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一書，通過作者瑪雅與十幾位著名專家學者的對話，從不同角度探討總結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對“中國為什么能”這一叩問做出了響亮回答。本文為該書主編瑪雅專訪華東理工大學教授曹錦清。)

　　瑪雅：中國夢的提出，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和各種解讀。從中國共產黨的敘事來說，如何理解這個命題?

　　曹錦清：中國夢的命題多回歸到百年的民族主義和現代化敘事去了。中國夢是說，在建黨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建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個敘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對于依然保留著民族復興情懷的人們，包括兩岸三地的中國人和海外僑胞，是有感召力的。

　　瑪雅：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任后，大力加強反腐。如果不能治理腐敗，共產黨將自毀長城，在中華民族最有希望的時候功虧一簣。

　　曹錦清：這種可能不是沒有。市場經濟下，貨幣執行重新劃分社會等級地位的巨大功能。這是共產黨以前沒有遇到過的，也是一些官員頂不住的原因。不是一句“為人民服務”就能讓他守住底線，守護自己的心靈的。他要搞錢，貨幣標準跟人的本性找到一種契合，人性中原來被禁錮的欲望都得到釋放。這使得整個黨政系統面臨一個突然的金錢世界的到來，于是腐敗就不可避免。

　　如果共產黨里某些掌權人，經不住通過權力獲取物質利益的誘惑;物質利益最大化以后，他希望這個利益私有化，把原來多少對他還有點制約的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旗號都丟掉，只為自己，不守護這個民族，那就是背離天命。既然我們民族選擇了這個黨，這個黨就應該承擔，但是有些人可能不承擔。秦和隋天命都在，是統治者自己丟掉了，背離了天命。共產黨取代國民黨，建立了政權，經過一甲子的時間強大起來了，中華民族的百年寂興已是百尺竿頭，這個時候，怎么能把賦予自己的天命舍棄了呢?

　　瑪雅：從這個意義來說，從嚴治黨，有腐必反，是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夢的前提。

　　曹錦清：這是大問題。腐敗不治，對執政黨自身是最大的傷害。習近平講，“為政消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權才能贏得人心。”否則，就只能高度依賴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就業的充分供給來維系政權。而單憑物質性的手段，就比較脆弱，一旦出現重大波折，會非常危險。所以，反腐絕不是一句空話。不論什么人，不論他職務多高，只要觸犯了黨紀國法，都要受到嚴厲懲處。因為這個天下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天命賦予你了，你不能只為自己，你要守護這個民族。

　　瑪雅：十八大說，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對此如何理解?

　　曹錦清：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正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這條路上要達到三個自信——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一個追趕中的國家要達到自身的道路自信乃至三個自信，這在世界上還從來沒有過。那么共產黨作為一個領導黨，領導的責任是什么?你要告訴這個整體，中國從哪里來，現在何處，未來到哪里去。所以領導就是共產黨引領我們走，我們跟隨它的引領。所以對共產黨來講，目標特別重要，按照這個目標設定歷史發展的脈絡特別重要。你有一個目標，人民認同你這個目標，愿意跟你走，認同你有這個能力，這個能力叫執政能力，你的領導權是從這里獲得的。一個領導黨一定要有歷史觀和整體觀，你是為整體的和未來的目標服務的。

　　瑪雅：這也是中國共產黨不同于西方政黨的地方。西方政黨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不是整個民族的守護者。

　　曹錦清：所以我叫它代表黨。理論上講，西方民主制不需要領導黨，因為整體不在了，只有一個一個利益集團。西方政治學偏重于經驗主義，所以把民意測驗、四年一選看得很重。當然有些深思熟慮的政治家已經發現這個問題不對了，在多數老百姓的即時表達里隱含著背離公意的可能。西方現在福利政策需要調整，可是2008年到現在好幾年過去了，就是調整不過來。公意在那里也沒人提，沒有一個政黨敢代表這個公意。西方政治家們在危機面前吵吵鬧鬧，可是決策不了，貽誤了很多調整的時間和空間。他們轉過頭來看我們，我們的決策集體能夠發現整體的利益，有一個長遠目標，能夠領導這個民族一步一步實現這個目標，就憑這三點他們就只好望洋興嘆了。

　　瑪雅：網上最近又在爭論蘇聯問題。有些人不懂蘇共亡黨亡國的原因和結果，試圖引導中共重蹈蘇共度轍，這是對歷史的無知。

　　曹錦清：這就是為什么我認為，中國目前這個政體是承擔了它的使命的。至少滿足我認同的三個價值：民族團結、社會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發展。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對當代和未來一段時間的中國來講是必要的。共產黨今天還在引領這個民族完成社會轉型這樣一個歷史重任。這個歷史重任還在，也就是天命還在。

　　瑪雅：就是說，共產黨承擔著帶領中華民族恢復亞洲大國地位的重任，所以它肩負著天命?

　　曹錦清：共產黨對中國還負有責任。第一要保證政治版圖的統一，第二要維持社會穩定，第三經濟要可持續發展。13億人的轉型，面臨各種各樣的困難和風波，可能有挫折或者大的風險，一個穩定的執政集團比較容易駕馭局面。只要它的目標被這個民族的大多數人認同，它干事情就比較有把握。鄧小平講了權力集中的好處，我覺得是有道理的。很多發展中國家搞了西式民主制，結果很失敗，政府無法有效實施政策，更沒有能力應對危機。

　　政治版圖統一、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這些問題，很多個體可能不去想，因為他有當下個人利益的訴求。那么有黨的領導，有個穩定的執政集團和穩定的政策實施，對國家的轉型是有必要的。所以問題應該這樣提出，而不是按照選票的數量形成一個所謂多數人的意見，把這個意見變成政策。這30多年來，雖然有一些政策失誤，但總的來講還是不錯的。我們對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對貪污腐敗猛烈抨擊，但是中國如此快的社會轉型，大體上保持了穩定，這也是了不得的。所以，不要因為有人指責中國“專制”，就被這個表面的概念迷惑了我們對當前中國政治實質內容的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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