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文革”屢屢被“特別是”惡意中槍

　　——評：“ ‘文革’不幸又中槍:學者稱反思文革有助于防止出薄熙來似人物”

　　“文革”過去三十多年了，僅僅是持續了十年時間，并還被當時社會一些別有用心的權柄操持者作惡意誤導，被“特別是”以后的權力當局作徹底否定，被某些人出于一己私欲而主觀臆斷為所謂“浩劫”，被無恥文人與所謂主流煤輿定向轟炸、不遺余力作持續妖魔化長達三十多年的一次遍及全社會的大運動，文革仿佛挖了誰的祖墳似的，總會讓一些人耿耿于懷、銘記于心。

　　對于后來“特別是”習稱“浩劫”的文革，都已如此被翻翻揀揀污蔑、謾罵、詛咒于置之死地了有人心里感覺還不會后快；都已被反復聲討、被一再重復妖魔化了有些人心里還猶有后怕之感；還害怕“文革”或與其相似的社會化大運動再次復來，所以，才不惜總是以別有用心的槍口瞄準了被歪曲其意的“文革”運動，依仗強勢于一時的后臺背景勢力，以信口開河、受鼎盛私欲左右而無妄作別有用心歪曲與不遺余力妖魔化言論為險惡子彈，肆意扣動絲毫不受限制與約束的扳機，對幾十年前的那次社會化大運動屢屢瘋狂槍擊……更借此以捍衛一個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更以此來打擊、壓制、抹殺一個特定社會的意識與思想覺醒之火。

　　所以，總有一些無聊、無恥、無良的喪卻良知之輩抑或是狗屁不通、人云亦云，唯威權為是的利欲熏心之輩，總是不忘時不時地要拿“文革”作文章，借以聲討與再批討“文革”從而來達到一種既定目的；也以此來竭力維護一個特定社會的那樣一種貌似穩定的所謂不變勢態；更還一石雙鳥借此做政治“站隊”向威權獻媚、搖尾乞憐，還借此打擊社會弱勢群體的意識復蘇。

　　即如該文開篇所說：【《新京報》1月25日發表專訪美國教授徐賁文章，稱“對‘文革’做深入的反思，不僅有助于防止出現像薄熙來這樣的人物，而且也有助于警惕‘文革’幽靈死而不僵，一有風吹草動，便借尸還魂。”2013年，“文革道歉”層出不窮，2014年剛一開始，“文革”又中槍了。為何“文革”會成為主流媒體和精英們的眾矢之的，為何“文革”頻頻中槍？引人思考。】

　　……

　　我們明白，所謂“文革”之所以屢屢中槍的深層之因，就正在于“文革”是取締與打擊少部分人因無盡貪婪之心所致的利用職權所能而多貪多吃多占之歪風邪氣，而“文革”旗幟鮮明維護的就正是占社會最多數底層人民的利益。也正因了這個根本所在，“文革”在一開始就受到別有用心者的誤導，而正是由于上述別有用心誤導，才導致“文革”出現局部變亂，出現一些本可避免的負面因素，也由發起之初的“文斗”演變為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武斗”，也才由發動人民斗體制內當權的走資本主義道路“走資派”勢力被翻云覆雨誤導為社會底層間互斗。從而才出現了一些慘絕人寰的人間慘案發生。談及“文革”，反思“文革”，上述之因都是繞不過的必談之處。但“特別是”以來的聲討與所謂反思“文革”者，卻不約而同的、彼此心照不宣刻意繞過這些導致“文革”作偏航發展的深層之因，只用“特別是”以來所謂主流煤輿蓄意蠱惑、喧囂的“文革”真相，只以極少數個例事件為所謂反思依據，其深處用心還是將錯就錯，借以所謂個例“浩劫”來徹底否定“文革”。企圖竭力維護一種依靠高壓態勢與軍力維穩而勉強促成的一種貌似河蟹社會態勢，企圖不變固化一種社會分配格局，企圖永遠壓制社會底層的思想之火萌發。

　　中國還有句古話，叫賊不打三年自招。但有時候連三年也用不了的。即如上述那段話里，稱對“文革”做深入的反思，不僅有助于防止出現像薄熙來這樣的人物，而且也有助于警惕“文革”幽靈死而不僵，一有風吹草動，便借尸還魂。且不談什么“文革”幽靈死而不僵令有些人深感憂心恐懼，只看這句話前面關于薄熙來的類比，我們就應明白原來薄熙來之所謂貪腐并非導致其步入秦城之因，而薄熙來之任上的一些做法讓有些人不免聯想起“文革”了，他更傷及或威脅到某些既得利益者的切身利益，所以，名曰貪腐，實為“余孽”入罪才是薄案被鑄成的根本之因。

　　“新京報”的受訪者徐賁，據該文透露，其曾讀于復旦大學，乃是馬薩諸塞大學文學博士，曾任教于蘇州大學外文系，現任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新京報”在此采訪的又是一個神馬東東？一大串頗為繞口的地名與學院名稱表明其雖是土生的華人，但已與時俱進出去用身體與外作接鬼了。但身在外域心里尚惦念國內，仍不忘攻擊“文革”以表明其政治立場。據其自表的個人著作如《懷疑的時代需要怎樣的信仰》、《政治是每個人的副業》、《聽良心的鼓聲能走多遠》等等，恕筆者孤陋寡聞，非但不曾讀過，甚至于還是第一次聽說。但遑論其怎樣的高談闊論作“信仰”、“政治”還有“良心”等等話題，單以其生于中國，受教于中國（曾讀于復旦大學），卻飄洋過海服務于美國（現任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我們就能明白他的所謂“良心”還能幸存幾何。他選擇了美國居住與工作，其首要條件與美國為其提供優厚報酬大約不無關系。如此趨炎附勢之徒，還大言不慚奢談什么良心？試問，中國人的良心他又還有多少？

　　看一個國家是否興盛，看一個政權是否有凝聚力，看一個社會是否孕育了無窮希望，從一些不起眼的事件即可得出結論。建國初期，新中國百業凋零，百廢待興，一個飽經戰亂、戰爭傷痕累累的苦難民族，一個被后來精英們極力詬病為沒有經過選舉而來的所謂不合法政黨，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之下，卻呈現出欣欣向榮、萬物復蘇的喜人景象。那時候，許多在海外就學、工作的知識分子，在祖國最需要的時候，毅然拋棄了國外優厚的經濟報酬，并沖破境外陰謀勢力與國民黨的人為設阻，歷盡艱難都要回到祖國建設新中國。那時候，是為“特別是”精英極力污蔑與妖魔化的所謂“專制”“落后”甚至于“瀕臨崩潰”局面的一個社會，但為什么那樣的社會卻能有那樣大的吸引力？而“特別是”據自稱是進步、發展甚而還是更民主與人性化，但為什么大量的人才都作外流？學業有成的出去，“先富”了的出去，高位特權者自己不便于卻讓親屬子女都出去，倘以表象化眼光看，一個社會的所謂精英群體都爭先恐后出去了，非但人走，連財富、知識一起帶走。那么。留下的又是什么？一個怎樣的社會環境？一個怎樣矛盾此起彼伏、四處萌發的社會？

　　還好意思談“文革”？還好意思不加任何限制地聽任控訴與妖魔化“文革”？

　　一句話：“文革”不利于持權掠奪。“文革”不利于高高騎在人民頭上肆意揮舞皮鞭。一旦“文革”再來，他們又焉能再持續今日人上人的驕奢淫逸生活？

　　當然。“文革”之運動，以事后諸葛亮的眼光觀察，是存在許多值得改進與能夠避免的負面之因。即如該文圖示的標語之下的三個女青年作出那樣一副姿態圖，說實在的，對其我也甚感厭惡的。即使宣傳畫，也不至于要弄成這樣的作做之態？要表達對領袖的忠心，難道就依靠如此一種矯揉之態的表達？難道毛澤東同志真的喜好這樣？而以毛澤東同志當時在中國乃至世界的威望度，難道不跳“忠字舞”，不唱誦“語錄歌”就有損于毛澤東同志的形象？

　　這樣的形式主義又是誰才是始作俑者？

　　單論清廷退位之后的社會大事件，可謂多矣。即以所謂“浩劫”而論，無論是中華民族還是中國人民，受到的社會荼炭可謂多矣。即如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血腥殺戮，即如舊社會剝削階級對工農階層的殘酷壓榨，其導致的社會惡果遠甚于“文革”多矣。但對于日本侵略者，有人都一再聲言不延續仇恨；對于舊社會的剝削階級以及維護剝削與壓迫制度的國民黨，都與時俱進為相逢一笑泯恩仇，有說法是“向前看”。但惟獨對于“文革”，有人卻總是要不時地翻揀出來，總要將這一有人別有用心誤導才導致的社會之瘡一再晾曬于世人面前，其最終居心又是什么？

　　敢公開了講嗎？

　　倘以“浩劫”論者觀點，無非“文革”讓他們受苦了，難以為人上人之生活了。我們還可以看出，對“文革”作出“浩劫”論者，其實還不是在“文革”中最慘的。最慘的只能是社會被誤導的最底層，而那些曾經被批得當權“走資派”，“文革”時也不過被下放至工廠、農村，過了最普通人們常過的日子。但就此對于他們來說，就是最不能容忍的大事件，就必須置“文革”于萬世不能正名的地步。我們也不否認，“文革”之武斗確實有打死人現象，但與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當初對革命者的手段相較，究竟哪一個更為慘絕人寰？而為什么獨獨“文革”被有人緊抓不放？

　　以“特別是”精英對某一事的慣常表述之法，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可以視為“繳學費”，而解決之道就是于持續深化的改革中作解決；但為什么對于“文革”中出現的問題，不能于持續深化的“文革”中作解決？

　　說到底還是以“文革”劃線的利益使然。有人清醒地明白，徹底否定“文革”，為“文革”壓上一座無形的“五行山”，就是出于保全某個特殊階層，特殊社會群體的政治、經濟等切身利益而言。同時，也必然要持續無視、剝奪與瓜分某一社會群體利益的。

　　無論是此前被渲染一時的高調“道歉”風潮，還是不遺余力的聲討與控訴，都是出于此既定目的。由此看來，“要發大”了，號令做夢了，有人又習慣性意淫入夢了，但依舊有人清醒著。而清醒的最明顯標志就是依然聽任持續的否定“文革”大潮。再或是有意慫恿、推波助瀾，以使得其以一種既定觀念深入人心，從而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務。

　　為什么“文革”屢屢被“特別是”惡意中槍？因為有人有意無意地下發槍支，提供足量彈藥。為此，不惜以“官二代”、“假洋鬼子”等等一起入圍。人們呵，還做無謂看客嗎？

　　其實我們都是戲中人！一直以來被導演，被入戲。甚至于被入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