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近日，重慶萬州公交車墜江事故牽動舉國人心。隨著墜江原因一步步被查明，人們在惋惜十五條鮮活生命的同時，也對渉事女乘客的暴戾與公交車司機的不負責任多有反思：透過這一悲劇，足見當前中國社會的沖突性，以及社會重建的艱巨性。本文認為，“社會重建”是后發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都會遭遇的問題。然而，“社會”本身并不自明，明確“社會在哪里”，應該是社會建設的首要問題。在中國，“社會建設”的議題很晚才被提出，各方對此理解多有分歧。伴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歷史性轉軌，社會問題和矛盾涌現，市場要素為社會建設提供了一種理解思路。著眼未來，中國社會重建的方向，應是基于適度保障和意義支撐的家社共同體。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發，供諸君思考。

重新發現“社會”：當代中國的潛問題

　　在馬克思之前，社會被認為是受人的動機、欲望、情緒和意志等支配的，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這些因素在其中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沖突。馬克思第一次把對社會的研究從唯心史觀中解放出來，不從欲望、情緒中尋找社會發展的原因，從而創立了科學的唯物史觀。

　　毛澤東在標志著他的思想開始成熟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對什么是社會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二部分，他講道: “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毛澤東指出，“在這個新社會和新國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經濟，而且有新文化。這就是說，我們不但要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一個政治上自由和經濟上繁榮的中國，而且要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國，變為一個被新文化統治因而文明先進的中國。”毛澤東還分別在第五、第六和第十一部分闡述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因此，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中，社會同樣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三位一體。

　　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鄧小平原來也認為公有制和市場是兼容的。當時，國內很多人認為，隨著市場化的推進，資產階級必然出現，兩極分化不可避免。針對國內出現的這一言論，鄧小平在1987 年、1988 年和 1989 年就反復強調，只要我們堅持兩個主體(所有制上的公有制和分配上的按勞分配)不動搖，就不會出現兩極分化，也不會出現資產階級。如果出現這種局面，就說明社會主義走到了邪路上。一旦出現這一局面，區域、民族、階級、中央和地方之間的矛盾都會出現。盡管有這種擔憂，鄧小平“南巡”之后，進一步強調改革開放。在 1992 年，我國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然，鄧小平也一直沒有放棄對市場經濟可能帶來的社會分化的關注。1987 年，鄧小平就強調，中國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搞資本主義。在 1992 年，他又說: “中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如果僅僅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這個問題和它的意義。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1993 年在同弟弟鄧懇談話時，鄧小平又進一步指出: “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問題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 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從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

“社會”在哪里：共同問題與各派分歧

　　社會在哪里? 這是社會建設的首要問題。問題被提出來以后，官方和思想界都力圖來破這個迷局。

　　人口高流動、財富高分化、社會問題嚴重，這讓原來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顯得力不從心。正是由于原來的“三位一體建設”不夠。官方文件將之稱為社會，但是政府的各個部門和學術界對于什么是社會則眾說紛紜。

　　政法治安部門認為管理是上位概念，而建設是下位概念。他們把社會建設的核心定位于如何管理一個陌生的高流動社會。近年來，社會矛盾和犯罪案件增加，而警力相對不足，大量的協警開始出現。這一方面是由于警力增加的名額有限; 另一方面也解釋了不占用編制、成本相對低廉的協警這一群體出現的原因。由于人口的高流動，原有的以戶籍所在地為核心的管理制度已經很難實現其預期目標，只能轉向以居住地為核心的管理。與此同時，對社會的管理寄希望于安裝攝像頭等技術手段，現在很多案件的破獲都依賴于遍布大街小巷的攝像頭。

　　民政部門把如何能對由于財富高度的分化而篩選下來的底層民眾提供一張社會安全網作為社會建設的重點。問題是，這個網多大、多厚才夠安全。歐美等高福利國家，一般依靠高稅收來為它的福利制度提供財力支持。然而，經濟運行不會永遠一帆風順。當經濟出現通脹或通縮時，財政收入出現問題，必然導致赤字，以至出現政府無錢可用的現象。然而，在一個選舉政治的制度下，福利支出是一個剛性的支出。時間長了以后，就會產生主權債務危機、失業率居高不下、游行示威等一系列問題。所以說，我國要從國情出發，建立一個廣覆蓋、保障適度、可持續的社會保障體系。可持續性取決于經濟在未來的運行情況，保障力度可以在財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逐步提高。

　　不同于政法部門和民政部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門則把社會建設的重心放在促進穩定就業和對失業群體的保障問題上。在他們看來，解決城市下崗職工、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和每年數百萬的新增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是重中之重。

　　從整體而言，人們對社會建設的認識比較激進，目前在經濟學、法學和社會學領域占據主導地位的首先是公民社會派。從西方傳入的“civil society”一詞，在中國有多個翻譯: 公民社會、市民社會、民間社會和草根社會等等。總之，這一派認為，在政府結構之外，由公民自己組成的各種各樣的組織，都叫作社會組織。當然，目前在我國這些組織還要到民政部門進行登記。很多學者將這些社會組織稱為公民社會，認為可以糾正政府和市場的失靈。這是他們的理論和價值期待。

　　第二種是社會結構派。這一派把社會理解為由不同的階層構成，社會建設的重點是把圍繞分配形成的金字塔社會轉化為菱形或橄欖形社會。該派關注的焦點是分配問題，要求解決貧富過度分化帶來的問題。有些學者認為當前中國社會的分化很嚴重，基尼系數很高，已經和南美很接近，進而得出中國社會已經很危險的結論。這些學者以陸學藝等為代表，認為要把金字塔社會壓得扁平一些。他們主張把最低工資要提高一些，轉移支付要大一些。

　　第三種是民生派。這一派認為社會建設主要是醫療、教育等公共產品的供給問題。目前，我國面臨一個尖銳的問題住房保障問題。住房能不能脫離市場，從商品轉化為公共產品。如果一個生活中的中產階級也買不起房子，那么會出現什么后果。這些人大多受過高等教育，他們的抵觸情緒就會表達出來。因為有知識，他們可能會形成一種輿論，甚至對社會的意識形態提出挑戰。總之，我們感知到了社會問題的存在，但要完整地表述，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問題已經呈現出來了，答案還需要繼續地尋找。

市場經濟與階層分化：中國社會沖突的“潘多拉鐵盒”？

　　在中國政治話語中，現代化通常被理解為五化：市場化、城市化、工業化、信息化和全球化，其核心是市場化。改革開放由市場化、由資本帶動，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問題。大家都感受到了經濟發展帶來的益處，蛋糕不斷地被做大，財富積累很迅速，但市場經濟的動力有問題。建國以后，我國多次強調反私、防私和批私，同時號召每個人都為國家、為集體服務和奉獻。總之，宣揚多做貢獻、少拿報酬，同時心里還要很高興。鄧小平在 1978 年就說這種為人民服務的大公無私精神，對少部分人是可以的，對大部分人則不可以;在短時間內可行，長時期則不可行。因而，鄧小平提出讓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個動機一旦被市場激發，個體就會為了提高個人收入、改善自我生活水平而努力奮斗。

　　早在18世紀，英國的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提出了“看不見的手”這一重要命題，這個理念一直被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所接受和宣揚。他們認為，參與市場運作的是一個個的個體，這些個體在主觀上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通過市場進行各種各樣的交換，市場交換行為在客觀上會形成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也就是說，在市場經濟中，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可以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實現自發的調和，這也是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觀點。對于這一觀點，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或感受到它的存在，有一定的經驗支撐。但是，如果要把這些日常經驗抽象化和普遍化，作為一個普遍的判斷來說是錯誤的，在市場中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沖突和矛盾。

　　周期性地通脹或通縮帶來的波動是市場經濟面臨的首要問題。對于工業化之后的資本主義社會來說，生產力大幅提高，生產本身已經不是問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將生產出來的產品賣出去。在19世紀初期，西方遭遇了第一次以生產過剩為標志的經濟危機。經濟周期性地出現波動，無論是通貨緊縮還是通貨膨脹都會帶來問題，如何應對經濟的這一周期性循環波動就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大問題。在經濟學家所開出的諸多藥方中，凱恩斯主義被認為是一個成功的典范，在不同的時期被人們廣泛接受。

　　勞動者所面臨的第二個風險是勞動過程和失業的風險。不同于農業生產中低風險，在工業生產中，勞動者的安全如高污染、高溫、職業病等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此外，相對于農業生產中的不完全就業或“隱性失業”，在工業生產和市場經濟中，勞動者面臨著失去工作的巨大風險。同時，失業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是一個社會問題和政治經濟學問題，如果出現大規模的失業并應對不當，極易出現社會動蕩，影響我們社會穩定和發展。

　　工業化會帶來工廠向同一個物理空間集中，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帶來了人口的大量集聚。大量的人口集中在有限的狹小空間，會帶來衛生防疫及隨人口高流動帶來的道德解體和犯罪問題。要解決這些人的居住，還帶來了住房問題。對于這一系列問題，在西方社會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中也同樣存在，恩格斯在其所著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有詳細的論述。

　　貧富分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已經成為一個客觀事實。由于公有制和市場不兼容，公有制基礎上的按勞分配就會解體，進而共同富裕的預期被肢解，整個分配格局發生變化。在新的分配格局中，資本得到利潤，管理者拿到年薪，普通勞動者獲得工資，技術工人憑借其技能領取高于普通工人的收入。近些年來，工資性收入占 GDP 的比重在不斷下降，貧富分化和資本的地位不斷上升已經成為一個不爭的事實。同時，對于原來屬于地主的地租應該由誰來收取，我國沒有進行明確的界定。土地增值的利益如何分配，土地是誰的，土地的所有者有沒有得到合理報償，土地出讓金應該如何分配才更加體現公平原則，這些問題都還沒有解決。

　　在市場競爭中，個體由于其先天和后天的各種資源及稟賦、能力等差異，會天然地出現階層分化。對于這一現象，國內的諸多學者已經進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就不再贅述。東西部之間的矛盾我們這些年也開始感受到。應該說，這些年來，中西部地區為東部沿海地區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資源和能源。但是，他們的勞動力得到的只是工資，通過提供煤、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得到的補償遠不足以補償其所為之付出的經濟和環境代價。所以，目前新增了資源稅，通過這一舉措增加中西部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

　　城市和鄉村的差距更是一個長久存在而改善緩慢的現象，中央一直在采取各種措施，“千方百計”提高農民收入。應該說，從目前來看，有一定成效，但是進展不是很大。自 2004 年開始，中央就明確提出要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但是，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仍然在不斷加大，只是加大的速度有所下降。在 2008 年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上，中央更是進一步強調要重點解決這一問題。會議提出，自2008 年至2020年，要使農民的收入增加一倍。這意味著在未來的12年內，農民純收入的年均增長至少要達到 6% 的水平，對于國內許多落后地區來說，實現這一增長目標是十分艱巨的。從中可以看出，中央對城鄉不斷加大的收入差距的憂慮在加大。為了拓寬收入來源的渠道，我國將林地也進行改革，承包權被規定為 70 年，并且規定林地可以被抵押。問題是很多山是荒山，很多山也只能種樹，能夠被用來種植經濟作物如竹子等山地很少。由此可見，通過林地改革大幅提高農民收入是很難的。

　　市場競爭既是資源配置的手段，又是自由的、普遍的、強大的清洗和簡化機器，具有簡化人類復雜而富有情感的各種動機的功能。人類的復雜動機被市場簡化為一種動機，即最大限度獲取貨幣化的利益。人與人之間的所有直接關系都被簡化為間接的關系，以現金為紐帶，簡化為冷冰冰的現金交易。各種非貨幣化的情感，無論其有多么高尚，市場一概不予承認。多種動機被簡化為一點，利己成為人們在市場競爭中最為重要的動機。更為可怕的是，這一動機還侵入了人類最古老、最穩定的共產主義的最基本單位——家庭。

　　毋庸置疑，市場化和私有化已經侵入了家庭——這一最基本的微觀單位。2011 年新出臺的與婚姻法有關的司法解釋就是對這一變化的一個回應和寫照。按照這一趨勢發展下去，我國原來由兩個家庭結合所建立的婚姻關系，其基礎就會轉化為僅僅是兩個個人的結合。這一切是否從某種程度上說都是在為離婚作準備;在市場經濟中人到哪里去尋找溫暖的歸宿;家庭的私有化是否能夠避免。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愛情與婚姻將成為一種買賣，那么婚姻和家庭還有什么意義。每一個人都成為孤魂野鬼，形同行尸走肉，在哪里游蕩而茫然不知所措。

社會建設的中國出路：基于適度保障和意義支撐的家社共同體

　　對于建立一個什么樣的社會保障網，目前有多種主張。有人主張建立一個城鄉、區域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現在來看有難度。歐美等一些高福利國家當前所面臨的問題對于我國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警醒。高福利需要高稅收來支撐，也就是要有經濟的穩定增長來提供保障。同時，高福利還帶來一些問題，比如安全性過高就會使一些人失去勞動的動力。希臘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目前面臨的主權債務危機就和它的經濟發展、福利制度及選舉政治有關。它的人口有 1000 多萬，經濟主要依賴工業、旅游業和農業。近年來，它的工業遭到德國等國家的強烈沖擊，旅游業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背景下也很不景氣。加入歐盟以后，希臘建立了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政治上實行民主選舉的形式，而選票政治帶來的一個明顯弊端就是政客的短期效應。一旦經濟出現波動并持續較長時間，財政收入下降，而高福利所構成的剛性支出受制于政府體制而無法削減，就必然會出現一系列問題。

　　鄧小平就特別敏銳地注意到高福利社會可能出現的問題，他在 1992 年就曾說過，“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建設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所以說，我國要建立起一個廣覆蓋、適度保障、可持續的社會保障網絡。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保障力度可以在財力所能及的范圍內逐步提高。比如在教育領域，中央政府已經提倡有條件的地方在九年義務教育的基礎上普及十二年義務教育，也就是高中教育也由財政來承擔。

　　西方社會在 19 世紀到 20 世紀也在討論這些問題。面對社會轉型出現的社會失范問題，涂爾干提出要重建社會秩序，而重建社會秩序的前提是大家有道德共識，他將希望寄托于行業協會和職業道德。對于我國而言，在快速的市場化過程中，隨著單位制的解體，個體獲得了空前的選擇自由并在物理空間和社會經濟地位上高速流動，可這些自由的個體被貨幣連接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重建大大小小的共同體? 或者說，在一個分化了的社會，共同體建設何以可能?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家庭是否還能夠作為共同體存在。中華民族的根在家，以家為本位，家是構成社會的最重要的基礎。隨著工業社會的來臨，家庭的職能不斷被分離出去，生產和消費開始分開，現在就連最為基本的生育功能也出現動搖，不生育或通過其他方式養育下一代的現象越來越多。總之，核心家庭不斷增多，家庭的職能也在不斷萎縮。美國是一個以個人為本位的國家，它在家庭這一問題上也經歷了多次反復。20 世紀 60年代，在弗洛伊德理論和反戰思潮的影響下，美國的年輕人開始嘗試各種婚姻關系，而到了20 世紀80年代，這些人開始重新思考家庭和宗教在生活中的作用。這一點，也反映在美國政府立場的轉變上，里根政府總體上來說奉行保守主義，到了克林頓時期趨向自由主義，到了小布什政府又重新回到保守主義立場。如果說婚姻高度不穩定，愛情成為一種買賣，那么，從婚姻退回到同居呢? 目前，同居在法律上已經不被追究責任，社會習俗也不再對之進行道德譴責。如果真是這樣的話，人與人之間將只剩下猜疑、相互提防和算計，這一切最終帶來的只能是無休止的孤獨和焦慮。所以說，當代中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家庭的問題。

　　此外，以宗教為例，各種宗教在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宗教建設也應該進入我國的社會建設之中。市場經濟只提供經濟利益，不供給人生的意義。但是，人活著又必須要找到意義，總要為某種信仰而不是個人而活。目前，很多人沒有信仰，不知道為什么而活，所以要有宗教。在一個失去信仰的年代和社會里，由于有了需求，宗教建設必然要加強。另外，還有一些社會組織，比如說環境保護、食品安全、維權組織、志愿服務等，對于這些大大小小的社會組織也要適當引導和扶持，相關的研究要加強和深入。

　　本文原載《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4期，原標題為“市場、社會與社會建設”，篇幅所限，內容有編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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