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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成功，顯然是較突出的文學才能，人脈關系，高額的翻譯費三者的結合。其中高額的翻譯費要據首要地位。
莫言應當承認文學才能比較突出，雖說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彼得英格倫評價稱他的作品認為是粗俗而淫蕩的。但必然是有一種特色，這種獨特風味很對西方對其它文化原始粗俗的獵奇喜愛，發展中國家藝術家、文學家想得西方文化大獎，由于缺乏硬實力，只能走這樣獲得的路徑，不光是諾貝爾文學獎，還是其它電影大獎，包括奧斯卡大獎。張藝謀的《紅高粱》因為這個原因獲1988年第38屆西柏林國際電影節大獎――“金熊獎”。1989年，《紅高粱》再度獲得法國第5屆蒙特利埃國際電影節的“銀熊貓獎”，繼而《紅高粱》還獲得了多項國際電影大獎。《紅高粱》的作者莫言走的是同一路徑。
中國文壇與莫言水平相當的人很多，也有一些人要超過莫言，莫言創作的非主流性，使得中國讀者群對其看法一般，莫言首獲諾貝爾文學獎這一爆炸性新聞在中國主流社會反響平平也說明這一點。非主流的張藝謀向主流社會走，非主流的莫言向也主流社會走，這說明此兩人都善抓機會，善拉關系。典型的中國傳統式的“會做人”勝過“會做事”。
莫言以電影《紅高粱》的成功為突破口，抓機會拉關系，作品、錢、官互動，官至副部級中國作協副主席，腰纏萬貫，不管內容好壞，作品都可以出，在計劃出書時代占領了市場，先占優勢，遮住別人。有錢有官，刻意結交各方人士，包括對立方的臺灣“文化部長”龍應臺。當然還有一個最大目標，諾貝爾文學獎終身評委且評委中唯一懂中文的馬悅然(N.G.D.Malmqvist)。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5月中旬發布一條微博說：馬悅然接受作家張一一 60萬美元定金，答應推薦其參選諾獎。這筆錢，是給馬悅然用來做翻譯和公關費用的，目的就是影響評委，爭取參選2011年諾貝爾文學獎。可能是事沒辦成，消息流出。
《新報》2012年8月30日報道，張一一說莫言支付給馬悅然的“翻譯獻金”是60萬人民幣，“陳安娜是瑞典人，是馬悅然的學生，陳安娜翻譯的中國作家作品都是馬悅然介紹的，馬悅然由于身份的特殊原因不方便出面，所以在幕后操盤，他收取四成的傭金。我基本可以保證莫言是心虛的，他沒有任何資格也不會、不敢告我”。至2012年10月11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為止，莫言也沒告張一一。
據報道來分析，馬悅然不收張一一60萬美元“翻譯獻金”，卻收莫言60萬人民幣“翻譯獻金”，而且把事辦成了，顯然莫言更善拉關系，對中國通的洋人來說，也吃關系這一套。馬悅然與二婚小43歲的中國妻子合寫過一本微型小說《我的金魚會唱莫扎特》，中國作協高官莫言親為作序，主動結交且交情不一般，關系到了，收錢辦事。莫言也很精明，沒有翻譯，再好的文章西方也沒人知道。《紅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勞》就是翻譯得再爛，好壞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也能讀得懂，“獨此一家，別無分店”，“不知有漢，無論魏晉”，其它17個諾貝爾文學獎評委也認了。
再說諾貝爾組織因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與中國官方關系極其緊張，中國經濟發展到這一步，已有實力對諾貝爾組織及相關國家施加壓力，并且諾貝爾組織也飽受區域無諾貝爾文學獎考慮的批評壓力，多方平衡后，諾貝爾文學獎機會給了有準備的人----莫言。莫言獲獎，是中國傳統所說的天時、地利、人和。
本文不是“文人相輕”也不是酸葡萄，只是深入分析莫言如何獲得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本人對莫言一個苦孩子能奮斗到今天的成就深表敬佩，本人也認為莫言的成就完全配得上諾貝爾文學獎。莫言白手起家，有錢有官，且有諾貝爾文學獎，這是典型的中國夢。
夾點私貨：李雪林在經濟學的成就比起一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也是顯得鶴立雞群，高出一大截，有足夠的硬實力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他做人不如莫言，更不用說高額的翻譯費。懇請網友支招。
回顧2007年12月10日諾貝爾獎頒獎當天《東方今報》刊載記者馬凌的專訪：
記者問：“你認為自己能得這個獎嗎?”
李雪林答：“能不能得，我們說了不算，諾貝爾獎，國際上有它的評價標準。”“對諾貝爾獎，你了解嗎?”“要獲得明年的諾貝爾獎，要在2月11日之前獲得提名。(稍停)這個提名需要知名人士來提。(停頓)要獲得諾貝爾獎，需要有支持團隊，也需要一定的宣傳。”
末了，李雪林稍顯含蓄地說：“我沒有翻譯，也沒有渠道。”
N.G.D.Malmqvist(中文名字馬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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