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評美國“白皮書”，是1949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澤東先后撰著并發表的一組重要政論文章。在此，毛澤東充分利用美國“白皮書”所提供的反面教材，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近百年來美國對華政策的實質，澄清了有關中國革命的若干重大原則問題，對促進全國各階層人民提高政治覺悟，以利中國共產黨更緊密、更廣泛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奪取革命的新勝利和準備建設新中國起了重要作用。

　　五評美國“白皮書”的發表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戰爭開始進入奪取全國勝利的戰略決戰階段。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軍委的領導與指揮下，在人民群眾的熱烈支援下，從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發動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賴以維持反動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摧毀。4月21日，毛澤東、朱德向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隨即，人民解放軍第二、第三野戰軍在東起江陰、西至湖口的長達1000多里的戰線上強渡長江天險，一舉摧毀了國民黨苦心經營3個半月的長江防線。4月23日，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宣告延續了22年之久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覆滅。面對上述情況，同年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表了題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又稱《對華關系白皮書》《中美問題白皮書》，正式名稱為《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著重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時期》)。白皮書包括正文8章及有關美國對華政策文件186種(附錄)，外加《艾奇遜致杜魯門總統的信》和《中美關系大事年表》，全書共1054頁，約100多萬字。其正文敘述了從1844年美國強迫中國簽訂《中美望廈條約》至1949年中國人民革命在全國范圍內取得基本勝利時的中美關系，特別是詳述了抗日戰爭末期至1949年期間美國實施扶蔣反共政策、千方百計地反對中國人民卻遭失敗的經過。

　　發表白皮書的背后，是美國國會內的“親蔣幫”及共和黨，面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崩潰，憤怒地認定，是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援助不利，而致使美國“丟失了中國”。白皮書的發表，恰恰是美國政府欲在這方面為自己開脫。因此，它實際上又是美國實施扶蔣反共政策的自供狀。正如毛澤東在第3篇評論中所寫：現在全世界都在討論中國革命和美國的白皮書，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過去關于這種討論之所以沒有獲得機會，是因為革命還沒有得到基本上的勝利，中外反動派將大城市和人民解放區隔絕了，再則革命的發展還沒有使幾個矛盾側面充分暴露的緣故。現在不同了，大半個中國已被解放，各個內外矛盾的側面都已充分地暴露出來，恰好美國發表了白皮書，這個討論的機會就找到了。”

　　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高度重視下，8月12日，新華社發表了社論《無可奈何的供狀——評美國關于中國問題的白皮書》。次日，毛澤東函告新華社社長胡喬木“：應利用白皮書做揭露帝國主義陰謀的宣傳。應將各國評論中摘要評介。”

　　在要求新華社做好這一工作的同時，從8月14日開始至9月16日，毛澤東先后為新華社撰寫了《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5篇針對這一白皮書的評論。

　　明確揭示“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

　　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一文中，毛澤東指出：“白皮書是一部反革命的書，它公開地表示美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的干涉。就這一點來說，表現了帝國主義已經脫出了常軌。”之所以這樣說，原因在于，偉大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已經迫使美政府內的一個派別要用公開發表自己反對中國人民的若干真實材料，并作出反動的結論，去答復美國國會內的“親蔣幫”及共和黨的攻擊，否則他們就混不下去了。這是用公開暴露來代替遮藏掩蓋，這就是帝國主義脫出常軌的表現。即“兩派反革命競賽，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另一派說我們的法子最好。爭得不得開交了，一派突然攤牌，將自己用過的許多法寶搬出來，名曰白皮書”。

　　白皮書“使成群的人打開了眼界，原來是這么一回事”。對此，毛澤東寫道：多少年來，在許多問題上，主要地是在帝國主義的本性問題和社會主義的本性問題上，我們共產黨人所說的，在若干(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很多)中國人看來，總是將信將疑的，“怕未必吧”。這種情況，在1949年8月5日以后起了一個變化。艾奇遜以美國國務卿的資格說話了，他所說的和我們共產黨人或其他先進人們所說的，就某些材料和某些結論來說，如出一轍。“這樣一來，白皮書就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當然，是反面教育材料。

　　毛澤東特別強調，美國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發表是值得慶祝的，“因為它給了中國懷有舊民主主義思想亦即民主個人主義思想，而對人民民主主義，或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或集體英雄主義，或國際主義的愛國主義，不贊成，或不甚贊成，不滿，或有某些不滿，甚至抱有反感，但是還有愛國心，并非國民黨反動派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丟了他們的臉。特別是對那些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的人們，澆了一瓢冷水。”

　　揭露和駁斥艾奇遜，系統闡發若干重要觀點

　　在五評“白皮書”中，針對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的情況，毛澤東據理揭露和駁斥，系統地闡發了若干重要觀點。

　　一是駁斥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概要地歷數美國政府自從1840年幫助英國人進行鴉片戰爭起，“直到被中國人民轟出中國止”，對中國實行的各種形式的侵略，是貫穿白皮書始終的基本內容。而艾奇遜卻“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針對這一謊言，毛澤東駁斥說：美帝國主義給予中國的“友誼”，特別是最近數年幫助蔣介石殺死幾百萬中國人這一項偉大的“友誼”，都是為著一個目的，就是“始終維持并且現在依然維持對華外交政策的各項基本原則，包括門戶開放主義，……以及反對任何外國控制中國等等”。

　　二是駁斥艾奇遜將中國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說成是人口多，“人民的吃飯問題”“成為一種不堪重負的壓力”，和西方思想的輸入，“激起了騷動和不安”。毛澤東指出：中國人民歷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為這些封建朝廷壓迫和剝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過剩;“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輸入引起了‘騷動和不安’，而是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毛澤東還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來到中國之所以發生這樣大的作用，是因為中國的社會條件有了這種需要，是因為同中國人民革命的實踐發生了聯系，是因為被中國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我們是反對歷史唯心論的歷史唯物論者。”

　　三是揭露艾奇遜公開宣稱要招收中國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分子，“組織美國的第五縱隊，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政府”的企圖。毛澤東指出，這一情況，引起了中國人特別是那些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中國人的注意，大家相約不要上美國人的當，到處警戒美帝國主義在暗地里進行的陰謀活動。毛澤東堅信“：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于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

　　除上述外，針對一些人對國內外反動勢力所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毛澤東號召中國人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他指出：“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既然如此，希望勸說帝國主義者和中國反動派發出善心，回頭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辦法是組織力量和他們斗爭。毛澤東特別說明：“準備斗爭”的口號，“是對于在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關系的問題上，特別是在中國和美國的關系的問題上，還抱有某些幻想的人們說的。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還是被動的，還沒有下決心，還沒有和美國帝國主義(以及英國帝國主義)作長期斗爭的決心，因為他們對美國還有幻想。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和我們還有一個很大的或者相當大的距離”。

　　雖然，毛澤東撰寫和發表五評美國“白皮書”至今已有65年，但是他在此闡發的若干重要思想，對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定不移地貫徹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特別是正確認識和處理中國同美國的關系，以及正確認識堅持改革開放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關系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

　　附文：“五評白皮書”的鋒芒

　　孫康

　　1949年8月5日，在國民黨全面敗退臺灣之際，美國國務院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白皮書的最前面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7月30日給杜魯門總統的信，著重說明編寫的經過、宗旨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白皮書長達四百零九頁，連同附件共有一千零五十四頁，公布了1844年以來特別是1944年至1949年間一系列中美關系的外交檔案，披露了美國政府干涉中國內政和援蔣內戰的若干真相，講述了這些政策在于遏止遠東共產主義“蔓延”，國民黨政權垮臺的原因在于本身的腐敗和脫離人民群眾，以及國民黨軍事戰略的失誤與指揮無能等等。

　　白皮書的發表，曾引起各方關注和熱議。在美國，最先“受到國會各種集團和新聞界的一陣暴風雨似的辱罵”〔1〕。在中國，國民黨對白皮書的發表極度不滿，認為它抨擊了國民黨而偏袒共產黨。蔣介石在8月10日的日記中甚至感嘆：白皮書“為美國歷史上留下莫大之污點，此不僅為美國悲，而更為世界前途悲矣!”離任的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則認為白皮書“不承認美國政策有什么錯誤，而將一切責任全部歸咎于中華民國政府”〔2〕。對于白皮書，中國共產黨當然要發出自己的聲音。8月12日新華社發表評論《無可奈何的供狀》。隨后，毛澤東親自操刀，在短短的三十多天連續寫出五篇指向清晰、內在邏輯嚴密的戰斗檄文：《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四評白皮書》(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五評白皮書》(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友誼”，還是侵略?》)、《六評白皮書》(編入《毛澤東選集》時，題為《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毛澤東寫的這五篇評論，后俗稱為“五評白皮書”。

　　“五評白皮書”的寫作時間非常密集，從1949年8月14日到1949年9月16日，僅三十四天。這段時間正是籌建新中國的繁忙時刻，毛澤東竟然連續寫出五篇篇幅不算小的文章，這在他的著述生涯中是罕見的，足見毛澤東對《白皮書》的重視。“五評白皮書”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最末，成為雄文四卷的收官之作。

　　在目前出版的權威中共黨史著作中，《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胡繩主編)對“五評白皮書”只字未提。《毛澤東傳》(金沖及主編)倒是花了些篇幅，但落筆重點是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原因所作的解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則是根據《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注釋展開論述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在首篇評論《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的腳注中對這五篇評論的基本思想進行了三個方面的概括：“這些評論揭露了美國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并且對中國革命的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作了理論上的說明。”〔3〕這種概括是比較完整的。但筆者認為，其中“批評了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對于美國帝國主義的幻想”是“五評白皮書”的核心。五篇評論都以美國白皮書為靶子，其中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本質也罷，闡述中國革命發生和勝利的原因也罷，都是說給“國內一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聽的，著力于勸說他們要丟棄對美國的幻想而與中國共產黨精誠合作。

　　我們來看文本。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開篇之后，便從1840年英國人侵略中國說起，一直說到“最近三年來表面上是蔣介石實際上是美國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指出正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促使了中國人民的覺醒，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浴血奮戰的過程中，“獲得了數萬萬人民群眾的擁護，其中，也獲得了大多數知識分子尤其是青年學生們的擁護”。但是，“有一部分知識分子還要看一看。他們想，國民黨是不好的，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看一看再說。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正是這些人，他們對美國存著幻想”。至此點出文章的論說對象。

　　在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革故鼎新之際，那些態度猶疑，認為國民黨不好共產黨也不見得好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對美國抱有怎樣的幻想呢?該文似乎并沒有從正面回答，但從行文中可以概括出三條，一是“相信美國什么都好，希望中國學美國”;二是“容易被美國帝國主義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語所欺騙，似乎不經過嚴重的長期的斗爭，這些帝國主義分子也會和人民的中國講平等，講互利”。這兩條說的都是對美帝國主義的本質認識不清。其實更為嚴重和潛在的是第三條，即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這不僅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而是嚴重的政治道路選擇問題。一個半月之前，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斬釘截鐵地說：“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道路是沒有的。我們反對倒向帝國主義一邊的蔣介石反動派，我們也反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4〕盡管新中國成立前夕，民主黨派及大批知識分子已在政治上表示擁護中國共產黨，愿意接受新民主主義道路，但對于“第三道路”即把中國建設成英美式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幻想”，那些深受民主個人主義影響的知識分子是不容易一下放棄的，“其中有些人口頭上說擁護，骨子里是看”。而艾奇遜在致杜魯門總統的信中，明確表示要把中國未來的希望寄托在這批人身上，“……中國悠久的文明和她的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顯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對于中國目前和將來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我認為都應當得到我們的鼓勵”。對此，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艾奇遜公開說，要‘鼓勵’中國的民主個人主義者擺脫所謂‘外國的羈絆’。這就是說，要推翻馬克思列寧主義，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制度。”如果這批人不放棄“第三條道路”的幻想而與美國人里應外合，將成為新政權最大的隱患。

　　那么這批人為什么會對美國抱有幻想?這與他們的出身有關。“為了侵略的必要，帝國主義給中國造成了數百萬區別于舊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識分子。對于這些人，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其他都不能控制了，他們走到了它的反面”。即是說，近代中國數百萬大小知識分子的出現，與帝國主義的侵略有關，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精神侵略的產物。對此，在《“友誼”，還是侵略》中，毛澤東有著更具體的論述：“美帝國主義比較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在很長的時期內，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動，由宗教事業而推廣到‘慈善’事業和文化事業。”“我國許多有名的學校如燕京、協和、匯文、圣約翰、金陵、東吳、之江、湘雅、華西、嶺南等，都是美國人設立的。司徒雷登就是從事這些事業出了名，因而做了駐華大使的。”〔5〕其次，是這批人的思想方法問題。因為他們是受的近代資產階級教育，不可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看問題。“中國的許多自由主義分子，亦即舊民主主義分子，亦即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司徒雷登們所矚望的和經常企圖爭取的所謂‘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們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動地位，對問題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美國統治者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國民黨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蘇聯的觀察往往不正確，對中國共產黨的觀察也往往不正確，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他們的頭腦中還殘留著許多反動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們不是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是人民中國的中間派，或右派。他們就是艾奇遜所說的‘民主個人主義’的擁護者。艾奇遜們的欺騙做法在中國還有一層薄薄的社會基礎。”

　　那么，如何對待美國人實現其未來在中國種種夢想的這層“薄薄的社會基礎”?毛澤東的回答是：“先進的人們，共產黨人，各民主黨派，覺悟了的工人，青年學生，進步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去團結人民中國內部的中間階層、中間派、各階層中的落后分子、一切還在動搖猶豫的人們(這些人們還要長期地動搖著，堅定了又動搖，一遇困難就要動搖的)，用善意去幫助他們，批評他們的動搖性，教育他們，爭取他們站到人民大眾方面來，不讓帝國主義把他們拉過去，叫他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6〕

　　如果把“五評白皮書”視為一個整體，那么其《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則是一個總綱，其所有論點和看法都在這首篇評論中表達出來，其余四篇則是這些論點或看法的深化和具體化。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發表后的第四天，毛澤東發表了第二篇評論《別了，司徒雷登》(1949年8月18日)。這篇評論的篇名極俏皮，且富象征意義。“司徒雷登是一個在中國出生的美國人，在中國有相當廣泛的社會聯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在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著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做了駐華大使，成為馬歇爾系統中的風云人物”。由于司徒雷登的特殊身份和生平作為，使他在國統區知識分子心目中，有著很高的地位和影響力。在這里，司徒雷登已成為美國的象征，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象征，他的最大特點是迷惑性。這篇評論主要是圍繞“丟掉幻想”深入展開的：(一)利用白皮書提供的材料和艾奇遜的話，揭露美國對華政策的侵略實質。并用訓誡的口吻喚醒那些抱有“幻想”的人們：“對于美國懷著幻想的善忘的自由主義者或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們，請你們看一看艾奇遜的話”，“那些近視的思想糊涂的自由主義或民主個人主義的中國人聽著，艾奇遜給你們上課了，艾奇遜是你們的好教員。你們所設想的美國的仁義道德，已被艾奇遜一掃而空。不是嗎?你們能在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中找到一絲一毫的仁義道德嗎?”(二)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美國的科學、民主和金錢。“美國確實有科學，有技術，可惜抓在資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處就是對內剝削和壓迫，對外侵略和殺人。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治的別名。美國有很多錢，可惜只愿意送給極端腐敗的蔣介石反動派。現在和將來據說很愿意送給它在中國的第五縱隊，但是不愿意送給一般的書生氣十足的不識抬舉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當然更加不愿意送給共產黨”。接下來的話，就不完全是譏諷，而有羞辱和警告的意味了：“送是可以的，要有條件。什么條件呢?就是跟我走。美國人在北平，在天津，在上海，都灑了些救濟粉，看一看什么人愿意彎腰拾起來。太公釣魚，愿者上鉤。嗟來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隨后，毛澤東談到骨氣，把聞一多、朱自清表彰了一番。(三)丟掉對美國的幻想不可怕，別了司徒雷登我們也有辦法。毛澤東豪邁地宣稱：“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困難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過去三年的一關也闖過了，難道不能克服現在這點困難嗎?沒有美國就不能活命嗎?”〔7〕

　　《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1949年8月28日)的主題篇名已明示。討論的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白皮書提供了一個詳盡地討論中國革命和內外各方面關系的機會，通過討論《白皮書》，可以展現“中國革命在整個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二是白皮書變成了中國人民的教育材料，要充分加以利用。文章的后半部分，論題有一個從“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向“如何討論白皮書”的延伸。毛澤東緊緊抓住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的開頭，用階級分析方法，一分為二，將“兩國人民”和“兩國反動派”區別開來，將“反動派的輿論”與“人民的輿論”區別開來，將對反動派的專政與對人民的民主既區別開來又統一起來，最后將“右派極權政府”的帽子戴到了美國資產階級政府頭上。這篇評論在揭露白皮書的本質，不讓其表面文字迷惑中國人的同時，也為那一“部分知識分子”提供了一種分析和看待白皮書乃至美國帝國主義的立場和方法，即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

　　《“友誼”，還是侵略?》(1949年8月30日)的核心論題是怎樣看待中美關系。毛澤東開篇指出：“為了尋找侵略的根據，艾奇遜重復地說了一大堆‘友誼’，加上一大堆‘原則’”。在引證了艾奇遜的原話之后，即開始反駁：“艾奇遜當面撒謊，將侵略寫成了‘友誼’。”〔8〕文章從1840年鴉片戰爭說起，歷數其侵略中國的事實，一直敘說到美國扶蔣反共、殺死幾百萬中國人的現實。文章通過對白皮書關于“友誼”表白的揭露，實際上提出了一個如何看待中國百年近代史的問題，如何看待一百年來帝國主義列強與中國的關系問題，這當然就涉及到根本的政治立場和不同的歷史觀念了。

　　《唯心歷史觀的破產》(1949年9月16日)通過駁斥白皮書關于中國革命發生發展的解釋，如“人口太多”、“西方影響”等，引出應如何看待近代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問題。到底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眼光和觀點來看待和解釋，還是用歷史唯心主義的眼光和觀點來看待和解釋?“中國人之所以應當感謝艾奇遜，還因為艾奇遜胡謅了一大篇中國近代史，而艾奇遜的歷史觀點是中國知識分子中有一部分人所同具的觀點，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唯心的歷史觀。駁斥了艾奇遜，就有可能使得廣大的中國人獲得打開眼界的益處。對于那些抱著和艾奇遜相同或者有某些相同的觀點的人們，則可能是更加有益的”〔9〕。關于歷史觀的問題，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中就已提及：“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10〕那些不能正確觀察美國統治者、不能正確觀察國民黨、不能正確觀察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人們，“就是因為他們沒有或不贊成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問題的緣故”。因此，本篇評論可以看做是對第一篇評論所提問題的回應、深化和總結。

　　從建立新政權的角度來說，“五評白皮書”的作用是巨大的。毛澤東用密集的火力猛轟美國白皮書，再一次向世界宣示了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即“一邊倒”：新中國只能倒向社會主義的蘇聯，而不可能是美國;戰后美、蘇爭奪中國有了最終結局，新中國將成為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重要成員而與美國形成對抗之勢。在國內，按照人民民主專政的理論設計，要建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這個新國家里，對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及其奮斗目標——“經過人民共和國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達到階級的消滅和世界的大同”，廣大的工人、農民是會擁護的，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是沒有太大問題的。“剩下一個民族資產階級，在現階段就可以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進行許多適當的教育工作。等到將來實行社會主義即實行私營企業國有化的時候，再進一步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強大的國家機器，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11〕。麻煩的是那些對美國抱有好感、不愿放棄“第三條道路”幻想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盡管他們人數不多，也沒有什么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他們卻有話語權，有影響力，況且他們的問題是思想問題，這些思想問題源遠流長、根深蒂固，是美國人“精神侵略”多年的產物，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對其都難以湊效。特別是美國人將希望寄托在他們身上，并要給予“鼓勵”，這就更需要引起高度警惕。“五評白皮書”正是適時地對這批人進行的規勸、警告乃至于震懾。也許并非純然的歷史巧合，“五評白皮書”最后一篇發表的第二天，1949年9月17日，擔負籌建新中國使命的新政協籌備會在北平舉行了第二次全體會議。

　　但“五評白皮書”并不是就事論事的時論，隨著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確立和毛澤東的威望日益高漲，它對后來的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

　　注釋：

　　〔1〕(美)迪安·艾奇遜著，上海《國際問題資料》編輯組、伍協力合譯：《艾奇遜回憶錄》上冊，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2頁。

　　〔2〕(美)約翰·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譯，劉雪芬校：：《在華五十年》，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263頁。

　　〔3〕〔4〕〔5〕〔6〕〔7〕〔8〕〔9〕〔10〕〔11〕《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3、1473、1506、1483—1490、1491—1497、1505、1509、1487、1471—14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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