發的危機顯露出美國體系正在走向終結的征兆，它可能是一場終結美式全球化的體系危機，甚至有可能是資本主義現代世界體系的整體性危機。未來的線索常常隱藏在歷史之中。回顧歷史，探求世界體系發展演變的規律，可幫助我們洞悉世界體系的未來走向。

　　一、世界體系的周期律

　　現代世界體系發軔于1500年前后。當時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在經歷了非洲海岸布大西洋的長期探險和拓殖之后，發現了通往美洲的航線，繼而開辟了沿好望角東去告度洋到亞洲的貿易航路，建立起世界各主要大洲之間的海上聯系。隨著"大洋航道"的開啟，原本處于不同大陸上的世界各經濟體超越了海洋的阻隔，形成了全球性的經經濟網絡。當時主要的經濟活動圍繞著一個全球大三角在運行：歐洲人把非洲的奴隸運往美洲，再把美洲白銀運往歐洲和亞洲，以換取亞洲商品再運回歐洲。從中歐洲人獲得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第一桶金，并建立了基于殖民開發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最早推進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的是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以及隱匿在背后的意大利城邦資本家，他們是世界資本主義理民體系周期的主導者。

　　隨著海上貿易和海洋產業的興起，"海上馬車夫"荷蘭人后來居上，他們從葡萄牙手中奪取了亞歐貿易的壟斷權，又擺脫了西班牙主導的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統治獲得了獨立，荷蘭成了世界資本主義商業體系周期的領路人。

　　英國曾經是荷蘭的學生，幾乎照搬了荷蘭的模式，再靠著工業革命和其構建的全球市場體系，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英國成為了工業資本主義周期的主導者。其后是美國一一這個曾經是歐洲殖民地的國家。美國借鑒了歐洲資本主義的制度，又結合美洲的實際條件進行了體制再造，終于憑借著龐大的軍事力量、石油能源革命和美元貨幣體系，以及在關鍵時刻介入世界戰爭，贏得了對歐洲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支配地位，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全球霸主。

　　通過觀察世界體系主導者更迭的歷史，人們可以發現，在過去500年里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進程中存在著不同的體系周期，在每個體系周期中，都有一個主導型的國家創建并維護著一種當時最高效的資本增值體系和社會模式;當這一體系在經歷了萌芽、壯大到衰落的過程后，將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發整體性的體系危機。危機的結果，往往是舊體系被更有效率、更強有力的新體系所替代，而原來的占據世界體系中心地位的霸權國家，也會被新的主導國家所取代。此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體系周期。

　　在每一個長達百年的體系周期中，人們還可以觀察到幾個特征鮮明的發展階段，就像一年里的春夏秋冬四季。在既往資本積累體系反復發生的崛起、擴張走向式微的歷史過程中，每一個百年體系周期的青藏歲月都是從實業春天開啟，然后是赤日炎炎的產業之夏，再到霜葉如花的金融秋季，而最后才是朔風刺骨的危機之冬。每個這樣的階段，都曾橫跨數十年的時間。

　　實業擴張成為初始階段的原因是，此時的資本只要進入實業領域，就可以獲取高額利潤。主導型國家往往是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價廉商品的世界工廠，這使得它們可以用廉價商品的重炮轟垮傳統國家的貿易壁壘;而另一面，實業的筋骨也為它們提供了"武器批判"的實力，因此，它們在競爭或戰爭中都是所向披靡。隨著實業發展吸引資本大量的涌入，實業領域的利潤率就開始下降，此時就會爆發產業或商業危機。為降低投資風險和增加新的利潤點，資本開始減少對實業的投資而更多轉向金融領域。在資本尋求利潤最大化本能的驅動下，越來越多的資本涌人金融領域。當全球化周期的主導國家進入可以運用金融手段進行直接贏利并成為其主要盈利方式的階段，就不再從事看起來骯臟、費事的實業生產，而成為大腹便便的食利國家。隨著金融資本不斷膨脹擴張，導致投資泡沫越來越大，一旦超出實體經濟所能承載的極限，一場導致體系重構的周期性大魚機就會爆發。

　　從歷史上看，體系中的每一個周期的延續包括相互重疊的時間一一-無論是伊比利亞一熱那亞周期、荷蘭周期、英國周期一一大致在一百多年。布羅代爾和阿瑞吉等人把這種反復出現的現象稱為資本主義體系演進變化的"周期律"。應該說，這是比諸如"尤格拉周期"和"基欽周期"甚至"攘德拉季耶夫一熊彼特"周期更長、更綜合也更具整體性的周期，是更能揭示資本主義體系本質和運行規律的周期現象。

　　在布羅代爾、沃勒斯坦和阿瑞吉等人看來，伊比利亞一熱那亞體系周期構成了資本主義歷史上"漫長的16世紀"，航海大發現給西班牙帶來大量的美洲財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擴張的道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額資金流向了尼德蘭地區的金融中心，這助長了荷蘭的獨立意愿，也增強了荷蘭的力量。隨著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亞和約》的簽訂，西班牙王國所主導的伊比利亞周期便接近了尾聲。主導了"漫長17世紀"的荷蘭，擁有第一個"現代"農業經濟，具有發達的捕撈業、毛紡業、制瓷業、造船業，建造了大量的船舶、優良的港口、繁華的城市、配有纖道的四通八達的運河體系，荷蘭人建立的金融市場為這一切進行融資，也催生了金融泡沫。到18世紀初荷蘭的主要收益來自資本的放貸，其中包括向競爭對手英國的放貸。曾經從屬于荷蘭體系的英國在荷蘭資本的幫助下，通過戰爭和貿易兩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貿易，倫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為世界的貿易中心;而英國實現超越的真正動力來自新的實業之路一一工業革命。到1815年領導反法聯盟取得對拿破侖戰爭的勝利后，英已經成為全球體系新周期一一"漫長19世紀"的引領者。倫敦作為世界新的金融中J給工業化提供了大量的資金，完成了礦山、冶煉、紡織、造船、鐵路等基礎設施，工業化改造，為"日不落帝國"奠定了產業基礎。此后，英國也踏入了“金融秋天”。從19世紀70年代起，已經把50%的儲蓄投向了海外，這標志著英國進入了以金融收益為主的食利階段。1873~1896年的大蕭條，則發出了英國主導的體系周期進入危機之冬的信號。1900年的布爾戰爭讓遠在紐約的金融市場成為英國的債主，而其后爆發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則耗盡了英帝國寶貴的人力資源和最后的精氣神，全球資本主系開始進入美國主導的周期，這就是"漫長的20世紀"。

　　體系周期律揭示的是資本積累體系從崛起、擴張走向式微的歷史過程。而推動這一過程的動力，則是來自資本對利潤最大化的追求。無論是處于什么階段，資本都存在著追求最高利潤率的本能沖動。只要能夠實現資本的快速增值，不管在何處、以何種方式，資本就會沖向那里，并在那里生根、開花、結果。正是資本的本能推動了資本主義體系向全球的擴張，推動了全球化的快速發展，也把全球化帶入了"資本為王、利益通吃"的困境。

　　二、美式體系的興起與終結

　　并無例外，資本主義美式體系的嫩芽也是從實業的春天開始萌發。只是美國草木葳蕤的實業之春并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當時美國政府的刻意所為。

　　美國政府除了對原住民采取滅絕政策獲取大量土地之外，聯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勵私人企業對運河、鐵路等基礎項目的大量投入，為美國建立統一的民族經濟和龐大的國內市場播撒了第一場春雨。同樣重要的是，美國國會從1816年起就制定了保護性關稅政策一一在30%進口關稅的銅墻鐵壁保護下，稚嫩的美國制造業避免了歐洲國家的沖擊，安然步入成年期。美國內部這種適宜制造業成長的環境，吸引大量資本流向制造業;資本與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勞動力的短缺，形成了利用機械節約勞動力和揮霍資源為特征的美國式工業體系，催生了從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裝備線，也形成了強調標準化設計、結構簡單、零部件互換、更適應大規模生產的"美國制造"風格。

　　在修建了大量運河的基礎上，1830年美國的第一條鐵路投入運營，開啟了長達20年的美國基礎建設的大擴張，這為美國經濟快速發展奠定了交通運輸基礎。美國在南北戰爭后建立了統一的大市場，用一代人的時間就把英國人眼里的"喬納森表弟的大農場"變成了一個工業化的國家。1894年，美國工業產值成為世界第一;1913年，美國生產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產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國的工業產出與整個歐洲相當，工業生產率是西歐的2倍，鐵路網達到35萬英里。

　　除此之外，美國工業化時代的標志，還應包括卡內基、洛克菲洛等美國傳奇富翁的巨大財富來自工業，而不是商業和房地產。曾經被視為"西方衍生國"的美國在20世紀初已經成為世界第一的經濟大國，工業產出率超過英國1倍還多，GDP占世界總盤的19.1%。美國模式的優勢在于它是遠超于歐洲國家的單一經濟體國家，具有廣闊的土地、巨大的市場和豐富的資源，這也導致美國發展起了過度消耗資源和生態不友好的工業化模式。而這時的美國在軍事力量上并不強大，只有依靠英國皇家艦隊的支持，美國才能推行排除歐洲列強的門羅主義，逐步在西半球建立起霸權地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歐洲的產業能力受到重創，而美國成為為歐洲提供不可或缺的產品供應地。和平年代的美國充當著世界經濟的火車頭，在爆發戰爭時則變成了“世界的兵工廠”，美國周期進人了產業之夏。盡管第一次世界大戰已使美國成為金融強權，美元成為了與英鎊平起平坐的世界貨幣，但當時的美國人堅持"美國是實業國家"，只愿意提供制成品，既不習慣也不愿意在海外投資，去幫助歐洲恢復金融秩序。歐美之間金融業與實業的分離，是導致1929年金融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歐洲的工業基礎，美國卻真正成為世界的制造業中心，在戰爭結束時，美國占據了世界工業制造的2/3的份額，而歐洲在戰后只能靠馬歇爾計劃提供的援助進行重建。1950年，美國的GDP占世界總量的27.3%，人均產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美國進入了艷陽高照的產業盛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依靠軍事勝利和經濟實力建立起包括關貿組織、布雷頓森林體系、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體系，把力量轉化為制度，開始全面主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20世紀50---70年代，是美國周期實業階段的鼎盛期，也是美式體系周期的黃金季節。在這個時期，美國、歐洲、日本。資本主義主要經濟體都以歷史上最快的速度發展著。除了世界市場的構建作為制度性因素外，當時世界石油價格穩定在2美元，是出現產業"黃金時代"的主要奧秘。隨著歐洲和日本的快速發展，美國制造業的利潤率快速下滑，這迫使龐大的美國資本不再熱衷投資制造業，而開始尋求新的投資渠道。

　　1971年的美元危機，實質上是美國周期開始進入金融秋天的信號危機。從表面上看，美國放棄美元與黃金掛鉤的政策，是應對歐洲國家擠兌黃金和越南戰爭造成財政赤字的被迫之舉;而深層次原因，則是美國資本為保持利潤率，正在尋求從實業之蝠轉向金融之蝶的蛻變之路。尼克松總統采取關閉黃金兌換窗口的政策，不僅幫助美元擺脫了"實物之錨"，讓美國可以僅靠國家信用就能創造出更多的美元和美元債務，也為大量美國資本由實業轉向金融業開辟了通道。這一做法，極大刺j激了美國金融業的發展。

　　在制造業利潤率不斷下降的情況下，投資實業實現資本增值已經越來越失去吸引力，而在以國家信用就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過生產實現贏利就更是一種低效率的笨辦法，選擇金融創新一一通過資本運作直接而快速地獲利，才是美國資本趨之若鶯的新經濟模式。據1966年的美國經濟統計，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占到80%。無關的占20%;到1976年，美國貨幣交易中與生產流通有關的貨幣交易量下降到20%。無關的則上升到80%。既然通過資本運作和金融服務就可以直接贏利，誰還愿意從事骯臟的實業生產?從80年代起，美國制造業開始大規模向海外轉移，而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則狂飄突進，創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產品，導致國家產業結構和利潤來源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如今美國制造業占GDP的12%，全國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總人口的20%，80%以上的財富來自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金融化不僅導致了實物經濟與金融經濟在數量上的此消彼長，改變了社會總體經濟結構，而且也體現了食利者聽層勢力擴張導致社會財富分配的變化。美國變成了金融立國的國家，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

　　與以往體系周期的金融秋天不同，美國體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圍更廣，金融全球化是美留體系的"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隨著美國經濟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導實業成為世界范圍的新趨勢。從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礎貨幣呈指數形態增長，以美元為主的國際儲備資產上升了2000%。信用貨幣的快速膨脹，推動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跨國公司的全球投資，從有數據的1975年開始到2004年，國際資本流動增加了8倍，隨之出現了以產業大轉移為特征的新一輪全球化浪潮。金融化成為一種全球性的趨勢，金融強國實際上充當著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強勢地位和純熟使用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業國家的財富和支配資源類國家。國際資本極力壓低實物生產價值，又極力抬高金融收益，從事實業產生的國家和企業受到來自金融資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場的雙重擠壓，利潤空間越收越窄，結果是投入實業的資本越來越少，而投入金融投機的資本則越來越多，最終，我們今天的世界便充斥著金融產品和越來越膨脹的金融泡沫。如今，無論美國自身還是全球其他國家的實物生產，都無法為超出自身10倍甚至數十倍的龐大金融資產提供穩定而持續的利潤來源。這是美式全球化系危機的根本原因。

　　當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機的果實時，美國的次貸危機于2007年底爆發了。隨著貝爾斯登、雷曼兄弟乃至房地美、房利美等"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轟然倒塌，美國體系周期的金融秋天就告別了金風送爽、清涼可人的好日子，進入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階段，危機從美國向全球擴散，無論是歐洲、日本這些資本主義體系中心區的主要經濟體，還是半邊緣地帶的新興國家，也包括西亞、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國家，都不同程度受到了危機的沖擊，全球開始進入經濟的蕭條期。

　　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體系的伴生物，在每一個體系周期中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許多次危機。這一次危機與以往的小周期危機的不同在于它是體系周期的整體性危機。這意味著美國體系正在進入危機之冬，"漫長的20世紀"已經接近尾聲。

　　以往，曾經有過多次關于美國即將衰落的預言，最后證明不是說錯了，就是說早了。對素有"天定命運"意識的美國政治精英來說，這一次的反應卻有所不同。美國最著名的戰略家布熱津斯基坦承，美國的全球霸權正在走向"終結的階段"，未來的世界將在"無序和混亂"之中形成多邊主義。為此，美國必須學會與其他大國相處，需要"尋找更多的伙伴，而不是盟友來共享在經濟和社會穩定方面最基本的利益"。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于2013年12月發表了《全球趨勢2030：變化的世界》的報告，報告指出，從危機發生到退出杠桿的時間推測，此次危機還將持續至少10年。危機后的世界可能有四種前景：一是美歐轉向國內，導致全球化熄火的大停滯世界;二是美中合作，推動新一輪全球化的大融合世界;三是分裂為經濟嚴重不平等的大分化世界;四是出現非國家行為體主導的世界。在美國的政治精英看來，"‘單極時刻’已一去不復返，國際政治中始于1945年的‘美國治下的和平’即將結束"。

　　隨著危機的爆發，美國經濟體系中的固有特征也在起著加深危機的作用。在地廣人稀的美洲大陸上發展起來的美國經濟，一直有用機械來節約勞力和揮霍使用原材料的特征。這無疑加劇了體系危機的沖擊力。在1971年以前，世界石油處于低油價期，廉價石油及其他礦產資源，成為推動美國工業化和現代化起飛的基礎能源和原料，也造成了資源高消艷的美國生產模式和生活方式。這使得美國在成為世界最大制造業國家后，生產效率低于資源短缺的德、日等工業國家。在產業競爭和金融投機的雙重壓力下，為追求更高利潤率的美國資本開始產業轉移，走上金融化的道路。隨著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的日益擴張，美國社會主流從平民化轉向精英化，親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成為經濟主導思想，進而影響到美國的政治和社會政策;羅斯福新政所體現的政府調節漸遭遺棄，束縛金融投機的法律被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家所廢止，美國已經成為國際金融資本的殖民地。幾十年過去了，美國除了航空航天、軍事工業等少數高技術、高附加值的產業還在維持外，多數民用制造業已經元法與其他國家進行競爭。這也證明，已經進入了金融秋天的美國，已經不能也不愿再充當全球經濟的火車頭，更不可能重新推動實業經濟的發展，所謂美國的"再工業化"不過是某些政客一廂情愿和不可能實現的選擇一一如果不是他們為爭取選票的賺頭的話。

　　在危機的沖擊下，美式全球化體系出現了全面瓦解的態勢。以關貿及后來的WTO為基礎的全球貿易秩序，開始向"跨太平洋伙伴"和"跨大西洋伙伴"的小圈子轉變，表現出美國無力控制全球貿易又想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的窘狀;曾經不可一世的世界銀行已經成了食之無味的雞肋，難以發揮世界性的影響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歐洲所控制，成為另發新聲甚至是向美國貨幣霸權叫板的國際機構;長期堅挺的美元貨幣體系的信用因債臺高筑和財政懸崖而風雨飄搖;聯合國安理會常常議而不決或決而不行，其權威受到普遍挑戰;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長久以來沒有打贏一場戰爭;美國逐漸失去傳統外交盟友的向心力，被列為2014年全球第一大風險;產業外移導致美國逐步失去產業標準的制定權;金融危機使美國倡導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模式受到廣泛質疑，。高失業率正在成為美國的"新常態";美國主導的文化、教育、傳媒體系也失去光影，大量外來移民并不認同美式主流文化;"占領華爾街運動"則暴露出美國社會在99:1的財富結構中深刻的裂痕。更關鍵的是，在體系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利用世界貨幣體系的美債本位制，推出盤化寬松(QE)政策，向全球貨幣市場注入更多的美元流動性。過去幾年，全球金融市場經過四輪盤化寬松，美、歐、英、瑞士央行資產負債表膨脹了3倍。最近美聯儲決定減少QE，這并不意味美國經濟的復蘇，而是證明繼續使用寬松政策刺激經濟的空間已經頂到了天花板，使用貨幣杠桿的成本已經超過了收益。

　　據統計，從1871年開始，美國經濟的人均GDP長期保持著2%左右的增長率;然而，決定著這一增長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已經出現了整體下降的趨勢。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以往一百多年里，美國的勞動參與率、人均勞動時間、勞動力質量、投資率和技術創新等各要素之間有升有降、相互抵消的情況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各要素指標同時惡化并在短期難以逆轉的現象。這意味著美國這只老虎還是真老虎，只是變成了夕陽西下、筋疲骨軟的衰老虎。

　　上述情況說明，美式體系已經進入其生命結構衰變和機能老化的退變期，美國衰落的趨勢已難以逆轉。歷史告訴我們，體系周期的整體性危機通常需要上百年的時間才會出現一次。每一次這樣的危機，都導致了一種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模式的終結。最早走向終結的是西班牙主導的殖民主義全球化體系，繼而是荷蘭人主導的商業資主義的全球化體系，然后是英國主導的工業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體系，而現在輪到了美國式的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由此可見，無論此次危機是劇烈波動，或相對平靜的間歇期，處于衰老退變總趨勢中的美式體系雖有心掙扎回春，卻終將無力回天。

　　三、全球化的退潮與共同體的顯現

　　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與一個體系周期終結過程并行的是一個新興國家的崛起，以這個國家為中心，世界或地區將構建起新的秩序體系。就像我們曾經看到過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維也納體系、凡爾賽體系一華盛頓體系，直至雅爾塔體系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些從歐洲擴展到全球范圍的體系，展現了500年間現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狂飄突進的歷程。然而，有漲潮就有退潮，隨著美式體系的衰落，全球化將進入一個退潮期。

　　全球化進程之所以會出現退潮，首先是因為當前的全球化體系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缺陷。目前的全球社會是一個中心一邊緣結構的不平等社會，美國、歐洲等主要發達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方面占據著絕對優勢的地位，處于世界體系的中心。中心國家控制并消費著全球的大部分資源，控制了資源和產品的定價權，因此也可以推行過度消費的債務經濟。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肌σ〉的統計，到2012年，G7國家債務與GDP的比率高達140。中心國家能夠寅吃卵糧，恰恰是因為邊緣國家的節衣縮食。不到10億人口的現代化生活，須以60億人的貧因化為代價。依附性的邊緣國家的貧困，成為了中心國家保持繁榮的條件。而即使是在這些實現了現代化的國家中，極少數人占有了大量社會財富。這種不平等的結構導致全球市場的萎縮，使越來越多的人元法從全球化進程中獲得好處。在前幾個體系周期，資本的擴張還可以通過新市場的開拓得到緩解。到美國體系階段，世界市場已經開發完畢，已經圄化的中心一邊緣結構和資源消費模式都無法承載廣大邊緣地帶國家的進一步發展。恰恰是現代世界體系"資本為王、利益通吃"的特征，致使現代資本主義的全球體系難以為繼。

　　全球化退潮的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心一邊緣的不平等結構在資本主義的現代世界體系中無法得到解決。從國內政治制度觀察，目前美歐各國都無法推進約束金融資本的政治改革，因此不可能通過對金融資本利益最大化趨勢進行遏制以促進實體經濟的復蘇。比較一下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競選前后對華爾街態度的轉變就不難發現，如今美國政治的現實是總統為仆、資本為王。從國際政治角度看則更是如此。在此次危機爆發后，美國、歐盟、日本這幾個提供著國際貨幣的國家和集團，相繼利用貨幣發鈔權試圖將危機轉嫁到實體經濟居家中去。這種以鄰為擎的做法，將導致全球體系的瓦解。可以預見，發達國家不斷增加的金融泡沫將再次引爆全球金融革開危機。新一輪更嚴酷的金融危機到來時，將有可能徹底摧毀殘存的美元信用以及美國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

　　目前的世界貿易和全球經濟運行，對美元體系的依賴極深，而又一時找不到替代美元的新的世界貨幣。在危機的倒逼下，世界各國將不得不進行選擇:繼續持有不斷貶值的美元，亦或進行更多的雙邊貨幣互換交易。可以預見，未來世界經濟將面臨一個長期的"去美元化"過程。實際上，這個進程已經開始，不論是歐元區的出現、日元的擴張，還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努力，均可視為是這一歷史進程的一部分。也許，在這一進程中還應加上民間增加黃金儲備的舉動和比特幣之類網絡貨幣的嘗試。毫無疑問，一旦國際貨幣體系開始解體，全球化進程就會重大改變，在既往500年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中心一邊緣"結構的現代世界體系也將隨之改變。

　　根據以往的經驗，走出體系周期危機的路徑主要有四條: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及新的生產組織方式;再就是戰爭。而這些以往曾經有效的傳統路徑。如今均不足以把世界帶出危機。

　　技術創新一直被視為體系更迭中最重要的建設性力量。作為熊彼得式的"創造性破壞"，在技術創新導致繁榮之前，將會因改變原有生產模式而導致大量原有產能的破壞以及大批勞動者的失業，這將造成廣泛的國內社會動蕩。在國際上也是如此，歷史上技術領域的競爭常常演變為國家間的競爭。英國國會就曾多次立法，以峻法嚴刑防止新型機械和熟練技工的輸出。在當下的危機中，各國在技術輸出中對知識產權和國家安全的強調，正在逐步抬高技術交流門檻，甚至已經形成了"技術壁壘"和"產業壁壘"，并正在演化為大國之間的重大矛盾。

　　新市場的開拓，從來就帶有血腥氣。不論是伊比利亞人對美洲市場、荷哇人對亞洲市場、英國和美國對全球市場的開拓，貿易都是隨著軍旗在走。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開拓市場的血腥氣已沒有先前那么濃烈，但卻遠未絕跡。無論是為保持壟斷利潤構筑市場壁壘，還是為資本不受限制的流動而強迫開放金融市場，都曾經是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中難以求解的復雜議題。在全球危機背景下，美國率先搞起《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T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想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建構所謂"高水平自由貿易體系"，這實質是在拆全球化貿易的臺。按照這樣的軌跡延續下去，世界就會形成大大小小的"土圍子"和小周子，全球貿易體系將壽終正寢。

　　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和制度創新與秩序的重構一樣，都取決于實力。實力決定地位，地位決定著利益份額的大小，也決定若在產業鏈和消費鏈上支配與從屬的角色分工，也就是在經濟依存關系中誰騎馬和誰被騎。實力一旦轉化為制度，人們就很難改變;當出現重大實力變化或嚴重危機必須對制度進行調整時，難免會出現殘酷的競爭。美歐等6國建立的"貨幣互換網絡"，就是希望通過"金融泡沫國家"間的抱團合作，提升與實業國家和資源國家競爭的能力。在新貿易談判中，發起國有意無意地將中國這樣的國家排斥與外，就是希望用新的制度性安排迫使中國出讓更多的利益。這也說明，在圍繞改變制度和體制的競爭中，發達國家很難改變"贏者通吃"的觀念，更不愿放棄"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在這種情況下，只會加劇各國擺脫美國主導的全球秩序體系的努力，"脫美化"將成為一種長期趨勢。

　　戰爭在走出危機的歷史中從不缺席。在以往幾次體系周期的更迭中也是如此，如西班牙與荷蘭等國間的"30年戰爭"、英國與荷蘭之間的幾次戰爭、英法7年戰爭，以及美國獨立戰爭和后來的拿破侖戰爭;英美體系的更迭則是通過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可見，戰爭與危機如影隨形。盡管如此，在核時代，以全面戰爭的方式完成體系的更迭仍是令人難以想象的場景。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小規模軍事沖突，或是代理人戰爭，這樣的戰爭既方便轉嫁危機，也可以對分享新秩序的權益進行討價還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在世界多國發生的"顏色革命"及暴力沖突，一些大國通過把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等手段進行組合式應用，實現了顛覆一國政府、向邊緣地帶特定國家轉嫁危機的目標。這種超越了軍事界限的超限戰樣式雖無戰爭之名，卻收戰爭之實一一迫使對方服從自己的意志和利益。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會發現，這四條擺脫危機的傳統路徑，無論是新技術革命、新市場開拓、新制度創建或是戰爭，都布滿了障礙與陷阱，前途未卜。看來，世界各國將不得不面對美式全球化體系解體危機的漫長冬季。

　　毫無疑問，這場危機總會結束。同樣毫無疑問的是，處于衰竭退變期中的美式全球化體系，將隨著此次危機的結束而走向終結。在老霸主開始退隱、新體系尚未建立的過渡階段，全球化將進入退潮期。所謂全球化的退潮，是指世界將從倡導和推進全球經濟分工、全球產業鏈、全球價值鏈、全球貿易體系、全球貨幣體系、全球政治協商與協作、全球安全框架、全球科技和文化的交流與交融的趨勢中轉向，各國及各地區在經濟、政治與安全事務中更多地依賴自身，而不是依賴全球合作。具體到此次全球化退潮，就是指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系失去了維持運行下去的力量，將出現"去中心化"的世界。

　　下一階段的全球圖景，很可能是若干個由超國家集團組成的"合作共同體"的世界。一些在自然稟賦、人口資源、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文化意識等方面能夠形成互補并有一定歷史淵源的民族國家，有可能在互動合作中形成超越傳統民族國家的"跨國共同體"或"區域經濟圈"、"幣緣圈"。這些"共同體"將圍繞擁有相對完整經濟體系和安全保障的核心國家或國家聯盟建立，主要按地理區域分布，也不排除可以依據產業鏈、價值鏈甚至是按國家發展水平形成。"超國家合作共同體"將成為未來世界體系的基本單元。

　　由于在相鄰地區更容易形成產業集聚和分工，因而地緣因素在"合作共同體"的形成中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因貨幣體系而形成的幣緣政治因素也同樣不可忽略，因為要形成"共同體"，其內部必須擁有相對獨立的貨幣體系、制造體系和資源基礎，能夠制造共同體內所需消費品，能夠通過貿易進行產業分工，通過貨幣體系進行資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同樣重要的還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能夠在"共同體"內部維護安全框架的穩定，井有能力為共同體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正在崛起的中國秉持與鄰為菁、以鄰為伴，堅持睦鄰、安鄰、富鄰的周邊外交原則，特別是新近提出的"親、誠、惠、容"的外交理念，以東方式的政治倫理豐富并改善了以盟約為基礎的現代國際關系思想。與以往具有明顯向心結構、支配性特征的盟國體系不同，在"共同體"內部不再是中心支配邊緣、邊緣向中心單邊輸送利益的傳統等級結構。而是政治地位相對平等、利益分配比較公平的網絡式結構。共同體內部有更頻密的交往、磋商、合作，更少強迫、支配、對抗，其間充盈著如孟子所說的"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的國際政治智慧。共同體中的核心國家一一大國，更像網絡中的重要節點，須以"厚往薄來"的襟懷增加引力，在經濟、政治與安全等事務中承擔更多的責任，做更大貢獻;小國則積極發揮比較優勢，與大國發展互補關系。毋庸置疑，新"跨國共同體"的形成離不開法律契約，然而，共同體的形成往往需要長期利益的考量，需要多種因素共同介入，包括地緣、幣緣、業緣甚至是民族情感與血緣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因此，每一個共同體不是以單一因素和短期利益為締結紐帶，而是基于結構性的相互需求和在長期合作過程不斷塑造的"命運共同體"。

　　"共同體"盡管休戚與共，其對外部世界卻不是排他性的敵對，因為不同"共同體"之間也存在大量經濟、政治及安全聯系，只是這種聯系與"共同體"內部患難與共的關系相比，會有很大程度上的差距。

　　目前構建"共同體"的趨勢不僅已在內部貿易占70%以上的歐元區勃發生長，在北美自貿區、東盟與中國自貿區、俄白哈“歐亞同盟”、上海合作組織中開始運行，也在TPP和TTIP的談判中顯露了端倪。世界各國自覺或不自覺地都已進入到全球化退潮的國際政治、經濟、安全及文化多重博弈之中。日本提出"自由與繁榮之弧"的設計，以海洋劃線重新規劃東亞格局，試圖借助美國"重返亞太"戰略成為引領環太平洋地區的"主軸回家";伊斯蘭地區什葉派和遜尼派國家爭奪區域主導權的競爭日趨激化;最近，烏克蘭事件的演變，已經開始改變冷戰后歐洲地緣政治格局，也對世界主要大國及歐盟之間關系形成了長期影響。

　　在所有這些"背舊盟、結新盟"的戰略動向背后，無疑，隱藏著美式全球化體系"去中心化"趨勢，其中也涌動著"命運共同體"正在建構的歷史潮流。可以預見，不以締結排他性國家同盟的傳統方式，而是以經濟、政治、安全、文化等多種長遠利益為紐帶形成的"命運共同體"，將在下一階段成為世界經濟、政治及安全局勢的主要樣式。

　　四、世界新體系："共同體"的聯合

　　全球化的退潮，并不意味著全球化進程的結束。人是社會生物，人類通過彼此間的交往與交流形成社會。圈子地理環境和交通工具的局限，人們之間的交流往往先發生在鄰近地區，然后再逐漸向更遠的地方擴散。人類交往由近及遠以達全球的歷史進程，體現了社會發展的一種規律。所謂全球化，就是指人類通過交往交融趨向于組成全球社會的歷史過程。作為人類社會間的交往、交流、交易活動逐步走向全球范圍一種長期的趨勢，人類的全球化歷史已經有5000年之久了。盡管對全球化的具體進程存在著許多爭議，然而可以確定的是，原本分散于世界各地分別演進的人們總是在不斷地擴大交往范圍，加深彼此間的聯系程度。因此可以說，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趨勢。

　　看清這一趨勢走向的關鍵，在于要明白是誰在化誰?也就是哪一種文明模式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這是全球化的政治核心。毫無疑問，目前的全球化是歐美資本主義模式的全球化。在過去500年時間里，前400年是歐洲，其后是美國在主導著全球化的進程。其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其體系的核心是維護資本利益的最大化。如今的危機證明，資本通吃利益的全球化走到了頭，少數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化已經撞到了南墻。正因此，再次漲潮的新一輪全球化將與以往不同，其形成的世界體系也一定不同。

　　按照歷史慣性去思考，在美國體系走向式微之后，總有一個國家會取而代之。傅高義的《日本第一》曾經這么設想過;也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具有這樣的潛力。然而，只要認真思考全球化的歷史就會發現，美國體系的終結與以往幾次的體系周期更迭不同，它將不是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的新老交替一一一種新的積累效率更高的資本增值模式替代積累效率低下的舊模式，而加入了其他文明的現代化成果，其中既包括更關注公平分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包括以人為本而不是以資本增值為最終目標的東方式發展模式。也就是說，此次體系周期的更新不再是一種新生的資本主義替代前一種衰老的資本主義，而很可能是→種類似基因突變的世界體系變革，即由一種包含了其他經濟成分的混合模式替代單一的資本主義模式。這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整體性突破。就此而言，這是世界體系的500年之大變局。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思想前提是資本力量無限的假設，而利潤最大化又是資本在實踐中追求的最終目標，不受節制的欲望和不斷進取的發展，從思想和實踐兩方面決定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必然走向窮途末路。一次次愈演愈烈的全球危機證明，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單一性無法應對人口、資源、環境、勞資、文明沖突等全球化的復雜挑戰，而更具多樣性的混合體系才能適應復雜世界的不斷變化。兼顧資本與勞動、效率與公平、市場與政府、實業與金融、中心與邊緣、當前與長遠的混合模式，推動了中國這樣具有巨大人口規模的國家經濟的快速發展，形成了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模式。盡管這種模式存在著諸多問題，但其畢竟為處于世界體系邊緣地帶的國家提供了新的發展路徑，也為抑制全球資本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痛疾提供了一種新選擇。

　　不同的共同體構成了"和而不同"的世界，由這些存在互補性競爭而不是排他利益最大化的共同體組成的世界新體系，將不再是傳統全球化的固化不平等的中心一邊緣結構，而是趨向合作最大化的網絡式結構。與以往利益界限清晰的國家關系和排他利益最大化的盟國體系不同，在這些共同體之間不僅沒有絕對的界限，還會存在在不同領域之中利益相互交織、交叉的紊亂狀況。如今在各國關系中普遍存在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局面，特別是在大國之間正逐漸演變出互疑與互依、有限對抗與有限合作并存的新型關系。這將對未來"共同體"對外關系產生深遠的影響。民族國家是作為傳統全球體系的主體，其利益存在的封閉性特征阻礙了排除全球霸權后的共同治理;全球體系的主體向更大卻也相對松散的"共同體"發展，可使全球體系各主體的利益開放性轉化，促進不同共同體之間形成合作。在長期的合作互動中，有可能形成共同體的聯合體，合作面對全球性的挑戰。這體現了人類共同命運的聯合體將是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體系。

　　要形成超國家"共同體"合作的世界新體系，必須秉持"和而不同"的思想原則。新體系的優勢不在于提供某種更具競爭優勢的新模式，而在提供了多種方式并創造了多種方式共同發展的制度框架。中國的先哲知道豐富多彩的世界不能求同一，"以水濟水，誰能食之?琴瑟專一，誰能昕之?"因此主張"和而不同"。與單一、純粹的資本主義體系相比，和而不同的?昆合體系尋求的是多樣性的統一，它更符合生物多樣性、文明多樣性的原理，更能適應復雜世界的挑戰。通過努力，在全球范圍的混合型經濟的基礎上以"和而不同"的理念為指導，完全有可能逐步構建起以混合、融合為特征的世界體系新秩序。當然，建構"和而不同的世界體系"，比起傳統國際關系中的"均勢體系"和"霸權體系"需要更深邃的政治智慧、更精妙的外交技巧和更大的耐心。

　　與以往的新興國家替代守成國家的傳統體系更迭不同，"和而不同"混合體系的國家以至文明之間更具有包容性，這是彌合化解南北、東西矛盾與沖突的思想性和制度性的保障，也是各"共同體"之間建立合作關系的思想和利益基礎。從現實力量、歷史經驗、自然稟賦和體系新特征來判斷，在"共同體"主導的下一波次的全球化體系中，美國及其引領的北美"共同體"依然會在全球保持重要影響力，只是不會充當全球發號施令者的角色了。所以說，美式全球化體系的終結，并不是美國的終結;全球化的退潮，也不是全球化進程的結束，而只是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這一章節的句號。對美國來說，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也許就是"聰明地處理衰落"，跳出元力延續卻要竭力維持的霸權陷阱，讓世界有機會平穩地走出危機，進入到全球化周期的多元、多極的階段。

　　從國際政治的角度看，共同體體系具有多極化的特征。要成為世界體系一極的國家或國家聯盟，不僅要有廣袤的領土、眾多人口，更重要的是需要具有相對完整的經濟體系、自主的政治體系、鞏固的安全體系和自覺的文化意識體系。也就是說，必須有相對豐富的資源和資源類產業，有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有為實業服務和能夠在區域乃至全球進行公平貿易和分配利益的金融業;有為本國和區域民眾利益服務、受到人們擁護的政府，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具有體現國家發展現狀的政權組織方式;有足以保持國家及區域安全的軍事力量，使外部軍事干預無法威脅其基本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穩定;有自覺的文化意識，滿足社會發展的科研教育體系，具有利于人民團結、和睦相處、積極生活的意識形態。在目前的世界上，能夠真正成為這樣"共同體"的核心國家并不多;甚至可以說，即使是目前的世界性大國，如果不仁(想通吃而不是分享利益)，也未必一定能夠成為未來世界體系中的樞紐國家，成為帶動"共同體"發展的引擎國家，成為地區提供安全保障的國家。

　　在亨廷頓看來，未來的全球沖突將是文明的沖突;在俄羅斯學者看來，未來的世界格局將由西方文明、歐亞文明、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拉美文明及跨文明集團的聯盟所主宰。然而，無論是文明的沖突，還是文明的聯盟，都必須是有旺盛生命力的文明。一種文明即便是有眾多人口、悠久歷史，若沒有完整的經濟體系、自主的政治體系、獨立的軍事體系、自覺的文化觀念體系，就無法在未來世界上立足，更不要說成為某一"共同體"的核心，成為未來世界體系中有分量的一員。因此可以說，在全球化退潮和新體系形成的歷史階段，真正的競爭是綜合體系之爭。

　　若我們以體系之爭的認識框架去分析當今時代的大國關系，就會得出與以往不同的判斷。首先看中美關系。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在力圖融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體系之中，"對外接軌"曾經是重要的發展目標。在2008年危機發生后，美式全球體系趨向"封閉"開始逆轉。美國政府及背后的金融資本集團依然奉行排他性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把太平洋視為"美元湖"，提出"重返亞太"戰略，從安全議題、領土爭端模入破壞中國與東盟、中日韓之間推進自貿區和貨幣同盟的努力，不包容中國及其他東亞國家分享利益的訴求，這將促使部分東亞國家經濟與安全事務的"脫美化"，并逐步整合起不受美國體系干預和干擾的"經濟一安全共同體"。這一變化趨勢表明，傳統大國博弈正在向體系之爭轉向，如何吸引而不是推開其他國家進入"共同體"的奧秘，就在于設計分享利益和安全的機制。太平洋很大，卻也容不得一國通吃。大國共享利益的制度設計，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大國沖突的根源，并保持大國間合作。沒有分享，就沒有合作;不是共贏，就不是伙伴。美國利用東海、南海爭端遏制中國，在烏克蘭事務中排斥俄羅斯，幻想通吃利益，結果就只能是眾叛親離。如今美式全球體系已經丟掉了半個歐元區，新近又失掉了俄羅斯，如果再失掉中國的合作或再加上日本的背離，美式全球化體系就離土崩瓦解不遠了。

　　中俄關系的發展也越來越多地受到全球體系之爭的影響。在殖民帝國時代，沙俄與中國存在爭奪領土的地緣政治矛盾，這是我失你得的"零和博弈"。這一頁已經隨殖民主義時代結束而翻過去了。在美蘇以冷戰分治世界的背景下，中國在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和經互會組織中只能充當邊緣角色，蘇中之間存在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是中蘇矛盾爆發、中蘇聯盟解體的深層原因。時過境遷，如今繼承了蘇聯主要遺產的俄羅斯依然是具有世界影響的大國，而中國則擁有完整的經濟體系和13億人的統一大市場，與資源豐富、人口較少的俄羅斯在產業鏈、價值鏈上形成了戰略互補關系。特別是中俄在與美歐日等金融國家的幣緣政治競爭中具有共同利益，中國的制造業體系和俄羅斯的資源及工業體系合作，可以在金融國家、制造業國家、資源類國家的全球幣緣政治格局的博弈中形成強大競爭力，可以對處于總體優勢因而傾向于利益通吃的全球金融資本集團形成有效反制。而俄羅斯人口結構和中國和平傳統的內在制約，可從根本上避免兩者間的矛盾走向戰略沖突，因此有可能在持續合作的互動中成為應對海權國家、金融資本國家壓力的"命運共同體"。

　　對希望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來說，在世界體系重組的局勢下更應秉持"君子求諸己"的古訓，狠下內功，把中國自己的事辦好。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做好應對危機之冬的準備，丟掉春天很快就會來到的幻想，做好抗擊危機的長期打算。對主要從事實物生產的中國來說，只要有糧食、能源等基礎資源在手，保持從事實物生產的能力，全民同心同德，維護好13億人的統一大市場，要渡過冬天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如何防止已經高度金融化的國家通過貨幣體系和金融杠桿掠奪甚至是洗劫中國的實際財富，讓中國的實體經濟迅速衰落，使中國失去依持，因人心混亂而陷入社會動蕩。金融開放可能帶來一些實際利益，但重要的是中國不能為"一勺紅豆湯丟掉了長子權"。改革和開放都不能刻舟求劍，不能閉門造車。我們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夏季應該打開門窗透氣，而在危機的冬天就必須關窗避風。所有內政外交都不能忘記我們目前正處在全球化的退潮期。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要像在全球化景氣周期時采取"開放方針"一樣，選擇"新自力更生方針"，即重視國家和區域經濟共同體內部的自力更生，在基礎資源供應和基本消費方面實現自給自足。

　　人們對未來的展望總會有不確定性。但可以確定的是，無論如何千廻百折，人類趨于融合的全球化進程都將另啟新篇，再次書寫下去。新的全球體系將不再是單一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而是屬于70億世界人民、體現多元文明、共享合作成果的全球體系。

　　在美式體系終結和全球化退潮之后，將會是世界新體系的實業春天。目前，它正螢伏于危機的厚厚堅冰之下，等待拓荒者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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