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注：陳宇大校為為烏有之鄉學習新古田會議精神座談會準備的發言稿。

　　最近，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福建省上杭縣古田鎮召開。習近平主席在會上即景生情地說：“在古田會議召開85周年之際，我們再次來到這里，目的是尋根溯源，深入思考當初是從哪里出發的、為什么出發的。”去年, 習近平主席在紀念毛澤東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也曾說過：“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記走過的路;走得再遠，走到再光輝的未來，也不能忘記走過的過去。”今天，我們回顧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來路，深入思考是從哪里出發?為什么出發?弄清和銘記我軍政治工作的基因傳承圖譜，對今天我軍的建設和發展具有特殊的重大現實指導意義。

　　一、黨在軍隊中最初的“支部建在團上”政治工作制度

　　考察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史，現在史書上常從“三灣改編”的“支部建在連上”開始。其實，“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還有其前身及直接借鑒，這就是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部隊之初的“支部建在團上”;而“支部建在團上”的政治工作制度在我國最早起始于周恩來曾任政治部主任的黃埔軍校。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和早期的軍事骨干，許多人是出自黃埔軍校前幾期的畢業生，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武裝斗爭和革命根據地建設，離不開黃埔前幾期學生開創性的示范與指引，他們為中國共產黨建立軍隊、政權及其軍事發展進程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和影響。如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主官大多數來自黃埔軍校，其中有50多人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中國工農紅軍最初借鑒使用和創建的軍事、政治制度無疑深受黃埔軍校的影響，而且許多是直接移植于國民革命軍。關于這一點，以往我們的史學界極少講，甚至避諱講，采取了“掐尖”的態度，其實這是不得要領，不懂我軍的發展壯大歷史。而完整地講述這段中國現代軍隊政治工作歷史，有比較就會有區別，就能更清楚地認識來時的路起點在何處，為什么這樣走?更有助于我們深刻地認識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關于政治建軍的偉大歷史意義，以及在當今時代的發展底蘊和創新價值。

　　黃埔軍校在1924年由國共兩黨合作建立。建校之初，毛澤東等中共黨人親自擔任招生工作，為軍校招生輸送了大批優秀青年，周恩來、熊雄、魯易、惲代英、聶榮臻等大批中共黨員擔任了軍校的政治工作領導職務。孫中山先生確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指導思想深刻影響著軍校的教育方針，特別是政治教育。軍校以及隨之建立的校軍、國民革命軍，學習和借鑒蘇聯紅軍的政治建軍制度和方法，率先在團一級單位建立了黨支部，實行黨代表制度。這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8月初，周恩來從法國返回廣州到軍校任職，指導建立了以蔣先云為書記的第一屆中共黃埔支部，歸中共兩廣區委領導。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在軍校中蓬勃開展起來，如在第1期學生中共黨員占1/8，在第4期政治班學生中的中共黨員則占到1/4，加上進步學生，中國共產黨員及進步勢力在早期黃埔軍校中有著堂堂陣容。這些革命先驅，正是中國工農紅軍中最早的各級軍政指揮員。

　　1924年10月，黃埔軍校成立教導團，在該團首次設立國民黨的黨支部，這是近代中國軍隊在團級戰斗單位設立黨支部的開始。中國共產黨在團一級戰斗單位設立黨支部始于整1年后的1925年11月。在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下，國民革命軍第4軍獨立團在廣東肇慶成立，全團約2000人，葉挺任團長。該團以黃埔軍校學生為骨干，以共產黨人為核心，建立了團級單位的中共支部。中共黨員有團參謀長周士第、參謀董朗、第1營營長曹淵、第2營營長許繼慎、第9連連長胡煥文，是黃埔1期畢業生;第2連連長吳道南、第4連連長盧德銘、第6連連長袁炎烈、機槍連連長練國梁、監視隊隊長蔡晴川、擔架隊隊長張堂坤，是黃埔2期畢業生。葉挺獨立團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唯一正規軍隊。該團后在北伐戰爭中被譽為“鐵軍”。

　　中國共產黨自從擁有自己的武裝之后，就十分重視軍隊的領導權。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盡管當時還沒有“絕對領導”的提法，但黨領導軍隊的思想是比較明確的。在南昌起義之前，中共中央就決定成立以周恩來為書記的黨的前敵委員會，作為這次起義的領導核心。起義后，黨的前敵委員會由周恩來提議，在起義軍中的軍、師兩級設立了黨委，在各團設立支部，在連設小組，對軍隊實施領導，明確提出“軍中黨的組織是一切組織的根源”。但由于當時的黨組織處于秘密狀態，公開仍然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加之黨對軍隊工作重視不夠，因而未能從政治上、思想上解決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

　　二、三灣改編時首提“支部建在連上”的政治建軍思想

　　1927年9月9日，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湘贛邊界前敵委員會，領導和發動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雖然上有前敵委員會，在起義軍的3個團各設1個支部，但部隊管理仍采用舊軍隊及黃埔校軍、國民革命軍的制度。部隊中的軍閥主義嚴重，官兵關系緊張;不少人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革命斗志低落;有些舊軍官留戀舊軍隊的生活方式，經受不住艱難困苦的考驗;部分官兵攜槍當了逃兵，甚至背叛了革命。這樣的軍隊部隊既不能完成革命的政治任務，也不能在反動勢力的包圍下生存下去。起義軍自暴動后不到20天的時間里接連打敗仗，總指揮盧德銘犧牲，部隊犧牲、逃亡極其嚴重，人員由5000余人銳減到800余人，幾乎到了潰不成軍的地步。9月27日，毛澤東率工農革命軍抵達永新縣九陂村。在如此軍情緊急的情況下，竟然在這個當時只有3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停駐了3天。此時的毛澤東所思考的緊迫大事就是如何使前委能夠牢固地掌握這支部隊?他強烈地意識到：只有真正地實現了黨對部隊的領導，才能在今后的轉兵中有所作為。

　　在九陂村駐扎的3天時間里，毛澤東與何挺穎、宛希先、張子清、陳浩等軍政干部交談。在交換意見中，大家首先認識到打敗仗的一條重要原因，是暴動前期還沒有、也來不及在部隊中實現前委的統一領導。各路部隊的軍事主官各行其是，自作主張。通過交談，他們的思維互相碰撞，觸動了一種新奇的靈感，這就是擴大黨在軍隊中的基層組織，把黨支部建到連隊一級，萌生了“支部建在連上”的政治原則思想。決定把各級指導員的名稱改掉，設立黨代表制度，由黨代表擔任支部書記，黨代表在政治上負有全部的責任?？瓷先ヒ簧頃碇畾狻⒌谝淮螏П蛘痰拿珴蓶|，能夠把部隊的現狀看得如此清晰、理智，實踐證明了他在締造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問題上的睿智。對部隊實施改編等重大決策逐漸成熟于胸的毛澤東，于9月29日率領工農革命軍從九陂村到達三灣村，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原來的3個團縮編為1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黃埔1期畢業生陳浩、張子清先后任團長，多余的軍官編入軍官隊;派人與井岡山上的袁文才取得聯系，目標堅定地走上井岡山。特別是決定把黨的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團設黨委，各級黨組織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在軍隊中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以保證士兵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權利。這些措施表明，毛澤東已經把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思想表示到了相當徹底的程度，尤其是兩個“建在連上”，此后成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靈魂所在。如此恢宏的建軍構架、重大舉措影響深遠，其核心是如何建設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所確立的原則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建設自己的軍隊而進行的最早、最為成功的探索與實踐，奠定了工農紅軍的政治建軍基礎。

　　三、古田會議確立思想建黨、政治建軍

　　毛澤東在秋收起義部隊屢受挫折的危難關頭，牢牢地統領部隊，成功地解決了黨指揮槍的問題。這是中國共產黨如何建設自己的軍隊，樹立“軍魂”意識所進行的最早的實踐與探索，牢固奠定了工農紅軍政治建軍的基礎。此后的井岡山軍事斗爭實踐更加證明，毛澤東領導工農紅軍所實行的“支部建在連上”的政治建軍，優勝于蔣介石黃埔校軍、國民黨軍的“支部建在團上”的軍事主官一長制。參加井岡山斗爭的黃埔軍校畢業生，此后有不少人因為不習慣紅軍中的這一政治建軍制度而退出紅軍，開小差當逃兵，三灣改編時的最高軍事主官陳浩團長等人甚至背叛了紅軍。1928年，在南昌起義軍余部和秋收起義軍在井岡山會師后，毛澤東按照黨領導軍隊的原則，對剛改編合并而成的紅4軍進行了進一步的改造。但由于受舊軍隊的不良習氣和小農意識等各種落后思想的影響，一些人對黨委、支部討論決定問題的制度不習慣，進而導致了軍、政之糾紛和單純軍事觀點的“去政”和“非毛”思想發作，也就導致了紅4軍第7次黨代會圍繞黨對軍隊領導等問題的大爭論，也即有了隨即召開的古田會議。

　　古田會議根據中共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認真總結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以來建軍建黨的基本經驗，探索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道路，全面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核心內容是黨指揮槍，而不是槍指揮黨，重申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會議明確規定“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這個軍隊必須是服從于無產階級思想領導，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和根據地建設的工具。從根本上劃清了新型人民軍隊同一切舊式軍隊的界限。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決議案闡明了軍隊同黨的關系，指出軍隊必須絕對服從黨的領導，必須全心全意地為著黨的綱領、路線和政策而奮斗，批評了那種認為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要服從政治，或者以軍事來指揮政治的單純軍事觀點。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在這次會議上初步形成，后又在同王明、張國燾等錯誤路線斗爭中不斷完善和成熟，指引人民軍隊走上了發展壯大的歷程，從勝利走向勝利。

　　古田會議，還規定了一整套的紅軍政治工作制度，規范紅軍內部和外部的關系，強調紅軍必須發揚無產階級民主，執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瓦解敵軍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確立了人民軍隊的嚴明紀律，這些都是事關黨的事業興衰成敗的根本性問題。由毛澤東起草的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的第一部分《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其精神至今仍然是我軍行動的基本遵循和原則。

　　綜上所述，我們再回頭綜合考察我軍政治工作的源頭和所走過的路，溯源黃埔軍校的歷史，可看到早期黃埔畢業生都不乏“黨對軍隊領導”的思想，其校歌第一句就是“怒潮澎湃，黨旗飛舞”，所說“黨旗”在那個特定的時代可以理解為國民黨的青天白日旗，也可以理解為共產黨的鐮刀錘頭旗，因為在早期的畢業證書上就清楚地印有國共兩黨旗幟的顯著標志。但是，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所確立的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特有的民主制度，卻正是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中所欠缺的。弄清這一點，就可以容易理解為什么紅軍能實行官兵平等，實現官兵一致、軍政一致、軍民一致，而國民黨軍就做不到。也正是因為如此同一來路卻在此節點上的分叉，使紅軍的戰斗力倍增，國民黨軍卻是節節敗退，最后退出大陸。

　　四、新古田會議重鑄軍魂

　　時至今日，世界和我們國家正處在歷史性大變革、大變動中，我軍所面臨的國內外環境都正在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和平年代的國家經濟建設大勢中，軍隊政治工作有了新的發展，但也受到負能量的嚴重影響甚至是摧殘。比如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所確立的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制度，突出地可看到這些制度和規定在今日軍中相當多的單位竟然形同虛設，政治工作被嚴重弱化，甚至變了味。如軍事訓練中的造假和形式主義，軍官提升中的逆向淘汰和買官賣官，經濟上的巨貪腐敗，出現了千古奇聞的上至軍委副主席的巨貪，而且涉及面之廣、人數之多、問題之嚴重，令人瞠目結舌;這些腐敗分子混跡于軍隊高層，甚至執掌全軍政治工作大權，卻是自毀長城，其膽子之大，為所欲為，到了無法無天、天理難容的地步，真是讓人唏噓不已和非常痛心。由此，從以上總結我軍政治工作歷史可清楚地看到，古田會議所確立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則之官兵一致和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制度，正是當前我軍整治腐敗、純潔隊伍的銳利思想武器。怎樣實現官兵一致，確實行施“士兵委員會”的權利，我們必須重新審視目前的軍官生長培養機制，這里面的確存在著“官不從兵出”的官兵分離嚴重問題，必須盡管解決這些帶有全局性的大問題，實現我軍優良傳統和建設現代化軍隊的緊密結合。

　　還有當前叫囂聲不絕于耳的“軍隊國家化”，否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更應引起我們的高度警惕。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是國內外敵對勢力搞“顏色革命”的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也是他們鼓吹“軍隊國家化”妄圖改變我軍性質的要害所在，是他們企圖推翻共產黨領導，使黨失去自己的武裝力量的險惡用心所在。人民軍隊建軍近90年來，在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形成和確立了一系列的建軍原則和優良傳統。這些原則和傳統，反映了我軍的人民軍隊本質，是我軍最主要的政治優勢。我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發展成為今天這樣一支強大的革命軍隊，最根本的就是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有人別有用心地把國家對軍隊的領導與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對立起來，用所謂“軍隊國家化”來否定和取消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如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被削弱或取消，我軍的一系列政治建軍原則和優良傳統都要喪失，我軍的無產階級性質就會從根本上發生改變，我軍的政治優勢也就從根本上消失。因此，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是關系我軍生死存亡的大問題。

　　今年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放在古田召開，具有非常重要的思想啟迪、精神洗禮和現實指導意義。由此再看我軍近90年來所走過的路，就會明白人民軍隊為什么能夠攻無不克、戰無不勝，從歷史深處走來的道路中就會比較出人民軍隊的軍魂所在，其中所凸顯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政治工作是重中之重。今天，我們瞻仰古田會議舊址，仍可看到前廳4根大圓柱上張貼著的字紙標語，分別是“中國共產黨萬歲”，“反對機會主義”，“反對盲動主義”，“反對逃跑主義”。這4條由毛澤東親自確定的標語，反映的正是古田會議決議案“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中的主要內容，今天讀來仍有著醍醐灌頂般的警醒，那標語所糾正的錯誤思想似乎說指的就是今天的諸多怪現象，今天在我們隊伍中仍有機會主義者、盲動主義者和逃跑分子，更有國內外叫囂塵上的反對中國共產黨勢力的存在。為此，習近平主席在新古田會議上明確指出：軍隊政治工作的時代主題就是緊緊圍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實現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提供堅強政治保證。這是黨賦予我軍政治工作的新使命，是政治工作的根本出發點落腳點。習近平主席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確立了新形勢下政治建軍的大方略，明確了軍隊政治工作的時代方位，必將增強全軍官兵加強和改進政治工作的信心和力量，認清和延續人民軍隊的革命道路，在新時期強軍興軍的偉大征程上閃亮世界。

　　（軍事科學院研究員 陳宇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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