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家孫子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上兵伐謀，其次伐兵。”

　　這里的“知”是指了解熟悉，了解自己不易，了解對手更難，這里的“彼”通常指對手或敵人，知彼，一層意思是指知道誰是自己真正的對手，另一層意思是要了解對手身上的信息。了解對手或敵人，既有公開的途徑，也有秘密的辦法。

　　中國古代就有一種職業稱為細作，是專門用來探聽情報的下等卑微之人。到了近現代，又通常把這類人稱為間諜、臥底或情報人員，如果還想把他們再美化一點，感覺稱之為“情報警察”或“信息密探”比較合適。

　　近代中國，因情報落后遭遇重大挫折的一個典型失敗是“甲午戰爭”，它深深地刺痛了中國人，也改變了中國人認識世界的軌跡。遺憾的是，國人痛后每每又不大知反省，傷疤一好又會犯暈犯昏。正是這場不可思議的戰爭讓日本初嘗到情報甜頭，它是激勵日本人有信心改變自己國際地位的一次重大歷史性戰果。要認識和深化中國國民的現代諜報意識，就很有必要了解一下日本間諜的歷史實例。

　　十六世紀，日本出了一位享譽世界的偉人叫豐臣秀吉，他不愛讀書，學識粗淺，但他特別精明詭秘，用自己的一生成就了日本具有轉折意義的近代史。常人對其評價最多的是他優秀的指揮能力和決策能力，很少人會關注他對情報工作的重視。事實上，豐臣秀吉將軍最大的優點就是重視孫子的學說，特別特別重視“知己知彼，百戰不殆”這句話，他每次打仗前期，必定要派大量情報人員進入敵方區域或者敵方內部，十有九成。他經常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也是得益于派出情報班子，通過間諜把對手的一切愛好和實力摸排清楚。吉久三島曾是日本極有勢力的一個三藩藩主，豐臣的情報人員從他的老師、他的佛教信仰、他的生活情趣、他的思想軟弱點都全面進行了調查和動員，結果，久吉心悅誠服，不戰而降。

　　日本代近還有一個非常著名的間諜組織叫“玄洋社”，它在中國有很多分支機構，比如黑龍會、友鄰會、浪人會等，這些間諜組織攫取情報的方式五花八門，有旅游的、情色的、乞討的、經商的、慈善的、友愛的、美容理發的、種地的，凡屬能為其所用，必有細作安入。用旅游方式獲取情報最有名的一個實例是福島少佐，他故意跟德國軍官打賭說自己能獨自騎馬從德國到達海參威，經所在國允許后，他從德國出發，越過俄羅斯、西北利亞、蒙古和滿州，最后到達海參威，因為一路無阻，他毫無約束地勘測了俄國大量情報，為日俄戰爭提供了極為珍貴有力的支持。

　　中國近代受諜戰之痛可謂深重，第一代革命者中的領軍人物都接受過玄洋社、黑龍會和友鄰會的巨額捐助，宮崎、長治茅野和川島都曾經被視為“日本友人”，其實他們都是頂級間諜，滿州變局和華北變局既有日本的作用力，也有中國內部的諸般失策，日本諜戰組織操縱了大量中國各界知名人士，包括各路軍閥和革命黨人。如果不是日本政府有所顧慮，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東北就已易手，英國人理查得·第肯曾經對此懷有遺憾之情。

　　到了蔣府時代，中國已經成了世界列強諜戰機關的訓練場，除了竊取中國情報，更重要的是相互之間竊取情報，就人員規模而言，日本間諜仍屬最多，此時的間諜因可以依仗軍力，越來越傾向于在中國制造事端，尋釁滋事是土肥原之流最為看重和慣用的伎倆，除此之外，土肥原還培養了諸如川島芳子之類的高級美女間諜。土肥原的間諜甚至已經布局到戴笠的身邊，火炮數據、密碼本、信號簿、作戰計劃和模型等都曾經是其囊中之物，危險之大不禁令人乍舌。

　　諜報之戰既成策略，傷人也必然會害己，偷襲珍珠港，日本諜報走先一步，技高一疇，由此取得了階段性勝利，中途島一戰，美國諜報準備充分，日本則是忙中出錯，轉折性勝利歸于美方，所以，諜戰無常勝將軍。然而，即便各國都深知諜戰彼此禍害，仍然無法改變諜報服務于戰略的大局，實因人類不能免戰。

　　到了現代，世界整體趨于和平，諜戰規模并沒有因此稍有減弱，相反，各大國都加強了諜報機構的重組和擴展，90%以上的力量主要用于為各國的繁榮服務，即為所謂的經濟戰服務。關于這一點，國人又要好好向日本學習。日本人特別喜歡思考三十年以后的未來，因而情報收集較為長線，它的情報集團是官方、私企、社團、協會和大學等高度協調一體的細化組織，“寓諜于民”的散裝模式結合日本擁有的高科技手段令其獲取的情報高效實用。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并沒有公開的情報機構，通常傾向于依合法手段探取情報，避免用咄咄逼人的非法間諜活動制造麻煩，中國也不因為曾經的苦難歷史而變得更依賴細作救國，總體上還是靠獨立自主的勤勞智慧壯大自己，當然，也依賴市場獲取了陽光的技術輸入。

　　從現實和未來的需要看，中國參與到國際諜報之中既是情理中事，也是必須之舉。孫子的子孫不學孫子恐怕不行，信息時代不重信息肯定失敗。

　　有關軍事和政治的情報工作不是本文重點，不妨更多地提提影響“中國智力指數”的社會各類合法的“間諜”。間諜頭上為什么要加個引號?因為大多數真實的間諜都是以合法狀態生存在各自的空間。比如說某些高官，位置是通過合法手段得到的，干的也是光明正大的職責事宜，不過，這些正事都是“人家”安排的“大事”，中國人若不咎，他就能兩邊獲利，這類間諜只能靠制度把關，老百姓對其無能為力。體制內的“合法官諜”決不是個別，布局領域之廣恐怕是無所不及，危害之深可以從經濟高速發展多數人卻更加被動的現實得到注解。

　　前面提到了“中國智力指數”這個說法，不好定義，粗淺地講就是國人對于自身生存環境的認知力、判斷力和決斷力。如果把情報能力與智力指數聯系在一起分析，顯然是指情報之于個人認知、判斷和決斷的影響大小。在信息時代，光憑獨立的智慧很難跟上時代步伐，如果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數倍于個體能力所及的海量信息，創新反求的能力將成百倍增加，從而會給世界一個“智力指數”很高的印象。日本的發展，幾乎所有技術均取之于西方，但它又很快超越西方，決不全是單靠日本人的智慧創造出來的，技術竊密是其關鍵秘訣，日本的高速發展與其信息采集能力成正比關系。

　　如果還要再具體化一點中國面臨的間諜危機，至少可以觀察信息傳媒產業、傳統產業、知識分子、民運組織等方面。中國說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說自己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然而，實質上幾乎所有產業均被烙上了西方資本的手印，產經間諜可謂無處不在，尤以信息產業為甚，如果直接說是間諜控制中國主流門戶網站，可能有些夸大，但是，諜報機構間接控制中國網絡與媒體是疑問不大的結論，記者的多重身份在傳媒業中并不鮮見。受資本控制的媒體記者居心公正者寡，為利所用者眾，情報機構借媒體人打倒“政治人物”是一條最簡便的手法，媒體人的最高明之處就是挑毛病，越能事的官員一旦被鎖定為目標就越容易被他們摧毀，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經千倍放大鏡放大，想黑誰就能黑誰，做掉“能事者”和“敢事者”，讓正義者寒心，讓無為者省心，讓邪惡者開心，正義者都沒有好下場，整個社會便是被撕裂的動物肉腸。

　　傳統產業現在也越來越有因資本外化而風險劇增的可能，經濟間諜破壞中國重要產業的腳步在加快，一個非常好利用的工具還是制造混亂的思維導向，充分利用高腐敗和高壟斷，他們不停地借信息控制力夸大中國國企的腐敗與壟斷深度，從而為肢解有競爭力的產業鋪平民意道路，也借此達到挾持國家決策的目的。中國產經領域頻繁泄密與國人嚴重不自信也很有關系，面對同胞時，藏得緊緊的，碰到外國人，恨不得掏出心窩，當外人表現得特別“真誠”時，所有的防線全都撤掉。日本人在表演“真誠”方面最為逼真，美國的漢密爾頓將軍曾經就被日本人的“真誠”騙得大上其當，歐美基督徒在這方面也不遜色多少。如果能增加些自信，中國人也并非裝不出那種水平，現在的問題是偏執性的自卑在作怪，自上而下的傳染。

　　知識分子間諜的最美好時光是近三十幾年，“海歸”是主體，美籍華人是骨干，壞人有背景不是最可怕，最可怕是壞人很有頭腦，比方說，最近，有個中國老頭被西方封個“思想家”榮譽，明明都知道是條洋狗，卻沒有人能奈何于他。你說他有什么思想?如果說有，他最大的思想就是反體制。這個有些知識的老人聰明之處在于充分利用了國人對發展結果的諸多不滿，他看到了中國存在反體制的土壤，稍有吹風，就很容易產生一呼百應的效果。煽動鬧事是間諜們永遠的愛好，有鬧事就有混亂，有混亂就有機會。當前，還有一位比壞老頭更狡猾的“耶魯浪人”在中國布局很深，他的頭上光環很多，很受官方認可，經常被請去做洗腦講課，并且他還是大國企的獨董，有什么官方論壇，他是鐵定的賣嘴皮子賓客，有不把墻腳挖垮塌誓不罷休的決心，他一美國人，動不動就炮轟中國政府的經濟決策，動不動就質問中國高官的合法性，憲法給了外國人這種權力嗎?沒有更高層的“內應”，他哪敢如此放肆?不可理喻的事情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總是能夠頻頻發生!

　　中國每朝局勢混亂決非因為民愚，實乃權勢者可悲，眾位醉心于思想開放者，其實真正要開放的那一根筋卻始終僵硬不醒，即便被萬民撞擊亦呈死狀，百姓嘮叨多了，他很可能還要上演向弱者舉起屠刀之瘋狂。知識分子間諜既可以在經濟，還可以在教育、文化、科技等諸多方面，他們以摧毀中國人的思想基礎和文化自信為目標，倘成大勢，中國必將發生整體演化為異邦屬性。不管演化為哪國版本，都將是中華民族多數人的痛苦歸宿。實踐證明，無論怎么變，華夏民族一旦失去自己的民族獨立性，會自動性的失去完整的人格尊嚴，中國人要受到世界尊重，必須以中華文化的獨立性為基礎，這里的中華文化既包括制度文化，還包括社會文化。

　　一百多年前，日本在中國培植本土間諜主要用收買的方式，價值較大的對象除了用金錢收買外，還會協助其獲得一定的社會地位，而對于價值一般的情報傳遞者則付之以小費，通常是兩毛錢一條線報。今天，中國又流行一種叫“美分黨”的民運狗漢奸，他們活躍于各個領域，領多少錢，干多少勾當。為了顯示自己不同于舊時“細作”，他們常常會把“民主”掛在嘴上，以標榜自己高尚的理想與追求。其實呢，他們就是一群由惡人飼養的專門啃食同胞的血吸蟲。不除掉這些瘟神，中國人民決沒有好日子過。

　　人類最漂亮的反省語是以史為鑒，人類最愚蠢的行為是不斷重復錯誤歷史。不管是理性主義者還是狂熱的民族主義者，只要還有弱肉強食的生態存在，沒有人愿意主動下跪，鉆探敵人的情報絕對比醉心于算卦求菩薩保佑來得可靠得多。標識為道德最高尚的文明人類其實都有做賊的愛好，這些“賊”都打著創造繁榮的招牌。曾經有一部電影叫《天下無賊》，其實還應該拍一部電影《天下有賊》，只要各國對“比較優勢”的追求不斷上升，賊一樣的間諜便不會斷絕，情報戰的刺激性無非就是“做賊”與“防賊”的藝術性。

　　中國，請培養出一批屬于自己服務于繁榮的良“賊”!請捉住一批活躍在家里服務于外人的惡賊!敦厚中國情報工作的原則應該是：人不偷，我不偷，人若偷，我能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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