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網上盛傳莫言在臺灣的言論：

　　“應臺灣高僧大德星云法師的邀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陸作家莫言攜妻女等一行近日造訪臺灣。21日在其新書發表會上，莫言……強調，過去大陸作家寫‘人’，帶有階級、政治的偏見，嚴重臉譜化。而他在寫作時注意避免這一模式，不會把國民黨的軍隊當‘鬼’來寫，也不會把共產黨的軍隊寫成‘神’。他指出，把人當‘人’來寫，超越階級、政治偏見，才能寫出完整的人、真正人的形象，還給人真實的面貌。”——2013年9月22日15:15中國新聞網

　　有些人說，莫言說“真話”，莫言的高論，說的是“真話”嗎?“難道他真的把人當‘人’來寫，超越階級、政治偏見，寫出完整的人、真正人的形象，還給人真實的面貌”嗎?

　　莫言的作品是什么貨色?請看兩篇資料。

　　《何國瑞：評論《豐乳肥臀》的立場、觀點、方法之爭——答易竹賢、陳國恩教授》

　　讀到易竹賢、陳國恩兩教授對我發表在《武漢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上的《歌頌革命、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文藝》(以下簡稱《歌》)的批評文章:《〈豐乳肥臀〉是一部“近乎反動的作品”嗎?——評何國瑞先生文學批評的觀念與方法》(《武漢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以下簡稱易文)，已經一年了，因腦梗塞等病三次住院，未能及時答辯。現在健康狀況也還不是很好，但再不作答，未免不恭了。

　　易文對我批評《豐乳肥臀》(以下簡稱《豐》)是一部“近乎反動”的作品極為反感,說這是基于“僵化的觀念和方法”,“有相當的危害性”。他們贊賞《豐》是“社會主義文學”。究竟誰出了問題?

　　《歌》論述社會主義文藝在政治上必須堅持無產階級立場。其中作為反面例證之一，用三百多字，對《豐》近乎反動的情況，只是點到而已。易文指責我“片面截取”材料，現在我就多說幾句。

　　《豐》以地處山東半島的高密縣大欄鎮(市)一農村婦女上官魯氏(母親)所生八女一兒涉及到的種種人事變化為主要線索，描寫了近百年來，主要是從抗日戰爭到改革開放這幾十年的社會矛盾和斗爭。它突出的是以司馬庫(母親的二女婿)和魯(原姓蔣)立人(母親的五女婿)為代表的兩種敵對勢力的矛盾沖突。作者的傾向也就體現在對雙方的愛憎上。且看書中的描寫。

　　蔣立人是八路軍鐵路爆炸大隊的政委(魯大隊長犧牲后改姓魯，并兼大隊長)，作品中卻從沒見過他這支隊伍有過任何一次對日作戰。而僅有的一次戰斗，是隊長和政委從母親手里騙得沙月亮(母親的大女婿)的女兒沙棗花作為人質誘逼沙月亮為救女兒自投羅網的。這種只有土匪、黑社會組織才使用的反人道的卑劣手段，作者竟把它強加在革命部隊指戰員身上!《豐》還暗示魯大隊長亂搞男女關系，并因此找個借口將情敵小號兵馬童槍殺了。作者接著先借馬童爺爺大罵：“抗日抗日，抗成一片花天酒地。”后又借只有幾歲的上官金童的嘴說：“聽起來頗似治軍有方、執法如鐵的馬童事件”“告訴我們，戰亂年代，人的命如同螻蟻。”作者還寫蔣政委居然任命啞巴為代班長。而“啞巴升任班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當天奸污了上官領弟(三姐)!在作者筆下，八路軍不僅成了土匪、流氓、法西斯，而且也成了蠢豬。須知班長相當于軍隊的刺刀上的刀尖，是在最前線指揮戰斗沖鋒陷陣的帶頭人。十啞九聾，既聽不到槍炮聲和上級的命令，又不能開口下令，怎么能組織戰斗?

　　作者對地主國民黨軍隊，卻是用玫瑰色來加以歌頌。家有短槍隊的大地主、“福生堂”二掌柜司馬庫在書中一出場就是一個活菩薩。同村的赤貧孫啞巴兄弟五個公然在大街上追殺了他家一頭大騾子，他不但沒說一句狠話，反而賞給了五塊大洋。司馬庫再次亮相時就是一個抗日英雄了。為了阻擊日寇，他既在蛟龍河拱石橋上大擺火龍陣，又爬上鐵橋鋸斷鋼梁，顛覆了鬼子的軍列。

　　對兇殘的日本侵略者，《豐》也給予美化。書中日寇一出場不是殺人，而是救人。正當上官魯氏(母親)臨產幾天幾夜生不下來，母嬰即將雙亡的時刻，是日本軍醫救了她母子女三人的命。

　　書中還有著意的對比描寫。日本投降了，司馬庫帶著美式裝備的別動大隊進村包圍了魯立人的爆炸隊，將其趕出大欄鎮。司馬要部隊只是放空槍，“施行恐嚇戰術，沒打死爆炸大隊一個人”。可幾年后，當爆炸大隊改編為解放軍某部殺回來時又是一個什么景象呢?魯趁司馬給他隊伍和老百姓放電影之夜，包圍了電影場，把手榴彈不停地拋向人群。司馬的人頑強抵抗著，司馬大叫：“投降吧，弟兄們，別傷了老百姓。”兩相對照，司馬庫是何等寬厚，何等愛民。魯立人則成了殺人魔鬼。

　　不只如此，在《豐》中，魯立人等還有更滅絕人性的罪行。魯轉業當了解放區高東縣縣長，在大欄鎮搞土改，竟在上面派來指導土改的“大人物”的逼使下，下令將司馬庫僅幾歲的雙胞胎女兒槍斃了。整個過程中，群眾的同情完全在司馬一邊。如此惡毒的攻擊，易、陳反而辯護說，作者真實地寫了魯內心的矛盾，“他展開了人情與已被扭曲的‘階級覺悟’之間的尖銳沖突。”殊不知作者正是借此以攻擊“大人物”，進而從更高層次上、更大范圍內攻擊共產黨、否定和控訴土改運動的。

　　再看看《豐》中描繪的幾件事吧。

　　之一：解放了，大欄鎮在縣里指示下搞起了“寡婦改嫁運動”，把所有的寡婦集中起來，“像分配母雞一樣”把寡婦隨意地配給了鎮上的光棍漢。一個年輕寡婦不愿配給腿生著毒瘡的瘸子，一女干部就對她說：“腿流膿怕什么?只要**不流膿就行啦!”

　　之二：鎮政府辦階級教育展覽，又成了攻擊的對象。寫展覽會上又是圖畫，又是講解，說司馬庫還鄉團如何在短短十天內槍殺、活埋了1388人。可是被請來作證和控訴的、說是當年的幸存者郭馬氏在會上卻說，她的命是全靠司馬庫救下的，當時司馬的手下為湊一百足數，想將她也活埋了，是司馬制止說：“別湊數，該殺的殺，不該殺的別殺。”她最后深情地說：“說一千，道一萬，司馬庫還是個講理的人。”

　　之三：上官想弟(四姐)解放前自賣當了妓女，60年代把賣身一二十年得來的金銀首飾全藏在琵琶里，帶著回到了故鄉，還沒到家就被公社一干部搶去了琵琶。她大罵：“光天化日之下，動了搶了，日本鬼子也沒有像你們這樣!”而后又把她拉出來斗爭，審問她這些金銀玉器是怎樣剝削來的，公社書記竟把她打成腦震蕩，最后在外傷和梅毒的折磨下凄楚地死去。

　　總之，在《豐》中，從抗日戰爭時期的30年代到改革開放新時期的90年代，幾乎凡與共產黨、與革命、與政府相關的人和事，大都是被用調侃、挖苦的筆調和敵對的情緒來描寫的。解放戰爭的支前連隊獨臂指導員在支前中隨意打民工，還搶掠逃難的剃頭匠的車子，恐嚇他“不是地主，也是富農”，逼使他最后上吊自殺而死。擔架連的女連長在一抬擔架的隊員患羊癇風倒地不省人事時，她竟拿腳踢他，用手榴彈敲他，還從溝里扯一把枯草塞進他的嘴里，說：“吃吧，吃吧，犯羊癇風，是想吃草了吧?”公社小學的女教師紀瓊枝對學生也是拳打腳踢，竟把學生打癱在地上。區里的楊公安把母親一家老小都吊在屋梁上，逼問逃亡的司馬庫的下落。改革開放后，大欄市市長魯勝利(魯立人和盼弟的女兒)是大貪污犯。退伍軍人高大膽憤而在市政府大門前自焚時高叫：“腐敗啊腐敗，比慈禧太后還腐敗。”“你們這些坐小車的，都是貪污犯，先槍斃后審判，沒有一個冤枉案。”書中甚至連火車站候車室的女檢票員和女清潔工也不放過，竟借金童之口橫掃了一切：“蠻橫是公家人的身份證，……公家人不蠻橫，還算什么公家人呢?”作者對“公家人”甚至從生理上也加以丑化、攻擊。我在《歌》中提到了對盼弟與來弟乳房的對比描寫，這不是孤例。書中描寫“公家人”，幾乎都是“像獵狗”，“像一頭暴怒大猩猩”，“宛如一只大蛤蟆”，“眼睛像墓地里的磷火”，“頭發像豬鬃一樣”，“殘忍得像狐貍”，整個人“像一根充了血的驢**”，等等。真不知作者哪來如此的仇恨!

　　根據上面還不是完全的引述，讀者可以看到，共產黨被《豐》描繪得從抗日戰爭起直到改革開放的90年代就一直是腐化墮落的，給人民(以母親一家的遭遇為代表)帶來不盡的災難。這種徹底歪曲歷史真實的描寫，難道說它“近乎反動”，錯了么?

　　我們再看看母親的態度就更能說明問題了。母親是作者當做祖國的化身極力歌頌的人物，易文也稱贊她有“博大的胸懷”。但究竟怎樣?只說兩點。來弟與沙月亮生的女兒，司馬庫與招弟生的雙胞胎女兒，甚至司馬與第三個老婆生的司馬糧，她都可以撫養，卻拒絕撫養盼弟與魯立人生的女兒魯勝利，盼弟抗爭要求“一碗水要端平!”她竟罵道：“我給你養?我把你的私孩子扔到河里喂王八，扔到井里喂蛤蟆，扔到糞里喂蒼蠅!”更有甚者，當盼弟“文革”中挨整自殺，按照她的遺書，紅衛兵把她的尸體運回大欄鎮，交給她母親時，這位母親竟說：“她不是我的女兒!”對投奔了革命的女兒竟死也不饒恕!而當司馬庫快要被人民政府處決時，她卻帶著一家老小到法場上去給司馬送行，說：司馬“是條好漢。這樣的人，從前的歲月里，隔上十年八年就會出一個，今后，怕要絕種了。”我說《豐》“近乎反動”，過分了么?這樣的作品，不消說沒有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就連起碼的人民立場都沒有，能算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么?

　　《豐》不僅政治上近乎反動，而且道德上也近乎反人倫。書中關于男女淫亂關系的描寫，不僅觸目皆是，而且到了反常的程度。其中有姑姑慫恿自己的丈夫與侄女通奸的;有侄女向姑父“借種”、向姑父說“肥水不落外人田”的;有來弟因漢奸丈夫死后為消除性饑渴而戲弄七歲弟弟金童的;有金童受不住誘惑抓住自己六姐乳房加以搓揉的;有舅舅硬要摸外甥女乳房的;有母親為女兒偷情發出狼叫而在門外放哨、敲盆加以掩護的;有母親為兒子拉皮條的;有沙棗花脫下衣裙赤條條仰面朝天躺在地毯上大叫表哥來試試她是不是處女的。還有更糟污的描寫：領弟被啞巴強奸后，部隊要槍斃啞巴時，她竟然跑去“握住了啞巴雙腿間那個造了孽的家伙，對眾人哧哧地笑起來”，“厚唇上浮著貪婪的，但極其自然健康的欲望。”這是在宣揚什么?易文在肯定《豐》是“社會主義文學”作品時,指出它的惟一缺點只是“寫得粗野一些”。所謂粗野,是否就指上述描寫呢?那請讀者想想,這是僅一個“粗野”打發得了的么?

　　莫言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全文(無刪節)

　　尊敬的國王和皇后陛下，尊敬的諾貝爾獎得主們，女士們,先生們：

　　莫言是個詩人，他撕下了程式化的宣傳海報，讓個人從無名人海中突出。莫言用荒誕和譏諷攻擊歷史的謬誤、貧乏及政治的虛偽。他用戲弄和不加掩飾的快感，揭露了人類最黑暗的一面，不經意間找到具強烈象征意義的形象。

　　高密東北鄉體現了中國的民間故事和歷史，卻又超越這些進入一個國度，驢和豬的聲音淹沒人聲，愛與邪惡都呈現超乎自然的比例。

　　莫言的幻想跳出人類生存現實。他善于描述自然;也徹底了解饑餓的含意，他筆下的英雄、情人、施暴者、強盜，尤其是堅強不屈的母親們，令20世紀中國的殘酷前所未有如此赤裸地呈現，向我們展示一個沒有真理、常識、憐憫的國度，以及那里魯莽、無助和荒唐的人們。

　　中國歷史上反覆出現的〝人吃人〞證實了這種苦難。莫言筆下〝吃人〞象征無節制的消費、鋪張、垃圾、肉欲和無法描述的欲望，只有他能那樣跨越禁忌嘗試去闡釋。

　　莫言的小說《酒國》中，極品佳肴是烤三歲童子肉。只有男童能入膳;被忽視的女童反得以生存。這一諷刺指向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令天文數字的女嬰被流產：重男輕女，女孩連被吃的資格都沒有。莫言還就此話題寫了一部完整的小說《蛙》。

　　莫言的故事用神話和寓言做掩飾，將價值觀置于故事的主題。在莫言筆下沒有毛時代中國的〝標準人民〞，而是充滿活力、不惜用不道德的手段來滿足他們的生活，打破被命運和政治劃下的牢籠。

　　莫言所描述的過去，不是共產主義宣傳畫報里的快樂歷史。他用夸張、滑稽模仿加上變異的神話和民間故事，對50年來的宣傳進行修正，并令人信服。

　　在他最著名的小說《豐乳肥臀》中，從女性視角描述了大躍進和1960年的大饑荒，用嘲笑的筆法寫革命偽科學試圖用兔子精液讓母羊受孕，并把所有對此表示懷疑的人斥為右派分子。小說結尾描述的90年代新資本主義，騙子們賣化妝品致富，仍在試圖用異體受精孵出鳳凰。

　　莫言作品將一個被遺忘的農民世界生動展現人前，甚至不惜用刺鼻的氣息刺激感官，既冷酷無情得教人目瞪口呆，又摻合令人愉快的無私，他筆下沒有一刻枯燥乏味。這個作家彷佛通曉并善于描述形形式式人類生活，各種手工藝、冶煉、建筑、挖渠開溝、畜牧和土匪的花招詭計通過他的筆尖躍然紙上。

　　他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當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以來多數作家更滑稽和震撼人心。他語言辛辣，在他描述的中國近100年的畫卷中，既沒有跳舞的獨角獸和仙女，但他描述的豬圈式的生活，令人親歷其境。意識形態和改革運動來來去去，但人的自我和貪婪恒在。而莫言為所有小人物抱打不平，無論是日本侵華期間、毛式恐怖之下、還是今天的生產狂潮中面對不公的個體。

　　莫言創作出的家鄉是一個美德與卑鄙殘酷交戰之地，是一次踉蹌的文學冒險。中國以及世界何曾被如此史詩般的春潮席卷?在莫言的作品中，世界文學的聲音掩蓋同儕。

　　瑞典文學院祝賀你。請你從國王手中接過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

　　兩篇資料告訴我們：莫言說的是假話、鬼話、騙人的話!

　　莫言對國共兩軍的描寫，他是站在國民黨一面的，贊頌的是國民黨，攻擊的是共產黨!

　　莫言得諾獎是因為他的文學丑化、侮辱中華民族、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

　　他的愛憎十分明確!這是他富農的階級立場決定的，莫言毫不掩飾的表明了他的階級立場。請看——

　　“現在我想，毛主席逝世與我大有關系。不但與我有關系，甚至與我家的牛有關系。毛主席仍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就不可能改變，階級斗爭為綱就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學，也不會是現在這樣子的文學，而那樣子的文學我是不會寫的。”(2011_12_23 10:41 來自新浪微博)

　　莫言作客中央電視臺時說：他的童年、青少年都是在紅太陽的燒烤下度過的。

　　作客山東電視臺時，莫言說：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饑餓伴隨著我成長。這樣的童年也許是我成為作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我的寫作動機一點也不高尚。當初就是想出名，想出人頭地，想給父母爭氣，想證實我的存在并不是一個虛幻。(轉自環球網論壇，炮王在轟擊發表于 2012-11-3 09:50:47)

　　莫言的所謂“文學”，是什么貨色?僅以上述兩篇資料，即可看出，他的“文學”，是反動的文學!黃色的文學!賣國的文學!

　　2013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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