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股權結構按什么方向調整

　　目前，國資委系統的國企主力軍，即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資本、股權結構已經呈現非國有資本、股權占大頭及凈利潤分配占大頭的局面。以此為拐點，2014年再大力推行國企的資本、股權結構分散化，在絕大多數國企“盡可能降低國有股權比例”，一種可能性就是使這些重要國企“空心化”，即或者國資“控制力”將最終轉變成大量非國有資本、股權的控制力，或者少量控股國資還保留著國企的經營“控制力”，但實際上這些國企卻已成為占有大部分股權的少數非國有股東的“超級提款機”。

　　在這兩種情況下，顯而易見的經濟后果是：一方面會減少國資、財政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收入或資金來源，既降低國企發展后勁和國資在國民經濟中的影響力，又弱化國家財政和社會保障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則會擴大財富、收入的“馬太效應”。進一步看，如果再在金融類國企和其他十多萬非上市國有企業中一樣推行這種水平的股權結構分散化改革(少數需要國有獨資的企業例外)，甚至是出售相當一部分中小型國企，則負面影響將更為廣泛和深入。

　　這種現象和可能性的政策性含義就是：在國企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調整國企的資本、股權結構，就是調整財富、收入分配結果。按什么方向調整?是有利于解決兩極分化，還是擴大兩極分化?這個重大問題不可不察。

　　國企“為誰作嫁”?

　　在前期國企股份制改革規范化試點的基礎上，1999年9月十五屆四中全會的國企改革《決定》明確提出：“國有大中型企業尤其是優勢企業，宜于實行股份制的，要通過規范上市、中外合資和企業互相參股等形式，改為股份制企業，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重要的企業由國家控股。”2014年初國資委發表的最新信息顯示，大中型國企的主力軍即中央和地方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共1059家)的大部分資本、股權已屬少數非國有投資人所有。這些公司的資本、股權結構已經向非國有股東高度傾斜。而從所有制結構的角度評價，國有上市控股公司已經是非國有股“一股獨大”，國有股權則“一股獨小”，且有可能更小。具體如下：

　　“截止到2012年底，中央企業及其子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總共是378家，上市公司中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53%。地方國有企業控股的上市公司681戶，上市公司非國有股權的比例已經超過60%。”

　　順理成章的是，這些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凈資產(股東權益或所有者權益)構成也應與此相同。也就是說，在總體結構上看，這些國有控股公司的大部分凈資產，或說大部分的股東權益或所有者權益已經是非國有股東所有。單個企業則需要具體分析。如中石化、中石油等央企，現在仍然是國資絕對控股企業。

　　減少國有股權等于減小可分“蛋糕”

　　上市公司是股份有限公司。按《公司法》第167條規定，分配稅后利潤(凈利潤)時，“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規定不按持股比例分配的除外”。

　　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都是股份有限公司。其內部一般并無特殊協議，遵守的分配規則就是“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凈利潤。此時，由于這些公司的凈資產或股權結構向少數非國有投資人大幅傾斜，在初次分配中產生的結果就是：央企上市公司中非國有投資人得到與其股權比例相等的“超過53%”的凈利潤，地方國有上市公司中非國有投資人也分配到與其股權比例相等的“超過60%”的凈利潤。如有特殊協議者例外，但也不可能太偏離“按照股東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的原則。當然，也存在非上市的國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但目前沒有關于它們的具體數據可供分析。

　　盡管國資委沒有公布關于央企、地方國企中兩種國有控股上市公司更多的數據，尤其是后一種公司的具體信息更為缺乏，但是，對央企的上市公司等股份制公司“管中窺豹，可見一斑”。從國資委公布的有限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在全部央企(包括上市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和獨資公司等)的凈利潤總額中，央企上市公司、非上市股份公司中少數非國有投資人所得凈利潤比例是相對縮小了，但還是有部分財務數據顯示，僅這些股份制公司的非國有股東所得凈利潤之多，就既超過了全部央企上繳所得稅(國家財政所得)，也超過了屬于國有股東的母公司可支配利潤。這種現象對于國企發展、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加強再分配，當然都不是什么利好看漲的“多頭”信息。切蛋糕，一方多，另一方就少。

　　2011年3月國資委發布的信息顯示：由于多數中央企業主業資產或主要子公司實現了股權多元化，許多是上市公司，雖然2010年中央企業(是包括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引者注)實現利潤總額為11315億元，稅后凈利潤為8490億元，但凈利潤的約25%歸屬少數股東，即約2869億元，比央企上繳所得稅的2825億元還多44億元，而屬于國有股東的凈利潤僅為5621億元。再在稅后凈利潤中扣除企業法定留存約25%以后，母公司可支配利潤約25%。最后，通過上市公司分紅和全資子企業上繳利潤，真正屬于國有股東的母公司可支配利潤約為2800億元，比少數非國有股東所得凈利潤總數還要少69億元。

　　依此而論，如果產權多元化的股份制央企數量再增加，其中的國資、國有股“一退再退”，初次分配“切蛋糕”中的非國有股東的收益也就將進一步超過國有股收益，并影響再分配，致使央企創利“為誰作嫁”問題凸顯。是不是應該設國資、國有股及凈利潤下降的底線了?

　　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降低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

　　根據2010年11月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2011年中央企業中的資源類企業國有資本收益收取比例將由10%提高到15%，一般競爭類企業由5%提高到10%，軍工科研類企業收取比例維持5%，國資委據此測算出2011年上繳的總額約為630億元。而按照2013年中央的改革新《決定》，未來還將繼續“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及“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國企為再分配承擔的社會責任不小，且在不斷壓擔子。

　　針對政府確定的國企這種社會責任需要指出的是，向社保基金劃轉的“部分國有資本”出自國企內的國有凈資產(國有所有者權益、國有股)，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基數是國企內部與國有凈資產成比例進、退的國有凈利潤總額。所以，如果在一些人主張的繼續“股權分散化改革”中，發生了出讓國有股份，即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本來已不多的國資、國有股和凈利潤絕對量進一步減少的現象，那么，之后可向社保基金劃轉的“國有資本”量就會隨之更少，計算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基數(國有凈利潤總額)也會隨之更小，國資自我積累的發展能力下降則更不用說了。

　　相反的，那些在新一輪“股權分散化改革”中蜂擁而入的各種各樣的中外私人、機構投資人等則將可能因此而獲利頗豐。如果在這種改革中，僅是國有控股上市公司中本來已不多的國有資本、股權和凈利潤的比例相對下降了，那么，之后可劃轉的“國有資本”和計算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基數就會相對減少和縮小。但與此同時，國企將為相對更多的非國有股權提供更大比例的凈利潤，少數非國有投資人也將因此獲得更多“改革紅利”，而多數普通人可能通過再分配獲得的 “改革紅利”相對減少了。

　　可以說，一旦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真的落入這種“加速度”局面，就與增強政府公共服務能力、建設社會福利體系和“共同富裕”目標發生矛盾了。因為，國企里面屬于國資的錢(凈資產、凈利潤)本來已經像孔乙己盤中的茴香豆“不多乎、不多也”了，此時可拿出來供再分配的錢則或者是絕對減少或者是相對減少了。

　　當然，從時間先后上考慮，為了讓社保基金多得一點國有資本，可以選擇在今天這些國有控股上市公司還擁有30%至40%多國有股權的基礎上，加快向社保基金劃轉的“部分國有資本”，也可以選擇將出售國有股權的收入按一定比例劃轉社保基金。前一種選擇可以保證社保基金取得國有股權的長期收益，但要求加快組織實施步伐，有一定風險和不可能性。例如，由于這涉及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總體架構、職能和運行機制的重大調整，如何切分國企凈資產比例及一些復雜的計算、預測等技術問題，真要快起來還不容易。所以，早已有人提出，這“需要一個中長期的過程，短期內實施難度比較大”。后一種選擇是隨行就市的“一錘子買賣”(國有凈資產)，社保基金可以僅從財政部門拿到賣國資的錢后再去投資獲利等，而再投資不一定是選擇國企，也可以選擇非國企等，但穩定性有可能不如國企。因為，政府沒有權力直接干預非國有企業的日常經營行為。而選擇其再投入國企，則顯得有些繞彎，增加交易成本。

　　至于如果國企股權分散化改革導致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凈利潤基數縮小，從而使財政在按既定比例收取資本收益時，實際收入可能減少的問題，就只能另謀出路了。因為，面對這種長期收取“紅利”的制度安排，出賣國資、國有股快一點慢一點，最終結果都差不多。由于不動國有資產存量的“增量”改革方式難以廣泛實行，政府決定賣一些國資“存量”難免，所以，試圖解決國企股權高度分散化與上繳國有資本收益基數絕對縮小的矛盾是不能避免的。如何選擇有一個價值觀或政治偏好問題。

　　國有股權過低不利于國際競爭

　　還有一個問題是，對處于競爭性領域特別是與大國博弈密切相關即國際競爭的大國企來說，由于國有凈資產、凈利潤的制度性削減和向非國有投資人的分紅增加，可能削弱國企利用自有資金發展的能力，產生企業融資復雜化和成本上升(如增加銀行貸款會帶來增加利息支付問題)的新問題，企業也更容易受到正在逐步自由化的資本市場和金融市場波動的不確定性影響及國際市場的復雜影響。因國企“改革開放”賺得盆滿缽溢的“外資集體撤退四大行”就是一例。同時，存在更多非國有投資人的董事會和股東大會，也會在利潤目標和企業社會責任(含國家目標)兩方面更偏向于前者，使公司決策和政府價格管制等更多受到非國有投資者的制約。這可能導致企業與一些對手(如歐美跨國公司、國內大中型私人企業)在競爭中處于不平等地位，并容易為利潤目標所左右。而一旦企業真正處于不利的市場地位，或出現市場波動，外部非國有投資者準備進入和已進入的非國有資本都可能發生轉向。另外，代表更多私人投資者利益的大中型國企經理層，還可能利用傳統的政治關系或渠道，進而開始為私利去“俘獲政府”，或造成國資流失，或引導其制定不公平的市場規則。

　　當然，以上主要是邏輯分析。在沒有看到國資委關于國企混合所有制經濟改革方案和更多相關數據以前，也只能是根據體制內，特別是出自國資委的某些不當觀點進行這種推測性分析了。但是，目前的國企改革主導者及制定具體方案的各團隊，應當充分到考慮可能出現的這些屬于“上、中、下”三種景況中的下等景況，并根據所具有的信息優勢進一步進行模仿實戰的“沙盤演練”，對改革方案開展廣泛的民主討論，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彌補不足，避免調整國企股權結構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陷阱，真正做到心中有數、掌握方向、科學改革，堅定不移地執行黨中央關于“加強”國有企業而“不能削弱”的重要指示，爭取實現上等的景況。

　　以上分析的政策含義在于：一、起碼應當維持國有控股上市公司現有資本、股權結構。國資、國有股再“退”近乎自殘，再再“退”等于自殺。理論和國際經驗分析也已經證明，全球的私企、國企中“一股獨大”或“一資獨大”光芒萬丈，幾近“普世價值”，憑什么中國國企就不該享受這種 “普世陽光”?在法理和學理上，高度分散的股權結構既不是完善公司治理結構的唯一重要因素，更非 “普世標準”。二、在此前提下，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可以對資本、股權結構進行一些微調，但主要在二、三級公司，或在其新建混合公司中進行一些特殊的安排。三、國資委為什么就不可以考慮國資、國有股“進”(如增資擴股和 “交叉持股”)，而只是說“盡可能降低”呢?四、國企資本、股權結構調整應當重視增加還是減少經濟平等的問題。這與十八大報告說的建設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社會密切相關，國資委在此等問題上發揮重要作用義不容辭。

　　股權不同履行社會責任的水平也不同

　　中信集團曾持有中信銀行60%的股權，因此能夠盈利300多億元。而招商局僅持有招商銀行(600036,股吧)不到10%的股權，盈利為100多億元。原中信集團董事長總結道：招商局的人說中信集團在銀行的股權占得多，并入的利潤就多。“可是我們銀行股權占比之所以保持較高比例，是怎么來的?是自己發債籌集資金作為資本金注入形成的。那些資金現在已經十幾倍的增值了”。顯然，由于中信集團學習許多資本家“追求(股權、凈利潤)最大化”的市場運作結果，一是使公司發展壯大，凈資產總量也增加了。在這個基礎上，如果要中信集團向社保基金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就比較有底氣了。二是也使公司的凈利潤相應增加。這也就擴大了上繳國有資本收益的基數。如果集團公司要上繳國有資本收益，自然就有可能多一些。最后，從國企更多履行社會責任的角度看，由于在這個案例里中信集團在股權配置和獲取利潤兩個方面都勝招商局一籌，它也就有條件做的更好。類似案例，在央企和其他國企中當不在少數。財政部、國資委、社保基金等與此利益攸關，更應該是明察秋毫。

　　相反的假設是，如果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中，中信集團股權結構的“存量改革”導致整個集團公司的國有股權降低至“1%”，甚至是僅持“黃金股”以后，所謂要該集團向社保基金劃轉“部分國有資本”、上繳國有資本收益也就可能成為 “黃粱美夢”，或如《五燈會元》中一禪師所言，“有不有，空不空，笊籬撈取西北風”了。當然，空即不空。國有的空了，那肯定就是都轉移到非國有所有者口袋中去了，包括歐美跨國公司。

　　借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來總結本文：“深化國企改革是大文章，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強。國有企業加強是在深化改革中通過自我完善，在鳳凰涅槃中浴火重生……，“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原載《國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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