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只開了2天(1929年12月28～29日)，但它的歷史意義卻重大而深遠。從井岡山朱、毛紅軍勝利會師以來，持續了一年零八個月的各種爭論，在這2天的時間里作出了最終定論。所以，要全面認識古田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僅就古田會議的地點、內容、決議來認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放到古田會議召開前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認識。

　　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

　　深入研究古田會議前后的黨史軍史，有一種感受越來越強烈：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沒有前委、軍委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在古田會議召開前的爭論過程中，涉及我黨我軍的眾多重要歷史人物，毛澤東、朱德、支持朱德的陳毅、支持毛澤東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劉安恭，還有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且他們各自的人物關系基本上也在古田會議召開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會議不僅對我軍具有深遠影響，對我們黨都影響巨大。

　　探究古田會議的來龍去脈，便會發現它深層觸及朱、毛紅軍會師以來出現的種種深層矛盾和問題。1928年4月，朱、毛紅軍勝利會師，使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尤其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強;4月28日，根據湘南特委的決定，會師紅軍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底，根據中央的要求，改為工農紅軍第四軍，這就是紅四軍的由來。這是朱、毛紅軍會師的重大成果，沒有這次會師，紅軍的戰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當年紅四軍的編成：第28團，南昌起義的部隊;第29團、第30團、第33團，湘南起義的農軍;第31團，秋收起義的部隊;第32團，原來占據井岡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隊。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團、第31團，也是參加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兩支隊伍。后來，第29團、第30團和第33團在“八月失敗”后潰散了，第32團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也基本損失了。所以，第28團和第31團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義部隊的領導人朱德，秋收起義部隊的領導人毛澤東，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中兩個不可替代的關鍵人物。

　　新中國成立后，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譚震林曾回憶，“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義隊伍拉上井岡山，而井岡山上只有秋收暴動留下的這一點兒力量，將很難維持下去。秋收暴動的主力，是湖南的農軍、瀏陽的學生、安源的礦工，戰斗力很弱。部隊上了井岡山，與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會師，戰斗力依然很弱”。譚震林還說，“我們在井岡山時，今天下山打這個也打不過，明天下山打那個也打不過，只好退守山上，憑險據守。朱德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了，軍官幾乎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士兵清一色來自北伐‘鐵軍’，井岡山由此戰斗力大增”。這就是朱、毛會師之后，在第28團和第31團這兩個重要的紅軍發展來源中，第28團——原南昌起義部隊起到的歷史性作用，同時也奠定了朱德在工農紅軍中的地位。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黨組織有三個：第一個是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是毛澤東;第二個是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也是毛澤東;第三個就是紅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過書記，后來，朱德和陳毅也分別當過書記。根據1928年6月的中央來信(即“六月來信”)，指示紅四軍前委要組織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以朱德為書記，以陳毅為士兵委員會秘書長，后來的前委、軍委之爭就是由此開始的。

　　而且，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第28團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第31團，這兩支部隊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義部隊經過了“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而南昌起義部隊只在連一級設立了黨代表。毛澤東后來就講過，“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政府軍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一個支部，故經不起考驗”。毛澤東提到的“葉挺部”，就泛指南昌起義部隊，當時在每個團設一個黨支部。毛澤東講話的意思，其實就是指在黨的領導絕對化方面，秋收起義部隊是強于南昌起義部隊的。

　　當時，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第28團的一些“鐵軍”老兵，打仗時戰斗力的確很強，但他們長期脫離生產、脫離群眾，加上對打土豪、分浮財和“共產”的誤解，片面地認為“你的就是我的”，戰場紀律、群眾紀律意識比較淡薄。當時的情況是，南昌起義的“鐵軍”瞧不起秋收起義的“農軍”，嫌“農軍”土氣，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沒有打過硬仗。秋收起義的“農軍”也看不慣南昌起義的“鐵軍”，認為他們流里流氣，有兵痞、軍閥主義傾向，等等。南昌起義部隊打勝仗多，人多槍好，但不愿意把槍支拿出來支援“農軍”。秋收起義部隊收入較多，財政狀況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來資助“鐵軍”。

　　譚震林回憶說，“當時，朱德到第31團講話不大受歡迎，毛澤東也輕易不到第28團去講話?，F在，我們說到井岡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勝利會師的大油畫，其實，朱、毛會師后形成一體化的堅強紅軍力量，那是古田會議以后的事。古田會議以前，南昌起義部隊和秋收起義部隊在管理和作風上差別明顯。因此，這兩支部隊走到一起，最初的爭論和斗爭是難以避免的”。

　　斗爭的起因，由柏露會議開始。當時，會議的議題就是“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究竟是鞏固井岡山根據地還是出擊贛、閩，朱、毛在會議上就爭起來了。當時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蔣介石對井岡山地區進行第三次“圍剿”，調集了8個旅約3萬多兵力，給井岡山帶來了巨大壓力。這時候，雙方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堅持固守井岡山，認為井岡山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敵來則集中對付敵人，敵去則分兵發動群眾，根據地的擴大應采取“波浪式”發展，但一定不要放棄它;朱德則認為不行，要跳到外線打游擊，放棄井岡山。朱德認為，井岡山東、西被湘江、贛江夾住，無法徒涉，南、北也難以發展，缺乏足夠的回旋余地，紅軍應出遠道打游擊，光守井岡山守不住。

　　當時還有一個現實情況，兩軍會師后井岡山兵力陡然大增。到過井岡山的人都知道，井岡山地區山多人少，供養如此規模的一支紅軍隊伍，經濟上很困難，再加上敵人的外線封鎖，雙方產生意見分歧在所難免。毛澤東認為，朱德要放棄井岡山去打游擊是“游擊主義”;朱德認為，毛澤東守住井岡山不放是“保守主義”。今天，當我們客觀地分析這一爭論，也不能說毛澤東當時的意見都是對的。

　　后來，毛澤東被迫同意出擊贛南。出擊贛南后，他發現贛南、閩西空間非常大，最后就在贛南、閩西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粟裕當時還是紅軍的一名基層干部，任第28團某連政治指導員。粟裕就講過：“井岡山作為一個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為一個戰略出發地不行。”因為井岡山地域狹小，資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爭，朱德出擊贛南的意見是相對合理的。當時，在他們兩人各持己見、爭論不下的時候，陳毅出來做調和工作。陳毅認為，朱、毛各有道理，井岡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確是難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敵人還在搞經濟封鎖，如不分兵遠行打游擊，很難打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將陷入困境。

　　柏露會議最終采納了陳毅的意見，決定由彭德懷率第30團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隊留守井岡山。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第28團、第31團出擊贛南，外線作戰，引開敵軍，打破經濟封鎖。當時還沒有想到建立廣大的蘇區，本想引開敵軍后再回來，結果一去不回。因為，一出去就發現了贛南、閩西這塊更好的根據地。這說明，朱德當時堅持出擊贛南打游擊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后來也欣然采納了此意見，與朱德合力開發了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而閩西就包括古田。

　　但從井岡山出擊后的紅軍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剛剛下山后的紅四軍非常困難，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連續打敗仗。加上沿途都是無共產黨組織、無革命群眾的地方，紅軍處境十分被動。那真是紅軍最困苦的一個時期。

　　困境導致爭論。困境的原因是什么?當時，部隊在給養、宿營方面面臨很多困難，大家覺得第28團、第31團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帶一部分力量，毛澤東帶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這就是所謂集權、分權之爭。集權、分權之爭，起因就是由分兵開始的。后來的羅福嶂會議有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分兵”。

　　羅福嶂會議前，紅四軍部隊進行了改編，這個改編就是為分兵作出的組織準備。部隊改編為兩個縱隊：一縱隊由第28團、特務營合編，黨代表陳毅，縱隊長林彪;二縱隊由第31團編成，黨代表蔡協民，縱隊長伍中豪。當時，毛澤東堅決反對分兵，他認為，只有整個紅軍主力在一起行動，才不易被敵人各個擊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開的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朱、毛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堅決壓下分兵意見，決定不討論這個問題，引發了大多數人的不滿。最后，毛澤東在羅福嶂會議上以前委的名義提出，朱德任書記的軍委暫停辦公，軍委機關改編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就使朱德失去了決策權。

　　當時，毛澤東領導前委，朱德領導軍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個“統一領導”的問題。為了斷掉分兵的念頭，毛澤東干脆把軍委撤了，將軍委改編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這個決定后來被一些人說成是毛澤東集權，既擔任前委書記，又擔任黨代表，還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權獨攬，也為以后更激烈的爭論埋下了“根”。

　　當時取消軍委后，最初一段時間紅軍發展還是很順利的，沒有了前委、軍委的相互掣肘，毛澤東指揮戰斗得心應手。當時打得很順，殲滅了敵人2個團，是紅軍下井岡山以來第一次打勝仗。

　　正當紅軍局面有所好轉之時，中央的“二月來信”也到了前線。“二月來信”是中央考慮到前期毛澤東、朱德反映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極為困難的實際情況，在聽取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讓紅軍留在原地分散打游擊，因為朱、毛在一起目標太大。但中央“二月來信”到前線時已是4月份了，當時的局面已有所好轉，紅軍已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對中央“二月來信”的意見，朱、毛都表示反對。

　　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復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紅四軍當時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估計過于悲觀，意見不切實際。朱德雖也不同意“二月來信”的觀點，但認為不應批評中央。兩人的意見大體是一致的，但表達的方式不同。

　　當時，毛澤東是下級，上海的中央是上級，毛澤東寫信批評中央，就留下了后來被人指責“不服從中央領導、直接寫信與中央決策對抗”的話柄。紅四軍中一些主張分兵游擊的人，就以此事為由，講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大權獨攬，再次要求紅四軍分兵游擊。

　　應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不僅沒有調和朱、毛之間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擴大化了。正在矛盾擴大的時候，來了一個關鍵性人物劉安恭。劉安恭的到來，直接導致朱、毛之爭呈現白熱化。劉安恭沒有來以前，朱、毛之爭還只停留在口頭交鋒，即便在毛澤東采取組織措施撤銷軍委時，朱德也沒有提出過任何實質性意見。但劉安恭一來，卻挑起了很多事情。

　　1929年5月，中央派劉安恭到紅四軍工作。劉安恭早年留學德國，參加過南昌起義，后來又到蘇聯學習軍事。但他的身份背景比較復雜，在蘇聯學習期間因為托派嫌疑被蘇方遣回，中央也因此將他放到蘇區工作。但蘇區的同志卻不知道這些，還認為是中央派來了一位從蘇聯回來的“大員”。所以，紅四軍內部爭論雙方都想爭取他的支持。

　　毛澤東首先作出表示，在前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提議成立紅四軍臨時軍委，在前委的領導下抓軍事工作，由劉安恭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同時，毛澤東還將政治部主任讓給劉安恭來當。這樣，劉安恭不僅擔任紅四軍臨時軍委書記，還身兼政治部主任一職。

　　當時，政治部的權力很大，部隊“打土豪、分田地”所得及一些籌款都由政治部分配，這在當時是重大的資源分配權。毛澤東主動將這個權力讓給劉安恭，實際上是想爭取劉安恭的支持。但讓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劉安恭卻是支持朱德的，不僅因為他們是四川老鄉又曾一同留學德國，還因為劉安恭并不認同毛澤東的一些做法和觀點。

　　在一次前委會上，劉安恭說紅四軍的規章制度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里都沒有記載，“一個字也對不上號，都是你們自己搞的，不合規范，土里土氣，農民意識太強，應該統統廢除”。劉安恭的這種態度是毛澤東最為反對的，就是“言必稱希臘”。毛澤東忍不住回應：“腦袋長在自己肩上，文章要靠自己作，蘇聯紅軍的經驗要學習，但這種學習不是盲目的，要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毛澤東歷來主張這一點。劉安恭聽了很不高興，打斷毛澤東的話說：“你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缺乏信仰，馬克思列寧著作就是要句句照辦，你這里老改，改馬克思列寧的話不行。”

　　本來，朱、毛之爭的“溫度”并不高，毛澤東處于主導，朱德雖然內心有些不同意見，但也沒有激烈的動作。但劉安恭一來就挑撥：毛澤東給中央的回信是反中央的，朱德雖有不同意見但保留，是服從中央指揮的，毛澤東是不服從中央指揮的。這就一下子把朱、毛之間的斗爭“溫度”撩撥得更高了。

　　陳毅是反對劉安恭的，他和林彪都特別看不上劉安恭。陳毅后來到上海向周恩來報告時講，以劉安恭的身份，開始大家對他還相當信任，覺得他是中央派來的特使，“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因為，在紅四軍中，一般同志工作日久、相處極密，彼此長短都知道，外邊初來的人，至少同志們不知道他的短處，同時也沒有什么成見橫梗于胸中，工作就容易了。但沒想到的是，劉安恭來后卻激化了矛盾。陳毅說，本來就想讓劉安恭當個副營長，可最后卻讓劉安恭當了縱隊司令員，一縱隊司令員是林彪，二縱隊司令員就是劉安恭。

　　客觀上說，當時的劉安恭，在朱、毛之間的分歧問題上起到了負面“催化劑”的作用，使得一場黨內的斗爭達到了白熱化。

　　當時，有兩個情況很反常：一是，1929年5月23日，朱德、劉安恭兩人聯手上報給中央的紅軍第四軍報告，兩人簽字后就直接送上去了。本來，紅四軍的報告都是朱、毛會簽后呈送的，可劉安恭來后取代了毛澤東政治部主任的職務(當然也是毛澤東讓給他的)，所以，軍長朱德、政治部主任劉安恭簽字后報告就送上去了。毛澤東作為前委書記連簽字的權力都沒有了;二是，毛澤東后來專門給中央寫了個報告，署名“前委書記毛澤東”。以前，紅四軍的報告從不這樣署名，都署名是“前委”。他在報告中說，黨內目前出現了一些毛病，正在“改進中”。當然，這個“改進中”并不像毛澤東最初想象的那樣樂觀，其實已經有點失控的態勢。

　　從后來的一個歷史細節中也可以看出。1929年6月18日，紅四軍在龍巖小池召開作戰會議研究部署“三打龍巖”，會議竟然沒通知毛澤東參加，只通知了政治部副主任譚震林。由此可見，劉安恭來了以后，文件不讓毛澤東聯署了，開會不讓毛澤東參加了，這種組織隔離的措施必然使毛澤東產生“槍要指揮黨”的危機感，直接導致黨內的斗爭進一步升溫。本來，大家都認為劉安恭到紅四軍后能夠調和朱、毛之間的矛盾，結果劉安恭來后卻讓事態變得更為復雜了。

　　“溫度”挑上去了，隨后就召開了湖雷會議。1929年5月底，湖雷會議就“黨的工作范圍”進行了激烈爭論，黨到底要管什么，管多大的范圍?焦點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寬了、權力過于集中?是否包辦了下級黨部的工作，代替了群眾工作?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有無家長制傾向?這些問題都直指毛澤東。湖雷會議成為紅四軍內部矛盾的爆發點。

　　湖雷會議結束幾天后，劉安恭作為臨時軍委書記主持召開臨時軍委會議，會議決定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提出了恢復紅四軍正式軍委的請求。這就意味著，擔任前委書記的毛澤東只能參與討論行動問題，其他事項你沒有決策權。

　　湖雷會議上要求限制前委權力的意見，不是少數人的意見，而是得到了多數人附和的。毛澤東只獲得了林彪、譚震林、江華、蔡協民等少數人的支持，當時連參加秋收起義的許多干部也沒有支持毛澤東。毛澤東處境空前困難，非常孤立。

　　湖雷會議導致了雙方攤牌的白砂會議。毛澤東看到湖雷會議上出現了一種非常不正常的現象：下級規定上級的工作范圍。劉安恭作為政治部主任、臨時軍委書記，反而規定毛澤東擔任書記的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要管其他事項”。這種下級黨委擅自決定、限制上級黨委職權的不正常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毛澤東認為這是原則問題，實在不能繼續搞下去了。白砂會議便是在此背景下召開的。

　　在白砂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取消臨時軍委，劉安恭則堅持一定要保留臨時軍委。會議最后表決，以36票對5票的壓倒性優勢通過了毛澤東的建議。臨時軍委被取消了，劉安恭擔任的臨時軍委書記職務自然也被免去。但臨時軍委被取消以后，劉安恭仍在到處活動、“穿針引線”，還是堅持他那老一套。所以，此后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其范圍也越來越大，一些縱隊和下面的團都已經在討論此問題了。

　　毛澤東后來干脆提出辭職。他認為，擔任前委書記既不能放手工作又必須承擔責任，陷入了“不生不死”的尷尬狀態，所以請求立即撤換前委書記，讓他離開紅四軍去蘇聯學習兼休息。我個人以為，當時的毛澤東，有70%是真不想干了，另外30%，或許是他真想去蘇聯學習、見識一下。當時，那些去蘇聯學習過或是與蘇聯領導人有過接觸的人，回國后都成了黨內權威。比如，項英回國時身上就別了一把斯大林贈送的手槍，他講話的權威性也隨之提高;張國燾同列寧單獨談過話，由此確立了他在黨內的權威。中共當時只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毛澤東從來沒有去過蘇聯，或許他真想去蘇聯學習、“取經”，順便看一看這些從蘇聯歸來的人到底有何“過人之處”!

　　毛澤東辭職后，陳毅被推選出來，接替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后來，當毛澤東辭職的消息傳出去以后，他自己都沒想到，林彪當天晚上就給他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林彪在信中寫道：“現在四軍實有少數同志的領袖欲望非常高漲，虛榮心極端發展。這些同志又是在群眾中比較有地位的，因此，他們利用各種封建形式成為一種無形結合派，專門吹牛皮地攻擊別的同志。”林彪又寫道：“但是許多黨員還不能看出這種錯誤現象，起而糾正，并且被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附和這些少數有領袖欲望同志的意見，這是一個可嘆的現象。”林彪最后寫道：“你今天提出的像你個人離開前委的意見，我非常不贊成。黨里要有錯誤的思想發生，你應毅然決心去糾正，不要以不管了事。”

　　毛澤東一直想改造南昌起義的部隊，因為南昌起義的部隊是紅軍戰斗力的核心，應當完全置于黨的領導之下。毛澤東曾寄希望于陳毅，想通過陳毅掌管這支部隊，結果沒有實現。后又寄希望于劉安恭，也沒有實現。毛澤東怎么也沒有想到，關鍵時刻挺身而出的是林彪。林彪當時任第28團團長、一縱隊司令員，也就是說，紅四軍中的南昌起義部隊完全是由林彪掌握的。而林彪的支持，對毛澤東最終奠定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毛澤東認識林彪是在井岡山會師之后，在茨坪的會議上，21歲的林彪發言贊成毛澤東提出的意見，認為敵人來進攻時紅軍應集中力量打擊敵人，敵人撤走或被消滅后，紅軍就地分散開展群眾工作，“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隊，建立蘇維埃。林彪當時的發言極富特色，概括力和感染力非常強，提出“紅軍就是要同群眾一起紅”，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也正是毛澤東一貫強調的政治觀點、群眾觀點。毛澤東當時就問：“這是哪個?”陳毅告之是第28團一營營長林彪，“樹林子里的三只虎”。毛澤東自此認識了林彪。

　　毛澤東接到林彪來信的當晚非常興奮，立即給林彪回了封信，全文共6700多字。毛澤東說：“你的信給了我很大的感動，因為你的勇敢的前進，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謀有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進的同志們，向一切有害的思想、習慣、制度作斗爭。”

　　毛澤東給林彪回信的第2天，朱德也給林彪寫了封信。因為毛澤東接到林彪的信后，把林彪的信公布在紅四軍《前委通訊》上，全體官兵都看到了，且林彪在信中指責朱德的一些言辭很尖銳。但朱德給林彪的信中并沒有公開反對林彪的觀點，只是不同意林彪信中透露的過于悲觀的情緒。最后，兩封信都刊登在《前委通訊》第三期上，這就等于將朱、毛之間的矛盾公開化了。一時間，上上下下議論紛紛、沸沸揚揚。

　　據接替毛澤東擔任紅四軍前委書記的陳毅描述，當時，朱、毛“不能有一朝之慨”，說明他們之間的矛盾確實非常尖銳。而后召開的紅四軍七大，一個重要目的也是為了解決這些矛盾。但這次會議不但沒有解決矛盾，反而使矛盾進一步擴大化了。

　　據當時主持紅四軍七大的陳毅回憶，他當時采取的辦法是“各打五十大板”。毛澤東也批，朱德也批，劉安恭也批，凡是參與爭論的當事人，他全批。當然，批的分量不一樣。陳毅批毛澤東最多，列了“七條錯誤”，包括個人專權、家長制……批朱德只有兩條，相對比較緩和。最后，會議代表對毛澤東、朱德二人提出的意見很多，結論是：此次爭論，朱、毛兩同志都有同等的錯誤，但毛澤東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之爭論應負較大的責任，建議對朱、毛都給予處分。會議最后決定，給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給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毛、朱二人雖然被選進前委，但在前委書記的選舉中雙雙落選，陳毅被推選為前委書記。陳毅雖然不想當這個書記，想讓給別人來當，但畢竟與會代表選了他，他也只好當了書記。

　　前委書記落選成為毛澤東一生唯一一次自下而上被罷免的事件。毛澤東一生有好幾次被罷免的經歷：1927年，帶隊伍上井岡山后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1931年，在贛南會議上被撤銷中共蘇區中央局代表書記和紅一方面軍軍委臨時前委書記;1932年，在寧都會議上被解除紅軍總政委職務。這幾次被罷免、被撤職，都是上級的處理決定，是中央撤了他的職。唯有七大這次是自下而上的。毛澤東說：“我的力量來源于基層，我的力量來源于群眾，我的力量來源于士兵，就是來源于下面，結果這次被下面顛覆了。”七大開完后，毛澤東病了，到蛟洋養病去了。

　　七大后，陳毅離開紅四軍到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朱德臨時代理前委書記。這期間，沒有了毛澤東所謂的“專斷、一言堂、家長制”，紅四軍的前委會開成了“民主會”，很快變成了縱隊長“聯席會議”。各縱隊長為各縱隊的觀點、方向、利益，吵得不可開交、一塌糊涂。凡事都進行民主討論，無法決斷更沒有結果，會議開得很亂，“民主”得搞不下去了。

　　后來，紅四軍打下福建上杭，組織召開八大。朱德也覺得這樣搞下去不行，會前與部分代表聯名寫信請毛澤東回來工作。毛澤東復信：“我平生精密考慮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當‘八面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我反對敷衍和調和、模棱兩可的‘陳毅主義’。”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提出“陳毅主義”，后來，毛澤東也承認當時的措辭是有些過分的。但當時的毛澤東堅持要辯出個道理是非，認為陳毅在七大上列出的所謂“七條錯誤”，都是從個人倫理上考慮的，沒有從政治原則上考慮。

　　此時陳毅在什么地方?在上海。陳毅正在上海向中央報告紅四軍的歷史和黨內爭論。當時擔任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李立三鑒于陳毅反映的問題極為重要，經中央政治局討論后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周恩來負責召集有關人員，專門討論解決紅四軍內部矛盾和紅四軍發展方向的問題。

　　周恩來在催生古田會議精神中的“非凡”作用

　　這時候——就在紅四軍八大召開之后、古田會議召開之前——周恩來走入其中。我們今天講周恩來的非凡作用，為什么用“非凡”兩個字?是因為回看那段歷史，周恩來真是不簡單。在歷史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一定不要忽視了周恩來的軍事地位，因為，最早“摸到槍桿子”的中國共產黨人就是周恩來。周恩來在黃埔軍校擔任政治部主任的時候，就組織、籌建了中共第一支武裝——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后來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獨立團，即著名的葉挺獨立團。毛澤東后來評價說：“中國共產黨懂得直接準備戰爭、組織軍隊的重要性是從1924年參加黃埔軍事學校開始的。”可以說，周恩來是中國共產黨人中最早接觸軍事、最早組織“抓槍桿子”的。而且，周恩來還是我黨歷史上第一位軍事部長(中共兩廣區委軍事部長)，后來擔任過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更是南昌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和指揮者。我們今天常說，為什么周恩來在認識和處理軍事問題的時候，眼光獨到、措施老辣?這與周恩來多年的軍事實踐緊密相關。

　　講到周恩來的非凡作用，就不能不提他與陳毅、朱德之間的關系。周恩來與陳毅是老朋友，兩人早年同在法國勤工儉學，南昌起義時，陳毅的職務還是周恩來委派的。陳毅向中央匯報紅四軍黨內存在的矛盾時，提出過兩點建議：第一，中央如能另行委派，朱、毛都可離開;第二，如不能委派，毛可先走，朱可暫留工作，因軍長無人替代。毛先走可減少矛盾。

　　而周恩來與朱德的關系更不一般。周恩來是朱德的入黨介紹人，1922年，周恩來在德國介紹朱德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時又是朱德的直接領導者，兩人關系十分親近。而且，周恩來知道毛澤東曾激烈反對自己親自起草的中央“二月來信”。實際上，當時周恩來對毛澤東并不太了解，彼此也沒有深入接觸過，而與陳毅、朱德卻交情彌深。

　　在這樣的情況下，試問如果你是當年的周恩來，該作何處理?

　　今天來看，真可以用“非凡”二字來形容周恩來當時的決策。對朱、毛之爭，周恩來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在處理朱、毛分歧的時候不是采取“改組”、更換領導人的方式，而是一再強調要支持紅四軍前委的領導，要維護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和威信。周恩來講，關于集權與分權的爭論，朱德和陳毅的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軍隊只有集權，才能行動敏捷、步調一致、便于行軍作戰。他還批評陳毅：“去年湘南的潰敗，就是你們不集權，光讓群眾討論。第29團都是湘南部隊，要到湘南，說去就去了，結果全部潰散。作戰必須集權，你們是不對的。”

　　所以說，周恩來的歷史地位和決策威信之所以高，是因為其思想與言行早已超越了個人情感、個人恩怨和個人利益，是在中國革命的偉大事業中建立起來的，充分體現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精髓。后來，在妥善處理紅四軍黨內矛盾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的中央“九月來信”，也是周恩來多次與陳毅談話、做工作的結果，最終把陳毅的思想轉了過來。周恩來還特別贊成毛澤東一貫堅持的“大權要集中在前委，前委通過軍委(司令部)指揮軍事工作，通過政治部指揮政府工作，紅軍不僅要打仗，而且還要成為黨的一支強大的宣傳隊、群眾工作隊”的做法。周恩來說，“雖然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時人事關系緊張了點，但大政方針是對的，而且創造出了不僅屬于閩西，更屬于全國的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寶貴經驗”。這是當時周恩來對毛澤東的高度肯定。最終，陳毅遵照周恩來的指示精神，起草了中央“九月來信”。

　　周恩來還在比較了朱德、陳毅和毛澤東各自的情況后說，“一個黨、一支軍隊需要有一個核心人物，紅四軍中毛澤東是最好的人選”。他還專門囑咐陳毅，回去后一定要請毛澤東復職。要知道，當時的周恩來，擔任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事部長、中央軍委書記，由于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能力很弱，中央的實際負責人就是周恩來、李立三，而周恩來的態度基本上就代表了中央的態度。

　　1929年9月，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中央給紅軍第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10月，陳毅返回紅四軍，于10月22日以前委書記的身份主持召開了紅四軍前委會議，傳達中央“九月來信”指示精神及中央對自己和朱德的批評意見，并決定請毛澤東復職。此時，距古田會議召開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當時，擔任二縱隊司令員的劉安恭，在一次戰斗中被子彈擊中頭部壯烈犧牲了。劉安恭這個人雖有錯誤、有缺點，但客觀地說，他也是個全心全意干革命的人，只是他始終覺得他那套是對的。

　　1929年10月23日，陳毅派專人將中央“九月來信”送給毛澤東，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封信。陳毅在信中寫道：“七大沒有開好，我犯了錯誤，中央認為你的領導是正確的，四軍同志盼你早日歸隊，就任前委書記。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階(朱德)以及前委的心意，我們兩個人都要求你回來。”

　　毛澤東后來回到了紅四軍，回到了長汀，陳毅、朱德當面向毛澤東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也承認說了一些傷感情的話，請朱德、陳毅多多包涵。自此，三位領導人的手再次緊緊地握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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