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了的一年，上演了許多竭力吸引眼球的大戲。其中尤以文革作孽者幾十年之后又高調所作的所謂“道歉”之風令人甚感好笑。這些所謂中共元老、開國將帥的子女們，文革時由于其特殊出身與社會地位使然，更還出于借所謂“造反”從而以保全其家庭利益與屬于一個社會特殊群體利益必要的使然，從蓄意將水攪渾的別有用心企圖出發，對那場遍及全國的政治運動作了竭盡所能、不遺余力之誤導。也從而造成一個特定社會的抹不去之瘡疤。而今次他們又搖身一變，成為一些所謂文革運動的反省者與悔悟者，仍借助其“紅二代”的特殊標示招搖過市，喧囂于世，借以對幾十年之前那次運動中所作罪惡僅以所謂口頭道歉之高調喧囂與卑劣演藝，在一博眼球效應的同時企圖再次捍衛與固守一個特殊階層的既得利益。
道歉了，就能抹平遭受傷害者遺屬的心理之永久傷痕嗎？就能以此告慰遇害者的在天之靈嗎？僅僅一次極其廉價的口頭道歉，再借以極力繞過真相對導致其作出瘋狂悖行之初衷而閉口不談的所謂反省與悔悟，就能讓文革的受傷害者以及遺屬從心里真正原諒你們？
收起你們那一套卑偽、拙劣的把戲吧！明眼人一眼即可看穿所謂道歉背后的真正用意。幾十年了，你們享受了父輩的政治遺產，利用父輩的社會資源，在一個特別是社會里，或是搶先進入了所謂的“先富”群體，或是拋棄中國標識假道西去，但無論怎樣都掩飾不住你們這一特殊群體昔日所作罪惡，今日又避免了所謂法律之究而依舊過著普通人們根本無法及其的那樣一種優越生活。昔日文革之時，你們因了特殊身份居高臨下左右了一次運動的大方向，而今依舊利用這一不變身份標志，又以所謂道歉再次風靡于世，仍舊還想永久地固守一種利益所得。此非但是對當世之眾的極其蔑視，更還是對昔日被你們所傷害者以及飽受痛苦煎熬的家屬、遺屬們那樣一種更深的無視與蔑視。
而通過此前一段時間的無盡喧囂與演藝，非但飽受社會質疑與批駁，更還連道歉針對對象都作出拒絕接受的決絕之話，所謂文革“道歉者”的內褲已被扒下了。可笑不？愚蠢不？一件事情，本來費盡心力，作盡文章，不料反倒是弄巧成拙，為什么？
2014年02月01日 “鳳凰網”：
“文革受難女校長卞仲耘丈夫拒絕接受宋彬彬道歉”
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wenge/content-3/detail_2014_02/01/33522519_0.shtml
“已故中共元老宋任窮之女、文革時全國聞名的紅衛兵宋彬彬(即宋要武)，上月曾就文革期間批斗老師行為，向母校老師和校領導致歉，惟當年被批斗致死的校長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近日發聲明痛斥道歉虛偽，拒絕接受。”
“現年九十三歲的王晶垚周一發表聲明，指摘宋彬彬等人掩飾當年惡行，強調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還有比此更為尷尬之事嗎？當年別有用心的作惡者，在時過幾十年后名利雙收、衣錦還鄉之時，也許不否認是有可憐的一絲天良發現，但更多成份還是為持續穩固一個社會既得利益階層利益的用心促使下，煞有介事般作出對文革的所謂道歉之舉，但孰料他們針對的具體對象明確表態拒絕接受。是否該問這是為什么？
真相！真相比什么都重要！真相遠比一些口水性質的道歉更為重要！即如該文所提及的：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學校的老師和校長。”
“卞仲耘同志遇難已經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劃者和殺人兇手至今逍遙法外；‘八五事件’真相仍然被蓄意掩蓋著。”
而卞仲耘老師的丈夫態度鮮明表示：“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
“一九六六年八月，時任北京師范大學女附中校長的卞仲耘，遭紅衛兵批斗及毒打后死亡，宋彬彬當時是該校紅衞兵組織主要負責人之一……”除過宋彬彬，還有那些隱藏不住的當年的縱惡者，他們今天仍在自由自在、悠哉樂哉的生活。除過其中真正的反悔者會有良心的譴責，他們都統統逃脫了所謂法律的懲處。不是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有了清理“三種人”的社會清洗運動？但為什么惟獨他們能得以漏網？
一個特定社會的詭異由此可見。
無論是怎樣的高調道歉，還有此前的所謂促使反思，再是針對“余孽”入罪的顧左右而言它，都清晰無比反映一個問題，有人、有勢力是如此懼怕文革，又是想方設法一再揭文革之瘡而企圖再次妖魔化文革，從而以使得將文革這樣的社會運動徹底置于萬劫不能復生之地步。又是為什么？
如同每一次大的、遍及全社會的一次運動，它的發起一定有著既定的社會目的。即使我們不否認，由于誤導、由于少數人蓄意使壞搗亂，文革出現了許多負面社會效應，也傷及本不該傷害的一些無辜人們。但任何一件事，能得到全社會的廣泛響應，能得到執政集團的首肯，它一定有著值得肯定的客觀因素。如果采用唯物辯證觀點來看，文革雖有著不能掩飾的巨大負面創痛，但同時也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如果依照后來“浩劫”論觀點釋義，文革是完全亂了社會秩序，亂了自己隊伍，導致內斗不斷，老干部全面被沖擊，社會幾乎到了瀕臨崩潰的最邊緣等等那樣多的負面之因，那么，能否解釋通文革發起初衷是什么？我們知道毛澤東同志是文革運動的首倡者，而他更還是當時社會的最高領導人，難道說毛澤東同志蓄意要將他領導的一個社會全面搞亂？讓一個社會的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最邊緣？從而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官不聊生，再從而收獲社會全面的，自上而下的反對面？有這樣的國家領導嗎？
難道毛澤東同志帶領全黨同志歷盡千辛萬苦，付出巨大犧牲而建國的目的一旦實現，再接著就是又以自身發起的一次社會運動的沖擊而再將親手建立的一個政權完全顛覆？將一個國家的人民都搞得民不聊生？再從而收獲昔日并肩作戰、共同奮斗過的戰友們集體反對？而自己成為眾矢之的？
任何一個思維正常的普通人都不會從事的事，難道偉大如毛澤東同志對此卻不能避免？我們講，自毛澤東同志誕生以來，舉整個中國國家，直至現在，也許還有可以預料的未來，可有比毛澤東同志更為優秀的人？可有比毛澤東同志更能體恤民意的最高統治者？可有如他那樣最能嫻熟駕馭政治的一代政治大家？如果客觀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又怎樣解釋毛澤東同志毅然發起的文革大運動？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以來，廣泛影響與作用于中國國家以及人民的重大事件有三：革命，文革，改革。革命稱得上是最深刻影響與改變一個國家政治面貌的最為深刻事件。正是由于上世紀那場影響深遠的革命，中共才得以走上新中國政治舞臺。而眾多革命參與者與各級領導者，也才得以改變其人生軌跡。從此點意義而論，從一個貌似繼承性政權的延續而言，對革命持否定論調者不多；而于文革則不然。正是由于文革，雖則是短短十年的文革，但無可否認是深刻改變了許多人們的人生軌跡，許多在文革中受迫害者，還有許多文革的獲利者，在當下都不約而同對文革持否定態度。我們講，無論怎樣的反思，怎樣的高調道歉風波，都還是出于再否定目的而作的。我們還應明白，文革發起的初衷是為揭批當時體制內客觀存在的修正主義與走資派勢力。從今天的現實看，無論打著怎樣的虛偽旗幡，已無法否定私有制在中國得以全面回潮，那么，文革發起的必要性是否具備？而再竭力否定文革又為了怎樣一種目的還不明顯嗎？
單純的借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刻意導演的個例血腥事件來開始反思文革，以所謂道歉來企圖為一種利益的捍衛再做文章，如果不是有意之為，也一定程度而言起了巨大的反作用。必將為一些陰謀勢力徹底否定中共領導，以便在中國策劃改旗易幟做了馬前卒之用。
卞仲耘，1941年即加入中共組織。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共產黨的解放區。建國后，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中共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于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以卞仲耘老師之經歷，她解放前就參加了共產黨，建國后從事教育工作直至被害。如前所述，文革運動的初衷是為斗黨內、體制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勢力。那么，再以此衡量， 卞仲耘老師是否屬于當時的揭批對象？即便是她有走資的心思，以她的副校長資歷，又能產生多大影響力？而為什么北京師大女附中的“紅衛兵”組織要將斗爭矛頭對準卞仲耘？難道說毛澤東同志發動文革的宗旨乃是要先從肉體上消滅學校老師？難道是打死了卞仲耘老師就能終止社會上的走資之風？而如果不是，又為什么會有卞仲耘之死的慘案發生？時隔幾十年的今天，難道不觸及事件真相，單就致死一事作出廉價的道歉，就能撫平死難者家屬的心理創傷？就能再杜絕此類慘案再發生？
從死者丈夫的拒絕接受道歉可以得知，宋彬彬等高調道歉并不能也沒有撫平死難者家屬的心理創傷，也不能獲取他們的諒解。那么，想以此再來企圖杜絕此類事件重演，依然難以做到的。
革命是用暴力手段推翻一個奉行剝削、壓迫制度的腐朽政權，而通過革命過程，許多昔日的被欺壓被剝削者也從而走上一個新政權的政治舞臺。他們本人以及家人的命運被天翻地覆改變。文革正是從力避社會再重新恢復欺壓與剝削制度的意義出發，而當時社會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以及他們的子女家人，為維護其被本身所擁有利益，盡其所能、手法使盡也要對文革名曰擁護實則誘導、誤導，再是顛覆，以便維護其自身既得利益。革命的初衷意義是消滅剝削壓迫制度，建立社會主義共同富裕、人民當家做主地位的全新社會環境。文革便是對這一制度的最大維護與捍衛。而私有化改革，無論被“特別是”御用文人與精英作以怎樣的言辭掩飾與美化，其實都無法否定是，國民黨搞私有化不行，我們必須推翻重來。而再由一些身披共產黨外衣的進行私有化，就是改革的現實。所以，對革命不能作以否定的意義在于權力的承繼，而對文革不遺余力要全面否定的意義在于依舊保持與維護一個特定階層的現實利益。
譬如再結合道歉者宋彬彬的自身條件來談，她后來選擇居住美國，并在美國政府體制內任職。是否說明革命的終極意義就在于甩掉自身的中國標識，用其自身所具備的優勢資源來到國外享受更好的生活條件？革命者的目的是消滅剝削與壓迫制度，但革命者子女卻紛紛拋棄意識形態之爭，為了自身享受而為資本主義國家服務，這是多么絕妙的諷刺？但若宋彬彬之父沒有當初的革命之舉，沒有后來的體制高位，即使新中國成立了，宋彬彬還能有后來的一切？她的人生軌跡是否依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豈不說明她以用自身行動徹底否定了中國革命的意義？無論是國家出錢培養還是后來在國外從業，都說明只要是能追求生活的最大化優越，無論什么樣的社會環境，怎樣的社會制度，只要能讓自己過得好些，就一切都可以置之不論？而再以此論定，是否當初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推翻一些社會上層，以便自己進入上層中去？至于什么信仰、共產主義理想，都不過是為了裹挾更多社會大眾參加革命，以便盡快達到自己目的而進行的最大忽悠？
高調進行過的宋彬彬道歉，還有此前的陳小三道歉，是否都將落入這樣一個被蓄意設置的政治陷阱？
先是對文革期間致死命案進行道歉。接下來又將發展導致怎樣？倘使依照陰謀論者觀點，會否由文革之慘案道歉衍變為繼而再對革命進行否定？與文革想比，革命所導致的社會傷害才更為劇烈。文革之時被傷害者應該道歉，那么，同樣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對由于革命而傷害的那些個體生命又該怎樣道歉？難道他們的死就沒有了道歉的意義？而以此論定，是否連上世紀那場革命也要被否定？那么，GCD存在的意義又在哪里？
話已至此，無論是陳小三還是宋彬彬們，他們道歉的初衷且先不論，而由此又將導致怎樣的社會惡果難道就可以忽視嗎？
所以要說，對文革要進行真正反思，要對受難者作出道歉，還是必須還原文革真相，決不能將錯就錯，只以個例悲劇事件來作幌子，企圖達到一種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借此再來維護一種不能明言的既得利益，那樣，將不具任何積極意義！非但如此，還將把本已渾濁不堪的一池水攪得更渾，以便別有用心者以此來作更陰險的文章。
卞仲耘老師的丈夫拒絕接受宋彬彬們如同演戲的所謂道歉，已將那些虛偽的文革“道歉者”的內褲無情扒下。我們是不得而知道歉之風是出于宋彬彬、陳小三等的本意還是背后另有始作俑者，但無論怎樣講，倘若一個繼承性質的政權，對此置若罔聞，或再是利用此以證明自己比前朝更為正確與高明，利令智昏、渾渾噩噩之下，其實無異于為自己挖坑。最終再必將自己徹底埋葬！
……
為什么那些文革期間的暴力始作俑者沒有被追究？
是否因為他們“八旗子弟”的特殊身份？幾十年后的“特別是”今天，我們依然還能看到他們逍遙境外或特色商場與官場。那些所謂的文革期間“三種人”都基本被無情作政治清洗，然而，面對當年的血腥秋后算賬，“八旗子弟”卻能得以被幸免。于是，我們不由想起了《西游記》的故事。沒有身份背景的妖魔鬼怪無一例外被以“擒妖斬魔”名義滅掉，但深具背景勢力的妖魔鬼怪，無論是誰，無論曾做過怎樣的罪惡，卻都能完全被幸免。
呵呵。江湖，風云難測的險惡江湖，無比詭異的一個社會……而今又拿文革說事，高調導演一幕幕道歉風波，其實內心所指是什么？你我都明晰的。此處無聲勝有聲，且待于無聲處聞驚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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