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摘自王慶人30萬字雄文《王慶人：中國當代問題乃主義之爭！》第八章：《文化大革命的歷史使命》中的第四小節和第五小節第一小節。

　　該文于12月24日于本站首發，全文刊出。為方便讀者閱讀，本站擬分章節刊出。更多精彩內容，歡迎持續關注烏有網刊。）

　　4. 社會主義四屆人大和一九七五年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后共有四部憲法，現行憲法是1982憲法(及其各版修訂)。作為文化大革命的一項成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屆會議，在1975年制定了第二部憲法。為展示其深遠意義，我們從1954年的第一部憲法談起。

　　1) 1954憲法草案講話和全民討論

　　毛主席1954年6月14日在中央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作憲法草案講話。第二天開始了三個月的全民討論，搜集、歸納全民討論意見，決定取舍后才定稿，交人大正式會議討論通過。按照新中國當時的文化條件，這是極其民主和認真的制憲過程。

　　A. 毛主席憲法草案講話

　　資產階級憲法和社會主義憲法

　　“講到憲法，資產階級是先行的。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我們對資產階級民主不能一筆抹殺，說他們的憲法在歷史上沒有地位。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的憲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壞的，帝國主義國家的憲法尤其是欺騙和壓迫多數人的。我們的憲法是新的社會主義類型，不同于資產階級類型。我們的憲法，就是比他們革命時期的憲法也進步得多。我們優越于他們。”

　　人民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

　　“我們的憲法草案，原則基本上是兩個：民主原則和社會主義原則。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人民民主的原則貫串在我們整個憲法中。另一個是社會主義原則。我國現在就有社會主義。憲法中規定，一定要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

　　“這個憲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國際上會不會發生影響?……中國人高興，他們也高興。資本主義國家中被壓迫被剝削的人民如果看到了，他們也會高興的。當然也有人不高興，……我們對蔣介石很熟悉，他決不會贊成的。艾森豪威爾總統也不高興，也要說它不好。他們會說我們這個憲法是一條清楚的明確的但是很壞的道路，是一條錯路，什么社會主義、人民民主，是犯了錯誤。”

　　搞憲法是搞科學并非彰顯謙虛

　　“有人說，是由于有些人特別謙虛(指毛主席堅持在草案中刪掉了肯定毛澤東的條文)。不能這樣解釋。這不是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適當，不合理，不科學。在我們這樣的人民民主國家里，不應當寫那樣不適當的條文。不是本來應當寫而因為謙虛才不寫。科學沒有什么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搞憲法是搞科學。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不正確的就不信，不僅不信而且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B. 憲法草案的全民討論

　　在毛主席講話兩天之后，開始了全民憲法草案討論，從6月16日至9月11日持續了3個月。黨和政府組織討論的過程極為認真，人民群眾參加得極為踴躍：

　　à 各地普遍成立憲法起草討論委員會，培養報告員和輔導學習討論的骨干分子，有組織地進行憲法草案的討論和宣傳工作。

　　à 據統計：許多地區聽報告和參加討論的人數都達到了當地成年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有些城市和個別專區甚至達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

　　à 參加初步討論的各界人民約有103萬5千余人，參加逐章逐條討論的約有55萬2千多人，對憲法草案提出的意見有14萬3千5百65件，其中序言部分占總數的22.1%，總綱部分占32.3%，國家機構部分占19.1%，公民基本權利和義務部分占20.7%，國旗、國徽、首都部分和其他意見占5.7%。

　　à 全國人民在三個月的討論中共提出1,180,420條修改和補充意見，匯總后被憲法起草委員會認真考慮，那些被采納的或涉及內容、或涉及文字和修辭。

　　要知道：我國在1949年的5.5億人口中有80%是文盲。新中國在1952年、1956年、1958年相繼開展了三次大掃盲運動才使億萬工農摘掉了文盲帽子;而且那時連城市里絕大部分家庭都還沒有收信機。可以想象，在1954年發動全民討論憲法草案會有多大的困難，而新中國的黨政軍民們，對于行使人民民主權利又是多么嚴肅和真誠!

　　2) 四屆人大代表和1975憲法亮點

　　1975年初召開了全國第四屆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了1975憲法。這是在新中國第一次做到了，也是歷史上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唯一曾經做到的，以國家政體上的社會主義大民主，來保障國家憲法中所規定的社會主義的國體。

　　A. 工農兵代表高比例空前絕后

　　國家政體上的“社會主義大民主”，在1975年四屆人大中具體表現為工農兵代表比例高達72%，其中工人代表比例達到了28.2%，農民代表比例達到了22.9%。

　　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有四部憲法都確認的社會主義國體，就是人民民主專政，即自毛主席1954年憲法草案講話中就明確了的，“我們的民主不是資產階級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這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

　　這種“社會主義大民主”國家政體，無疑是社會主義國體，即人民民主專政的最可靠保障。這只是在1975年全國第四屆人會和1975憲法才第一次做到。

　　B. 保障人民群眾四大民主形式

　　1975年憲法第十三條明確規定：

　　大鳴、大放、在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這也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第一次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以國家憲法來保障了人民群眾所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民主形式。

　　C. 增加了公民“罷工的自由”[1]

　　比起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還在第二十八條增加了公民“罷工的自由”。這是毛主席早在1956年八屆二中全會上主張的(未見官方公布其他領導人或領導機關明確響應的資料)，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才作為運動的成果寫入1975年憲法的。

　　3) 毛主席1956年就講過的大民主

　　毛主席1956年的兩段講話，將“工人罷工”作為無產階級大民主的一個方面來講。其中每一個方面都反映了社會主義時期，官僚主義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而毛主席總是站在人民群眾一邊，總是充分相信人民群眾，而且要求黨政官員依靠人民群眾來克服官僚主義，千萬“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

　　為了閱讀方便，筆者按照自己的理解將毛主席這兩段講話分為四個小段，每小段前加了小標題，摘引如下。請讀者用毛主席每段講話，來對照文化大革命做了什么，以及改開以來不做什么、甚至反對了什么。這對于理解什么是無產階級民主、什么是資產階級民主，對于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都是極為有益的。

　　大民主對付敵人和官僚主義者

　　“……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農民鬧事有道理黨要接受教訓

　　“早幾年，在河南省一個地方要修飛機場，事先不給農民安排好，沒有說清道理，就強迫人家搬家。那個莊的農民說，你拿根長棍子去撥樹上雀兒的巢，把它搞下來，雀兒也要叫幾聲。鄧小平你也有一個巢，我把你的巢搞爛了，你要不要叫幾聲?于是乎那個地方的群眾布置了三道防線：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婦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壯年。到那里去測量的人都被趕走了，結果農民還是勝利了。后來，向農民好好說清楚，給他們作了安排，他們的家還是搬了，飛機場還是修了。這樣的事情不少。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罷工有利解決矛盾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學生要到北京請愿，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在四川省廣元車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個列車上的學生到了洛陽，沒有能到北京來。我的意見，周總理的意見，是應當放到北京來，到有關部門去拜訪。要允許工人罷工，允許群眾示威。游行示威在憲法上是有根據的。以后修改憲法，我主張加一個罷工自由，要允許工人罷工。這樣，有利于解決國家、廠長同群眾的矛盾。無非是矛盾。世界充滿著矛盾。

　　幾十萬縣委以上干部不要成貴族

　　民主革命解決了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這一套矛盾。現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資本主義和小生產的矛盾也基本上解決了，別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來了，新的矛盾又發生了。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講話全文在第313至329頁

　　4) 改開人大工農兵比例低的可憐

　　1975四屆人大的工農代表合計占51.1%。這個比例在文革后、改開以來逐年下降，至2003年的第十屆人大，一線工農代表所占比例已經不足4%!

　　第十一屆人大的代表總數為2987人，其中工農代表的比例只有7.6%。特別是，1.5億農民工只有3名代表，只占代表總數的0.1%，千分之一!

　　這種比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在制憲修憲時還能給普通大眾保留或恢復“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權力，保留或恢復工人“罷工”的自由嗎?

　　再請對照毛主席1956年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現在這樣的比例組成，哪里還有可能“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充分相信人民群眾，依靠人民群眾來克服官僚主義，警惕‘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呢?

　　毫無疑問，全國四屆人大的代表組成(和四屆人大的其它許多方面)，以及1975憲法的原則和精神，都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這次再也無法說，毛主席在1956年講話中所表述的毛澤東思想，“是集體創造的”了)，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如果聲稱堅持科學社會主義主義的原則，如果聲稱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那就必須恢復全國四屆人大和1975年憲法的原則與精神(當然還有很多改進空間)，不然就很難說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是在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與本章所有各節有關的內容將在本文集第六篇章《意識形態必作怪》和第八篇章《文革劍指走資派》中討論;與本節有關的將在第七篇章《人民大眾當做主》中討論。

　　5. 一九六六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

　　本節前言

　　現在仍然有很多人對文化大革命持全盤否定意見。全盤否定者們總是無法接受“文革破壞秩序、亂哄哄”、“文革破壞傳統文化”、“文革打到一大片”、“文革派性武斗”等等，而斷言說文化大革命是十年浩劫。但是，他們從不分析這些現象的性質及其背后的原因，更不去分析現實的社會矛盾，因而根本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

　　à 僅僅在前奏曲姚評《海瑞罷官》，以及《二月提綱》、《五一六通知》和《八屆十六中全會十六條》三部曲之后，文化大革命為什么能夠發動億萬人民(甚至包括全盤否定者們自己)以空前絕后的熱情積極投身于運動之中呢?

　　à 如果沒有現實的社會矛盾以及廣泛的群眾基礎，難道毛主席一個人、即使再加上四人幫，就能發動起來這樣大規模的文化大革命嗎?

　　全盤否定者們于是求助于歷史唯心主義，給出了這樣回答：

　　à 因為毛主席權力太大了、獨裁：但“證明”毛主席獨裁的史料，講的都是毛主席在高層的抗爭;而且近年披露的史料越來越多，卻證明了毛主席并無那樣大的權力，連“節制”劉少奇、林彪一意孤行都很困難。尤其是，毛主席一貫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在多數人通過決議后，毛主席只能等待實踐的評判。

　　à 因為其他領導人“違心”行為：哪里有可能千千萬萬、乃至幾十萬的中上層干部都“違心”行事呢?即使干部們全部“違心”，難道億萬民眾(包括否定者自己)也都是“阿斗”嗎?果真如此，那么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如何能從1949年只有19萬噸鋼產量的工業出發，到文革結束時有了大小三線、兩彈一星核潛艇以及中國至今所有的最高科技獎成果(包括反文革者袁隆平的成果)呢?

　　誰若堅持“億萬人民是阿斗”，那就請閱讀本章附錄中的群眾運動語錄。

　　這就必須給出歷史唯物主義主義的回答。毛主席說：

　　“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丟掉幻想，準備斗爭》，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491頁

　　文革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但全盤否定者們避開“無產階級”，也不分析文革在意識形態領域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卻繞著彎去找那些無法自圓其說的“答案”。

　　本開篇在這最后一章的最后一節，以下述3個小節結尾：

　　1)毛主席評價文化大革命的談話

　　2)文革挽救了馬列主義社會主義

　　3)1966文革使人類史進入新階段

　　如同以前各章各節，每一小節也許會分為若干大小段落，在點題之后簡要論證。

　　1) 毛主席評價文化大革命的談話

　　“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毛主席1966年10月25日這樣說。

　　A. 大眾與黨內走資派矛盾總爆發

　　為什么文革及其重要標志紅衛兵運動，來勢會這樣猛烈，連毛主席都沒有預料到?大約在九年之后，毛主席的一次談話好像給出了答案：

　　“為什么列寧就沒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分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護大官們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厲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文革群眾運動來勢這樣猛烈，就是因為一些領導干部在獲得地位和待遇之后，就只想維護自己利益而不想前進了，甚至反對革命、變成走資派了。但是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廣大群眾還要革命，十七年下來，積累的矛盾就越來越多了。

　　大多數領導干部固然并不是走資派，但他們何曾站出來與走資派斗爭?因為沒有堅持改造世界觀，他們即使讀到《五一六通知》也還是對走資派渾然無覺。再等聶元梓大字報一廣播，人民大眾與走資派的矛盾總爆發：一邊是走資派敵視群眾運動，派出工作組到處滅火、把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另一邊是群眾高呼造反有理、奮起斗爭——廣大群眾如何能區分誰是走資派、誰是渾然不覺走資派的，兩類領導干部被一鍋燒也怪不得群眾。歷史上的群眾運動都是這樣的，未來的群眾運動也還會是這樣的。但無產階級革命者必須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看到群眾的首創精神和潛力，看到群眾能夠在運動中教育自己、提高水平、涌現領袖——這就要向革命導師馬恩列斯毛學習了(本章附錄)。因此1966年的矛盾總爆發，這本身就證明了文化大革命是必要的。

　　B. 毛主席評價文化大革命三七開

　　就在上述談話的同期，毛主席另有一段著名談話，對文革功過做出了評價：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1、打倒一切，2、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無戰爭經驗已經十多年了，全面內戰，搶了槍，大多數是發的，打一下，也是個鍛煉。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護傷員，這不好。”

　　毛主席講“三七開”并非機械計算，而是說成功中也有失敗，應該抓緊研究解決“有所不足”的方面了。例如“打倒一切”就是要解決的主要矛盾，要給那些被打倒過的干部做出正式結論，要爭取更多的干部理解文革、保護文革成果。而相對于保護文革成果，其它的事都是次要矛盾，不然的話就會給否定文革的勢力留下可乘之機。

　　毛主席還講了“看法不見得一致”，這也是客觀的：無論在當時、還是今天，或者到了很久以后，對文革的評價也不會完全一致、甚至還可能兩極分化。但是，在經過了前后兩個三十二年、正反兩面的大規模社會實踐之后，懂得毛主席的人越來越多了。文革理論本身的對與錯，已經不再是個理論問題了。正如馬克思早年指明的：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并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想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此岸性”即可通過能動的社會實踐來檢驗、否定神秘性)

　　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

　　C. 毛主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出自毛主席在1975年4月23日所寫出的一份批示[2]：

　　“提法似應提反對修正主義，包括反對經驗主義和教條主義，二者都是修正馬列主義的，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各地情況不同，都是由于馬列水平不高而來的。不論何者都應教育，應以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

　　“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為懂了，其實不大懂，自以為是，動不動就訓人，這也是不懂馬列的一種表現。”

　　什么才算“真懂馬列”?就是閱讀和研究馬列(毛)、并在與工農相結合的社會實踐中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毛主席說過：

　　“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或者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或者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共產主義世界觀是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它不是任何別的階級的世界觀。”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了議上的講話》1957年3月12日

　　毛主席說“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就是指在黨內、尤其是領導干部中，真正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人不多。劉少奇和林彪曾先后在七大、九大被選定為毛主席的接班人，但他們的悲劇恰恰是在這樣要害的位置，卻仍未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

　　劉少奇給續范亭講的什么人生觀

　　國軍抗日將領續范亭在九一八事件后力主抗日，因遭蔣介石拒納而于南京中山陵剖腹明志、轟動全國，這在第五章第2節第3)小節已經述及。續范亭在延安養病期間曾經參加延安整風，劉少奇在1943年6月28日給他寫了一封討論“人性”問題的信件。毛主席給劉少奇的信稿加了大量批語，指不但“缺乏唯物的歷史的觀點”，而且還在人性、是非、善惡諸問題上有二元論、庸俗唯物論、形而上學等錯誤傾向。網上有一篇署名sglljw的文章，“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份必讀文獻——毛主席《在劉少奇給續范亭信上的批語》”[3]，將毛主席的批語歸納為十二個方面。這里僅從中選擇五條多數人都容易懂的，用作討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和無產階級世界觀的例子：

　　à 劉認為，人與其他動物最基本的區別，就在于人是有思想的。而毛主席則指出，最基本區別是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動物，不是有無思想的問題，這是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的分水嶺。

　　à 劉認為，“人為萬物之靈”，人是有理性的動物。而毛主席認為，這是唯心論的社會觀。人是物質發展的一個高級形態，不是最終形態，它將來還要發展，不是什么萬物之靈;人首先是社會的動物，資產階級總是強調人的理性(精神)，我們不應如此。

　　à 劉認為，食色之性，好好色、惡惡嗅之性，不獨是人有，其他許多動物也是有的。而毛主席認為，人的食色是社會的，與動物的食色有根本區別，這是兩種不同范疇的好惡，把它們等同起來，就是庸俗唯物論。

　　à 劉認為，人的社會性與人的自然性有區別、有矛盾，但是又凝合在一起，并且在基本上是保護著(人類共同的)自然性的。而毛主席則指出，人當作人，它只是社會的動物，人分成階級后，只是階級的人，再也不能多一點，無所謂人類共同的自然性，更無所謂以社會性去保護自然性。

　　à 劉認為，說人性無善惡，只是就人的自然性來說才可以。而毛主席認為，道德是人們經濟生活與其他社會生活的要求的反映，不同階級有不同的道德觀，這就是我們的善惡論;把人性分為自然性社會性兩個側面，并承認自然性是無善無惡的，就給唯心論開了后門。

　　劉少奇比毛主席年輕五歲，歷史上是白區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以及白區工作反對王明路線的代表。抗日時期，他還曾經先后擔任華北、中原、華中各局的領導和皖南事變后恢復新四軍的工作，因為能堅持正確路線，于1943年后到延安、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軍委副主席。因此，在給續范亭寫這封討論人性的信件時，毛主席應該已經將劉少奇按照接班人來培養了。但上述批語證明，毛主席肯定完全明白，劉少奇尚未樹立無產階級世界觀、或者說還應抓緊改造資產階級世界觀——因為毛主席不僅在晚年，即使在早年也完全明白“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這說明毛主席在真心培養劉少奇。

　　后來的歷史證明，劉少奇的世界觀改造總是跟不上中國革命的發展，毛主席才不得不放棄的。但即使到八屆十一中全會后劉少奇不再做第二把手，毛主席還曾與劉少奇談話，向他推薦了三本關于辯證哲學、或者世界觀的書，仍然在希望他能前進[4]。

　　林彪文革四次暴露了世界觀問題

　　毛主席1970年8月底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我的一點意見》批評英雄史觀：

　　我同林彪同志交換過意見，我們兩人一致認為，這個歷史家和哲學史家爭論不休的問題，即通常所說的，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人的知識(才能也屬于知識范疇)是先天就有的，還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論的先驗論，還是唯物論的反映論，我們只能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而決不能跟陳伯達的謠言和詭辯混在一起。同時我們兩人還認為，這個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問題，我們自己還要繼續研究，并不認為事情已經研究完結。【為保護林彪，毛主席只批評了陳伯達】

　　但林彪就是不肯檢查他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錯誤，毛主席才又在1971年8、9月份巡視大江南北，開始批評林彪、陳伯達以“天才論”突然襲擊，其中有這樣幾段：

　　“1970年廬山會議，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為什么不敢公開呢?可見心里有鬼。他們先搞隱瞞，后搞突然襲擊，五個常委瞞著三個，也瞞著政治局的大多數同志，除了那幾位大將以外。那些大將，包括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還有李雪峰、鄭維山。他們一點氣都不透，來了個突然襲擊。”【指兩個常委林彪和陳伯達，先瞞著毛主席、康生、張春橋三個常委，后搞突然襲擊】

　　“我同林彪同志談過，他有些話說得不妥嘛。比如他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馬克思、恩格斯是同時代的人，到列寧、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說幾百年才出一個呢?中國有陳勝、吳廣，有洪秀全、孫中山，怎么能說幾千年才出一個呢?什么‘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直接批評林彪的天才論不符史實，是英雄史觀】

　　“要學列寧紀念歐仁·鮑狄埃逝世二十五周年那篇文章，學唱《國際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要唱，還要講解，還要按照去做。國際歌詞和列寧的文章，全部是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和觀點。那里邊講的是，奴隸們起來為真理而斗爭，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是誰創造了人類世界，是我們勞動群眾。在廬山會議時，我寫了一個七百字的文件，就提出是英雄創造歷史，還是奴隸們創造歷史這個問題。……”【對照列寧的文章和《國際歌》批判唯心主義的英雄史觀，就是將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相比照】

　　從唯心主義英雄史觀出發，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起突然襲擊，這是林彪因其資產階級世界觀而在文革期間第三次犯下明顯的錯誤。

　　林彪第二次犯錯誤是1969年與陳伯達(又是陳伯達)擬草九大報告時搞唯生產力論，被毛主席否定了(后來請林彪念的九大報告，是改由張春橋和姚文元寫稿的)。

　　林彪第一次犯錯誤應該是他在1966年的5月18日的講話(是通過《五一六通知》后的第三天)，將無產階級政權的要害混淆于歷史唯心主義的政變經。毛主席于7月8日自韶山滴水洞寫信給江青，對林彪的這次講話有過批評(或表示過不安)：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總感覺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今年四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于朋友們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兇，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鐘馗。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了。……

　　此事現在不能公開，整個左派和廣大群眾都是那樣說的，公開就潑了他們的冷水，幫助了右派，而現在的任務是要在全黨全國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還要有一次橫掃牛鬼蛇神的運動，爾后還要有多次掃除，所以我的這些近乎黑話的話，現在不能公開，什么時候公開也說不定，因為左派和廣大群眾是不歡迎我這樣說的。……

　　第四次應該是九一三之后所暴露的林彪世界觀的長久問題，即1972年春節前在林彪的毛家灣住所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他1969年手書的“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條幅 [5]等——原來他是崇尚孔孟之道的，只不過長久以來有意地掩蓋了。

　　誰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人民日報》在1964年7月14日發表了重要文章《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其中有毛主席提出的“革命事業接班人”五項條件：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這五條中最重要的是放在首位的，“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在劉少奇和林彪先后因被證明并不真懂馬列而被放棄之后，毛主席就不再致力選定個人接班人了[6]，而是著眼于：1)黨代會、人代會代表的結構改革，使得工農兵代表、少數民族代表、婦女代表占到絕對多數，使他們能代表黨內外的絕大多數來參與黨和國家大事討論以及政策制定;2)黨和國家的制度建設，在憲法中除規定公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自由之外，還明確國家保護公民罷工的自由，以及保障人民群眾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超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

　　本章第4節曾簡單回顧這兩點：這也是毛澤東思想自1954年到1975年之間的一項重大發展，即毛主席根據唯物史觀判斷，工人階級所領導的、工農聯盟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總是要革命的，他們將在群眾運動中教育自己，而絕不會背叛馬克思主義。

　　[1] “罷工自由”在1982年憲法中被取消。據蔡定劍教授著《憲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6年6月第二版)：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長胡喬木在憲法修改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說明，由于工人和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罷工不符合全體人民的利益，所以，罷工自由的規定不予保留。筆者以為這樣的說明忘記了，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著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其必然要反映到黨內而出現官僚主義、官僚主義者、甚至“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毛主席1956年講話語)。

　　[2] 葉永烈著《“四人幫”興亡》(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引用了帶有此話的批示，并根據作者認定的相關事件評論道：“毛澤東的這段話，就是在批評張春橋和姚文元‘不懂馬列’”。此評論廣泛流傳，但有明顯矛盾：毛主席批示“多年時間逐漸提高馬列為好”，應該是對被批評者的希望。當時如果張春橋和姚文元是被批評者，那他們的對立面就更有份了，因為那時誰都知道哪個學馬列更多一些。

　　自大約2011年9月6日以來，很多網站或博客(例如中華網·中華論壇，天涯社區·天涯問答，360DOC我的圖書館等網站，以及諸多新浪博客等)，在登載或轉載項觀奇文章時給出“作者介紹”，引用了這段批示的后一部份卻道出了不同的背景：“各地情況不同”是指在姚文元的報告中，各地發生了很多類似項觀奇在山東省挨批判的事，而毛主席批示的“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是指類似于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白如冰那樣的人。白如冰在聽到毛主席批示之后，也確曾打電話要求解放項觀奇。

　　[3] 例如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830/11/1564433_233165467.shtml。使用與文章標題類似的詞匯或短語在百度上搜索，還可以找到很多其它登載該文的網頁，也有的署名05txlr。

　　[4] 只要用“毛主席推薦劉少奇讀的三本書”或類似的短語，就能在百度上搜索到很多這類文章，所推薦的三本書應分別為海克爾的《宇宙之謎》、拉美特里的《人是機器》和《淮南子》。不過作者們對推薦這三本書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毛主席仍然在希望劉少奇反思世界觀問題。

　　[5] 本開篇著重于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斗爭，不討論九一三事件，而只討論林彪作為高層領導或接班人，是否樹立了無產階級世界觀。“克己復禮”條幅正是值得討論的線索，但《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年11月11日11:13上載了署名黃瑤的文章“林彪夫婦為何互題‘克己復禮’”，像講故事一樣娓娓道來，將互題“克己復禮”條幅的事圓成了諸多件事“合理碰撞”的巧合，所有引用皆未注明出處，最后還極不嚴肅地“揣摩”毛主席心理才把故事講圓，實難令筆者茍同。尤其是，即使真如該文所圓的故事，若林彪、葉群也曾注意過世界觀改造，至少也該明白克己復禮是孔夫子欲恢復舊制的意識形態，影響中國社會兩千多年，怎么能如該文作者所想象的，互題這種條幅來提醒“挽回”錯誤?

　　[6] 在1976年北京天安門事件之后，毛主席曾經重用華國鋒，令人誤以為華國鋒是毛主席最后選定的接班人。但據章含之在《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上海文匯出版社2002年版)中披露，喬冠華親身所歷證明：華國鋒所炫耀的毛主席手書“你辦事、我放心”與所謂“傳位遺詔”毫不相干，而是在抓捕四人幫的半年之前，毛主席就他所匯報四川、貴州造反派團結問題解決方案的答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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