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獲獎，評論家批評，原是文壇常態。但近日網上偶遇著名批評家許紀霖批評莫言的文章《雞蛋與高墻：莫言的雙重人格》，一讀之下，大感異常。公允地說，這種批評，已經越過了文學批評的正常邊界，而指向作家的品行人格;且以對莫言的人格冠以“分裂”、“病態”之類的侮謾，而變成了另一種“觸及靈魂”的大字報。

　　許紀霖先生在《雞蛋與高墻：莫言的雙重人格》一文中對莫言的批評，細究起根據來，主要有莫言的兩件“政治行為”：一是莫言去年在微博上發表了兩句“追捧重慶”的打油詩，一是莫言今年參與了手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活動，“而且抄寫的又是最強調黨性、強調文學的政治立場的那一段”。除此之外，似乎并無其它“‘平庸的惡’之幫閑”的確切罪證。平心而論，莫言“歌頌重慶”確實難免政治媚俗的嫌疑。但若能以平常心分析莫言的那兩句打油詩“唱紅打黑聲勢隆，舉國翹首望重慶”，恐怕也算不上一種多么嚴重的政治惡行：就算歌頌“唱紅”錯了，能說歌頌“打黑”也錯了嗎?而“舉國翹首望重慶”的理由，不就是由于“唱紅打黑聲勢隆”嗎?如果能對當今市民百姓對黑惡勢力的普遍痛恨之情有一些理解，則莫氏這兩句打油詩，為什么不能被看作是一種對底層民聲的樸實表達呢?若說莫言是借這樣兩句打油詩去向某種政治勢力邀寵，是一種政治媚俗的話，那么一年之后的今天，流行的政治俗又是什么?在今天這種政治流俗之中，深挖細找別人一年前的兩句網絡打油詩，許紀霖先生恐怕也難脫政治媚俗的嫌疑……何況就是兩句文人信口而謅的打油詩，實在上升不到“人格分裂”的高度。

　　至于抄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莫言此舉的本意我們不得而知。但分析一下無非兩種可能：一是出于敷衍體制的職務行為;二是出于莫言本人對“講話”思想的認可，是一種自覺自愿的個人行為。許紀霖先生認為，前者雖可抵制，但猶能原諒。我的看法與許紀霖先生正好相反：若是出于前一種原因，能抵制卻媚俗，足證莫言之俗俗不可耐。而后一種原因，恰恰是今天最值得討論的文學命題：作家究竟應不應該有政治立場。這是一個舊命題，且是一個大命題，更是一個當今文壇最該討論的命題。這篇短評不嘗試作深入探討。但“政治”并不是一個天然的壞詞。作家寫作出版，既是個人行為又是社會行為——就其社會行為的一面，本身就是一種政治表達、一種政治追求，本身就是政治行為。作家的政治立場對與錯是一個問題，作家應不應該有政治立場是另一個問題。許紀霖先生在對莫言的批評中，將政治立場與體制完全等同起來，籠統斥之為“世俗”、“邪惡”、“平庸的惡”，不僅是一種概念混亂，而且是一種自我否定式的“批評”——在批評莫言的文章中，許紀霖先生認為最可寶貴、最值得推崇的“反體制”立場，算不算一種政治取向、是不是一種政治立場?所以，站在一種政治立場上——不是去批評他人的政治立場錯誤、而是去指摘對方有政治立場，這是不道德的。

　　在另一篇題為《我為什么批評莫言》的文章中，許紀霖先生說：“一個文學家不僅以作品說話，而且也以自己的人格見世。文學家可以超越政治，但不可以超越道德。我這里說的道德，乃是忠誠于自己的文學信念和價值信念，那是一種善的德性。……莫言的選擇與他的一貫宣稱的文學理念并不吻合，那就是一個對內心的價值是否真誠的問題。”——拋開這種批評的“誅心”之嫌不去論，僅就許紀霖先生把“道德”與“政治”完全割裂開來、截然對立起來的觀點本身，是經不起認真推敲的：文學家作為一種社會的存在，反體制是一種政治道德，附庸體制也是一種政治道德;他為社會提供一種健康的、有益的精神食糧是一種政治道德，他向社會傳播一種邪惡的、有害的精神毒品也是一種政治道德。所以與其把“道德”凌駕于政治之上，倒不如說：不存在什么能獨立于政治之外的“善的德性”，不存在什么超越政治的文學家道德。

　　拋開全部的觀點之爭，文學批評也好獲獎事件評論也好，都理應把對象確定在評論對象本身，而不必去深挖細查一些個人行為細節，把矛頭對準個人的某些政治媚俗行為，借用批評對象自嘲的文字來施以“孫子，懦夫，可憐蟲”這種漫畫式的形象丑化，更不應該以此對批評對象的人格作出“分裂”、“病態”一類的侮謾——這樣的風氣，難道不正與許紀霖先生文中深深擔憂“文革復辟”的心愿完全背道而馳嗎?畢竟，諾貝爾文學獎是獎給《檀香刑》和《豐乳肥臀》的作者，而不是為了獎給一個名字叫“管謨業”或者“莫言”的中國人。而這個作者除了會在人前吃喝之外，肯定也會在人后拉撒。與其津津有味于他的“拉撒”，不如把興趣和目光放在文學作品本身的價值上。

　　莫言的獲獎，特別是由此而來的久熱不衰的媒體狂歡，確實大有可批評之處。我對許紀霖先生《雞蛋與高墻：莫言的雙重人格》中的一句話極其贊同：“一個國家的崛起，最重要的標志是國民的人格獨立和尊嚴的崛起，而不是某種渴望被西方國家承認的扭曲心態。”我以為，許紀霖先生此一語，堪為這場諾貝爾狂歡以來最具獨立精神也最深刻的評論。不幸的是我們總會看到，最渴望被西方國家承認的往往是一群自名自由派的知識分子。我們不作“華夏之外皆蠻夷”的狂妄囈語，但我們能不能把“諾貝爾文學獎”就看作一個文學獎、而不是一個瞬間能讓十三億神州盡堯舜的神話?沒有“諾貝爾”的時候，司馬遷、李白、魯迅就在那里;有了“諾貝爾”而不得的時候，中國文學的偉大成就仍在那里;今天得到了“諾貝爾”的時候，文學價值高于莫言作品的作家作品不僅在那里，而且大大地在那里——琢磨中國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她的大。

　　但中國之大的偉大，不僅在于她的疆域大、人口大，出現偉大的可能性大，也在于她的胸懷大、氣度大。而不是像今天的媒體和部分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奧運會諾貝爾、諾貝爾奧運會……好像世界上沒有個奧運會沒有個諾貝爾，中國就不成其為中國一樣。諾貝爾文學獎是一項世界性的重要文學獎項，但它所代表的也只是某一種價值判斷，并不能據此判處中國文學死刑或者救中國文學的命。何況早在將近半個世紀以前薩特就已經明白地說了：“諾貝爾獎客觀上成了一項授予西方作家和東方背叛者的榮譽。”(薩特《我為什么拒絕諾貝爾獎》)。我們不因為莫言獲獎就推論說他是“東方的背叛者”，但我們能不能以一種平常心待之：既不靠“諾貝爾”來論證中國文學的偉大、論證中國的崛起，也不要像阿Q先生那樣：“為懲治他們起見，所以他往往怒目而視，或者大聲說幾句誅心話，或者在冷僻處，便從后面擲一塊小石頭。”——趣味彰顯品位，這個話題實在是乏味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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