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3年11月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國為什么能》一書，通過作者瑪雅與十幾位著名專家學者的對話，從不同角度探討總結了中國的發展道路和發展經驗，對“中國為什么能”這一叩問做出了響亮回答。本文為該書主編瑪雅專訪臺灣大學政治系教授朱云漢。】

　　瑪雅：近年來，國內外學界都有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從臺灣學者的視角來看，你認為中國模式存在嗎?

　　朱云漢：中國大陸完成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規模的快速工業化;在30年內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范圍的消除貧困;在很短的時間里讓所謂人的發展指標，也就是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從一個最低收入國家的水平達到接近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標準。如果一個體制能夠在這些最根本的指標上展現出這樣的現實作用和歷史結果，它絕對是值得被認真對待和深入研究的，值得去發現這里面最關鍵的機制或思想。所以我認為，學術界討論中國模式是有意義的。從社會科學的角度，把它看成一個模式，把里面的組成、構造、機制、運作做一種更為理論化的分析，它無疑是人類歷史上重要的發展經驗。

　　瑪雅：你認為，大陸這樣的興起折射出什么樣的制度優勢?

　　朱云漢：這樣一種快速的、大規模的、史無前例的興起如何成為可能?2012年年底我給臺灣大學的學生做了一個演講，題目是“中國大陸的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我講了三個理解的切入點，其中一個是政治體制。

　　很多人以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都浪費掉了，是完全黑暗的時期，這個認知是錯誤的。中國共產黨摸索奮斗30年，這30年并沒有白費。反而可以說，中國這個時期以高昂的社會代價，建構了改革開放的基礎。這個基礎，其他后發國家沒有辦法去模仿，只能理解而難以復制。共產黨建立了動員能力特別強的現代國家體制，并且樹立了非常強的國家意志。這個體制在中國的歷史上和地域上從來沒有出現過，其動員滲透能力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同時，共產黨完成了一場相當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把私有財產權，尤其是最重要的土地資本，變為國有或是集體所有。而這個龐大的公共資產，是后來30年經濟快速發展的資本。

　　瑪雅：根據比較政治學理論，一個政治現象的產生有其制度原因、經濟原因和文化原因。在你看來，大陸政治體制的文化背景是什么?

　　朱云漢：這個文化背景應該說是我們最熟悉的，它是建立在“民享”的基礎上。它的政權基礎是很抽象的，可以意會卻難以言傳，叫“民心”，而不是選票。“得民心”是中國政治傳統中權力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儒家所謂的“民本”其實也是試圖用精英政治手段來實現“民享”的目標。當然，不是有了這個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但是不論怎樣，這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并非沒有它的論述基礎。

　　也因為這樣，對于中國大陸以那么快速的工業化進程全面崛起，西方學者是非常困惑的。但西方學者也發現，不能否認大陸30年來的發展成果。他們觀察中國政府在北京奧運會、汶川地震災后重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所展現出來的領導能力和統籌兼顧能力，很多人發現，他們的政府沒有條件能夠如此快速有效地去應對那些危機，迎接那些挑戰。

　　《紐約時報》著名專欄作家、《地球是平的》一書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出了一本新書，其中有個章節叫“讓我們做一天中國”。弗里德曼看到美國體制存在很多嚴重問題，擔心美國會處在不斷的內耗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面對21世紀的挑戰。所以他很感慨地說，我們能不能做一天中國，在這一天把所有21世紀需要頒布的法律全都頒布了，然后第二天再回去做美國。這當然只是弗里德曼的一個夢想，但是他用戲劇性的論述說明了這兩個體制的不同。

　　瑪雅：你給臺灣大學生講這些，他們接受嗎?

　　朱云漢：我沒有去了解學生的反應，不過相信他們腦子里會留下一些痕跡。所以我演講一開始就開宗明義說，我要給大家一個“震撼教育”。為什么呢?因為我認為，臺灣社會精英21世紀最重要的功課，就是要正確理解大陸興起的歷史意涵。這個功課做不好，臺灣整個社會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對未來。

　　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角度來講，中國大陸的興起和中國發展模式的出現對于世界而言是石破天驚的歷史巨變。它給人類歷史進一步發展帶來的巨大沖擊或引導作用，在過去三百年中，只有三個歷史事件可以與之相提并論：一個是1789年法國大革命，再一個是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還有一個是19世紀后半期美國的崛起。可以說，過去幾十年全球秩序的大變化影響了中國發展模式的演進，但在未來，中國大陸的興起將會帶動全球秩序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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