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戰爭理論的提出
1989年以來,世界上發生了十幾場戰爭,這些戰爭實踐令整個戰爭樣式包括武器裝備、作戰樣式等,都發生很大的變化。
1991年海灣戰爭,給人們帶來非常大的震動,因為在這之前,打仗還是停留在大規模作戰樣式,還是二戰時期那種情況。而海灣戰爭只有38天轟炸,最后100個小時地面戰就解決問題,充分顯示了現代化戰爭空中化的特點。
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后,美國軍方給國會做了“航空兵與導彈兵1”的報告,戰爭完全變成空中化了。2001年“911”之后出現了全球性的反恐戰爭,其中有代表性的阿富汗戰爭,就體現出特種兵作戰加上空中打擊的一些特點。2003年伊拉克戰爭也是這種情況。
除美國以外,俄羅斯的幾場戰爭也是很重要的戰爭實踐。像俄羅斯“車臣戰爭”、“格魯吉亞戰爭”、還有發自克里米亞的“俄烏戰爭”。
在“俄烏戰爭”中,西方研究者發現,俄羅斯出現了一些穿迷彩服的“小綠人”。他們不戴軍銜,看起來不是正規部隊,他們判斷這是俄羅斯提前深入的特種部隊。根據俄羅斯的戰爭實踐,混合戰的理論就更多地受到關注了。
在這十幾場戰爭的進程中,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比如說全球反恐卻越反越恐,有很多的事情解決不了。第二個就是擁有超代次軍事技術優勢的一些國家比如美國或俄羅斯,對于比較弱小的國家卻很難獲得勝利,他們似乎能控制局面,但很難達到自己的戰爭目標,而且安全成本越來越高,超出了國家承受能力。這使戰爭實踐推進有了進一步發展。
在戰爭實踐中,也有一些思想創新。對于西方來說,“我們是如何贏得冷戰的?”這已經有很多理論總結;另一方面“我們將如何面對今后的熱戰?”他們也有很多新的看法。在這個過程中,提出了很多新的戰爭理論,比如信息化戰爭、網絡中心戰、第四代戰爭、遠程精確打擊戰、震懾戰、第六代戰爭、空海一體戰、無人戰爭、多域戰、混合戰、智能戰、動態戰等。
提出這么多的戰爭類型,我認為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由技術突破為核心來冠名的戰爭思想,比如說信息戰或者無人戰爭,它都是由信息技術或智能化技術支撐的戰爭,它更多是以技術突破來命名的,其特點是建立更具殺傷力的軍事力量為目標。第二類就是以領域的組合擴展為特點來命名的戰爭思想。另外就是把這兩類混合到一塊兒的,通過融合不同技術、不同時空、不同領域、不同層次、不同對抗方式進行戰略塑造,設計戰爭,然后實現總體安全目標。大概是這么兩類,再加一個混合。
美國傳統的作戰思想,在遇到各國軍事技術和作戰思想發展的情況下,他們就有所改變,設計出空海一體戰。然后把軍事的各個領域“陸海空天電網”組合在一起進行,稱之為“多域戰”。
蘭德公司比較超前一點,它提出了“美國怎么打政治戰”的問題。蘭德公司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它說美國需要改變過去過于依賴軍事戰爭的做法,因為這種做法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地接連遭到失敗,應該積極建構政治作戰能力。比如非常規的政治、遠程外交、包括像“顏色革命”之類輿論影響,包括秘密政治行動。
美國的困惑是,他們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但是仍然沒法贏得戰爭。這就歸結到戰爭為什么打的問題。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繼續。列寧把這個話普及了,但是現在遭到一些人的質疑。我們發展技術的時候,容易陷入單純技術的迷思中間,就不知道為什么打仗了。實際上,任何戰爭背后都是有政治目的的。美國現在開始回歸為什么而戰的問題,這是他們的一個反思。又比如,美國國際戰略中心今年提出一個報告《21世紀的沖突,從軍事革命到軍民革命》。報告提出,光是軍事領域不夠,要有更多領域、更多要素進入戰爭,戰爭的軍事界限被打破,顛覆性的技術引發了軍事革命,但是也把社會的力量、要素融入到戰爭中間去,這就會發生軍民革命。這和以前魯登道夫講的總體戰概念是不同的。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的想法,是把所有的社會資源向軍事領域集中,而現在的軍事思想是要把全國所有的資源集中,進行國家之間的博弈,包括軍事資源也是所有資源的一個部分。這就是混合戰的趨勢。
什么是“混合戰”?按美國人標準的講法是“混合戰爭”。一般認為這是2007年由美國的一個軍事專家弗蘭克·霍夫曼首次提出的,這個理論認為,由于全球化影響和技術擴散的原因,傳統的大規模常規戰爭和小規模的非常規戰爭,正在逐步演變成一種戰爭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趨融合的混合戰爭。就是模糊的戰爭、模糊的參戰方和技術應用。
“混合戰爭”的定義反映出美軍對近年來多場戰爭的總結,是美軍近年推出的諸多戰爭理論之一,體現出美軍對于未來作戰思想的思考。“混合戰爭”反映出美軍作戰思想的一個趨向,就是突破領域的界限,融合多種手段。這個“混合戰爭”、“混合沖突”的概念已經被納入到美國國家軍事戰略中,在2015年的這個報告中,就把“混合戰爭”寫進去了。其直接原因是,他們分析,2014年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的軍事行動就屬于一種混合戰爭,而且俄羅斯就是這種“混合戰爭”威脅的代表。在那個報告里,把常規戰爭、非常規戰爭及中間交叉混合的戰爭并列,介于常規戰爭和非常規戰爭之間。
弗蘭克·霍夫曼分析了混合戰爭理論的四個來源。
第一個來源就是弗蘭克·霍夫曼和與他合作的時任海軍陸戰隊中將馬蒂斯(現在的國防部長)。為什么最近這一段時間美國軍方對于混合戰討論的比較多,可能與此有一定的關系。
第二個來源是我跟喬良1999年寫的《超限戰》,認為相對于美國在技術方面的優勢而言,發展中國家可以用超限手段,將多種戰爭模式、力量結構、采用方法結合在一起,來克服自身現有的和潛在的軍事劣勢。他認為超限戰是混合戰爭的東方版和亞洲版。他提及我們《超限戰》中的一些話,就是利用各種技術在戰場以外獲得戰場上的勝利。從2006年到2009年,美國海軍國家實驗室和霍普金斯大學的國家戰略研究院連續四年開會討論反超限戰。
第三個來源就是俄羅斯。俄羅斯現在對于混合戰爭分為三派,一派是否定的,以原來的國防部長為代表。另外有兩個比較激進的派別。一個是西夫科夫,他認為俄羅斯有強大的核威懾力量,因此針對俄羅斯的地面進攻是不可能的,俄羅斯所面對的威脅是混合戰爭。而且“混合戰爭”可以跨越核門檻,能夠摧毀哪怕是在軍事方面最強大、而且擁有強大核武庫的一個國家,他是比較激進的。另外,他們總參謀長的看法是,戰爭的規則已經改變,利用非軍事手段達成政治目標的重要性增加了,應該對此加強研究。相對來講,他比較中性一點。在行動上看,西方普遍認為俄羅斯在烏克蘭用的就是“混合戰爭”的方式。而我們的看法,真正用這種方式最好的還是美國。
第四個來源就是美國“9.11”后的軍事實踐和安全實踐。美國一位戰略學家弗雷爾建立了一個觀念:在混合規范的常規狀態下自然條件總合起來,可能形成一種能力的結合,給美國的安全造成威脅。他把這些觀念糅到了美國的一些國家報告中,就是采取非對稱的研究方法,研究混合型的偶發事件對于美國安全會造成什么影響。
關于美國混合戰的實踐
我認為,美國在混合戰方面,實際上是早已實施過的,搞垮蘇聯就是一次混合戰的實踐。只不過他們不說,或者說那個時候還不夠自覺。我看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寫的一本書,講里根政府是如何搞垮蘇聯的。書中前言討論:蘇聯是自殺的還是謀殺的?結論是謀殺的,一個大國不可能通過自殺就完全解體。這場謀殺是一場無聲戰役。書中詳細羅列了里根政府是如何打擊蘇聯體制的,一共講了七點計劃。
第一,隱蔽手法。1980年波蘭的動蕩,是有美國在財政、情報、后勤方面支持波蘭團結工會,以確保反對派在“帝國”心臟得以生存。除了財政支持之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請教皇的特使帶了先進的通訊器材去波蘭,送給團結工會。那時教皇是波蘭人保羅,教皇特使入境是不受檢查的。這樣,當警察去抓團結工會的人的時候,他們事先得到消息就躲起來了。
第二,在財政和軍事上支持阿富汗抵抗組織。書中專門講到他們出口一種射程非常遠的狙擊步槍,讓這些游擊隊員能夠狙殺蘇聯的現場指揮官,打死了好幾個將軍。
第三,跟沙特阿拉伯配合合作,壓低油價,減少蘇聯外匯收入。在制訂這個計劃的時候,他們請華爾街的金融家分析蘇聯的經濟情況,做了一些設計。金融家認為蘇聯的經濟情況很好,但不是沒有缺陷。于是他們要金融家提交秘密報告,金融家在報告中認為,蘇聯經濟高度依賴硬通貨,因為蘇聯與經互會國家形成了一種傘形的外匯擔保機制。而蘇聯的外匯來源非常單一,就是靠賣石油。所以影響它的石油出口就會影響它的外匯收入,進而影響整個經互會組織體系。然后他們又設計了操作方式,美國要求沙特壓低油價。當時1985年石油是30美元一桶,1986年降到12美元一桶,這明顯不是市場行為。這樣,沙特的石油收入一年大約損失150億美元。怎么給它補回呢?中央情報局答應向沙特提供美元外匯市場的情報,在調整美元匯率之前情報局先透露給沙特,這樣沙特可以變動其美元資產來獲得回報。通過美元匯率的情報,沙特賺得150億美元以上的收入,填補了這個空白。
所以說,國家間的混合戰沒那么“市場”,它是違背市場規則的。我們討論這些問題必須有這個前提。你說這“違背了市場規則”,但人家早違背了,你照著干就行了。
第四,就是發動一場“圓滑、精準”的精神戰,以此影響蘇聯決策層。
第五,就是包括秘密外交在內的全球戰,減少蘇聯獲取西方高科技的可能。
第六,是發動假情報戰,破壞蘇聯經濟。比如當時蘇聯要修一條讓從西伯利亞到歐洲的輸油管道,中間需要加壓站,加壓站的葉片是從美國進口的。蘇聯一直想盜竊它的技術情報。于是美國故意泄露這些技術情報,其中大多情報都是真的,只有一個,就是葉片的角度的參數是假的。他們把這個東西塞到真情報里去,然后蘇聯就按這個技術資料去造加壓站,結果加壓站不起作用,使它的石油輸送和出口受到巨大影響。
第七,實施一種進攻性的、高科技的國防建設,把對手拖入昂貴的軍備競賽,也就是所謂的“星球大戰”計劃。
這七條,散布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里根總統簽署的一組國家安全決策指示文件中,具體的執行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凱西,包括國防部長溫伯格等。
上述是第一個例子,蘇聯解體基本上是被謀殺的,當然實際上更復雜一點,也有自殺的成分。
美國混合戰的第二個實踐,是金融戰演習。2009年3月17日到19日,美國國防部在應用物理實驗室進行過一場全球金融戰演習,這是第一場,后面還做過。他們最初的想法就是審視全球金融活動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尋找金融領域的“蘇伊士運河”和“霍爾木茲海峽”,也就是金融的瓶頸所在,為此做了三年的準備。其中還特意談到,《超限戰》中說金融戰以其動作隱蔽、操控靈活、破壞性強的特點,成為舉世矚目的超級戰略武器。
演習設定的場景是,某國利用一批黃金在倫敦創辦了一家新銀行,然后以這筆黃金做抵押發行一種新貨幣,用于結算其石油天然氣交易。分六方進行推演。其中提出三個課題:第一,俄羅斯利用這種方式攻擊美元體系;第二,朝鮮經濟崩潰對于全球金融的影響;第三,中國臺灣出現支持臺獨的領導人,然后中國采取軍事行動對于世界金融體系的影響。演習中的金融手段,包括非法預先交易、搭建借殼公司、內幕消息、流言、誤導性的“粉飾行情”、逼空、操縱市場、制造騷亂、拋出安全議題、施加軍事壓力等等。演習的結果,美元體系遭受強烈沖擊,全球金融市場廣泛混亂,世界經濟出現危機,多國包括美國本身都發生嚴重騷亂。
此后,美國又組織過各種超越軍事領域的演習,包括太空戰演習,它都是跨領域的。
第三個可以作為實踐案例的,就是最近班農透露的對華經貿戰的超限戰的信息。班農說,在特朗普上任之前,他告訴特朗普,中國一直避免跟美國進行動能戰(主要是軍事方面),但是中國卻在跟美國進行信息戰和經濟戰。特朗普同意他的觀點,也決定要用里根在經濟上拖垮蘇聯的方式與中國進行競爭。這也是我為什么介紹他們拖垮蘇聯的七條,特朗普在貿易戰中一定會將多種領域的手段結合,以此贏得壓倒中國的勝利。
軍事和非軍事手段組成國家博弈新工具
講到混合戰,就講到了超限戰問題。我們發現,軍事手段和非軍事手段的組合,能夠成為國家博弈的新工具。我們在《超限戰》第二章中間羅列了一些新形態的戰爭,然后中間講到了貿易戰。這是1999年寫的。如果貿易戰在1999年的時候還是一個形容詞的話,今天它已經成了實實在在的、正為許多國家運用的非軍事性的戰爭,特別是在美國人那里玩的得心應手、爐火純青。比如說它的國內貿易法的國際化運用,貿易壁壘可以任意建立和打破,包括WTO也是一樣的。信手拈來的貿易制裁、關鍵性技術的封鎖、301條款、最惠國待遇等等,它給國家造成的這種破壞性效果不亞于軍事行動。
因此,在國際政治領域中,貿易戰與混合戰是能打通的、跨越領域的博弈,這是已經存在的戰爭現象,正在成為國家和國際政治博弈的重要趨勢。以前可能不那么自覺,以后會變得越來越自覺。中美兩國之間的博弈,作為國際政治領域的博弈范圍之一,也是跨領域的博弈。我們必須接受戰爭變化這種現實,認真研究應對方法。
孫子在《九變》中講,“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你別管它會不來,一定要準備它來,“善戰著,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2014年國安委的第一次會議,闡述了我們國家的總體安全觀。其中提到十二個領域的威脅、五大要素、十對關系。我們應該以這種總體安全觀來應對這種跨領域的威脅、應對混合戰爭的威脅。要避免單打一、簡單化,堅持多手對多手,通過全面、總體、長期、復雜的國際政治和經濟安全博弈,為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創造需要的安全環境。這就是我們基本的應對之法。
(編輯 季節)
精彩句子:
混合戰爭是全球化和大量新技術創新之后出現的一種新的戰爭形態。在核大戰難打、國際矛盾日益尖銳的情況下,這種烈度相對低、效果更好的混合戰爭正成為國際政治博弈的一種新方式。
美國目前的戰略決策者對于混合戰爭有高度的認識,中美貿易戰存在著發展成為混合戰爭的可能。我們在中美博弈中間,要以總體安全觀應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以體系對體系,以混合戰對付混合戰。
¨ 本文是作者在2018年10月13日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當前國際政治貿易中的混合戰爭”研討會上的發言摘編。
* 王湘穗,中信改革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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