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一：汪暉序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黃金十年

　　這本1999年出版的英文《高家村》終于在十四年后有中文版了。

　　感謝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承擔出版本書中文版的項目，因為內地和臺灣的出版社都拒絕了。

　　根據我模糊的回憶，那個臺灣出版社拒絕的理由是，一個小小村莊的個案研究對整個中國的理解意義不大。那怎么樣才會意義大呢?把整個中國農村作為研究對象很難避免宏觀和抽象化。很難想象出一本可以用實證材料全方位地描述或分析整個中國農村的書，因為中國太大，區域差別太繁雜。宏觀和抽象的整個中國描述和分析似乎限定在某一學科范圍內更可行，比如宏觀經濟學，或是宏觀政治學。

　　本書試圖做的是：以豐富的實證資料和跨學科的方法來全方位地描述和分析一個村莊。《高家村》既是高家村的歷史，也是高家村的政治，是高家村的社會學，也是高家村的人類學，同時也是高家村的經濟學。除了用跨學科的方法解剖一個村莊，為讀者提供洞見，使讀者有一葉知秋的理解這一特點外，這本書還用每一章圍繞一個主題的方法把高家村放在中國的大背景里來描寫和分析。本書的主題包括人口、土地、教育、健康、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生活水準、改革、文化和風俗的傳統與變遷、高家村與外部世界等等。這樣讀者可以得到以點到面，從特殊到一般的理解。

　　內地的三聯書店曾考慮出中文簡體版，結果放棄了。估計是因為其中有一章是專門講文化大革命的。網上有傳聞并登載高默波為《高家村》中文版寫的序，說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那所謂《高家村》中文版的序言實際上是我2001年為《讀書》雜志寫的小文，被人誤傳了。《讀書》那篇介紹《高家村》的文章一出來就引起了《南方周末》的注意，并發出一個版面的文章，登了幾個公知的批評。我猜測，他們幾個人那時候沒有一個看過原著。公平地說，他們不需要看原著就有理由和原因批判《高家村》，因為從《讀書》的那篇文章里就可以看出，本書不是為批判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制而寫的。更使他們不能接受的是，本書沒有采取否定的態度去討論文化大革命中的農村教育和衛生健康情況。

　　大陸官方自從毛澤東去世后一直全面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這個官方定調的話語框框里，我們不少的政治和知識精英把1966到1976這段時間定義為“十年浩劫”。按照官方定的話語來構建歷史不是我們中國人的發明。但是我們不允許不同意見人說話的態度很徹底。說是“不爭論”，實際上是不讓不同意見的人爭論。我們這些寫官方歷史的政治和知識精英認為，他們把握著真理的鑰匙;他們站在道德的高地上;只有他們的經歷才是歷史的實質和原形;只有他們的意見才是歷史最正確的解釋。而且他們還毫不遲疑地宣稱，他們說的故事代表中國，是全中國人民的故事。我覺得我們應該要躬身自省，使自己明白：相對于大多數的中國工人和農村人來說，我們確實有寫歷史的特權和資源;但這不等于歷史僅僅就是我們寫的那樣或這樣。

　　中國尋求“真理”的“先知”們，包括共產黨人，從五四運動以來總體上是強調拋棄中國傳統文化的傳統;后毛澤東時代的一些“后知”們因為掌握“真理”而否定毛澤東，且進一步批判中國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這種為中國現代化而作的知識努力當然是有其原因和道理的。但是如果這么一刀切地否定過去，中國人還剩下什么呢?

　　有國人抱怨說，中國在世界上到處受抨擊，天天在挨罵。中國在世界上沒有話語權。中國沒有個說法。明顯的是，在既否定自己的過去傳統又否定自己的現代實踐、抱著怨天尤人的文化和價值虛無主義態度的土壤里，是很難發展自己的話語的。

　　作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學者，我們的研究目的不應該是媚權媚黨，不管是過去的還是當下的權威和黨派;但也不必因此就為反對而反對做研究。不管一個人的政治立場如何，他或是她很難反駁的是，中國革命是幾代人奮斗而選擇的道路。在這個過程中出現過許多錯誤和悲劇，甚至有過后看來是犯罪的行為。但同時也有寶貴的奉獻，積極的建造和由此帶來的人類條件的改善。人均壽命大幅度上升，教育和健康水平的全面改善，婦女地位的急劇提高就是例子。這是中國人為現代化而努力的結果。這些努力和成果跟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相比一點也不遜色。怎么能就因為一時達不到歷史上西方殖民國家在現時的人權和物質生活標準就全盤否定自己幾代人的努力呢?

　　《高家村》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來寫的：不為反對而反對，也不為辯護而辯護。不為哪家主義做腳注，也不為哪門理論找證據;更不服從誰的政治需要。是問題就寫問題，有成績就說成績，并盡量找出事件背后的根源。我不否認我寫本書時有我的立場。沒有立場和觀點是不可能的。我爭取做到的立場是底層的，觀點是草根的。也就是說，我想站在高家村人的立場上，以高家人的觀點來講高家村的故事。我不想也沒有資格做他們的代言人，但我想而且希望能做到從高家村的農村人立場和觀點來看待和理解身邊發生的事。我希望這么做的第一個原因是，我是在高家村出生和長大的。第二個原因是，我認為這立場和觀點與城市人，與中國精英文人的觀點和立場是不一樣的。

　　《高家村》所寫的時間跨度是從1949年到1996年。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中國農村出現很多新的矛盾和問題。比如，農村的教育和健康條件每況愈下，苛捐雜稅名目繁多，沉重地壓在農民的肩背上使他們喘不過氣來。這些在《高家村》里反映出來了。但是到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情況大有好轉。其中最有象征意義的是取消了農業稅。這可是中國兩千多年歷史上的第一次。這也同時堵塞了地方政府以任何名義征稅的路子。更可喜的是，對農業生產開始了有系統的補貼和資助。同時，中國政府對農村的教育、衛生和社保的改善采取了措施，進行了投資。《高家村》英文版1999年出版，所以中國農村情況后來的改善沒反映出來。2007年夏威夷大學出版社出版英文再版簡便本的時候還是保留了英文版原來的時間跨度。沒能反映后來的變化是不理想的。再者，很多《高家村》的讀者都想知道高家近期的情況。為此，《高家村續》正在寫作之中。

　　最后讓我借中文版出版的機會鳴謝。首先要感謝的是高家村的鄉親們。沒有他們就沒有這本書。他們一輩子過著沉重悲辛的生活，但是卻態度坦然，樂觀向上。書中提到的他們雖然大多是文盲，但他們的智力和聰明一點也不比我所認識的中國精英差。他們過去有，甚至現在還有很多我并不以為然的習慣和行為，但他們的“素質”絲毫不比我所知道的“先進”西方國家里所謂文明公民的低。我還要特別感謝我弟弟高常獻，因為他實際上做了我研究高家村的助手。我也得感謝將原本英文翻成中文的章少泉教授。讀者一看就會同意章教授的譯文無懈可擊。不但行文流暢，而且保留了原來英文的風格。我也要感謝同時兼職于中國社科院和清華大學的何吉賢博士。何吉賢博士不但在2011年組織了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社科院的一些年輕學者和研究生的讀書班通讀了《高家村》，還幫我做了中文版的譯校工作。剛剛在阿德萊得獲得博士學位并得到研究生院院長優秀論文獎的謝葆輝也抽出時間為本書的最后定稿做了細致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謝茂松和林驍的敬業精神為這本書的出版出了大力。當然還有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其他同仁們，在此我一一衷心感謝。最后，感謝出版社邀請的兩位評審學者對本書的肯定和推薦出版。書中有根據他們寶貴意見作出的修改，但是如果書中有錯的話，當然是我而不是他/她們的責任。

　　2013年4月24日

　　附一：汪暉序

　　大概是在2000年，我偶然地讀到高默波的一篇英文論文，對至今仍然流行的關于“文革”的十種觀點一一加以辨析。作者集中于一些根本問題和基本事實的辨析，探索被裝扮成反意識形態的意識形態所遮蔽的真相，卻并不認為自己已經得出了天經地義的結論。他的勇氣、坦誠和明晰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托朋友找到他的電郵地址，冒昧地給他寫信，建議他將這篇文章翻譯為中文。默波很快回信，并將翻譯好的論文寄給我，但當我拿到這篇文章后，才發覺在出版了各種有關“文革”的思痛錄的中國，默波的思考是無處發表的。我心有不甘，轉請他寫一篇關于他的英文著作《高家村》的文字，他爽快地答應了。2001年初，《讀書》雜志第一期發表了默波的《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在此前后，《讀書》雜志正在展開有關“三農”問題的討論，默波的文章從歷史敘述的脈絡講述了當代中國鄉村問題的來龍去脈，引起許多讀者的關注。2001年3月29日，《南方周末》以“質疑《高家村》”為題，發表了徐友漁、黨國英和焦國標的三篇文章，將高默波從他的切身經驗中提煉出的有關歷史敘述的反思，提升為“文革究竟好不好?”的問題。這場在南方媒體產生的軒然大波，終于將遠居海外的默波卷入了中國知識界和媒體的混戰之中。

　　十多年過后，有關《高家村》的那場風波只是與此后《讀書》的遭遇一起偶爾被人提起，但讀者們對于《高家村》的興趣卻沒有像圍繞它的風波那樣黯然消失。這不是偶然的。在當代中國研究中，《高家村》一書是一部獨特的、對于歷史敘述抱有高度自覺的著作，一部帶有鮮明的論戰性卻以親切的、直接的描寫展開敘述的著作。默波選擇了鄱陽湖畔的高家村作為歷史描述的中心點，分兩個時期，即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1978年的毛澤東時代和1978年至1990年代初期的改革時期，詳細探討當代中國的農村變遷。作者綜合了人類學的“深描”、歷史敘述、個人故事和宏觀歷史的方法，從一個村莊的歷史出發，從許多不同的方面挑戰了在當代中國和世界流行的關于中國的諸多主流敘述。高家村是作者的家鄉，這為作者對這個村莊的奧秘進行反復的、多層次的描述提供了方便，而作者早年負笈海外，諳熟西方的中國研究和中國的各種主流敘述，他對這個村莊的描述也因此被置于一種特殊的辯論之中。這種辯論沒有采用抽象的理論討論的方式，而是以對具體經驗的“深描”呈現的。全書共十四章，除了第一章有關中國農村研究的一般概述外和第十四章結論之外，作者對高家村的歷史背景、水土資源和農村政治、人口和政治、農村生活狀況、農村醫療衛生、農村教育、文化風俗等等給出了極為生動、具體、豐富的描述。正是在這樣豐富具體的描述之上，作者從中國農村及其變遷的角度，對于當代中國歷史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經濟改革——的動因、過程和影響，進行了誠實的、獨辟蹊徑的分析和描述。概括地說，《高家村》對大躍進的描述澄清了許多流行但并不可靠的說法;在為數眾多但視角單一的“文革”著作中，這是一部立足于農民命運和農村經驗的作品。作者珍視農民的經驗、感覺和判斷，但也并不缺乏宏觀的判斷。在某種意義上，他熟悉論辯對手的套路和角度，而針對他的批判者卻缺乏理解他的討論和視野的能力和愿望。從《書寫歷史：〈高家村〉》一文發表，有關中國鄉村轉變的爭論就沒有停息，這部著作對于當代中國鄉村兩個時期的變遷的描述、比較和判斷，直接地回應了有關鄉村改革的主導論述，至今仍然能夠提供有益的啟發。無論是讀默波的書，還是聽他談話，那種對于歷史和歷史敘述的敏感，最讓人印象深刻——默波無疑致力于提供一種立足于經驗和思索的“人民的歷史”，但也因此，他對于各種以客觀性、反意識形態相標榜的敘事保持著難得的、始終一貫的警覺。

　　總之，這是一部文字流暢、生動、親切而不失學術嚴格性和客觀性的著作，一部提供了理解共和國歷史的獨特視角和洞見的不可多得的著作。

　　2013年4月20日于清華大學10公寓

　　附二：高默波：文革十年是黃金十年

　　2005-06-20 高默波

　　書寫歷史：《高家村》序

　　魯迅說過，地上本無路，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其實，歷史何嘗不是如此。歷史本無所謂有，也無所謂無，有人寫了，讀的人多了就成了歷史。世界上沒有先天的、自然的、超越視覺角度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這樣說就涉及到歷史學中的兩個理論問題。一個理論問題是，一些簡單的所謂事實并不構成歷史。比如說誰什么時候死了或地震某年某月某日發生了，這樣的事實孤立地看并沒有什么意義。流水賬記錄不是歷史，歷史是一種知識。另一個理論問題是，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歷史是由勝利者寫成的是人所共知的，但真正理會這一點的人并不一定多。馬克思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思想以及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的說法都與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的理論有關。

　　讓我先舉一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理論問題。毛澤東于1976年9月9日去世，唐山大地震發生于1976年7月8日。但是，對這兩個簡單的“事實”也是有爭辯的。臺灣當局會說事件發生在民國八十七年;按照中國的陰歷這兩件事是發生在龍年……按照藏歷是……等等。但這僅僅是史學方法問題的開始。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以上提到的兩個日子本身孤立起來只是數字。這兩個日子本身也可能提供一些信息，比如地震提供人命傷亡和財產損失的信息，重要人物毛澤東的死亡將導致中國政局不可預料的變化的信息。但是，即使是這樣簡單的信息也需要進一步的闡述或接受數字的人已經有足夠的知識。比如對后一種信息來說，至少要對毛澤東有一定的了解。對毛澤東一點兒不了解的人是感受不到毛澤東的離世影響中國政局這一信息的。所以簡單的事實并沒有什么意義。只有當有人把毛澤東去世與唐山地震這兩個日期連在一起并用一種理論來討論的時候，這兩個日子才有意義。比如毛澤東去世后中國民間有人說，怪不得唐山地震那么厲害，它預兆了毛澤東的死亡。解釋這兩個事件的內在聯系的理論就是中國傳統的天命論。這樣一解釋就成了知識，我們也就為這兩個事件寫了歷史。中國歷史書上有很多這樣的寫法。

　　《高家村》

　　拙著《高家村》也是一種歷史。我也在制造知識。本人不是科班出身的歷史學家，在寫《高家村》的時候用了超學科或是多學科的方法，既有人類學的方法，也運用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和理論。算是為平民寫歷史。本書先簡略地介紹了西方英語著作中研究中國農村的一些主要論著，然后介紹了高家村的地理環境和時代背景。從內容上來看《高家村》是討論高家村從1949年到90年代中期的變遷，本書的主要內容都是根據主題而寫的，每個主題自成一章。這些主題包括：土地、水域與地方政治，人口與政治，生活水平，農村衛生，農村教育，大躍進，“文化大革命”，改革，移民打工，風俗習慣的變化和延續，高家村與外部世界。

　　《高家村》的寫作有助于說明第二個理論問題，即不同的人寫不同的歷史的問題。因為我是在農村出生長大的，也因為我的父母一輩子是貧困農民，我寫《高家村》的時候是站在貧困農民的立場上來寫的。這就不同于地主和富農出身的人所寫的歷史，也不同于出身于知識分子家庭的人的立場和觀點。同樣的道理，這也不同于過去的或現在的，受過打擊的或沒受過打擊的中國共產黨當權派的立場和觀點。

　　自從80年代以來，國內外許多中外文寫成有關那段歷史的傳記、自傳和回憶錄陸續出版。國內出版的太多，所以這里只舉幾個國外的例子。有從知識分子立場和觀點出發的《失去的一代》;有從農村地主的立場和觀點出發的《閣樓》;有從受過打擊的當權派立場和觀點出發的，發行量多達五百萬的《鴻》。如果說，這些著作都反映了當代中國歷史的話，那《高家村》的歷史與這些人寫的歷史是不同的。再以《高家村》為例。

　　當代中國農村和農民

　　首先從農村居民生活水平說起。從物質上看，高家村人的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確實很低。在最困難的時候比如1960年高家村人的生活比1949年以前任何人們可記得的年代還差。我自己在高家村住了23年，一直買不起做夢也想買的一雙雨靴和一個手電筒。但我一脫離農村戶口時就可以買得起了，而那時我已經不需要這兩樣東西了。80年代以后，我的鄉親的生活水平確實有很大的提高。現在高家村人不但穿雨鞋，還穿皮鞋。年輕人穿西裝，扎領帶，戴墨鏡。自行車、手表和電視機也不稀罕。那么我們應怎么解釋這種對比呢?也就是說我們怎么寫這一段歷史呢?

　　最流行的解釋就是，農民生活水平在80年代以前低是人民公社制度的必然結果。因為大鍋飯挫傷了農民的積極性。這實際上是說農民偷懶的學術詞。這種解釋很邏輯地下結論說，80年代以后生活水平提高了是因為改革開放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力。著名的經濟學家林毅夫就是這么說的。這種解釋的理論基礎就是經濟理性主義。這種解釋是多么方便和輕松啊。

　　問題就在于太方便太輕松了。我的解釋與這不同。人民公社制度挫傷了高家村人的積極性了嗎?經濟理性主義的一個假設是，只有產權分明才能帶動生產投人的積極性。即使我們同意這假設，什么是產權分明的問題并不那么簡單。根據我對高家村的觀察和研究，對一個只有十幾戶的生產隊里的農民來說，他們對生產隊的擁有權意識是很明確的。生產隊里有一整套的評工記值和質量監督措施。在熟悉了這一套機制且能預料自己行為后果以后，高家村的人干活是努力的。有沒有平均主義?每個人都是評工記分、評投入(包括能力和努力的程度)記值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沒有平均主義的。只有從生產隊每個成員都必須分到同樣的基本糧食(叫作口糧)這一點上來說平均主義是存在的。

　　那么投入多與投入少的生產隊員之間的差別是怎么處理的呢?到每年年終結賬的時候，投入多于所得的家庭叫長錢戶，投入少于所得(比如說主要勞動力長期生病或孩子太多)的家庭叫短錢戶。一般情況下是：短錢戶的家庭付給長錢戶一些錢或實物(比如用來過年的豬肉)，如果生產隊年終有錢就分給長錢戶而不給短錢戶。但在不少時候，短錢戶拿不出錢，而生產隊也沒有現金給長錢戶。在這種情況下，長短戶的賬就都掛在那兒，這叫無法兌現。在這種情況下就似乎存在“免費午餐”的問題，但高家村的農民并不一定是這么看待掛賬的。長錢戶把掛賬看成是投資;短錢戶把這看成是借債。這個賬掛在那兒，有時一掛就是幾年。因為長錢戶說不定明年會變成短錢戶，誰能保證你家人不生病?短錢戶的孩子大了就會有更多的投人。還有其他的辦法處理長短錢戶之間的差別。比如長錢戶平時可以向生產隊借些現金買東西什么的，短錢戶就不能借。還有如村前的水塘里抓的魚只分給長錢戶而不給短錢戶，因為魚不是基本口糧。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出，沒有簡單的大鍋飯，也沒有簡單的產權意識，因此也沒有簡單的理由說在公社制度下的農民不積極投入。那么怎么解釋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別呢?怎么解釋80年代前的定量供應和80年代以后的物質豐富呢?基于我對農民的了解，我認為農民沒有偷懶，所以不認為大鍋飯的理論是令人信服的解釋。我立足兩個問題來解釋。一個是資源與人口的關系問題，另一個是國際環境與中國經濟發展策略問題。

　　先討論第一個問題。高家村的資源除了人力以外只有土地和水域。從1949年以后，這兩種資源不但無法擴大反而逐步縮小，比如生態環境的破壞使水域資源減少。可是同時人口卻增長了一倍多。也就是說，僅僅保持1949年同樣的生活水平，產量就要提高一倍多。高家村是這樣，全中國也是這樣。高家村要依靠越來越少的資源來養活本村越來越多的人。不但如此，由于中國城市人口也在成倍地迅速增長，高家村的人和全中國的農民一樣還要為越來越多的城市人口提供糧食。為了做到這一點，國家強行規定，不管高家村生產多少糧食，除了每人的定量外其余全部以國家規定的價格賣給國家。于是，農民投入是多了，生產量也提高了，可生活水平卻沒有提高。

　　當然，我這樣解釋還遠遠不夠。有人可能會提至少三個問題。第一，80年代以后每年有近億農民出外打工，而農村生產倒比80年代以前好。這么多剩余生產力只能說明大鍋飯沒有發揮農民的積極性。第二，80年代以后總的來說全國農產品年產量是比80年代以前多。如果不是分田到戶解放了生產力，原因是什么?第三個問題是，全中國的資源與人口的關系并沒有在80年代以后變得更好，可物質豐富卻是無可爭辯的事實。這個怎么解釋?

　　我先來回答第一個問題。首先，我認為80年代以前的剩余勞力并沒有現在這么多。因為高峰時期出生的孩子那時還沒有長大。其次，毛澤東時代的大興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利用了大量的剩余勞力。再者，就高家村的情況來看，現在留在村里的老幼婦“殘”對農作物的時間投入大大地多于同類農村居民在公社時期的投入。因為年輕力壯的人出外打工了，他們不得不日夜苦干。所以，80年代前后農村居民對農業的工時和精力投入并不如我們想像的那么簡單。

　　談第二個也就是農產品年產量的問題。從兩個方面來說，80年代以后產量比前期多是不能同前期的發展和努力分開的。第一個方面是，前期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為后期的產量提高打下了基礎。第二個方面是，80年代后期產量提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靠新的技術投入，即化肥和農藥的投入。一直到80年代初，高家村的化肥和農藥都是要靠國家計劃定量供應的。而現在呢，只要有錢，要多少有多少。我們不要忘記，中國幾個大型化肥工廠都是在80年代以前建立的。這說明，80年代后期沾了前期的光;同時也說明，如果公社時期有足夠的化肥的話產量也會更高。

　　以上這一點正好與回答第三個問題有關。在中國人口與資源關系并不是更好的80年代以后卻為什么物質豐富呢?這是兩個時期不同的經濟發展策略的結果。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國家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策略的問題。值得一提的是，在共產黨奪取政權并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1949年，中國是個一窮二白幾乎沒有什么工業的國家。在朝鮮戰爭后的冷戰世界環境里，中國不但得不到西方先進國家的援助，而且還受到各種各樣的制裁和排斥。與蘇聯交惡以后情形更為嚴峻。在這種形勢下，盡快地發展工業，尤其是重工業是最容易被選擇的經濟策略。發展工業的資金從何而來?來源于對農民最大限度的剝奪。這剝奪是靠一整套措施來實行的：戶口制度、商品的定量配給、農產品的統購統銷、工農產品價格的剪刀差等。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工人的勞動力而又不需增加工人工資，國家為城市人口提供了一整套福利措施，包括廉價糧油供應、免費住房、醫療和衛生、終身職業、職工退休金及全部就業。

　　到80年代以后，由于國際環境的改變，更由于國內重工業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經濟發展的策略很容易有新的選擇。這就是大規模發展輕工業的同時吸引外國投資和技術。于是國家為發展工業而對農業的剝奪就可以減輕了。于是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開始縮小，這表現在80年代初對農產品的大規模和大幅度的提價。這種經濟策略的戰略大調整馬上帶來兩個明顯的后果：一個是生活日用品的越來越豐富，一個是農民的收人提高。這種戰略大調整的經濟后果可以說與分田到戶這種不倫不類的私有化沒有關系。

　　正因為這樣，農村的好景不長。1985年以后，由于其他生產資料產品價格隨著上升，農產品提價的好處很快就被抵消了。加上農村基層官員對農民的剝奪和各種類型的苛捐雜稅，現在在農村靠種田已經無法生活下去了。那么，高家村的人是靠什么維持著比80年代前好的物質生活水平呢?是靠出外打工的年輕人的血汗錢。在《高家村》一書有關農民外出打工的一章里，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打工農民生活是多么辛酸，他們的匯款對他們老家的經濟又是何等關鍵。

　　我在對高家村的研究中還發現了一個表面看來很矛盾的現象。那就是，在當地農村物質生活水平比毛澤東時代提高很多的情況下，不論是基層官員還是普通老百姓都很懷念毛澤東。對這現象，自由主義的精英教導我們說，那是因為農村人封建愚昧。農民不知好歹，不知什么是自由，他們需要皇帝來效忠等等，等等。

　　其實，情況正好相反。我的研究和我的經驗證明，“文化大革命”中那么多過激的愚昧的行動既不是農民發明的，農民也沒有跟著去做。高家村的人沒有跳“忠”字舞，也沒有搞早請示晚匯報。打老師也是所謂受教育的人干的，農民是反對的。農民對村里的地主富農也是同情的。他們對階級斗爭要么是不理解，要么是消極抵觸。他們對從城里下放去的干部和知識分子非常地尊重。另一方面，在毛澤東時代他們也吃了很多苦。比如，農閑時寒冬臘月他們被動員去搞水利建設;他們的風俗習慣被稱為封建迷信而受壓制;他們的家族宗譜被燒掉;他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但沒有提高多少，而且在大躍進時鬧了饑荒。高家村雖然沒有死人，但那饑荒卻是史無前例的。

　　那么他們為什么要懷念毛澤東呢?因為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好多少。世代貧苦的生活使他們知道世界上的事情不總是那么順利的。跟精英相反，他們不覺得他們理所當然地得過好日子，好日子是靠辛苦勞動所得的。所以他們看問題看得比較全面。毛澤東時代給很多人帶來了尊嚴。在毛澤東時代，很多下層貧苦人社會地位提高了，婦女地位提高了，教育水平提高了，健康水平提高了，國家意識提高了，社區意識提高了(因為人民公社體制使他們知道，人們可以組織家族以外的生活)，文化意識提高了。

　　這一切跟精英們的歷史是不同的。在精英們制造的歷史中，“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可對高家村的農民來說，“文革”卻是毛澤東時代的黃金時期。“文革”是教育的最好時期，因為正是在這時高家村第一次辦起了一至三年級的小學。于是這個村歷史上第一次全部學齡兒童人學。“文革”時也是衛生的最好時期之一，因為赤腳醫生制度使農民看病方便且便宜。血吸蟲病第一次有效地得到了控制，嬰兒死亡率第一次大大地下降，人均壽命大幅度提高。對精英來說，“文革”使中國變成了文化沙漠。但對高家村一帶的農村來說，“文革”是當地文化的史無前例的最好時期，因為農民把樣板戲翻了個版，用本地的傳統曲子和語言來改造樣板戲，并自己登臺表演。他們自編自導自演自己設計服裝，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來豐富當地的文化生活。村民也能第一次參加有組織的體育活動。村與村的年輕人組織籃球之類的體育比賽，這也是史無前例的。在民兵訓練的時候農民第一次拿到了真槍實彈。年輕人有史以來第一次自由地、不需要介紹人地談戀愛，因為集體生活為他們提供了在一起生活并互相了解的機會。

　　所以，農民對過去的懷念不是因為他們比精英們愚昧。他們的思想感情是根基于深刻的社會基礎的，他們沒有受到“文化大革命”對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精英那樣的打擊和迫害，他們的思想感情當然不一樣。同樣，他們對80年代以后的思想感情也是根基于深刻的社會基礎的。的確，80年代以后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比以前高，而且農民現在有更多的行動和宗教自由。但隨之而來的也有更多的新問題。比方說，越反越厲害的官員腐敗，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而制止不住的苛捐雜稅，令人不安的社會治安問題。農民是這些問題的直接受害者。他們有出去打工的自由，可那是一種沒選擇的自由。十幾歲的孩子遠離家門，很多在沒有安全和衛生保障的條件下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而掙得十幾或二十塊錢。這是什么樣的自由?

　　在這篇文章里，我先討論了寫歷史以及與之相關的兩個理論問題。一個是什么是事實的問題，一個是歷史由誰來寫、為誰而寫的問題。對第一個理論問題，我的觀點是，寫歷史從來就不是把事實找出來然后記錄下來，因為世界上沒有不包含理論假設的事實。對第二個理論問題我的觀點是，對同一個事件，不同的人由于出發點不同會寫不同的歷史。然后我介紹了拙著《高家村》。此書雖然不是正宗的歷史書(就像很多目前流行的傳記和回憶錄不是正宗歷史書一樣)，也算是為中國農民寫歷史，算是“草根”歷史的一種努力。接著，我以農民80年代前后生活水平對比為出發點，就生活水平差別的原因、人民公社體制、農民生產積極性、農產品產量等問題提出不同于主流經濟學所提出的解釋。我的解釋是基于人口與資源的關系和中國經濟發展的不同策略這兩點的分析而成立的。由此我就談到了高家村農民對毛澤東時期，對“文化大革命”不同于知識分子及政治精英的態度和思想感情。這種不同也反映在目前打工農民的遭遇上。最后我要說明的是，我所說的精英是要有界定的。對“文革”的態度和思想感情是指受過打擊和迫害的知識分子和政府官員，對中國農村形勢的估計(包括人民公社和現在打工農民的遭遇)是指一些知識分子、政治官僚和主流派經濟學家。我們必須看到，很多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包括受過打擊的)也為農民說話。

　　本文是學者高默波2003年的新書《高家村》的序言，高默波現在是澳大利亞塔斯馬尼亞大學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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