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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不是狹隘種族主義或民族主義者，始終OPEN-MIND學習宇宙生命的知識。為了解印第安人文化，博主甚至在學習印第安語。坦誠講，疑惑美洲瑪雅等位置如何擺放，按時間追溯到公元前2500年，文字文化和中國類似地方數(shù)不勝數(shù)。蘇美爾又是極其類似的案例[附圖：左蘇右中]。個人直覺，三個地方不可能各自獨立發(fā)展。

按染色體分析，走出非洲，黃色人種比白人早很多。有理推測，黃色人種早就建立以萬年為單位的文明，這一時期從歐亞大陸東半部從西亞到中亞、印度到中國都是黃種人部落區(qū)域。之后白人部落侵襲，范圍慢慢縮小到歐亞大陸東部，東亞及東南亞地區(qū)，形成歐亞大陸上今天面貌。歷史教科書上整天與突厥打殺，沒說蘇美爾和閃族打殺，也是一樣的道理，兩個人種穿插遷徙的相遇。

如果理解美洲蒙古人種文明，如何被西方損毀殆盡，便可理解為何最早兩河流域建立人類文明的蘇美爾人，被繼續(xù)向東騷擾了。

博友一篇日志發(fā)現(xiàn)：

[歐洲中心論要害在于抹殺西方文明的東方背景和來源；西方史學發(fā)掘的證據(jù)完全不足以證明歐洲文化有壟斷古希臘文化遺產(chǎn)的權利，因為歐洲同古希臘的文化紐帶遠遠不如東方世界同古希臘文明的關系密切；更多材料證明古希臘文化源頭在古埃及和包括巴比倫在內(nèi)的東方世界。這就產(chǎn)生一個問題：究竟古希臘文化是西方文化向東方延伸的起點，還是東方文化向西方延伸的終點？]

蘇美爾是西亞創(chuàng)建的第一個文明，巴比倫以及埃及（博主認為是蘇美爾人殖民地），都與它有著千絲萬縷追根溯源的關系，文字和腓尼基起始字母體系有著天各一方的差別。即便古老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哈拉巴遺址，也沒確切證據(jù)說屬于達羅毗涂人。

西方學界曾經(jīng)激烈考證蘇美爾的人種問題，但有幾個關鍵繞不過去，至今也不能繞過：

1.語言文字體系與閃族全不同；

2.蘇美爾人說自己是黑發(fā)圓頭；

3.蘇美爾人藝術品肖像表明更象蒙古利亞人種。

按照常人思維，西方學界一定這樣做—>

1.考證蘇美爾前期，已有高度發(fā)達的白人文明，蘇美爾人繼承；

2.考證蘇美爾文明當時，是很多種族同時共享這個文明的成果；

3.考證蘇美爾人的語言中，含有白人語言“底層結構”；

4.考證蘇美人是走出非洲的黑種人和白種人的混血；

5.干嘛在乎藝術肖像？干嘛一定圓頭？干嘛一定黑發(fā)？

6.第一象形文字出現(xiàn)，就一定是蘇美爾發(fā)明的啊？

7.集體轉(zhuǎn)向，研究牙痛環(huán)保，絕口不提人種。

8.部分承認，蘇美爾人可能來自西藏印度。正常分析，印度達羅毗涂人使用象形文字，但長臉型中等身材卷發(fā)淺褐色，與蘇美爾人自稱的“圓頭黑發(fā)”完全不同。

8.干脆把所有考古發(fā)掘的人體殘骸骨骼藏起來，對外聲稱有效素材不多……

這些猜測，果然全都一一應驗。

實際上，只要將目光轉(zhuǎn)向美洲瑪雅文明，各種證據(jù)，與蘇美爾文明不是“相似”可以形容，簡直如出一轍，還有埃及以及中國遠古時期，只要考證文字便可給出真正史前文明的歷史，也即：最早是“象形（楔形）文字”的人類文明，先期走出非洲的黃種人創(chuàng)造，正在早熟東方文明影響下，白種人才開蒙走入文明。

摘錄西方蘇美爾研究專家的兩個回答，非常有意思：

1.蘇美爾問題

很好奇你說的“蘇美爾問題”是什么。我是紐約研究古代近東歷史一流的學者，我想找找你所謂蘇美爾問題的觀點從哪來的。我讀過Tom Jones的書《蘇美爾人問題題》，坦誠講很失敗。有證據(jù)表明他們是本土固有的，也有證據(jù)說明有些外界的影響……即便是移民，或許也是來自印度河流域。

[下文，西方學界自己都會證明這位專家一派胡言]

我認為蘇美爾問題很是虛無。蘇美爾辭典表明在美索不達米亞的連續(xù)性，以及與阿卡得人的共存。

[果然要證明阿卡得人與蘇美爾人共存，阿卡得人是白種人]。

2.你怎么看待他們的相貌？看起來象蒙古人？

答：這就是你關于蘇美人是后來殖民者觀點的主要理由嗎？你想什么呢，蘇美爾人從馬背上來？他們的語言是農(nóng)耕類型，而不是戰(zhàn)爭類型。

Cavalli-Sforza等人的人類基因歷史地理，發(fā)現(xiàn)科威特人的基因里有獨特性，猜測科威特人可能是有蘇美爾基因遺傳的后代。

[顯然，承認蘇美爾人獨特性了]

體質(zhì)人類學與“蘇美爾問題”

作者：Arkadiusz So³tysiak

作者單位是蘇美爾骨骼殘骸保存地之一

翻譯：海杲

自從Andrzej Wiercinski出版了關于古代美索不達米亞體質(zhì)人類學他那唯一一篇論文（1971），已經(jīng)有35年的時間了。這篇短文是用波蘭文寫的，關注一個話題，也是國際考古學家和語言學家多年來認為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特別對于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民族歷史的學者來說。這個話題通常稱為“蘇美爾問題”，也即蘇美爾人起源的猜測，蘇美爾一般被認為是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創(chuàng)始種族。蘇美爾人起源的研究，對于Wiercinski教授來說是個意外，盡管如此，還是被包含在他關于人種進化問題的大量論文中（1962，1973，1978）。先不說這個話題的邊緣性，但或許是對于“蘇美爾問題”體質(zhì)人類學討論最有貢獻的文章之一，因此，文章看起來對體質(zhì)人類學，對于研究美索不達米亞歷史來說是個較好的起點。

蘇美爾人，是已知第一個遷徙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的種族，當然，這不意味著他們一定是那個地區(qū)的最早的定居者，但是簡單的事實結果是，是他們發(fā)明了書寫的系統(tǒng)，因此使得他們的種族為現(xiàn)代學者所知。他們的起源爭論極大，在一個世紀以前就開始了。許多作者試圖通過有效的考古、語言甚至骨學數(shù)據(jù)的幫助來解決“蘇美爾問題”，但是沒有普遍接受的結論。主要的常見問題在于人群自我認同的語言、人種、文化以及政治因素的混亂，這些都有相互關系，但從不能以任何一般模型多多少少有些預知。

蘇美爾問題的歷史，很清晰地顯示，這種人種/語言分組的例子特別復雜，或許問題不僅不可能回答，簡單講也是錯誤的討論方式。
表1.公元前2000年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簡化年代
時期                年代                     注釋
Hassuna/Samarra     ~5500-4500    新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考古學文化
Halaf
Ubaid               ~5000-3600    南美索不達米亞村莊定居，人造灌溉系統(tǒng)
Uruk                ~3600-3100    大規(guī)模城市化，開始出現(xiàn)象形文字
Jemdet Nasr         ~3100-2900    楔形文字發(fā)展
早期王朝I/III       ~2900-2350    南美索不達米亞出現(xiàn)許多蘇美爾城市國
                                  北部出現(xiàn)閃族國家
Akkadian/Gutean     ~2350-2100    閃族王朝統(tǒng)一美索不達米亞，庫提人入侵
Ur III              ~2100-2000    蘇美爾人王朝重新統(tǒng)一美索不達米亞

[博主注：閃族人歷史文獻沒提蘇美爾人，考出來的。很顯然他們并不屬于一個人種或族群。蘇美爾人從來沒提過宗教問題，某些人便少朝基督教上扯淡。希伯來語和蘇美爾語完全不是一個譜系。]

圖1.文中提及的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城市，斜體字為現(xiàn)代城市名

確定一點是，第一個為世人所知的楔形文件，就是用蘇美爾文寫的，幾乎可以確定，這種語言也用早起象形文字表示，這可以在古老的泥板上證實，而這些泥板是古代城市Unug/uruk、Ur和Jemdet Nasr發(fā)現(xiàn)的，日期可以推到Uruk晚期和Jemdet Nasr時期，大約是公元前3200-3000年（Oppenheim 1977:49;van Driel 2000:495）。不過，蘇美爾文書寫方面的應用，并不意味著書寫人就是蘇美爾人。蘇美爾人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就不再是一個可以可以區(qū)別的種族了，而他們的語言也完全消失，在公元前1800年時，但是接下來兩千年仍然保留使用（cf. von Soden 1960;Oppenheim 1977:51;Crawford 1991:10）。

蘇美爾人的起源探討開始于1874年，當時Joseph Halevy爭論，最新發(fā)現(xiàn)的古代語言只是表示阿卡得人語言的表意系統(tǒng)，而阿卡得人語言屬于閃族語系（cf.Cooper 1991:48），這個理論很快就被拋棄了，被蘇美爾人是美索不達米亞原始居民的說法所替代，最終又被閃族人征服，同時又加以學習，最為重要的促進這個觀點的作者是H.U. Hilprecht（1896）和L.W.King（1910），在20世紀早期有很多追隨者（cf. potts 1997:44;Cooper 1991:65）。

[考證蘇美爾人語言是阿卡得人（閃族）語言表意系統(tǒng)，失敗]

“蘇美爾問題”由Henri Frankfort明確定義（1932b;cf. Potts 1997:44-45），他爭論說蘇美爾人是南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最早的定居者，在ubaid時期從伊朗高原而來（1932b:23,30,41,46）。接下來，閃族人在Uruk時期到達，打斷了蘇美爾人和他們原來家鄉(xiāng)的聯(lián)系（1932b:45）。Frankfort的理論是其前期觀點的改正，也在同一年發(fā)表，觀點是，蘇美爾人是在Uruk時期從北部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Frankfort早期理論的爭論之一是，假設Uruk陶器與安娜陀利亞（Anatolian）碎片的密切關系（1932a:63）。在兩篇論文里，F(xiàn)rankfort都使用了圖解，以及其時少部分骨學數(shù)據(jù)。后來D. Buxton（1925）提示，起初美索不達米亞人有長頭特性，按推測向來，短頭的蘇美爾人（根據(jù)藝術中的表現(xiàn)手法可知）不可能成為支配性的種族（1932b:41-42），盡管美索不達米亞人，在早期王朝可能由很多人種組成，類似于印度河流域Mohenjo Daro早期人口組成（1932b:28）。這個種族迷局成為一個重要的爭論，在“蘇美爾人問題”后期歷史中。

[考證種族大混合]

第一個使用骨學數(shù)據(jù)和肖像研究的作者是Stephen Langdon。早在1927年，他就得出（也是用的Buxton數(shù)據(jù)）結論，早期王朝階段的Kish城，是蘇美爾人與閃族人混合居住的地方，表現(xiàn)是Buxton數(shù)據(jù)證實的兩個長頭人種，也即歐非人種（西方人把蘇美爾人認為是歐洲人和非洲人的混血人種，就好像奧巴馬那樣，因此有現(xiàn)代基督教瘋子說奧巴馬是上帝之選）與地中海人種。后來，在波斯統(tǒng)治時期，第三個亞美尼亞人種也加入當?shù)厝酥小＿@種人種或種族的聯(lián)想，后來被體質(zhì)人類學加D. Buxton與D.T.Rice接受（1931:58），不過他們爭論說美索不達米亞兩種人種的結構，是在早期王朝階段建立的，隨后的遷徙沒有太大影響。這種結論，也被T.K. Penniman維持（1934）。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種族穩(wěn)定性，C.S. Coon解釋說是幼發(fā)拉底河流域的人口結果：根據(jù)這名作者的說法，海外移民不會有免疫力，都死光了，在美索不達米亞人種組成中沒有留下痕跡（1951:255）。

[猜測移民沒有免疫力，美洲印第安人根本不是死于免疫力缺陷，而是死于白人的大規(guī)模種族滅絕]

在關于“蘇美爾人種”的討論中，非常有趣的是Sir Arthur Keith非常重要的報告（1927,1934;cf.Molleson,Hodgson 2003），幾乎完全忽略了。據(jù)他從Ubaid（銅石并用時代）及ur（青銅時代）的頭骨研究，Keith還觀察到美索不達米亞人口的連續(xù)性，自從公元前4000年開始直到現(xiàn)代時期，并建議伊朗人甚至是印度人的密切關系可能。這兩個地方有很多不同，空間上雖然很近，但是時間上跨度太大，后來又解釋說是阿拉伯半島長頭人種入侵的結果。可是，根據(jù)Keith的結論，那么他聲稱的蘇美爾人（自Ur）就和閃族人（自Kish）就沒什么不同啦。

[猜測伊朗與印度，時間跨度，連不到一塊]

不管這些，Anton Moortgat（1945）與E. Speiser（1951：343）觀察到（更可能是在Frankfort之后），從蘇美爾人的肖像圖來看是短頭，而Ur以及其它地方發(fā)現(xiàn)的是頭骨是長頭（cf.Potts 1997:46），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蘇美爾人相對后期的外觀可以證實，他們是從很遠的地方而來，數(shù)量并不是特別多的人，比當?shù)厝丝谏伲荒芨淖兤浞N族特性（Speiser 1969:97-100）。

在這點上，Andrzej Wiercinski加入討論，用他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居民種族類型學的研究（1971）。和之前研究一樣，不僅基于骨骼殘骸（自Ubaid/Ur/Kish），還有肖像圖，這種資源的選擇，卻受當時有效骨學報告稀缺的限制。A. Wiercinski，和早期作者不一樣，發(fā)現(xiàn)了美索不達米亞人口更為復雜的人類學架構，使得之前關于“蘇美爾人種”的研究變得不得要領。他的觀點是，西藏地區(qū)（或說是中部亞洲），可能是蘇美爾人最初來源的地方。

[承認西藏，但不死活不提中國人]

關于“蘇美爾人種”的討論，Georges Roux更是妄下評論，他說肖像圖只是表示“樣式化”，因此從骨學數(shù)據(jù)上來比較沒什么有價值的信息（Roux 1969:136）。不過，關于人種問題還是有斷續(xù)的爭論。50年前，H. Crawford指出，舊有的推測，蘇美爾人是圓頭人種，可是閃族人是長頭人種，并注意到在C.S. Coon（1949）提示之后，美索不達米亞早期居民的大門牙大小，都被用來作為他們與印度人之間的密切關系的證據(jù)（Crawford 1991:9）。

[耍賴說蘇美爾人藝術只是文物，不能表明真的是圓頭，但愿意承認和印度人有關系]

Frankfort的首創(chuàng)理論，將蘇美爾人的到來，看作是uruk時期的開始，在1930年代受德國學者的支持，主要有E.Speiser（1930）和A.Ungnad（1936：10）。在Speiser的觀點中，蘇美爾人的大部分古代城市起源于埃蘭人（Elamite），而埃蘭人，按他所述的相關性，是Lullubeans和Kassite的山地居民，在蘇美爾人遷入美索不達米亞之前就有了（1930:40,46）。蘇美爾人想來是從南部入侵進入美索不達米亞，從東方經(jīng)過波斯灣而來。Speiser建議說，也許和達羅毗荼人（Dravidian）人有關（1930:83）。

[印度最可能相關的就是達羅毗荼人，但達羅毗荼人長臉棕色頭發(fā)，不是蘇美爾自稱的圓頭黑發(fā)]

在后期的出版中（1951;1969），Speiser維護他的理論，并加入一些新的爭議。他爭論說，美索不達米亞新時期時代后期的文化傳統(tǒng)多元性，是人種不同與那些現(xiàn)代學者定義的Hassuna/Halaf/Ubaid/Uruk所有考古文化的反映，是由不同種族發(fā)展的（1969:99）。在他的觀點中，蘇美爾人到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相對較晚，是在Ubaid的后期，一開始只在波斯灣頭部定居。在Uruk時期，他們向北移居，最終丟失掉種族特性。這樣的觀點，也為Anton Moortgat與Beno Landsberger接受（cf. Speiser 1951:345-353;1969:99-103;Potts 1997:46）。Speiser的理論后來又被Jan Braun發(fā)展，Jan Braun收集了很多蘇美爾人與西藏語言的相似之處，在這個基礎上爭論，蘇美爾人是從印度北部坐船到的美索不達米亞，不管他們相對本地居民數(shù)量多少，但是文化更為高級是不容置疑的。只是后來閃族部落又繁盛期來（1971:47-48）。Braun的假設，為A.Wiercinski的骨學研究支持，而C.S. Coon建議（在齒韻根據(jù)上），在銅石并用時代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的Eridu城市的居民，以及印度河流域人口有著密切關系（Coon 1949:104）。

[承認從骨骼上和藏人密切關系，但單從齒韻上證明和達羅毗荼人人有關系太勉強]

Beno Landsberger引入了新的語言學方面的爭論，他的觀點是，許多蘇美爾重要城市的名字，以及蘇美爾人的許多技術名稱，是從其它語言中借來的，也就是美索不達米亞最初的居民，但是在書寫發(fā)明之前已經(jīng)被忘記了。Landsberger實驗性地定義了兩個諸如此種的底層語言，稱其為幼發(fā)拉底與底格里斯語（Landsberger 1944;1945;cf. Gibson 1972:8;pOTTS 1997:46; Rubio 1999:2）。這種理論在1970年代很是流行，并對Speiser猜測有一定幫助，他們?nèi)〉靡恢拢╟f. Speiser 1951:345;Oppenheim 1977:33-34）。Leo Oppenheim后來爭論說，蘇美爾人可能屬于山地居民的特定語系，因此東方的山地，也許是蘇美爾人的搖籃（1977:50）。

語言學上的爭論，被Ignace Gelb改進，他強調(diào)人種和語言上一致性，因此之前的人中爭論都不充分（1960:259-260），盡管沒有一致性，他后來寫了兩頁，再次提到圓頭的蘇美爾人（1960:262）。Gelb認為，最早的南部美索不達米亞地名命名者，并不是蘇美爾人，和北部美索不達米亞名字類似，因此他們也不是蘇美爾人，Gelb假設，他們屬于底層語言。另外一個前蘇美爾時期的種族證據(jù)是，在早期文獻中的重復名稱，歸于一種稱作香蕉的語言。根據(jù)Gelb的說法，不一定是蘇美爾人發(fā)明了書寫系統(tǒng)，因為從Uruk發(fā)現(xiàn)的早期象形泥板，也許可以用其它語言閱讀（1960:263-265）。

Landsberger的蘇美爾語前蘇美爾底層理論，最近被G. Rubio推翻，他驗證處有效數(shù)據(jù)，得出結論是，所謂被認為是底層語言的術語，其實是蘇美爾人不斷技術革新的傳播而逐漸采納，而不是從什么假想的連貫語言上繼承（Rubio 1999:11）。G. Gragg也得出類似結論，而且有了更多基礎（1995:2177）。這種蘇美爾語言的情況，可以和當今被其它語言采納的計算機技術相關的英語術語相比較：在那種情況下，沒有人會說英語是其它語言的底層語言。

[白人語言底層說，失敗]

另外一個說明的方式是Samuel Kramer提出的，這名作者同意Speiser關于蘇美爾人不是美索不達米亞固有居民的說法，而是在uruk后期不久過來的（1948：156-157）。他的觀點是，他們早期的歷史，已經(jīng)在蘇美爾過往的傳奇故事中保留下來，Gilgamesh、Enmerkar以及Lugalbanda。Kramer堅持，野蠻部落對先進文明國家的侵略，一般都會在英雄史詩中記載的——句好像是希臘的條頓與雅利安傳統(tǒng)（1948:159）。如果蘇美爾人也寫了這種類型的文學，對Kramer來說，最初他們一定是入侵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的野蠻人。Kramer的重新架構是，美索不達米亞一開始是由伊朗來的移民定居，已經(jīng)圖畫陶器。多少有點后期他們開始混雜閃族人，從西方而來。這兩個種族混合創(chuàng)造了一個文明，擴張并最終形成接觸到早期蘇美爾人，早期蘇美爾人是游牧部落，可能從外高加索或外里海地區(qū)二來。這些蘇美爾人一開始被美索不達米亞人打敗了，但后來學習了更為先進的戰(zhàn)爭藝術，并最終征服美索不達米亞。在“英雄時期”后期，蘇美爾人重新恢復了文明，建立了他們的城市，發(fā)明了楔形文字，最后又被其他野蠻人打敗，也就是雅利安部落（1948:160-163）。

[用有史詩就是野蠻人，極力想證明蘇美爾前期有白人文明，失敗]

這個理論或許最有想象力，但是又因為Kramer的權威性，它又被后來很多作者認真考慮，且不說這個理論高度猜測的基礎，而且文字本身的反證，也有發(fā)展良好的城市中心的沖突。在后期的論文中，Kramer提到Landsberger的幼發(fā)拉底假設，但依然爭論是閃族人在蘇美爾人之前定居美索不達米亞（1963:40-42）。這種想法并不新鮮，由Eduard Meyer發(fā)明，在20世紀的前10年（Meyer 1906;cf. O'Callaghan 1948:14）。Kramer還維護他的觀點，說蘇美爾人是從里海過來的，并指出與伊朗阿拉塔（Aratta）的關系，以及所謂烏拉爾-阿爾泰語系之間的緊密性（Kramer 1963:42,cf. Potts 1997:47）。

基礎更好的在實際考古上的證據(jù)，是Joan Oates的重新提議，他提示到，從ubaid時期開始，直到蘇美爾人毫無疑問地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占支配地位，一直保持文化的連續(xù)性（Oates 1960:33-34;cf. Potts 1997:47）。不僅是陶器風格的連續(xù)性，還有不間斷的Eridu市的寺廟序列，而Ubaid與Uruk時期發(fā)掘的地點中，沒有什么遺跡表明有過侵略。它可能是，新石器時代后期和銅石并用早期，美索不達米亞人口不是同質(zhì)性——但是在后期，很多種族共享了同一種生活方式——但是沒有什么單一證據(jù)表明，那個時期有什么其它移民過來，也沒有什么證據(jù)表明，美索不達米亞文明是由伊朗起源人口創(chuàng)建（Oates 1960:34-37）。Joan Oates的懷疑逐漸流行，“蘇美爾問題”開始被認為是——不可解決（cf. Rubio 1999:1）。最近這些年，在美索不達米亞人早期歷史的研究上，更為謹慎，一般接受Leo Oppenheim的觀點，也即“語言、種族、民族，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在美索不達米亞非常復雜，在調(diào)查研究方面遠遠不足”（1977:48）。這種復雜性被McGuire Gibson認可，他解釋說，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起源，是公元前3300年東部幼發(fā)拉底分支失蹤的結果。人口都被迫移居到城市里，而蘇美爾人用這個機會建立對其他當時居住在美索不達米亞南部種族的支配（Gibson 1976:56）。這種蘇美爾文明的解釋方法，盡管比較有爭議，和種族與語言猜測相距甚遠，而那些猜測在十年前非常流行。

[無奈，開始提出復雜性，認為從人種上蘇美爾問題不可解決]

在“蘇美爾問題”的故事中，語言學爭論是最為集中的，有時他們的猜測忽略了考古和歷史的背景。不過，體質(zhì)人類學基礎爭執(zhí)，特別是對圓頭的“蘇美爾種族”而說，以及蘇美爾人的印度人起源。很明顯，這種誤解來自于兩類體質(zhì)人類學家，一是將肖像圖與骨學數(shù)據(jù)相較，一是語言學家把頭骨和藝術肖像之間的差異認為是“蘇美爾人種”占美索不達米亞人口少量的科學證據(jù)。印度人起源的假設相對更為可靠，盡管沒有作者用適當方式驗證，仍然是個猜測。

[印度人起源不可靠，印度河流域的第一次文明，也很可能是黃種人開辟文明]

“蘇美爾問題”的討論，在1970年代開始變?nèi)酢＿@主要是由于考古學方法變化的結果（但也是語言學方面）：前面幾代的學者開始根據(jù)種族民族不同解釋文化變化，而“新考古學”的追隨者，瞄準人類族群與換境內(nèi)更之間的相互作用重建。在這種新的方法上，關于人類的研究更為重要，而不是討論“蘇美爾人種”問題，也是因為美索不達米亞骨骼保留太少。保留完好的頭蓋骨的稀缺，而這適合于對于人種的猜測，使得體質(zhì)人類學只能成為“人種”猜測放慢語言和考古數(shù)據(jù)的補充。不過，完整頭蓋骨的缺乏，并非是生態(tài)學研究的大問題，而這方面則使用了更為廣泛的工具，而非僅僅是基本顱面直徑的量度。在生物化學的情況，古病理學或牙科學的研究盡管都是寫碎片殘余，但給我們提供了有價值的數(shù)據(jù)。

[西方學界1970年代再也不提體質(zhì)人類學，轉(zhuǎn)而研究“環(huán)保生態(tài)”與“病理學及牙痛”]

乍一看，美索不達米亞看起來是研究人類和環(huán)境互動反應的極佳地區(qū)。最起碼有三種不同的生態(tài)區(qū)（北部的干燥農(nóng)業(yè)區(qū)，幼發(fā)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區(qū)域沖擊平原灌溉區(qū)，以及內(nèi)陸的草原沙漠地區(qū)），兩類可能的主要生存戰(zhàn)略（植物栽培與遷徙畜牧），最重要的是——5000年的書寫資源所記載的歷史。先不說這種很好的潛在性，對于人類的研究依舊不足，盡管有過熱烈的關于“蘇美爾問題”的爭論。

2所示的是美索不達米亞三個地區(qū)人體殘骸的田野作業(yè)與實驗報告的時間分布：部的干燥農(nóng)業(yè)區(qū)，幼發(fā)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區(qū)域沖擊平原灌溉區(qū)，以及它們之間的草原、河谷和高原（中部美索不達米亞）。一共有92份報告，事實是，這些報告過去都是發(fā)表在邊緣期刊上，或者只是手寫草稿，而其中大部分都沒有引用，而骨學論文呢的實際數(shù)量超過100。這幅圖印象還不是特別深刻，有很多歐洲國家在人體殘骸上的報告，從考古網(wǎng)站上而來的每年所寫的數(shù)量，甚至比關于美索不達米亞發(fā)掘歷史的所有論文的數(shù)量都要多。

這幅圖表明了很明顯的趨勢，首先是，1970年之后的發(fā)表報告的顯著增加，都和（研究）方法的變化相關（伴隨有古動物學和古植物學研究的興趣增加）。第二，骨學研究的最好的10年是1980年代，在海灣戰(zhàn)爭之后，伊拉克的發(fā)掘暫時擱置，而這減少了近20年中南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的報告數(shù)量。不要過敘利亞東部省份的發(fā)掘數(shù)量那時在增加，而北部美索不達米亞的報告在過去40難離也是不斷上升的。

先不說這種上升，美索不達米亞人群歷史研究的素材基礎，依然十分稀少。大部分人體殘骸的報告，都是太一般（有時限于判別年齡和性別），其中很多都是單一骨骼或是非常小的素材。只有三個系列的人體殘骸保存在安全的地方，并且足夠大用于人體研究。大約550個左右在Kish發(fā)現(xiàn)的骨骼已經(jīng)被運送到芝加哥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這是從一個考古點發(fā)掘的最大有效采樣，但是，很不幸的是，大部分殘骸無法辨明日期（Rathbun 1975）。從Ur/Ubaid/Kish/Tell Arpachiya/Tell Abu Hureyra以及其它地方發(fā)掘的人體骨骼都保存在倫敦的自然歷史博物館，這也是最重要最廣泛的博物館素材（e.g. Molleson 2000a,000b,Molleson ,Blondiaux 1994;Molleson, Campbell 1995;Molleson,Hodgson 2000,2003;Molleson,Jones 1991;Molleson等人,1993）。從中部美索不達米亞Hamrin盆地發(fā)掘的幾乎600個人的骨骼，被日本大阪大學的人類學家收集保藏，在1970年代晚期（Ishida 1981a,1981b;cf. Ikeda等人1985;Wada 1982,1994,1998;Wada等人1987a,1987b）。還有一些牙齒收集，大約500個人的，從東部敘利亞和北部伊拉克發(fā)掘，存放在華沙大學的歷史人類學系（cf.Soltysiak 003[2006]）。

緊隨這少量的有效數(shù)據(jù)，關于美索不達米亞古代人群的論文就更少了。除了“蘇美爾問題”的討論，“人種歷史”的討論，或者是美索不達米亞人群歷史的討論，主要包括在更為一般的近東體質(zhì)人類學的書籍論文中，而這個問題一般都簡短提及（Kappers,Parr 1934:43-47;Ferembach 1959,1973;Cappieri 1969;Bernhard 1993）。只有Marco Cappieri試圖重構美索不達米亞人群歷史，從新石器時代后期到鐵騎時代開始部分，但是他各個站點各個時期的56個樣本數(shù)據(jù)不足，不能得出任何有價值的結論（Cappieri 1970）。

類似地，區(qū)域性的古病理學與古人口統(tǒng)計學研究都很突出。之前所有病理學的觀察有一個總體的評價（Rathbun 1984），少數(shù)幾篇論文關注人為變形（Meiklejohn等人1992，Molleson ,Campbell 1995）。很多文章討論美索不達米亞人口數(shù)來呢個變化，少數(shù)幾篇甚至用到在目的獲取的數(shù)據(jù)（Vertesalji 1989;Hole 1989）。相對有很多論文關注北部美索不達米亞的新石器時期的人口問題，特別是Abu Hureyra地區(qū)被仔細研究（cf. Molleson,Jones 1991;Molleson 等人1992;Molleson 2000a,2000b），盡管有來自Jarmo（Dahlberg 1960）、Tell Halula（Anfruns等1996）、Sheikh Hassan（Clere等1985）以及Tell Mureybet（Ozbek 1979）詳細的牙齒報告。大部分豐富的文章都專門寫Shanidar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咋美索不達米亞最北部（cf. Stewart 1959,1961,1977; Trinkaus 1977,1983）。

簡短回顧，清晰說明用體質(zhì)人類學的方法來研究美索不達米亞人群的歷史，仍很邊緣，先不說越來越多的出版物與更寬泛的研究都不是集中在當“蘇美爾問題”被討論的時期。當前，沒有人指望顱面標準可以揭示蘇美爾人的起源，但是體質(zhì)人類學可以試著重構健康狀況、日常飲食、職業(yè)以及許多其他個人與人群特性，可以使得我們對于蘇美爾人以及過去其它定居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qū)民族的生存狀態(tài)有個現(xiàn)代透視。這類研究的素材基礎，仍然沒有很好開發(fā)，但是該領域不斷增長的出版物的數(shù)量，讓我們保持樂觀。

[說了半天論文數(shù)量及牙痛環(huán)保，無聊乏味，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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