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言對“道德滑坡”原因的胡言中，能夠沾邊的只有半句話——“出現這些情況，涉及我們幾十年來的教育方法問題，或者說社會的主流價值倡導出現了問題”。就是這沾邊的半句話，也表明了莫言的沒文化——“教育方法”與“社會的主流價值倡導”是一回事嗎?

　　說它沾了半句話的邊，沾的是“教育”的邊。但根本不是什么“教育方法”問題，而是“教育方針”問題。

　　毛澤東時代的教育方針是“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就是為社會主義事業，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為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和制度去服務。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就是要使受教育者都能夠成為社會主義勞動者中平等的一員;而不是為了“學而優則仕”，出人頭地，光宗耀祖，去“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個教育方針，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德智體全面發展，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新人。他們兢兢業業，艱苦奮斗，不但為新中國的強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奉獻，也為樹立社會主義道德風尚做出了榜樣。

　　在這種教育方針的指引下，想當年我們從走出校門開始，就把自己看成一個普通的社會主義勞動者，與工人農民在一起，不感到自己高一點，與再大的官員在一起，也不覺得低半分。無論是進工廠到農村，還是坐辦公室，都能腳踏實地，做好工作。一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能夠這樣看待自己，能夠這樣看重勞動和勞動人民，社會道德風尚還會差么?

　　不幸的是，后來把這個教育方針改得不倫不類。說是什么“四有、三面向”，做的就是恢復儒教理論的科舉制。記得80年代有些學校就把一雙皮鞋與一雙草鞋擺在高中畢業班的講臺上，告訴學生要“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以后想穿皮鞋不穿草鞋就要刻苦學習，考上大學。隨后學校也與時俱進成了謀利工具和謀求好職業的場所，讀書成了投資行為。結果是學校里社會理想不講了，講的是個人升官發財的理想。道德不要了，要的是不擇手段的競爭。有條件有門路的面向的是離開花錢給他教育的中國，走向了個人可以多掙點錢的未來，過自己現代化的生活去了。沒辦法的也以為自己多讀了幾天書，就認為應該高人一等，到了單位，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肯做，常常落到找個工作都難的地步。一個關系到全民族素質的教育都亂到如此程度，社會“道德滑坡”自然也就是順理成章的結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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