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獎、莫言及其他

　　關于諾貝爾文學獎

　　——劉文斌先生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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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玉英

　　吳：近年來，國內文學界對諾貝爾文學獎議論紛紛，莫衷一是，我很想聽聽您的意見。

　　劉:關于諾貝爾文學獎，國內外都存在不同的看法，而且分歧很大。就國內而言，兩種不同看法似乎可分別以四年前辭世的著名學者季羨林先生和1989年夏季在國外反華勢力精心安排下“出走”美國的劉再復先生為代表。季羨林先生l988年曾寫道：“我在這里著重聲明一句,我們國內有一些人特別迷信諾貝爾文學獎,迷信的勁頭十分可笑。試拿我們沒有得獎的那幾位文學巨匠同已經得獎的歐美一些作家來比一比，其差距簡直有如高山和小丘。同此輩爭一日之長，有這個必要嗎!”[[1]]《北京文學》1999年8月號載有劉再復的長文《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文中稱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是“舉世矚目的擁有最高聲望的文學評論機構”，其評委是“一群博覽群書、經常是最富有文彩和情感的人物”，他們“不斷地討論當代文學中的大多數作品”，“他們的工作給二十世紀人類的影響的確是積極的、而且是巨大的”。對于上述兩種看法，我贊成前者，而對后者則不敢茍同。

　　吳：請談談您這樣說的理由好嗎?

　　劉：好的。首先，文學不同于物理學、化學、醫(yī)學等自然科學，更不同于體育，自然科學可通過實驗證明其真理性，體育比賽通過儀器測量等手段就可測量出其參賽者水平的高下。文學卻遠比它們復雜得多，有什么儀器能測出一部文學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藝術高度?過去不曾有過，今后大概也發(fā)明不出來。當然，人們可統計出每部作品的銷售量，但暢銷書并不等于精品書，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這樣講，當然不是說文學作品質量的高低無法衡量，各種文學獎項都沒有必要設立，而是說不可簡單地將諾貝爾文學獎與諾貝爾物理獎、化學獎和醫(yī)學獎等量齊觀。那種只看到“諾貝爾獎”幾個字，就將其得主拉在一起、讓其平起平坐的作法，怕是不太靠譜。我們都知道，國人中曾有兩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達賴和劉曉波，是否還應將其請上臺去與其它諾獎得主來一番“對話”，并一道分享觀眾的掌聲呢?至于說到中國文學，情況就更復雜了，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那樣，“對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們來說，由于文化的同構性和語言的可轉換性，閱讀、理解和評價包括俄羅斯文學在內的西方文學，通常來講,并無太大的滯礙，但一旦涉及迥乎不同的中國文學,便難免不陷入目茫然而不能辨、口囁嚅而不能言的尷尬狀態(tài)。”[2]對西方人而言，要真正弄懂中國語言和文化，難度實在是太大了。以至曾有西方漢學家將“菩薩蠻”理解為“野蠻的菩薩”、將“胸有成竹”譯作“肚里有根竹竿”，就連被劉再復稱作“瑞典漢學家中的泰斗級人物”的馬悅然老先生，竟然能講出《古文觀止》和《唐詩三百首》是“我最不喜歡的東西”一類大失水準的話來。[3]我最近讀了李建軍的《馬悅然欠誰一個道歉》(《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1期)，得知這位諾獎評委在網上就莫言的《打油詩•贈重慶文友》同上海的許紀霖教授爭鳴時，又對莫言這首既不合格律、又淡乎寡味的詩作(有網友說它“連‘打油詩’也算不上，只能算‘打地溝油詩’”)，作了純屬望文生義的、與其含義完全相反的解讀。上述可見，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對于西方人來說，確實是難以難以領略的，即使像馬帨然這位被劉再復推崇備至的“漢學家”，也難免鬧出各種笑話。所以，想讓只有馬悅然一人能讀懂中文的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對擁有近萬名中國當代作家每年創(chuàng)作的難以計數的作品的優(yōu)劣作出準確的判斷，選出其中的佼佼者，那也太難為人家了。

　　其實，即使對除中國以外其它國家的現、當代文學作出準確判斷，選出其中的佼佼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臺灣著名作家龍應臺先生說得好：“由于語言是個無法克服的障礙，由于文化的鴻溝極難跨越，由于藝術價值觀不可能放諸四海而皆準，由于政治經濟的勢力導引一切，一個具有實質意義的‘世界文學獎’是不存在、不可能存在的。”[4]諾貝爾文學獎從1901年開始頒發(fā)以來，至今大約共有108位作家獲獎，其中既有羅曼•羅蘭、肖伯納、加繆、薩特、福克納、海明威、泰戈爾、肖洛霍夫等舉世公認的大師級的作家，但也有不少平庸之輩，如瑞典就曾有7位作家獲獎，其作品及其影響都平平而已。更糟糕的是，這一標榜高揚人道主義和理想主義的文學獎項，還曾授予一些與之背道而馳的作家，比較典型的是192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挪威小說家克努特•漢姆生。此人不但是一個瘋狂的種族主義者和權力拜物教分子，而且還是一名“納粹支持者”和“挪威的賣國賊”，他不但將自己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獻給了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而且曾肉麻地吹捧希特勒是“一位為全人類而戰(zhàn)斗的勇士”，說自己是“他的最親密的支持者”[5]。諾貝爾文學獎還漏掉了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以及我國的魯迅、郭沬若、茅盾、蕭紅、巴金、老舍、曹禺、丁玲、沈從文、路遙等大師級的作家。其所以如此，正如陳遼先生所正確指出的那樣，是因為地緣因素、親緣因素、政治因素在該獎評審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6]

　　吳：對于諾獎評審中的地緣因素和親緣因素，學界好像不存在異議，但對于諾獎評審中的政治因素，人們的看法卻并不一致。

　　劉：是的。劉再復就曾言說過：“他們(指諾獎評委會——引者注)的評選，不設政治法庭，不設道德法庭，只作審美判斷。”[7]無獨有偶，諾獎評委馬悅然在上海訪問期間，也曾信誓旦旦地宣稱：“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政治、友情和運氣，唯一的標準就是文學質量。”劉、馬二人一唱一和，言之鑿鑿，好像真是那么回事。然而，對諾貝爾文學獎歷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們的這些說法絕對不夠誠實。證明這一點非常容易，遠的不去說它，就以莫言獲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來說吧，瑞典文學院諾獎委員會主席瓦曾斯特伯格宣讀的“授獎辭”中，贊揚莫言“用嘲笑和尖銳諷刺的筆觸，抨擊了一個荒謬的中國近代歷史，那是一個人民生活和思想貧乏、政治制度虛偽的時代。”“他展現給我們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在那里沒有真相，沒有常識，也沒有憐憫，那里的人們既魯莽，又無助，又荒唐。”“在他對于中國一百年的描述中，我們找不到西方幻夢般跳舞的獨角獸，也看不到在門前跳方格的天真小女孩。但是他筆下中國人豬圈式生活，讓我們覺得非常熟悉。”“莫言為那些不公正社會下生存的眾多小人物而辯護，——這種社會不公經歷了日本占領、毛時代的獷戾和當今的物欲橫流時期。”[8]《授獎辭》對莫言作品內容的概括與判斷是否準確，暫且不論，但從它對“近代中國歷史”的議論中，不難看出在諾獎評委大人們眼中，包括“毛時代”在內的“中國近代史”，竟然是“政治制度虛偽”、“思想貧乏”、人民過著“豬圈式的生活”，“既魯莽，又無助，又荒唐”。他們正是基于對莫言作品的這種解讀，才將諾獎頒給他。可見其在評獎時對作品政治思想內容的重視。它清楚地表明，劉再復與馬悅然所謂諾貝爾文學獎“與政治無關”之類的說法，顯然是在蒙人。其實，否定政治因素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審中的作用，既無必要，也不明智。因為政治乃是人類社會生活的重要內容，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文學反眏人類社會生活，就難免要反映政治，特別是那些內容較豐富的作品，更是如此。所以，文學批評也必然要對作品的政治思想內容作出評判。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遜(1934——)說過：“政治視角構成一切閱讀與闡釋的絕對視閾”[9]，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也指出：“‘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不論顯得多么公允，從根本上說，它們永遠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性”[10]。這兩位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美學大師的論斷是正確的，用頗遭某些“新潮”文論家冷潮熱諷的毛澤東的話說，即“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11]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2000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高行健是一位曾用漢語寫作的法籍華人，其代表作是以丑化中國革命歷史和中國社會為主要內容的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圣經》。此人1989年10月還寫過一部名為《逃亡》的兩幕話劇，作者通過劇中人物之口，講述1989年6月4日凌晨，北京市上空“濃煙滾滾”，整個城市成了一片“廢墟”，天安門廣場“圍觀”的群眾慘遭“血洗”，并叫嚷“我們得趕緊把屠殺的真像傳出去，把斗爭擴大到全國，號召總罷工、總罷課!很快將會爆發(fā)內戰(zhàn)。”瑞典文學院關于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公報”發(fā)表后，在世界各地引起不同的反響。有著“文學評論的教父”之稱的德國評論家賴西拉尼奇在德國權威電視評論節(jié)目《文學四重奏》中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諾貝爾評審委員會的一項錯誤、丑聞，……我并不反對中國人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對評審委員會拿它當政治來濫用卻無法茍同，這應該不屬于文學的功能。”[12]臺灣著名作家陳映真寫道：“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給高行健，是西方高明的文化戰(zhàn)略，如同當年給帕斯捷爾納克和索爾仁尼琴一樣。”[13]當然，也有少數不同的聲音。劉再復就曾激情滿懷地寫道：“高行健的作品是杰作。瑞典文學院把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這一行為本身，也是一大杰作，是新世紀的第一篇杰作。”[14]劉再復之所以完全不顧事實地胡說八道，顛倒黑白地吹捧高行健和瑞典文學院，當然不會是一時看走了眼，而有其深刻的、必然的原因。他在其《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的長文中，曾不厭其繁地講述了他與諾獎評委馬悅然非同尋常的關系和受馬悅然之托將《靈山》手稿帶回北京打印，還為《一個人的圣經》寫“跋”，大肆吹捧高行健。難怪有知情者稱高行健獲2000年獲諾貝爾文獎，是劉再復同馬悅然“聯手演出”的“一場鬧劇”。[15]劉、馬二人之所以配合得如此默契，其根本原因仍然是他們竭力否認的那個“政治”。難道不是嗎?我們前面對高行健作品的政治思想內容作了介紹，而馬悅然在“89政治風波”中公開叫嚷“徹底孤立中國”[16]，劉再復當時及后來的政治表現眾所周知。正是基于這種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礎，才使得他們之間建立起高度的政治互信，因而在行動中才一拍即合。不過，他們表面不會承認這點，而是一口咬定“諾貝爾文學獎無關政治”，“只作審美判斷”，“唯一的標準就是文學質量”。然而，這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表白，又蒙得了誰呢!

　　劉再復還以俄羅斯的五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布寧(1933)、帕斯捷爾納克(1958)、蕭洛霍夫(1.965)、索爾仁尼琴(19770)、布羅斯基(1987)說事,以進一步證明諾貝爾文學院“不設政治法庭，不設道德法庭,而只設文學法庭”。據他說:'“這五人中,只有一個被蘇聯政府認可的蕭洛霍夫，其它四個人則是蘇聯政府的異端，三位流亡海外,一位拒絕流亡但也自覺放逐于革命王國之外。”[17]劉再復的這一說法貌似有理,其實又是在蒙人。上述五名諾獎得主中,固然包括了蕭洛霍夫這名“被蘇聯政府認可的作家”，但正如有專家所指出的那樣，瑞典皇家學院“排斥被他們視為極端、激烈、左傾的人，如高爾基自1918年被第一次提名以后多次被否決”,“但有時,評委會攝于世界輿論的壓力(人們強烈要求一些大作家得獎)，也不得不采用折中的辦法,如在蕭洛霍夫和帕斯捷爾納克的角逐中,他們先獎勵帕斯捷爾納克(1958年)，后獎勵蕭洛霍夫(1965年)。其實,當時蕭洛霍夫的名聲比帕斯捷爾納克大得多，成就也高得多，但帕斯捷爾納克反蘇情緒強烈，故先選中他;又怕人們不滿,再選蕭洛霍夫。”[18]上述分析，可謂說到了點上。不過,還應當補充的是,蕭洛霍夫不只是一位“被蘇聯政府認可的作家”，他同時也是一位被蘇聯最高領導人斯大林以及蘇聯文學界嚴厲批評過的作家。斯大林曾指出蕭洛霍夫在其《靜靜的頓河》中“寫了一些極為錯誤的東西”,“對塞爾佐夫、波德焦爾柯夫、克利沃什呂柯夫等人物做了簡直是不確實的介紹”，只是由于這部著作“總的傾向”是好的，所以應予肯定。[19]試想，假如蕭洛霍夫不曾受到過斯大林等人的批評,甚至還得到過斯大林的贊揚，諾貝爾文學院還會頒獎給他嗎?高爾基的文學成就并不低于蕭洛霍夫,其長篇小說《母親》被列寧贊譽為“一本必須的書”、“一本非常及時的書”[20]但諾貝爾文學院卻死活不肯頒獎給他，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劉再復企圖以蕭洛霍夫獲獎來證明諾貝爾文學院“只設文學法庭”，也只能是徒勞。

　　吳：我讀劉再復的《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等文章，覺得他把諾獎說得太好，甚至為諾獎評審中存在的問題辯護。

　　劉：沒錯。劉再復等人的辯護十分賣力，他們既為應該獲諾獎卻未能獲得的作家作品辯護，為諾獎評委會推卸責任;又為本不該獲獎的作家及其作品辯護，以維護諾獎及其評委會的權威信。但無論哪種情況，他們的辯護其實都很無力。這里不妨舉兩個例子。從諾獎設立到2012前的一百多年中，未向中國作家頒獎，這顯然說不過去，于是，一些人就辯解說，1927年諾獎評委會原本要頒獎給魯迅，并托人征求魯迅意見，后因魯迅拒絕而未實行。1988年諾獎評委會又準備頒獎給沈從文，但沈從文卻于這年五月逝世，又未成功。總之，百年諾貝爾文學獎未頒給中國作家，并非諾獎評委會的過錯，而只是一些偶然因素所致。這些說法貌似有理，實則不然。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我們先來看魯迅，1927年，瑞典一位考古探險家來中國時，曾與劉半農商量，打算提名魯迅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由劉半農托臺靜農征求魯迅意見。魯迅于這年九月二十五日給臺靜農回信，稱自己“不配”獲此獎項，諾獎評委會只得作罷。關于沈從文未能獲諾獎一事，劉再復曾這樣寫道：“一九八八年，他(指沈從文——引者)的條件已完全成熟，據說，瑞典文學院已初步決定把該年的文學獎授予他了。可惜，他卻在這一年的五月十日去世。按照文學獎章程的規(guī)定，死者是不可以作為獲獎者的。就這樣，陰錯陽差，中國失去了一個機會。”[21]事實果真如此嗎?按照劉再復的說法，諾貝爾文學獎有一套嚴格的評審程序，每年2月1日午夜前由相關專家推薦本年度獲獎作家候選人，“候選人名單每年少則幾十名，多則一百多名”，委員會對名單進行篩選，“到了五月底，便縮減到只剩下五名”，“到了十月初，院士們進行無計名投票”，才能決定獲獎人。“整個過程嚴格保密，不僅誰得諾貝爾獎不知道，即使進入前五名的名單和其他提名名單也保密的嚴嚴實實。”[22]既然如此，那么，一些人為何能在很早之前就得知諾獎評委會要授獎給魯迅和沈從文了呢?很顯然，他們不過是在玩障眼法，是乘人們不注意時，將瑞典個別人的動議偷換成了“瑞典文學院”的“決定”。這樣一來，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百年來未給中國作家頒獎這件屢遭世人質疑的事，便似乎真的只是由于“陰差陽錯”所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也不再只是按照西方標準進行評獎的一個組織，而真的是什么“舉世矚目的擁有最高聲望的文學評論機構”了。然而，這點小伎倆又能蒙騙得了誰呢!況且，魯迅、沈從文未能獲諾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真是因為魯迅曾婉拒該獎而沈從文則在評獎前去世這些原因嗎?未必。1958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蘇聯作家帕斯•捷爾納克，就曾被他拒絕[23];1964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決定頒獎給法國作家讓·保羅•薩特，被薩特以“不接受一切官方給予的榮譽”為由拒絕領取[24];1931年10月，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了瑞典詩人埃里克•阿克塞爾•卡爾塞爾德，而他卻在這一年4月8日即逝世[25]。既然上述三人都可獲獎,那么,為什么中國作家魯迅、沈從文卻不能獲諾獎呢?顯然是另有隱情。

　　劉再復知道,在百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常被非議的是邱吉爾和賽珍珠”[26]他于是選擇這倆人為突破口,竭力為之辯解,以捍衛(wèi)諾獎的權威信。英國原首相邱吉爾，是諾貝爾文學獎的一位特殊的得獎人，他雖然喜歡文學,但一生主要從事政治活動,只寫過一部名為《薩伏羅拉》(1900年)的長篇小說,專家認為“它還稱不上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27]。然而，邱吉爾在1953年卻以其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的一篇戰(zhàn)時演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消息傳開后，國際文壇輿論嘩然,認為這是“政治的需要”。對此,劉再復以贊賞的筆調援引1983年獲諾獎的英國作家威廉·高登在頒獎典禮上發(fā)表的演說辭進行辯解。高登說：“他(指邱吉爾)的獲獎不是由于詩歌和散文,而是一部質樸簡潔的敘事作品,它是真正表達人類戰(zhàn)勝和藐視一切困難的充滿真情的言論。那些經歷過戰(zhàn)爭的人們都知道，是邱吉爾詩一樣的行動,改變了一個時期的歷史。”[28]劉再復坦言他對高登的上述言論“產生了共鳴”，并且補充寫道:“人類創(chuàng)造的文學,不應當屈從于教科上的狹窄的定義,像邱吉爾這樣富有大詩意的言論,代表人類一代戰(zhàn)士征服魔鬼的精彩言論,絕對是美麗的散文，而且是閃耀著理想主義光焰的散文。”[29]這里,既有對邱吉爾“詩一樣的行動”的禮贊,又有對其“富有大詩意的言論”的褒揚，于是，邱吉爾獲諾貝爾文學獎似乎真的是理所當然、天經地義的了。但問題在于,既然叫諾貝爾“文學獎”,顧名思義,其獎勵對象應當是優(yōu)秀作家創(chuàng)作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如果突破教科書上關于“文學”以及“詩歌”、“散文”、“小說”等名詞、術語的“狹窄”定義，將“詩一樣的行動”和“富有大詩意的言論”統統囊括于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范圍，這樣一來,那個獎項還能稱其為諾貝爾“文學”獎嗎?

　　獲得1938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美國女作家賽珍珠，本名帕爾·斯登斯克里克·布克(1892-1973)，賽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賽金花”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她從小跟隨作為傳教士的父母親來中國學習、生活了一些年,創(chuàng)作了一些以中國社會生活為題材的文學作品。魯迅1931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中曾寫道:“即如布克夫人(指賽珍珠一引者)，上海大受歡迎,她亦自謂視中國如祖國，然而看她的作品,畢竟是一位生長在中國的美國女教士的立場而已，……因為她所覺得的，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30]魯迅上述對賽珍珠作品的評價可謂言簡意賅。的確，她作為一名美國人，對中國社會雖有一定了解，“但還不過一點浮面的情形”，加之她受其作為美國傳教士的父母親的影響，因而不可能深刻反映中國社會的“真相”。所以,人們對她獲諾獎提出非議,原本是情理中的事。然而,劉再復則偏不這么看,說什么“以賽珍珠為例來非議諾貝爾文學獎也未必妥當”[31]他還說賽珍珠的小說《母親》中關于中國婦女“雙重奴隸的悲劇可說是被寫得令人驚心動魂”。賽珍珠的《母親》，現在已不容易看到，但好在劉再復對這部小說的內容做了簡要的介紹，他寫道:“在她(指賽珍珠——引者)筆下中國婦女生活在雙重黑暗的夾縫中:一重是過去的黑暗——過去那種不把婦女當作人的傳統觀念多么黑暗;一重是未來的黑暗——等在婦女面前的年老色衰，被丈夫所厭棄。”[32]原來,被劉再復贊賞不已的這部小說，不過是中國歷代文學中出現過無數次的“老而又老的故事”，它何以竟然能令劉再復“驚心動魄”，不得而知。劉再復還評價道:“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中，除了魯迅之外,其他作家對中國婦女慘苦命運的描寫,似乎沒有超過賽珍珠的。”[33]真的是這樣嗎?遠的不去說,就拿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左聯”五烈士之一的柔石差不多同時創(chuàng)作的中篇小說《為奴隸的母親》來看,它“用嚴峻深遠的筆觸,通過‘典妻’制度,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野蠻、殘酷和封建道德的虛偽與墮落。它是舊中國勞動婦女的血淚史，也是對舊社會憤怒的控訴書。”[34]因而備受文學史家所推崇,稱其為“繼魯迅《祝福》之后,反映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勞動婦女的血淚生活的又一力作”[35]我們只要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與賽珍珠的《母親》加以對比則不難發(fā)現，后者在思想內容的深刻性、人物形象的鮮活性、故事情節(jié)的生動性，以及語言的運用、結構的安排等方面,都遠非后者所能企及。然而,劉再復卻置前者于不顧，將后者對中國婦女慘苦命運的反映,說成是“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除魯迅之外”，還沒有人能超過。劉再復究竟是真的看不明白，還是為了維護諾貝爾文學獎的權威性而假裝糊涂呢?

　　劉再復為了維護瑞典文學院這一所謂“舉世矚目的文學評獎機構”的“最高聲望”，可謂不遺余力,費盡心思，甚至連瑞典人的性格特征和諾獎頒獎儀式的一些細節(jié)，都被他用來說事。他從“一般瑞典人都是寬容謙和的”，說到瑞典國王“風度很好，臉上總是帶著微笑”;又從參加頒獎 的人“全部穿上禮服”，寫到主席臺上就坐人員的座位排列及其“結構的象征意蘊”;……。[36]但這些又能說明什么呢?我們知道,諾獎除文學獎外,還設有物理獎、化學獎、醫(yī)學獎與和平獎。其中物理、化學、醫(yī)學這些自然科學獎項的權威信如何,我們是外行,不敢妄加評論。至于諾貝爾和平獎,那問題可就大了去了。其獲獎者中既有動輒踐踏國際法準則、侵犯別國主權的世界霸主，又有為討好西方大國而出賣社會主義的猶大，也有破壞祖國統一的民族分裂頭目，還有秉承其西方主子旨意蓄意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政府的在押罪犯，……。上述丑類的諾貝爾和平獎獎金，也無一例外是由“風度很好,臉上總是帶著微笑”的瑞典國王親自頒發(fā)的，但這能說明他們真的為世界和平事業(yè)做出過什么貢獻嗎?

　　吳：劉再復一面美化、拔高諾貝爾文學獎及其得主和作品，一面大談他如何向諾獎評委馬悅然舉薦他的“兩位好友”——高行健和莫言，大談他早就以“黃土地上的奇跡”這樣“最高的評價”夸獎莫言，大談莫言曾稱他的“扁平人物”和“多重性格復合”等“許多精彩觀點”對其創(chuàng)作的“指導之功大焉”，……這些，都讓人覺得劉再復是想從高行健和莫言獲諾獎中得到點什么,想從中有所收益。

　　劉:沒錯，劉再復是想通過這些,把自己打扮為成文壇伯樂，為使“中國當代文學得到世界認可”做出多么了不起的貢獻。不過,劉再復的主要目的還不是這個，其主要目的在于徹底否定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和社會主義制度，實現他提出的我國應“從政治上、社會結構上和人的精神素質上全面學習西方”的主張。[37]

　　吳:您這樣講是否上“綱”高了點?是否混淆了文藝和政治的界限?

　　劉:我認為沒有。劉再復不是一個躲進書齋中搞“純學術”研究的學者,他的政治熱情向來很高。我們且不說他“文革”中從他所在的《新建設》雜志社跑到中科院社科部文學研究所去造反,帶頭辱罵所長何其芳“何其臭也”;也不說他在1989年春夏之交跑到天安門廣場和中共北京市委大門前發(fā)表蠱惑人心的演說。只講他“出走”美國后，在同李澤厚關于“告別革命”的“對話”中所謂“二十世紀的革命方式確實帶給中國很深的災難”的高論[38],以及他在香港《明報》發(fā)表的《孔雀東南飛》一文中，肆意丑化列寧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以及“革命領袖”們領導下的“中國”的謬說(詳見《明報》月刊1994年4月號)，即不難窺見其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的態(tài)度。其實，劉再復早在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fā)表的長文《論文學的主體性》中，就流露出其錯誤的政治傾向。北京大學的董學文教授曾從“‘從主體失落論’，看對‘五四’以來革命文藝傳統的歪曲;從‘主體缺乏現實土壤論’，看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tài)的呼喚;從文體革命論，看對馬克思主義的排拒態(tài)度”等三個方面，對劉再復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的政治傾向做了透視。董先生指出:“劉再復決非什么‘書生氣十足的人’，他也決不是在進行一門具體學科內部的理論探索,而是在利用學術研究大反馬克思主義”。劉再復近年來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文章和談話,也無不是在借題發(fā)揮,宣揚他那套錯誤的文藝觀、歷史觀和政治觀。

　　吳:請您講具體一點，好嗎?

　　劉: 好的。我們先來看劉再復是怎樣通過拔高諾貝爾文學獎來貶低我國革命文藝傳統的。劉再復在談到20世紀中國作家未能“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時，閉口不談瑞典皇家學院對中國及中國文學的偏見等原因,而是歸罪于中國革命文藝“太意識形態(tài)化”。他寫道:“20世紀中國文學的致命傷是它太意識形態(tài)化，尤其是30年代的左翼文學和40年代之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39]。另據他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曾出現了一批不錯的作家,“但是，其中一部分作家受時代政治風氣影響太深，使自己的作品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從而削弱了文學價值，如茅盾，他當然無法進入諾貝爾文學獎的視野”。上世紀下半葉國內產生了一群新作家，但由于受時代政治影響,文學生態(tài)環(huán)境不好，“因此,在五六七十年代,雖然出現了一些努力寫作的作家,但其努力均成效不大。這些作家自然無法進入世界性的文學批評視野。”[40]我們知道,我國革命文學是中國共產黨人適應中國革命的需要,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繼承我國“文以載道”等優(yōu)秀文學傳統而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五四”運動前后,李大釗、陳獨秀就分別發(fā)表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和《文學革命論》等，呼喚革命文學的誕生。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將文學藝術看作是一種“觀念形態(tài)”(即“意識形態(tài)”)，要求革命文藝“很好地成為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41]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指引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20世紀我國革命文學蓬勃發(fā)展，涌現出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趙樹理、柳青等一大批革命作家及他們創(chuàng)作的《阿Q正傳》《女神》《子夜》《家》《駱駝祥子》《雷雨》《日出》《屈原》《小二黑結婚》《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等優(yōu)秀作品。上世紀下半葉的“五六七十年代”,我國作家又創(chuàng)作出版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暴風驟雨》《保衛(wèi)延安》《紅旗譜》《紅巖》《紅日》《創(chuàng)業(yè)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蔡文姬》《膽劍篇》《甘庶林——青紗帳》《雷鋒之歌》《周總理,你在哪里》《哥德巴赫猜想》等數不勝數的優(yōu)秀作品。它們在鼓舞人民群眾革命斗志的同時,也使其獲得極大的審美愉悅，因而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喜愛。當年,這些作品的發(fā)行量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冊，影響了我國的一代甚至幾代人,至今仍盛傳不衰，這些，都遠非某些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所能望其項背。當然，對于某些聽到“左翼”、“社會主義”等字眼便渾身不舒服，甚至立刻撥刀相向的人來說，上述深受中國人民喜愛的文學精品,當然不會被其認可,因而“無法進入世界文學批評的視野”。就拿劉再復所謂“受時代政治風氣影響太深”的茅盾來說，其代表作《子夜》通過代表買辦資產階級典型形象的趙伯韜和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吳蓀甫激烈的矛盾和斗爭,全面反映了1929-1932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恐慌對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嚴重影響,從而以全面的、生動的事實,反映出當時中國革命的新民主主義的性質。《子夜》的政治思想內容，根本不可能被瑞典皇家學院所接受,所以,盡管它出版后好評如潮(其中包括魯迅、瞿秋白等重量級人物的贊揚)，1933年被稱作中國文學界的“《子夜》年”，但也“當然不可能進入諾貝爾文獎的視野”，但這又怎么樣!評價中國文學作品，最有發(fā)言權的是中國的廣大讀者,而不是什么“世界文學批評視野”，不是西方某個角落的幾位洋大人，我們的文學批評家大可不必仰承洋人之鼻息,唯洋人之馬首是瞻。中國社科院外國文學研究所所長陳眾議研究員指出:“撇開2012年,從最近10年獲得諾貝爾獎的名單和他們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擁抱理想主義的諾貝爾文學獎，確實大都頒給了一些有著明顯自由主義傾向的作家,這些人大都對所在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社會主義制度持批判態(tài)度，這幾乎也是瑞典學院的一貫選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這種傾向更為強烈地凸現出來。”[42]究其原因，乃是由于“西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主義的偏見依然強大,而且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將繼續(xù)存在并化生出不同的變體”[43]。面對這種現實,我們難道能夠為了“榮獲”諾獎就去迎合諾貝爾皇家學院,從而使我們的社會主義文藝改旗易幟嗎?那些口口聲聲大談特談“文學主體性”的人,為何偏偏在這一重大文學問題上,卻讓自己的主體性“失落”得一干二凈呢!

　　劉再復為貶低我國“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還將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與之對比。據他說，沈從文的“特別”“有兩個方面”:“一是三四十年代作家們都熱心于政治并使自己作品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愈來愈濃的時候,他卻逃避政治,逃避政權的干預,仰仗自然神靈的力量,專注于人性的研究與描寫，……這種選擇使他的作品冷靜而具有永恒的力量”。“第二是一九四九年之后,當其它作家緊跟政治而創(chuàng)作謳歌文學時,他卻選擇了‘沉默’，而且一直沉默到死。”四九年之后,他獻給世界的是“作家的沉默美”。[44]劉再復的這些話又是在蒙人，事實究竟如何呢?沈從文1930年前后屬于“新月派”，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華民族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沈從文卻追求所謂“純藝術”的美,走進象牙之塔。他還公開反對作家參與政治，反映火熱的現實斗爭生活，因而遭到革命作家和進步作家們的批評。當然，沈從文的《邊城》等作品，描寫湘西的風土人情,細膩淡雅,給人以善的啟迪和美的享受,其文學價值應予肯定,但不宜捧得太高，更不能為了實現某種政治目的,以此去貶低“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學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至于劉再復所謂沈從文一九四九年以后貢獻給世界的是“作家的沉默美”一說，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即被某些“重寫文學史”論者炒來炒去,甚至說沈先生是“被剝奪了寫作權利”，“絕筆于文學創(chuàng)作”，“終止了文學事業(yè)”。[45]以此來渲染中共領導下的新中國的“專制”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的惡劣。但可惜的是,劉再復們的上述說法并不符合事實。正如有專家指出的那樣:“沈從文解放后固然寫得比解放前少,但仍發(fā)表了不少文學作品。”[46];1951年寫了《我的學習》，刊于當年11月4日《大公報》;1953年9月出席全國第三次文代會，受到毛澤東和周恩來等接見，毛澤東曾鼓勵他重新寫小說;1956年創(chuàng)作發(fā)表散文《天安門前》《春游頤和園》;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出版了他的《沈從文小說選》，同年6至7月,在《旅行家》上發(fā)《新湘行記》和《談“寫游記”》;8月在《人民文學》發(fā)表散文《一點回憶,一點感想》;1959年在《人民文學》發(fā)表散文《悼靳以》，在《鄉(xiāng)土》發(fā)表《讓我們友誼常青》;1961年6月在《光明日報》發(fā)表《不怕鬼的故事》的評論。12月與華山、阮章競、戈壁舟等同游井岡山、廬山,寫出《井岡山詩抄》等，發(fā)表于1962年的《人民文學》;1963年在《人民文學》發(fā)表散文《過節(jié)與觀燈》;1958年,毛澤東曾請沈從文擔任北京市文聯主席，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周揚曾當眾宣布“北京市文聯主席的工作，我們想請沈從文同志擔任。”沈從文一聽急了，說：“這不行，我還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此事就此擱淺。[47]事實說明,解放后至文革前,黨和政府對沈從文并未打壓封殺，而是希望他寫出新作品。既然沈從文并非如劉再復所說“一直沉默到死”，所謂沈從文獻給世界的“作家的沉默美”自然屬于子虛烏有，它倒是又一次暴露出劉再復談論文學背后所隱藏著的政治動機。

　　吳:劉再復在談論諾貝爾文學獎時借沈從文說事,他真的是主張作家要像沈從文一樣“逃避政治”，專注于“人性的描寫與研究”嗎?

　　劉:我看不是。證明這一點并不困難。其一,沈從文當年主張作家“逃避”抗日戰(zhàn)爭這個當時最大的“政治”，這本身就不能不說是一種政治態(tài)度。況且,沈從文并未完全“逃避政治”。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他到了昆明,同當地出版的刊物《戰(zhàn)國策》(陳西瀅主編)“有關系”，“這個刊物的立場思想與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息息相通。”[48]這件事本身也或多或少地體現出沈先生的政治傾向。對于這些簡單的道理,劉再復想必不會不明白,只怕是他故意揣著明白裝糊涂,又在借題發(fā)揮。其二，上世紀蘇聯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五名作家中,有4名(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寧、布羅斯基)堅持反蘇反共的政治立場,他們創(chuàng)作的《日瓦戈醫(yī)生》《布拉格群島》《伊凡、杰尼索維奇的一天》等,在揭露蘇聯社會生活中的缺點和錯誤的名義下，肆意丑化蘇共及其領導的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因而遭到蘇聯文學界的嚴厲批判，但卻得到瑞典皇家學院的青睞。當人們對瑞典皇家學院此種做法提出質疑和“抗議”時,劉再復竭力為之辯護，不過此時的劉再復，不再說作家要“逃避政治”，應當“仰仗自然神靈的力量，專注于人性的研究和描寫”，也不管《日瓦戈醫(yī)生》《布拉群島》等作品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是否“過濃”，而是“變革思維方式”，大談“文學畢竟不是存在于象牙塔之中，它處在復雜的社會政治環(huán)境中”，主張作家和批評家在進行創(chuàng)作和批評時，要“表現出某種正直的、必要的道義傾向”。[49]可見，劉再復并非真的主張作家“逃避政治”，而只是要他們“逃避”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政治”,而像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布寧、布朗斯基一樣,以自己的作品為“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政治"服務。

　　吳:請您談談您對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看法,好嗎?

　　劉:好吧。莫言是一位高產作家,其作品數量之多，在當代作家中十分罕見。因此,要對其創(chuàng)作做出客觀準確的評價,需要進行全面深入細致的研究。大體上說，我比較同意這樣的看法:“莫言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不小的成就,曾給讀者帶來真的啟迪、善的熏陶與美的愉悅;但也無可否認，莫言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不小的失誤，也曾給讀者帶來假的誤導、惡的困惑與丑的惡心。”[50]對于莫言的創(chuàng)作，任意拔高或隨意貶低，都是對讀者和作者的不負責任。至于有人借題發(fā)揮,鼓吹錯誤的文藝觀、歷史觀和政治觀的做法，則更應引起我們的警惕。因為文藝批評不但可用以幫助讀者更好地進行藝術欣賞，它還往往被用作文藝思想斗爭和政治斗爭的武器。當年,沙皇御用文人和資產階級自由派人士趁列甫·托爾斯泰80周年誕辰(1908年)和托翁逝世(1910年)，掀起一場歌頌“托爾斯泰主義”的大合唱，吹捧托爾斯泰是“公眾的良心”、“生活的導師”、“文明人類的呼聲、“世界一致的反響”，但反動文人們無視托翁對沙皇專制制度、土地私有制和官辦教會的無情揭露和憤怒抗議,卻別有用心地美化其作品和學說中的反動內容——“不以暴力抗惡”和“道德自我完善”，妄圖以此來麻痹人民群眾的革命斗志。為此,列寧寫了一組論托爾斯泰的文章,正確評價托翁的功過是非，深刻揭露了反動文人們的險惡用心。

　　吳:您是否認為近年來夸獎莫言的文字中，也有類似現象?

　　劉:是的，其代表作當首推劉再復新近出版的論文和談話集《莫言了不起》(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劉再復在這部書中,借贊揚莫言，繼續(xù)否定我國的革命文藝傳統,宣揚西方錯誤的文藝思潮,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企圖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和社會主義制度改旗易幟。

　　吳:請您講具體點。

　　劉:劉再復對莫言的評價中,充滿了溢美之辭。他稱莫言和高行健是“兩位杰出的人類之子”[51]。莫言是“產生于中國的巴爾扎克似的偉大作家”[52]，莫言所講故事,“講出了巴爾扎克似的現實大畫卷，馬爾科斯似的魔幻大神奇”[53];《透明的紅蘿卜》的“文學價值絕不在《阿Q正傳》之下”[54]，《生死疲勞》“絕對是百年來人類文學的經典極品”[55];《豐乳肥臂》“是一部充分莫言化(充分個人化)的百年中國滄桑史、情感史、人性史、命運史”。[56]莫言的作品“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57]，“贏得國內各階層讀者的共鳴”[58];還說他讀了莫言的《酒國》后,“身心被搖撼得難以自持”[59]。劉再復對莫言及其作品的評價是否客觀準確，《酒國》等是否令他“身心被搖撼得難以自持”,此類問題,無法用儀器檢測證明,所以人們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放心大膽地胡說，誰也奈何不得。至于莫言作品在國內外的影響究竟如何,則是客觀存在，人們特別是評論家完全可根據所調查研究的結果，做出符合實際的判斷，任何人都休想一手遮天,欺世蒙人。那么,莫言作品的影響力真如劉再復所說嗎?莫言的同學、著名文藝評論家朱向前在談到莫言的“中篇小說《歡樂》《紅蝗》《白棉花》《父親在民夫連里》、長篇小說《食草家族》《十三步》《天堂蒜苔之歌》《酒國》等”作品時，說它們“大都讓我讀得大費周章或大失所望,從漸失閱讀快感到難以卒讀”。[60]朱文中還講了1994年他同莫言的一次會見:“交談中,他委婉地做了一點解釋，就是這幾年作品在國內不被看好，但在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西方國家翻譯不少,頗受歡迎”。[61]評論家張志忠教授論及莫言的《歡樂》《酒國》等作品時，說它們給出的生活圖景“背離了人們的切身體驗，……在中國本土,它們很難讓人們喜愛和認同”[62]。法國文學研究專家杭零寫道:“在法國，《酒國》和《豐乳肥臀》被看作是莫言的代表作。有趣的是,在國內前者初版時反應平平,后者自出版之日起便爭議不斷。”[63]另據中國新聞網報道，莫言的《豐乳肥臂》曾因內容的尖銳而引起軒然大波,“很多老作家、老干部寫文章批判、寫信上告”。[64]新近出版的論文集《莫言批判》(北京: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4月)，匯集了陳遼、賀紹俊、潘凱雄、朱向前、王干、李建軍、鄧曉芒、李云雷等40余位評論家和教授關于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檀香刑》《豐乳肥臀》《生死疲勞》《紅蝗》《四十一炮》《斷手》《酒國》等的評論文章，在肯定其成績的同時,尖銳地指出其失誤，認為《豐乳肥臂》是一部“令人遺憾的平庸之作”(樓觀云)，《蛙》是一部“華麗而蒼白”的作品(李云雷),《紅蝗》存在感覺描寫“毫無節(jié)制”的弊端(賀紹俊、潘凱雄)，“從顛覆歷史到取媚世俗”,構成了“莫言的新歷史小說的審美趨勢”(吳剛)，“理論準備不足將使莫言沒言”(常智奇)，……。(上述引文均引自李斌、程桂婷編：《莫言批判》目錄)上述發(fā)表在國內權威報刊上的權威評論家文章中透露出的信息，無情地戳穿了劉再復所謂莫言作品“震撼了國內的千百萬讀者”、“贏得國內各階層讀者的共鳴”等謊言。當然,劉再復不會同意上述對莫言作品的批評,在他看來，這些批評者不過是“一些自視不凡者,把莫言當酸果苦果，硬吞下去后不僅心態(tài)不正常，而且胃態(tài)、腸態(tài)、體態(tài)也不正常。寫起文章含醋又配辣,矯情、酸情、悲情、嫉妒情、復雜情,樣樣都發(fā)出怪味。”[65]他還將對莫言作品提出批評的人們說成是“成群結隊的鯊魚”，不斷“攻擊”莫言這條“文學海洋中名副其實的鯨魚”[66]。其實，讀者就從劉再復的這些尖酸刻薄、連諷帶刺的話中，也不難體會到國內讀者對莫言小說的評論存在較大分歧，而他關于莫言作品影響力的說法，是不顧事實的夸大之辭，又是在蒙人。

　　吳:他這樣說是過分了點，怎么可以不允許別人對一個作家的作品發(fā)表不同意見呢?

　　劉:劉再復就是這樣一個人。在上世紀80年代關于他提出的文學主體性理論的討論中，劉再復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兼《文學評論》主編，當時,“文學所內外”對劉的主體性理論“都有不同意見,但《文學評論》卻只發(fā)表贊同的文章,對批評主體性的文章則連一篇也不發(fā)”[67]。姚雪垠先生曾寫文章與劉再復商榷，劉再復便以尖酸刻薄的語言，去諷刺挖苦這位當時已80多歲高齡的老作家。[68]與此同時，他卻在他主編的《文學評論》上，發(fā)表他領導下的研究所兩位年輕人的文章，吹捧“劉再復的文章滲透著一種巨大的人格力量和理想主義精神”，“充斥”劉再復“整個靈魂”的是“浮士德精神”。[69]一些整天叫喊中國缺少民主的人,自己做起事來卻專制得很，霸道得很。

　　如同當年沙皇御用文人借吹捧托爾斯泰兜售其反動的“托爾斯泰主義”一樣,劉再復夸大莫言作品的影響力,其目的在于推銷他那套錯誤的文藝觀、政治觀和歷史觀。劉再復曾不止一次地寫道:“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性退化了,生命萎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是被層層疊疊、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后的勇敢和生機。所以,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欲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然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70]劉再復在答《亞州周刊》記者江迅的提問時，談了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對中國作家的三點“啟迪”意義，一曰“文學不應當走向概念，而應當走向生命，……莫言的寶貴之處是他最徹底地拋棄教條,最徹底地沖破概念的牢籠,讓自己的作品只磅礴著生命”;[71]二曰“文學是最自由的領域，……文學可以不理會任何金科玉律，可以‘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三曰“進行顛覆性寫作,……《紅高粱》顛覆了抗日戰(zhàn)爭的歷史;《天堂蒜苔之歌》顛覆了‘天堂’，把天堂縣寫成了地獄縣;……顛覆了市場神話,如《酒國》;顛覆了土地革命，如《生死疲勞》。總之,是顛覆了以往的‘政治權力敘事’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敘事’”。[72]劉再復上述言論概括說來，即中華民族這一“人種”已嚴重“退化”，“退化”的原因是由于被“層層疊疊的教條所窒息”，解決的辦法是“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欲望的爆炸”，方可使“垂死”的中國“恢復”其“生命”。為此,中國作家應當以莫言為榜樣,“最徹底地拋棄教條”,“不理會任何金科玉律”，進行“最自由的”“顛覆性寫作”，“顛覆以往的‘政治權力敘事’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敘事’”。如果以上概括基本符合劉再復原意的話,那么，他的這些說法則大可商榷。眾所周知,20世紀上半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前進，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建立了大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20世紀下半葉,全國人民又在中國共產黨帶領下，進行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從80年代以來，經濟建設飛速發(fā)展,綜合國力大大加強,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其間,雖然出現過不少失誤，甚至像“文革”那樣的重大失誤,但任何不懷偏見的人都不得不承認,我們的成就是主要的，中國人民無愧于“偉大的人民”這一光榮稱號。劉再復所謂我們民族出現了“種的退化”，“垂死”的“中國”必須以“性的覺醒”之類去拯救等高論,不過是癡人說夢,危言聳聽。至于劉再復希望中國作家從莫言創(chuàng)作中獲得“啟迪”,“最徹底地拋棄教條”，進行所謂“最自由的”“顛覆性寫作”一類說法,我們拋開莫言創(chuàng)作是否真如劉再復所說不談,單就劉再復為當代中國作家指出的前進方向而論,則是大錯特錯的。其道理很簡單,根據劉再復“不贊成”莫言與其他作家聯袂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幼稚”行動，以及他一再反對“意識形態(tài)”“主義”對上世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和“四十年代之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的“干擾”等言論,我們可以認定,劉再復主張“拋棄”“沖開”的“教條”和“概念”,當不是指一般的文學理論，如他倡導的“多重性格復合論”“扁平人物論”等,而是專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特別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毛澤東文藝思想和鄧小平文藝理論。我們前面說過,20世紀以來，我國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重大成就,都是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光輝指引下取得的,倘若按照劉再復的主張，將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徹底拋棄”掉,而沿著與之相反的方向去進行“最自由的”“顛復性寫作”，這樣的寫作會是什么樣子呢?對此，劉再復已經作出回答,即像《紅高粱》那樣“顛覆”“抗日戰(zhàn)爭”，像《生死疲勞》那樣“顛覆”“土地革命”,像《酒國》那樣“顛覆”“市場神論”。(莫言上述作品是否真如劉再復所說,學界意見不一，這里暫不討論)。我們承認，以往我國反映抗日戰(zhàn)爭、土地革命以及新時期實行市場經濟的文學作品中，的確存在某些不足,在反映這些歷史階段社會生活的主流時，對當時社會生活中確實存在的支流現象反映不夠或有所遮蔽,如抗日戰(zhàn)爭中的民間土匪武裝抗日、土地改革中對個別地主的不當處置以及實行市場經濟誘發(fā)的欲望膨脹等。對于這些,包括莫言作品在內的新時期文學，已進行了一些補充和糾正，這是完全必要的,它有利于廣大讀者更加全面地認識我國各個歷史階段的社會生活。但是,如果不是這樣,而是走向另一極端,將當代文學中以抗日戰(zhàn)爭為內容的《呂梁英雄傳》、《鐵道游擊隊》等，以土地改革為內容的《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河上》等以及實行商品經濟為內容的《蒼天在上》、《人間正道》等，統統扣上“意識形態(tài)敘事”、“政治權力敘事”的帽子，進行“徹底顛覆”，并以“最自由的”“顛覆性寫作”取而代之，在作品中歪曲、丑化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斗爭、土地改革以及市場經濟等，丑化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美化日本侵略者、漢奸和國民黨反動派，這就不能被看作是無關緊要的小事。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當年蘇聯以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為代表的“回歸派”作家，正是通過其《古拉格群島》、《日瓦戈醫(yī)生》等,“徹底顛覆”了高爾基、馬雅科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為代表的革命文學，他們在其作品中無限夸大蘇聯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缺點和失誤,肆意丑化列寧、斯大林和他們領導的蘇聯共產黨,因而搞亂了人們的思想,這是蘇聯解體的重要原因之一。蘇聯解體之后，索爾仁尼琴看到令人痛心的現實，一直對自己的錯誤悔恨不已。前車之轍，不可不鑒。

　　吳:劉再復等人關于諾貝爾文學獎的錯誤言論，對我國文學界有沒有不良影響?

　　劉:有的。何建明先生曾尖銳地批評近年來文藝評論中一種錯誤傾向:“那些打著所謂的‘批判’幌子的、以一面地在挖空心思丑化共產黨形象、丑化執(zhí)政者、丑化民族形象、丑化當代人民的作品，似乎異常吃香，‘評論家’和‘媒記’們紛紛為之喝彩,捧到天上。相反,誰要是正面謳歌黨、謳歌改革開放、謳歌人民群眾，卻被明里暗里貼上‘廣告’和‘吹鼓手’的標簽,即使再好的作品也會被擠出‘評論視線’。”[73]造成這種不良傾向的原因比較復雜,某些海外人士和“漂流”海外的中國人的誤導，是不可忽視的一個原因。西方世界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中國普遍懷有偏見,那些丑化中國共產黨、丑化社會主義制度,丑化中華民族的作品,滿足了西方人通過中國當代文學了解中國的愿望,于是便大量引進,為之喝彩，并予以重獎;而某些“漂流”海外、寄人籬下的中國人，也鸚鵡學舌地跟著起哄。我們不妨再舉一個例子，諾獎評委馬悅然，對山西作家李銳的短篇小說集《厚土》和長篇小說《舊址》“稱贊不已”，并積極翻譯。劉再復于是跟著贊揚道:“馬悅然是有藝術眼光的，李銳的《厚土》、《舊址》確實是不同凡響的杰作。”[74]李銳的這兩部“杰作”究竟“不同凡響”在哪里?劉再復告訴人們,《厚土》中所寫的“呂梁山下那些貧窮的莊稼漢,那些純樸中的狡黠,善良中的愚昧,那些讓人發(fā)笑又讓人心酸的性糾葛的故事,每一篇都那么純粹又那么深厚地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75]而“《舊址》則是真正的長篇，……它容下了從20年代到80年代整整一個革命歷史時代,并氣魄宏大地書寫了跨越三代人的中國革命大悲劇。”[76]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厚土》中書寫的“呂梁山下”那些“貧窮”“狡黠”“愚昧”的“莊稼漢”和他們“那些讓人發(fā)笑又讓人心酸的性糾葛的故事”,竟然能夠“純粹”而又“深刻”地展示了一個“真實的中國”呢?“真實的中國”難道真的如此嗎?《舊址》書寫的“從20年代到80年代”那“跨越三代人的中國革命”，真的是什么“大悲劇”嗎?相信任何稍有理智的中國人,對此都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而那些歌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弘揚主旋律、提供正能量，并獲得“魯迅文學獎”、“茅盾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的作品,卻往往被西方輿論和某些“漂流”海外的中國人貶斥為“宣傳廣告”、“意識形態(tài)敘事”而不予理睬。某些海外人士和“漂流”海外的中國人對我國當代文學進行是非顛倒的評判,是由其固有的立場和價值觀決定的，可以不去管它。問題是我們國內的評論界和媒體,似乎患有文化缺鈣癥，往往經不住外人忽悠，盲目跟風,于是,不少人將諾獎看作評價文學的唯一標準,將其得主說得十全十美,甚至將其創(chuàng)作當作中國文學的唯一坐標。莫言獲諾獎后，有的刊物立刻炫耀他們曾經如何積極刊發(fā)莫言的作品,有的高校馬上聘請莫言作他們的客座教授,有的出版社高規(guī)格出版劉再復評論莫言的文集……甚至連莫言高密老家舊居前種的紅蘿卜，也被一些追風“媒記”拔光。國人缺乏文化自信竟至如此地步，不但令人啼笑皆非，也不能不令人為中國文學的未來心存幾分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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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季羨林：《悼念沈從文先生》，季羨林：《故人情深》，第124頁，北京：金城出版社，1912年版。

　　[2] 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2期。

　　[3] 芳菲：《十八個人的閱讀，一個人的閱讀史》，《文匯報》，2012年12月7日。

　　[4] 龍應臺：《說大獎，則藐之——與馬悅然談諾貝爾文學獎》，轉引自李建軍：《直議莫言與諾獎》，《文學自由談》，2013年1期。

　　[5] 科倫：《漢姆生傳》，第41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1年版。

　　[6]陳遼：《理智對待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文學報》，2012年11月15日。

　　[7] 劉再復：《再說“黃土地上的奇跡”》，《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1期。

　　[8] 均轉引自李建軍：《2012年度“諾獎”〈授獎辭〉解讀》，2013年4月10日“文新傳媒網——文學報”。

　　[9] 弗·杰姆遜：《政治無意識·前言》，《政治無意識》，第1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

　　[10]轉引自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理論》，第102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11] 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論文藝》【增訂版】，第5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

　　[12]轉引自鄭凡夫：《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備忘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1期。

　　[13]轉引自鄭凡夫：《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備忘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1期。

　　[14]轉引自鄭凡夫：《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備忘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1期。

　　[15]轉引自鄭凡夫：《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備忘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1期。

　　[16]轉引自鄭凡夫：《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備忘錄》，《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1期。

　　[17]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18] 張薇：《諾貝爾文學獎的政治標準與審美標準》，《文藝理論與批評》，2001年6期。

　　[19] 斯大林：《致費里克斯·康同志》，轉引自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文藝》第306-30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版。

　　[20] 高爾基：《列寧》，轉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研究室《列寧論文學與藝術》，第41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

　　[21]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的缺失》，《北京文學》1999年8期。

　　[22]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文學的缺失》，《北京文學》1999年8期。

　　[23]吳岳添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辭典》，第78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4]吳岳添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辭典》，第88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4]吳岳添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辭典》，第78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5]吳岳添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辭典》，第47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6]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27]吳岳添主編：《諾貝爾文學獎辭典》，第282頁，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1994年版。

　　[28]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29]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30]魯迅：《致姚克》，《魯迅全集》第12卷,第272-27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31]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32]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33]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34]林志浩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第386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版。

　　[35]吳宏聰、范伯群主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第266頁，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36]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37] 劉再復、林崗：《西方文藝復興運動和“五四”運動對人的不同認識》，《人文雜志》，1988年5期。

　　[38]李澤厚、劉再復:《告別革命》，第61頁，香港：香港明鏡出版社，1995年版。

　　[39]劉再復《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第5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40]劉再復：《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第5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41]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論文藝》(增訂本)，第35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42]熊元義《重構當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家陳眾議訪談》，《文藝報》，2013年2月18日。

　　[43]熊元義《重構當代文藝理論——文藝理論家陳眾議訪談》，《文藝報》，2013年2月18日。

　　[44]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45]陳思和主編：《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第12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46]唐德亮：《〈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的謬誤》，《文學自由談》，2013年第1期。

　　[47] 凌宇：《沈從文正傳》，第189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48] 林煥平《關于文壇重排座次的問題》，《文藝理論與批評》1995年3期

　　[49]劉再復：《百年諾貝爾文學獎與中國作家的缺席》，《北京文學》，1999年8期。

　　[50] 李斌：《〈莫言批判〉序言:莫言可以批判》，李斌、程桂婷編《莫言批判》，第2頁,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51]劉再復：《駁顧彬》，《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6期。

　　[52]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答倫敦〈金融時報〉記者薛莉問》，《莫言了不起》，第9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53]劉再復：《莫言的震撼性啟迪——寫實、想象與敘事藝術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6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4]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答倫敦〈金融時報〉記者薛莉問》，《莫言了不起》，第9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5]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答倫敦〈金融時報〉記者薛莉問》，《莫言了不起》，第95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6]劉再復：《莫言了不起——答倫敦〈金融時報〉記者薛莉問》，《莫言了不起》，第9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7]劉再復：《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莫言了不起》，第4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8]劉再復：《莫言的震撼性啟迪——寫實、想象與敘事藝術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9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59]劉再復：《再說“黃土地上的奇跡”》《莫言了不起》第37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0]朱向前：《我與同學管謨業(yè)》，《文藝報》，2013年3月4日。

　　[61]朱向前：《我與同學管謨業(yè)》，《文藝報》，2013年3月4日。

　　[62] 張志忠：《論莫言小說》,《文學評論》，2013年3期。

　　[63]杭零：《莫言在法國》，《文藝報》，2013年4月15日。

　　[64] 葉開：《解讀一個真實的莫言和他的作品》，《大連日報》，2012年10月12日。

　　[65]劉再復：《莫言的震撼性啟迪——寫實、想象與敘事藝術的“三通”》，《莫言了不起》，第42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6]劉再復：《劉再復談莫言的絕對生命》，《莫言了不起》，第75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67] 王善忠：《我觀〈文學評論〉之不足》，《文學評論》，1989年6期。

　　[68] 何火任：《當前文學主體性問題論爭》，第392頁，福州：海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

　　[69] 陳燕谷、靳大成：《劉再復現象批判》，《文學評論》，1988年2期。

　　[70]劉再復：《劉再復談莫言的絕對生命》，《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4、1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1]劉再復：《劉再復談莫言的絕對生命》，《莫言了不起》，第8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2]劉再復：《劉再復談莫言的絕對生命》，《莫言了不起》，第81——83頁，北京:東方出版社, 2013年版。

　　[73] 何建民:《作家要理直氣壯地做時代進步的推動者》，《文藝報》，2013年9月23日。

　　[74] 劉再復：《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75]劉再復：《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76]劉再復：《最有原創(chuàng)性的生命旗手》，《莫言了不起》，第11頁，北京:東方出版社,2013年版。

　　作者簡介：

　　吳玉英，女，1980年出生，內蒙古呼和浩特市人，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藝學，現任內蒙古師大文學院講師。

　　劉文斌,男,1944年出生,內蒙古臨河市人，研究方向為文藝學，現任內蒙古師大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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