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古田(油畫)資料圖片

 　　歷史給人以智慧，是最好的教科書。《古田會議決議》歷經幾代人薪火相傳，跨越了時間和空間，彰顯出真理性、持續性和創新性，成為人民軍隊成長發展的紅色基因。把古田會議擺到我軍80多年歷程中加以考察，可以更清晰地認識與把握其真諦和價值，使人們得到多方面的啟示。

　　創建新型軍隊的奠基石

　　古田會議是創建新型人民軍隊決定性的標志，它的召開有著特殊的歷史背景。隨著黨的工作重心從城市逐步轉移到農村，建黨建軍在封閉而又偏遠的農村展開，必然使黨員和軍隊的成分發生變化。據黨的六大統計，黨員中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占84.3%;古田會議前的統計，紅四軍共有6000人，其中黨員1600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成分占81.2%。加之紅四軍中有部分官兵是從舊式軍隊起義或投誠的，留存著比較濃厚的舊軍人理念、習慣和作風，且在紅軍隊伍里常有流露與表現。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反映到黨內來就不足為奇了。

　　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紅四軍黨代表，十分敏感地察覺到紅四軍中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流寇意識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然而紅四軍內部對這些問題卻有不同的看法。1929年6月22日召開的紅四軍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爭論達到了頂點，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堅持黨的集權制領導原則、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等正確意見，在幾個主要問題上未能統一思想。紅四軍七大在改選前委時，原來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后，毛澤東離開了紅四軍領導崗位，到閩西養病并指導地方工作。9月召開的紅四軍八大仍然爭論不休，沒有取得積極成果。在此前后，紅四軍對敵作戰中也出現一些失利。這時紅四軍的建設和生存環境處于迷茫而又危急的狀態。

　　根據中央的通知，前委派陳毅去上海出席全國軍事工作聯席會議，并匯報紅四軍的真實情況。中共中央在“九月來信”中肯定了紅四軍建立以來的成績和經驗，對紅四軍工作任務作了明確的指示，強調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是正確的，并對紅四軍七大以及前委工作的缺點提出批評，要求加強紅四軍內部的團結，維護朱、毛的威信，決定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澤東仍任前委書記。

　　10月22日，陳毅攜中央“九月來信”由上海輾轉回到紅四軍，立即向前委傳達了中央的指示精神。毛澤東回到離開五個月的紅四軍，與朱德、陳毅會合，重新擔任前委書記。他們誠懇交談，各自作了自我批評，對紅四軍的行動和建設取得了一致意見。接著又召開各種類型的調查會和討論會，充分發表意見，提出改進方法，統一了思想認識。12月28日和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出席會議的代表120多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朱德作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中央“九月來信”精神。會議討論了中央指示精神，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和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即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決議的中心內容，是以無產階級思想建設黨和新型人民軍隊，在農村環境里保持無產階級政黨和軍隊的先進性。決議明確規定紅軍的性質和任務，肯定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強調實施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確立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原則，論述紅軍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方法，廢止肉刑和優待傷病兵等問題。紅四軍九大選舉了11人為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回答了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不僅在紅四軍得到認真貫徹執行，而且經中央肯定、推廣，也在其他紅軍部隊逐步實行，成為指導建黨建軍的綱領性文獻，為整個紅軍的建設和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歷史貢獻，并以其獨創性的理論與實踐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學說。

　　人民軍隊發展的里程碑

　　85年來，我軍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持續踐行著《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建軍基本原則和制度，從幼稚到成熟，由低級到高級，在前進的道路上豎起一個又一個標志著不同發展階段的里程碑。

　　古田會議之后第五年，中央紅軍被迫撤離革命根據地開始舉世聞名的萬里長征。紅軍連續突破國民黨軍設置的四道封鎖線，于1935年1月7日攻占遵義城，取得了長征以來第一次休整的機會。中共中央在此召開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會后中央紅軍繼續北上，6月在懋功地區與西進的紅四方面軍會師。當時全軍上下十分振奮，遵義會議誕生了新的中央領導，兩大主力會師又增強了紅軍的力量，慶祝會師大會氣氛非常熱烈，廣大官兵的斗志和信心更強了。但是好景不長，紅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張國燾自恃兵多槍好，公然向中央爭個人兵權，又一次使紅軍陷入危險境地。后來張國燾又在北上還是南下的戰略方針問題上對抗中央，拒絕中央北上的正確決策，堅持南下的錯誤路線，甚至威脅中央的安全。中央不得已單獨北上后，張國燾另立中央，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錯誤道路。

　　張國燾的所作所為，恰恰重現了古田會議前紅四軍中錯誤傾向的首要問題：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之爭。中央和廣大指戰員堅定貫徹與維護《古田會議決議》精神，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毫不妥協地反對張國燾抓個人兵權的軍閥主義和分裂行為，并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由于中央的堅決斗爭，紅軍指戰員的抵制，加上共產國際表明態度，逼使張國燾北上，其篡奪紅軍領導權、分裂黨的圖謀終被粉碎。后來，毛澤東曾尖銳指出：“共產黨員不爭個人的兵權(決不能爭，再也不要學張國燾)，但要爭黨的兵權，爭人民的兵權。”并強調“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是槍指揮黨。”這場斗爭是堅持古田會議精神指明的建軍原則的勝利，顯示了《古田會議決議》的重大指導意義。

　　以1937年“七七事變”為標志，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鑒于民族矛盾已上升為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大義為重，捐棄前嫌，共赴國難，實行聯蔣抗日的方針，推動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根據國共兩黨的談判協議，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編第四軍，如何在納入國民革命軍編制的特殊環境里堅持《古田會議決議》確定的建軍原則，對人民軍隊又是一個重大考驗。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經過艱苦細致的思想工作，紅軍改編得以順利進行，并隨即開赴抗日前線。黨中央和毛澤東反復提醒全黨全軍在國共合作時期，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軍隊的指揮權必須由黨掌握。紅軍改編前，國民黨方面曾提出八路軍、新四軍的各級副職由他們派軍官擔任，經我黨堅決抵制，沒有國民黨的一兵一卒進入我軍內部。只有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性，才能保持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先進性。因國民革命軍編制未設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改編初期八路軍、新四軍曾把政委改為本級副職，并撤消原來的政治機關。部隊在運行中發現兩長制變成了一長制，政治工作的地位明顯下降，這不符合古田會議精神，兩個月后即恢復了政治委員和政治機關，使紅軍的領導原則和制度優勢重新確立起來。

　　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新四軍之后，總體狀況是好的，基本上保持了我軍的制度和傳統。但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不良現象，打罵體罰戰士的軍閥習氣重新抬頭，有些干部對國民黨授予的軍銜沾沾自喜，甚至還出現右傾交槍的嚴重事件。針對紅軍改編后出現的新問題，毛澤東親自寫信給軍委總政治部，要求把《古田會議決議》多印幾千份，發至部隊連長以上干部，每人一份，當作教材熟讀。延安整風時，規定把《古田會議決議》列為學習的重要文件，要求全黨全軍干部必須領會其精神實質，切實加強黨和軍隊的政治思想建設，保持和發揚我黨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優良傳統作風，使古田會議精神在民族戰爭中發揚光大。

　　解放戰爭后期，經過戰略決戰，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已成定局。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重要報告中賦予我軍“兩副重擔”：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斗隊，人民解放軍又是一個工作隊。強調“我們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化為工作隊。這樣，干部就夠用了，廣大地區的工作就可以展開了。我們必須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看成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這與《古田會議決議》“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的打仗，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的論斷是一脈相承的，是古田會議精神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

　　這時，黨的工作重心又由農村轉移到城市，黨中央和毛澤東已經預見到：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來捧場，有些共產黨人“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為此嚴肅指出：“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兩個務必”打了預防針，提高了黨和軍隊的免疫力。人民軍隊的長期實踐表明，首先并著重從思想上政治上建黨建軍，這是《古田會議決議》的核心和亮點，也是古田會議精神昭示的無產階級政黨和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規律，無論什么時候、什么環境都要堅定這個方向，并努力踐行。

　　實現強軍目標的指南針

　　時光流轉到新的歷史起點上，人民軍隊建設又進入一個關鍵時期。盡管國內外形勢、軍隊所處的社會環境、承擔的使命任務以及官兵成分結構都發生了重大變化，但是萬變不離其宗，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沒有變也決不能變，《古田會議決議》指引的方向必須永遠遵循。習主席提出了聽黨指揮、能打勝仗、作風優良的強軍目標，其豐富內涵里閃爍著古田會議精神的絢麗光芒，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古田會議優良傳統的繼承、延伸和發展。

　　聽黨指揮，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根本原則。這一決議的核心內容是正確處理軍事與政治的關系，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成為人民軍隊永遠不變的軍魂。正因為這是我軍建設的原則問題，在強軍目標中把聽黨指揮擺在首要位置，作為強基固本的根本舉措。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官兵的更替，我軍政治方向面臨的挑戰主要不是來自內部，更要警惕的是敵對勢力“西化”、“分化”的圖謀，他們首先從軍隊入手，鼓吹“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妄想抽掉人民軍隊的主心骨，改變我軍的性質。我們必須劃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認識，保持清醒頭腦，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與黨中央、中央軍委保持高度一致，做到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

　　能打勝仗，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對軍隊職能的必然要求。我軍作為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打仗是基本職能和主要方式，是三大任務的首要一項。軍隊是為打仗而存在的，文無第一，武無第二，建設好人民軍隊就是為著打勝仗，只有打勝了才有籌款、做群眾工作的條件。處于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我軍要千方百計提高打勝仗的能力，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強化練兵打仗的思想，深化改革，科學練兵，在遂行多樣化軍事任務的實踐中磨礪打勝仗的本領，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成為英勇善戰的紅軍傳人。

　　作風優良，體現了《古田會議決議》糾正錯誤傾向的目標所在。作風是思想的外在表現，這一決議著力糾正紅四軍內各種錯誤思想和傾向，并提出切實的糾正方法，目的在于培育和樹立優良作風，形成保證紅軍完成政治任務的無形力量。時至今日，軍隊的作風建設顯得尤為重要，對不良風氣如果不采取果斷的舉措，任其發展下去，就會自毀長城。要下定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決心，通過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堅決糾正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優良作風保證強軍目標的實現。

　　以史為鑒，溫故知新。《古田會議決議》具有與時俱進的品格，是人民軍隊的傳家寶，經過幾代人的實踐，80多年的檢驗，跨越時空，常學常新，彰顯出強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為我軍寶貴的精神財富。當代軍人的歷史責任在于沿著《古田會議決議》指引的正確道路，勵精圖治，銳意進取，在實現強軍夢的拼搏中使古田會議精神永放光芒。

　　(作者系后勤學院一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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